前言

今年，是政協六十周年。這可是一件大事。六十年前，中國共產黨與一些興匆匆趕來或者由中共從各地接到北京來的民主人士們在懷仁堂里濟濟一堂，共商國是。又是迎接，又是宴請，又是拜會，彼此談笑風生。大家以為，以後中國是一個民主聯合政府了，中國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共和國了，他們自己也可以在政府里有個一官半職了，可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了。夢做得美美的，甜甜的。

世上事，多風波。甜蜜夢，多難圓。民主人士們的蜜月過了不幾天，民主黨派們的美夢變成了惡夢。惡夢倒也罷了，不做官可以做民，有口飯吃就行。但是，他們的惡夢卻不是一般的惡夢，是當右派，當賤民，被批鬥，坐監獄，被流放，其艱難悲苦，一言難盡。更有些人雖然仍然做着花瓶，但是人格上倍受污辱，眼中雖不流淚，內心卻在流血。我們當年學蘇聯，學蘇聯時，對蘇聯的微詞（例如在東北姦淫婦女，搶我資源）就是右派。（如龍雲）等到鄧小平批蘇聯時，如果你有微詞，你也是右派，修正主義分子。總而言之，大而統之，你稍有獨立思想，就是犯罪。雖然，這個國家名之為共和，其實，本質上它不像是共和。至少，清朝的專制也不一定比它厲害。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和斯大林主義是中國學生的老師，但是，青出於藍勝於籃，中國學生遠遠地超過了老師。中國後來也成了老師，也帶博士和博士後了，它的學生如波爾波特、喬森潘之流，也是厲害角色，一二年中，將自己的人民殺了個四分之一，階級鬥爭取得了偉大勝利。但是，總體而言，它遠遠沒有老師的成就大，也遠遠沒有老師的水平高。

也許是考慮到這些歷史事實，不久前，有領導同志提出不折騰，要是在以前，中國的文人們又會寫文章說，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是建設現代化的又一個偉大的思想武器，有着多麼深遠和巨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說不定，下次人大開會，又會把領導嘴裡說出來的這個不折騰理論寫進憲法的前言裡，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特色之一是，每一任領導上台，他們都會提出一種新名詞，這個新名詞都會在憲法中加進去。（下了台的趙紫陽、胡耀邦、華國鋒的思想則是例外。）

奇怪的是，這一次報上卻沒有通常都會有的歡呼、注釋文章。上海學者陸震先生寫出的研究折騰的文章，沒有地方發表，文章被一家雜誌登載了一小部分，竟因此引起了一些麻煩。而不折騰理論的提出，是對摺騰論的修正。長期以前，中國盛行的是折騰論。折騰的實踐和理論已經發展得盡善盡美。毛澤東老人家曾經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就是說，年年要折騰，月月要折騰，天天要折騰。並且，每過七八年，就要來一次大折騰。他認為，折騰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偉大動力。“中國有十億人口，不鬥行嗎？”他認為“斗則進，不鬥則退，”折騰才有活力，不折騰不行，不折騰就要“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紅色江山就會改變顏色。多少年來中國黨內鬥爭人民內部鬥爭哲學的核心就是折騰。

中國人不僅創造性地提出了折騰的理論，也不斷地進行着折騰的實踐。回顧那些年頭，一個折騰接着一個折騰，一場折騰連着一場折騰。就如大海的波浪，一個潮頭接着一個潮頭，一個波浪接着一個波浪。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搞四清，破四舊，大批判……折騰的花樣繁多。到了所謂的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手中，雖然名義上結束了文革，但是，折騰的事情仍然此起彼伏。一會兒批精神污染，一會批資產階級自由化，一會兒真刀真槍地在天安門前擺起了戰場。這次折騰超過了毛澤東時代的大折騰。鄧後也不斷地有折騰的餘波翻江倒海，折騰引起的驚濤駭浪此起彼伏。連動刀動槍的事情，也似乎成了家常便飯。

中國是如何折騰的，讓我們翻開沾滿了灰塵的歷史大書，翻到解放之初的一頁上，看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作出過各自貢獻的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們，在一次又一次的折騰中是怎樣罷官、戴帽、坐牢、流放、死亡的。從中可以看到瞎折騰所引起的嚴重後果，反思一下中國特色的大折騰產生的根源，警惕以後再無端惹起新的折騰，是蠻有意義的。

甜蜜的蜜月

蜜月總是美好的。不知道是因為蜜月的甜蜜，還是因為蜜月里要吃蜂蜜，人們把新婚的之月叫做蜜月。不過，無論最初的原因是什麼，蜜月總是快樂的幸福的甜蜜的。

中國的民主黨派也曾經跟着心愛的男人度過了一段美好的蜜月。如果一直那樣過下去，白首到老，或者一起恩恩愛愛到今天，也可以慶賀一下金婚了。但是，他們蜜月的時間很短，蜜月過後的日子不僅說不上甜美，簡直可以說是黃連般地痛苦。

1948年9月，國共雙方幾百萬軍隊在東北華北中原等地的大廝殺勝負漸見端倪，一方的勝局漸定，建立新朝的預期指日可待。不過，國民黨還有力量，淮海戰役尚未打贏，江南還在國民黨手裡。為了孤立國民黨，按照毛澤東建立聯合政府的設想，決定召開第一屆政協協商會議，一來是共商建國大計，二來是將中國一些民主派和無黨派著名人士團結在自己身邊，以最大限度地孤立國民黨。毛澤東知道，與他爭天下最大的勁敵是國民黨。有些黨派雖然與之也有分歧，但是，大敵當前，必須團結起來，才有可能最終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基於這種考慮，1948底，毛澤東起草了《中央關於邀請各民主學派代表來解放區協商召開新政協問題的指示》，開列了一批有政治聲望的人士，準備邀請他們參加第一屆政協，共商建國大計。其名單有李濟深，馮玉祥，何香凝，李達，柳亞子，譚平山，沈鈞，章伯鈞，彭澤民，史良，鄧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馬敘倫，章乃器，張炯伯，陳嘉庚，簡玉階，施存統，黃炎培，張瀾，羅隆基，張東蓀，許德珩，吳晗，曾昭倫，符定一，雷潔瓊等29人。第二年5月1日，毛又寫信給李濟深和沈鈞儒，說，“擬訂民主聯合政府的施政綱領，業已成為必要，時機亦已成熟，但欲實現這一步驟，必須先邀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一個會議，在這個會議上，討論並決定上述問題。”

當時，中國不少著名人士正在香港。一些中共和民主人士一遇危險，就往那裡跑。周恩來讓潘漢年組織在港的一些抗日名將，民主人士悄悄地乘船北上，準備參加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商建國方略。抗日名將、原國民黨19路軍軍長蔡廷鍇、著名大律師“七君子”之一的沈鈞儒、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央常委譚平山、農工民主黨執委會主席章伯鈞等人悄悄登上了輪船。1948年11月23日，化名“丁汝常”的郭沫若、陳尤其、許廣平母子等30多人也相繼北上，李濟深、茅盾、朱蘊山、章乃器、柳亞子、王芸生等30多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登上了蘇聯貨輪“阿爾丹”號。中國歷史即將展示新的一頁，這些民主人士們的人生也將開始新的一頁。他們都將在共和國中擔任一官半職。一個個心裡喜滋滋地。而當時的中共中央隆重迎接，恭敬接待。這是中共與民主黨派的蜜月時期，也是這些民主人士精神歡暢的高峰時期。

然而，歷史常常喜歡與人們開玩笑。不幾年，這些興沖沖千里北行、共商國是的朋友，不少人開始了比國民黨戰犯更加悲慘的歷史。這一頁歷史用它凝重的筆墨書寫的事實，直到今天，仍然被遮在雲裡霧裡，其悲慘的命運和內在的原因，值得後人們認真地加以總結。

讓我們來看看他們中的一些人的命運和遭遇吧。仔細數落起來，歷史開了一個太大的玩笑，蜜月過後，中國大地如地震，如海嘯，狂風不止，暴雨不息。興高采烈地民主人士們一個個陷入了人生的災難中。這些災難，比起長征中的老山界，比起獵子口來，並不輕鬆多少。北大荒的右派集中營並不比蘇聯的古拉格好多少，甘肅的勞改營也不比清朝的寧古塔好多少。有幾個民主黨派的人士躲過了一次又一次歷史的大劫？有幾個歷盡風波的民主黨派落個美終？讓我們看看中國社會的折騰所掀起的波浪怎麼將一個個當年的老朋友席捲到滅頂之災的旋渦的吧。

人們是否知道這歷史的一頁？人們是否記住了這歷史的恥辱？這真實的一頁，也是“輝煌六十年”中的一頁啊！

宋慶齡忍氣吞聲

世界上的事，共患難易，共歡樂難。當年特地從香港等地請來的座上客，有的漸漸變成了同路人，更多的則變成了“階級敵人”。

當年邀請民主人士前去共商國是的主人也變了。再也不是禮賢下士、彬彬有禮的主人了。一闊臉漸變，主子的架勢越來越足了。

先來看看孫中山的夫人、被稱為國母的宋慶齡的遭遇。她是民主人士中命運最好的人士。不過，其實，並不完全是這樣。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宋慶齡此時住在上海林森中路1803號，即淮海中路1843號。6月1日，60師178團一個營進駐海中路，連長指定武康路對面的一所房子作為連隊的宿營地，讓排長帶隊前去宿營。當排長敲門要求進去時，遭到了門房的拒絕。這個看門的老人真是不簡單。他沒有說明不能居住的理由。在他的心中，民宅就是民宅，為什麼一定要闖民宅，仁義之師麼，理應秋毫無犯。排長沒想到，一個看門老人竟敢違反共產黨的軍令，這還了得。他厲聲責問，為什麼不能住？他命令說，下午四時前不把房子騰空，他將派士兵搬走東西。這位排長沒有說出來的潛台詞時，“他媽的，老子解放了上海，你們還不讓我們住宿，真是膽大包天。”此時，住在樓上的宋慶齡聽到爭吵下了樓，對士兵說：“我是宋慶齡，這裡是我的公館，你們部隊不能住。要住，請陳司令打電話給我。

連長聽說了，連忙前來道歉；陳毅聽說了，批評了師團幹部，打電話給宋道歉；鄧小平和饒漱石聽說了，也到宋宅來道歉。考慮到是孫中山夫人獨居的家裡，宋宅沒有成為宿營地。如果，不是孫中山的妻子的住宅，那會是如何呢？會有人前來道歉嗎？

闖宅事件讓宋感到不高興。6月25日，鄧穎超奉毛周之命到上海，請宋去北京出席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鄧告訴她，她將被選為國家副主席。會議還沒有開，副主席已經選出來了。離京前，周指示鄧，對宋的一切要求，要儘量地予以滿足，只要她願意參加政治協商會議。

共和國之初，一切欣欣向榮。1950年3月，這位孫中山的遺孀要求參加中國共產黨。毛澤東要她留在黨外。對她說，有些事我們做不好。你做合適，我在黨內說了，黨的高級幹部還要向你學習，學習你的革命堅定性。對新中國革命的貢獻，你的作用比李濟深、沈老還要大。但是，蜜月總是短暫的。

解放後不幾年，中國開始對工商業進行改造。人家祖祖輩輩創辦的企業，一下就被三下二下贖買了，宋對此不理解，認為你當年制定保護工商業的政策，現在又贖買，是出爾反爾，失信於天下。（順便說一下，幾十年後，這些被贖買的企業，又被各級領導們買了去，第二次成為私有財產。只是成了那些有權有勢的人的私有財產，如果說民族工商業主進行的是剝削，後來的又一次私有化，則是由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幹部們來剝削罷了。）1955年月11月，她寫信說，“我很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曾向工商界許諾長期共存，保護工商業者的利益。這樣一來，不是自食其言了嗎？”宋副主席實在是政治上很幼稚，共產黨說過的好話是不能太當真的。在延安的窯洞裡，黃炎培問毛如何走出“其興也勃勃，其亡也忽忽”的興衰的“周期律”。毛澤東說，他們已經找到了一個好辦法，那就是民主。但是，幾年後，黃炎培的幾個兒子一個個被打成了右派。五七年毛澤東和他的戰友鄧小平更搞了一回陽謀，號召民主黨派幫助黨整風，然後再把他們打成右派。此一時彼一時的把戲，中國現代的政治家們用得十分嫻熟。

毛澤東見到宋信後批示：“宋副委員長有意見，她代表資本家講話。”當年，他表示中共高級領導們要向她學習，現在則成了資本家的代表。資本家的代表，離階級敵人的代表可不遠了。

反右運動時，宋慶齡許多昔日的朋友一個個都成了右派分子，右派就是反動派。宋對此表示很不理解。偉大領袖毛澤東說，“宋是民主革命時期的同路人，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她和我們就走不到一起了。從不贊成我們的方針路線，到反對我們的方針路線。我們同她是不同的階級。”你看，宋慶齡在毛澤東的眼中，完全成了反對無產階級路線的敵對階級的代表。當然，這些最高指示宋慶齡當時只是風聞，未必如後人了解得那麼具體，但她知道自己的想法與革命的潮流格格不入，知道自己成了落伍者，多餘者，成了只是在需要裝點時擺上檯面的一隻美麗的花盆。

文革中，她父母的墳墓被掘地三尺，革命革到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的丈人老頭和岳母大人的身上了。宋的悲痛可想而知。但是，她無法表達。牙齡打落了，只能往肚裡咽，不然，讓台灣的妹妹和在美國的弟弟看着笑話。但她還是禁不住為那些被打倒的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們鳴不平。宋副委員長說，“一夜天下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變成了反黨集團的野心家，牛鬼蛇神……現在憲法還有效嗎？怎麼可以亂抓人，亂鬥人？”這一次，毛澤東龍顏震怒了。1970年3月，毛澤東說：“她不願意看到今天的變化，可以到海峽對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國，我不挽留。”他老人家派周恩來李先念傳達他的最高指示。周和李畢竟是老練的政治家，變通了一下，對宋夫人說：“您身體不好，可以出去走走。”這樣，最高指示也傳達了，聽上去也緩和多了。宋聽懂了，氣憤地說，我到了這把年紀，不想走了，死也就死在這裡了。從此，她再也不出場，不再當花瓶。當年，毛澤東周恩來派鄧穎超到上海請她參加一屆政治協商會議時，那種虛懷若谷、殷殷好客的熱情不見了。說得明白的，毛澤東下了逐客令，宋老夫人實在是無路可走，只得忍氣吞聲。如果孫老先生還在，聽了這番翻臉不認人的話，她是會與孫先生一起走路的。

宋慶齡作為孫中山的遺孀，她當年對國民黨政府的敵視態度客觀上極大地幫助了中共，毛澤東當年稱讚她對新中國的貢獻，說的是實話。她充當新中國的副主席，也在面子上使這個政權帶有一定的聯合政府性質，這在客觀上也幫了中共的忙。但是，歲月流逝，毛澤東竟絕情地下了逐客令，並請她到海峽對岸去，這明顯是宣告，她是大陸不受歡迎的人，是國民黨的人，和中共不是一路的人。此時的宋老夫人，丈夫已去，青春已逝，三姐妹天各一方，而一向投靠的人們竟然說出如此絕情的話，宋夫人的內心的震動和悲痛是可以想見的。

毛澤東是很現實的，是易變的。他的易變，不僅表現於他一會將劉少奇視作心腹，一會兒視作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表現於一會兒將林彪當作接班人，林彪不願意，他也非要把接班人寫進黨章不可，一會兒又巡視南北，到處吹風，要置之於險地，逼得當年最親密的戰友不得不遠走高飛。對宋夫人的一熱一冷，正是他一貫的作風。

古語說，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就這樣，宋慶齡被冷藏了起來。她在那段漫長的歲月里是怎麼想的，她是怎麼認識自己的人生的，歷史留下了一個巨大的謎。

章伯鈞成了全國第一號右派

章伯鈞，是民盟的主要領袖，德國留學生，解放初當了一個交通部長。1957年，他被毛澤東說成是章羅反革命同盟，成了全國最大的右派分子。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的組長鄧小平曾經開列了一個高層右派分子的名單，章伯鈞是其中之一，按小平的意思，是準備讓他當了右派再下獄的。但是，毛主席沒有同意。為了了解這個第一號大右派的內心，黨派了另一個民盟的右派分子馮亦代裝作同情者來到章家，在談話吃喝之間，套出章的內心想法，然後向有關的領導或電話或書面匯報，這一項工作堅持了許多個年頭。為了工作的方便，馮亦代右派改正了，也沒有當眾宣布，他有事沒事到章家，還與章的女兒章詒和套起了近乎。章詒和後來在四川坐了牢，寫信給母親時竟還惦記着這個經常來他家聊天探望的寬厚的叔叔。可見章家當年門前冷落車馬稀。也可見章家對馮的信任。沒有想到，把章伯鈞打成右派分子之後，還派人前來臥底，刺探情況。由於章是大右派，他的女兒章詒和受牽連坐了十年牢。

章不愧是個政治家。1965年，他看到毛澤東派人組織寫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沉默良久，說：“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馬上就要開始了。”果然，接下來，就是中國的十年浩劫，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浩劫，也是各級領導們的浩劫，也是地富反壞右各類分子的浩劫。文革對章家也是大災難，他被趕出家門，只有被批鬥的命。1969年他得了胃癌，鬱郁地死去了。也許，他沒有想到，當年興沖沖地北上共商國是，結果得到個如此的下場。還連累了無辜的女兒鋃鐺入獄。世上的事情，是多麼地難以捉摸啊！

20年以後，所有右派分子都平反了，糾錯了，摘帽了。但是，章伯鈞沒有。不平反，不摘帽，不糾錯。他是留在國內的五個沒有摘帽的右派分子之一。他的右派分子帽子不能摘。他的這頂右派分子帽子具有巨大的歷史作用。他以自己的右派帽子論證着小平同志的“反右運動是必要的正確的”名言，缺點只是擴大化了。無論多麼擴大化，畢竟還有5個右派實實在在地沒有平反，它們成了澤東同志和小平同志反右運動偉大功績的紀念碑。50多年過去了，章伯鈞還是當着右派。如果他知道那麼誠懇地邀請他北上共商國是的人們會如此殘酷地於將他當作敵人，他會興匆匆地北上嗎？

其實，章伯鈞的遭遇不是誤會，不是偶然。早在建政之初，雙方關係最熱的時候，統戰部已經對參加新政協的陣營進行研究。寫了一份《新政協的陣營》的綜合報告。報告認為，民盟中央常委11人中，右派分子居多數，左派分子僅占2人，總部及各地區的實際領導權已經逐漸轉移到進步分子手裡。其中的人民救國會，農工民主黨及無黨派分子，都有左中右，人民救國會中左派分子多些，而章伯鈞領導的農工民主黨的上層多右派分子。張瀾與西南地方勢力有聯繫，羅隆基是親美分子，等等，報告主張，對民盟須採取改組中央常委、建立進步分子為主導的核心、允許中共黨員在內等措施。後來的結果只是既定方針的逐步實施罷了。

梁漱溟成挨批判專業戶

梁漱溟也參加了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梁是哲學家，農村建設的倡導者。當年訪問延安的時候，毛與他曾在窯洞裡作過長夜之談，交談甚歡，雙方引為知己。不過，他的蜜月也不長，等不到反右運動，就感情失和了。

解放初，在一次政協會議上，他認為中共靠農民打天下，但解放後農民地位過低，他說，“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不能得了政權就不管農民了。”本來，這也是忠言，至少無惡意。但毛澤東聽了卻火冒三丈，窯洞裡的交情全煙消雲散了。毛澤東說，“有人認為農民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道的施仁政的意思吧。仁政有大仁政，有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有人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的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工人農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這基礎是不容分裂的，不容破壞的。”毛的口氣很藐視，很譏諷，口氣也很重，說梁是在“破壞工農聯盟”。梁算得上是中國現代難得的一條漢子。他當場聽了毛的批評，心裡並不服氣，站起來說，我並不反對總路線。毛說，“如果明言反對總路線，主張注重農業，雖見解糊塗卻是善意，可原諒。而你不明反對，實則反對，是惡意的。”毛又說，“人家說你是好人，我說你是偽君子。你雖然沒有用刀殺人，卻是以筆殺人的。”當年的朋友成了偽君子，是以筆殺人者。梁要為自己辯護。他說，“現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給我充分的說話時間……不給我充分的時間，是不公平的．我也直言，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毛澤東說，“你要的這個雅量，我大概不會有。”梁說，“主席，你有這個雅量，我更加敬重你，若你真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你的尊敬。”“因為領導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們要看看，自我批評是真的，還是假的。”話雖儒雅，卻有正氣和膽魄。結果，他在一片口號聲中被哄下了台。毛主席最終不給他這個雅量。

他從此不斷受批判，文革則更甚。1971年九大黨章規定了林彪當接班人，他認為不妥而受批判。批林批孔時，他說，我看不出林彪與孔子有什麼關係。至於林彪，談不上有什麼政治路線。他說完了，大家對他又一次批判，批了6個月，分組批，大會批，批了100多次。批判他的，有馬克思主義者，有自稱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也有被中共俘虜寬大處理的國民黨人。在批判梁漱溟的人中，殺害瞿秋白的宋希濂批得最賣力，他是想報恩，想邀功。會議領導最後問他可有感想，他說，匹夫不可奪志。1978年否定文革派，讓他發言，他說，毛澤東要整劉，繞開了法治程序，搞得天翻地覆，雞犬不寧，為了奪一個人的權，搞得國無寧日…….這樣的人治是多麼可怕。全體人員聽了，又一次輪番批判了他“反對毛主席”的罪行。可以說，梁的前半生是在國民黨統治下進行鄉村建設探索的半生，後半生是挨批判的半生。鄧小平時代出現的各種專業戶早就萌芽了。梁漱溟就是挨批判的專業戶。將來，可以考慮在大學裡設立一個挨批判專業的博士點。中國社會是很需要這樣的專業的。當然，也需要設立一個批判專業的博士點。這樣，雙方的導師和學生就都會有事情做，不至於一畢業就找不到工作了。

章乃器死裡逃生

章乃器也是政協第一屆委員。他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他曾在中共艱苦的歲月中，幫過中共的大忙。他利用當着國民政府安徽省財政廳長的官的方便，利用自己的關係給新四軍做過不少好事，給了他們很多糧食藥品。每月還給新四軍三萬元軍費。這不是一筆小數。他解放後當了糧食部長。他闖禍是在反右運動中。他反對個人神化，說，中國沒有一個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內，毛主席就一貫反對把他神化起來。這話其實一點也不錯，但人們從反面解讀他的話，結果他被說成是反對毛主席。他反對以黨代政，主張黨政分開。他認為黨是領導，猶如編導，不必到前台表演，這被說成是反黨。他被打成了右派，撤銷了部長的職務。他還被毛澤東定為右派中的頑固派。當年，他對東方紅的歌詞提出意見說，歌詞裡“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要修改，建議改成“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毛澤東很謙虛，對他說，接受他的意見。現在不同了，成了毛澤東所說的頑固派，解除了糧食部長的職務，當了一名右派分子。

文革到了，他面臨更大的災難，從1966年的8月24到31日的8天裡整整八晝夜，章乃器受到百般的拷打，凌辱和威脅，北京六中發明的勞改酷刑，十分之八九在他的身上都用過了，用氨水灌他的鼻孔，用辣椒水灌他，用裹着橡膠的鞭子打他，他後來悲憤地說：“我真不知道這些壞人是怎樣教育出來的。”他哪裡知道，這些都是階級鬥爭的大學校里培養出來的啊，是中國偉大的紅彤彤的思想大學校里培養出來的啊。是革命大熔爐里培養了這些個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的啊。

周信芳全家受罪

周信芳，中國著名京劇家。他參加了中國的第一屆政協，後來悲慘地死於文革。

他的主要罪名是因為演出了《海瑞罵皇帝》。有一段時間，毛澤東號召人們提意見，號召要像海瑞那樣，要向海瑞學習。這樣，北方的吳晗寫了《海端罷官》，南方的周信芳演出了《海瑞罵皇帝》。後來，毛澤東認為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是為彭德懷鳴冤，讓姚文元批判。周信芳演《海瑞罵皇帝》，也被認為是矛頭直指毛主席。皇帝是影射毛主席，罵皇帝是罵毛主席。這還了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他的命運早就被決定了。

文革剛開始，周信芳與兒子周少麟就被扣在京劇院交待問題。紅衛兵則直衝周宅，用磚頭石塊砸死了周家的大犬，用軍用的皮帶抽打兒媳敏禎，揪住孫女玫玫要給她剪頭髮示眾。敏禎被打昏，玫玫被嚇瘋。沒想到，演了一個戲，結果會全家遭難。

1967年初，周信芳被押在高架電線修理車上遊街示眾。周的鼻孔里，嘴角上，都流着血，頭髮被緊緊揪住，臉青一塊紫一塊的。（引自沈鴻鑫、何國棟﹕《周信芳傳》第276頁）周夫人裘麗琳被造反派抓去打得皮開肉錠，終於臥床不起。68年，有關方面正式拘捕了周信芳。接着，又一次抄了周家，並拘捕周少麟。父子同時坐新中國的牢，直到1969年，周氏父子才獲釋，但周夫人已被迫害致死，沒能見上最後一面。死的死了，牢也坐了，但是，事情還沒有到此了結。

1970年，周少麟因說了江青就是電影演員藍苹這樣一句實話，就被判5年徒刑，解往安徽勞改營。74年，周信芳被正式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眾監督。75年3月8日含冤逝世。我相信周信芳演海瑞的戲是無惡意的，他只是因為當時領導鼓吹海瑞，就演了海瑞，演海瑞罵皇帝，只是因為這樣的戲有點戲劇性而已。誰也想不到，一齣戲害了一家人，一個好端端的家，因為一齣戲而家破人亡。

人們常說“輝煌六十年”，這樣的受害事件，林林總總的怕有不少，現在都被幸運地升級為輝煌六十年的一部分了。真要感謝黨的領導，如果沒有當年那悲慘的一些經歷，這些人有機會成為輝煌六十年的光輝一頁嗎？他們吃了點小虧，卻占了個大便宜。追根尋源，實在還要感謝一番呢？沒有這樣一次折騰，你們怎麼會有“第二次生命”呢？

吳晗：家敗人亡一齣戲

吳晗當年是個窮書生，在他困難的時候，胡適幫了忙，支持他的學術研究，還為他介紹了工作。胡適對吳晗是有恩的。

解放後當了北京市副市長，春風得意。吳晗一直是很緊跟形勢的好同志。批胡適的時候，他批胡適；批胡風的時候，他批胡風；北京舊城改造時，梁思成主張保護北京的古建築，彭真主張拆城牆，拆一切影響交通的“封建的遺留物”。吳晗是站在權大氣粗的一方的，他積極地批判了梁思成；右派分子向黨“進攻”的時候，他又一次次義憤填膺地批判了許多右派分子。他批章伯鈞，批羅隆基，他批判的人，林林總總地也有幾大籮筐。他是民盟北京市委的領導，卻揭發、批判章伯鈞，他是立了大功的，他是一個不是共產黨的共產黨員。他的表現十分革命。

沒有想到，像吳晗這樣一貫緊跟的人，也會身遭不測之禍。1962年以後有段時間，毛澤東突然鼓吹起了海瑞精神。胡喬木將此信息帶給了吳晗，因為吳是明史專家，就在報上發表了幾篇海瑞的文章。馬連良想排個海瑞的戲，讓吳晗執筆編了個海瑞罷官，這戲當時許多人說好。但後來文革開始後，成了文革的導火線。

文化革命開始後，吳晗屢遭批鬥，被打傷。後被投進監獄，遭受種種摧殘和迫害，他被打傷得很厲害，忍受着巨大的肉體痛苦和精神痛苦。肉體痛苦因為他被打傷了脅骨，打得全身青紫，當時，什麼組織都可以批判他，什麼人都可以打他斗他。他是文革初期最有名氣的階級敵人。他沒有想到，當年，他積極地批判黨點了名的階級敵人，真是黨指向哪裡，他批向哪裡。哪裡知道，今天革命又以他為對象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僅是一場觸及肉體的革命，也是一場觸及靈魂的革命。他想不明白，自己好端端緊跟，怎麼又成了兇惡的階級敵人了？

吳晗挨批判還不算，他的莫須有的罪名侵害了全家。他的夫人袁震也被送去“勞改”，袁、吳二人於1969年先後含冤而死。他們的女兒小彥深受刺激，精神失常，後被抓進監獄，也於1976年去世。吳晗一家四口，竟死了三個，僅兒子吳彰倖存。

馬寅初含淚焚稿

馬寅初，著名經濟學家，當過北京大學校長，參加了第一屆政協會議。

解放後，中國人口迅猛增長，他擔憂中國人口增長過快，在調查研究後，提出了新人口論，主張及早節制生育，控制人口。這本來只是一種學術思想，對不對，可以討論。即使是錯誤的理論，也是一家之說，用不着認真。

但是，新人口論卻不能見容。因為毛澤東相信，人多好辦事，熱氣高，認為馬寅初的人口理論要批判。而馬寅初則堅持自己的學術理念，他竟抖擻精神，出來應戰。這就不僅是學術爭論，而是對抗皇上了。周恩來想息事寧人，他是搗漿糊專家，應付了一輩子，最後也沒有應付周全。這一陣，他找馬寅初，好意地勸他檢討，認錯，給自己一個台階，給權威一個面子，都被他堅決拒絕。並且在《新建設》雜誌上發文聲稱，“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我個人被批判是小事，沒什麼，不過我想的是國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幾十年以後，事實會說明我是對的。”他不斷地受到批判，1960年3月馬寅初被迫辭職，離開北京大學，回到嵊州老家。

這個老人，脾氣太犟了。怪不得國民黨不喜歡他，共產黨更不喜歡他。他回老家以後，又開始研究中國的農業問題。經過多年調查和探索，寫成了100萬字的農業論巨著，用小楷字端端正正地抄於紙上。馬寅初受到批判後，他無法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只能小心存放，讓家人經常曬曬太陽，以防霉變和蟲蛀。

不久，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烈火燃遍神州，中國進入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抄家、破四舊、打人之風颳向全國，馬寅初知道知識分子的大劫到了，自己能不能倖免，他實在沒有把握。連郭沫若這樣死心塌地地緊跟的文人都在表示要學黛玉焚稿，馬寅初看到風聲越來越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越來越熱火。他心想，與其讓別人來燒，還不如自己先燒了，終於讓家人將自己百萬字的農業論手稿及多年來收藏的字畫、信扎，統統付之一炬。當烈火燃起，當辛苦書寫的文稿、辛苦收集的字畫在烈火中變成飄飄的煙灰的時候，這個漢子禁不住滴出幾滴眼淚來。

他的命運還算幸運。歷史的發展證實了馬寅初《新人口淪》的正確性和預見性。1976年後，馬寅初得到了歷史客觀的評價。他成了北大的名譽校長，過了一百歲才去世。

王明避禍莫斯科

王明曾是中國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他是路線鬥爭的失敗者，也是第一屆政協的參加者。

陳紹禹即王明。王明是第三國際器重的人物，毛澤東認為他是一個教條主義者，在延安整風時就受到了批判。他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也許不低。但是，王明不了解中國農民，不了解中國實際。解放後，更是一直受到冷遇。1956年，他利用治病的機會到了蘇聯。開始的時候，還與國內保持着聯繫，第二年，中國進行反右派運動，反右傾運動，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運動搞了一次又一次，當年革命的戰友整倒了一批又一批。高崗，彭德懷，饒漱石，潘漢年，一批批當年的功臣成了賤民、敵人，自殺的自殺，罷官的罷官。王明有自知之明，他知道他如果留在國內，會有一個怎樣的結果，因此，他終於沒有回來。1974年，王明客死於莫斯科。說也奇怪，國內的馬克思主義者雖然很多，卻一個個擁護着文化大革命；王明雖然是個一直挨批判的教條主義者，卻很早就批判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王明不算第一個，至少可以算是第一批批判文化大革命的先覺者。後來，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也批判起文化革命來。這就是由他的兒子俗稱老虎的林立果主持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王明死後，葬在莫斯科的一個公墓里。

王明躲過了反右的大關，也躲過了文革的難關，但是，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廟。文革中間，他的家也被抄了，他的父親陳聘之，早已死了，當年葬於八寶山，也被人從墳墓里掘了出來，從地下翻出一堆白骨。文化大革命的徹底性由此可見一斑。死人都要批判，如果王明在國內，他會是一個怎樣的命運呢？他算是一個老同志，老革命，他的命運尚且如此，文化大革命成了無數人的煉獄，這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羅隆基眾叛親離

羅隆基是清華留美生，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獲哲學博士學位。他發表過大量的抗戰文章。也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他寫文章，編雜誌，組織中國民主同盟，配合和幫助中共反對國民黨。為此被國民黨軟禁於上海，脫險後到達北京，朱德，李維漢等黨國要人帶了郭沫若、李濟深、黃炎培等到車站迎接。他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被選為常委。解放後當了森工部長。

反右運動黨號召鳴放的時候，他主張成立平反委員會，這本來也不算什麼大惡，甚至算不上什麼錯誤，因為確實有冤案有冤情。因為一元化領導而冤沉海底的事情屢屢發生。但是，這成了他當右派的一個重要根據。另外，當局也批判他建立章羅同盟。章伯鈞迫於壓力，承認了這個同盟。羅隆基那天從國外訪問回國，一下飛機，聽說章羅同盟的事，立即打電話給章伯鈞，責問他與章什麼時候有過同盟，組織上沒有，思想上也沒有。並且親自到章家，對着章伯鈞，一臉嚴肅地說，以前不跟你聯盟，以後也不會與你聯盟。如果跟你同盟，以後就如這根手杖。說着用力將手杖一折兩斷。可見，章羅同盟是不存在的，是當局強加的，而這個章羅同盟是毛澤東在文章中白紙黑字寫下的，毛澤東說的，自然不會有錯。這樣，沒有章羅同盟，也得造一個章羅同盟。不然，難道偉大領袖錯了？為了證明偉大領袖的正確，這次只能委屈一下章羅兩位了。章伯鈞開始也否認這個同盟，後來終於擋不住持久而沉重的壓力，終於承認了事。而折斷過手杖的羅隆基最後也承認了章羅同盟，雖然內心覺得莫須有。

羅隆基當了右派分子後，部長不當了，汽車沒有了，朋友也很少了。而檢討、挨批判卻成了經常性的工作。與他同居十年之久、對他崇拜的女友，那個批判國民黨勇敢的女記者浦熙修，也在壓力下揭發起羅隆基來，她將羅寫給她的私密的信件交給了領導，供他們尋找批判羅隆基的炮彈。羅的女友倒戈了，他的別的親密的朋友，助手，也一個個倒戈了，大家紛紛指鹿為馬，對羅亂批一氣，以表示與右派的不共戴天的無產階級覺悟和革命義憤。羅隆基真是四面楚歌。楚霸王四面楚歌時還有個虞美人安慰他，羅隆基的虞美人已經叛楚降漢，成了批判他、揭發他的有力的反戈一擊者。這對羅隆基的心理可能是致命的一擊。可惜，這個勇敢的批判者（批判國民黨和羅隆基，她都很勇敢）自己雖然立了功，在幫助黨批判她的同居男友過程中起了頗為重要的作用，最後，她自己也未能倖免，同樣當上了右派，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不幾年，她也鬱郁而死。

羅隆基當了右派，孤零零地生活着，女友走了，反目為仇，從此再也沒有見過面，說過話。他沒有妻子，沒有兒女，只有年邁的母親，還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小弟弟羅兆麟。他鬱郁不歡，沒有人說話，終於在一個夜裡，因心臟病發作而去世。那天夜裡，他發病時去拿救命的藥片，卻沒有拿到，藥片灑了一地。

羅隆基去世後，他的小弟請求組織上給羅摘帽，讓他別把右派分子的帽子帶到棺材裡，（準確一點講，是別把右派帽子帶到火葬場）組織上沒有同意。因為羅是右派分子，他的骨灰沒有適當的寄放處。只能暫時存放在火葬場的一個臨時存放處。他的小弟弟對此表示不滿，希望能妥善安置其哥哥的骨灰。為此，羅隆基所在的組織中國民主同盟以民主同盟中央的名義發信給羅兆麟的單位，這個正規的文件敘述了羅兆麟對處理其兄骨灰過程中的種種“落後表現”，目的是要說明他與右派哥哥沒有劃清界限。在那個折騰的年代，一個民主黨派的中央，不去呵護自己的成員，不去維護哪怕是輕微的正義，卻也學起了階級鬥爭的手段來，給同情羅隆基的小弟弟背後射了一箭。可見，那年頭的折騰深入人心。有些民主黨派也成了折騰派。

羅隆基死得早了一些，他的早死，是當右派後境況惡化的結果。他被打成右派後，長期處於心理封閉狀態，這是非常有損健康的。不過，正如毛澤東所說的，事物都有兩重性。正如老子所說，塞翁失馬，安知禍福。他的早死，固然是不幸，但卻避免了後來更大的不幸。他去世後不久，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地點燃起來了。全國人民發瘋一樣地緊跟着投入了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國人是個容易發瘋的民族。大躍進時代，全民大瘋狂；文化革命年代，全民又一次大瘋狂；在商品大潮中，全民又一次大瘋狂。當然，這是題外話了。許多活到那個文革年代的右派分子，其命運大都十分悲慘。參加過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的人們，大都在風聲鶴唳中過着風雨飄搖的日子，被打、被斗、坐牢的不在少數。而羅隆基因為死得早，沒有經歷下一場更大的災難。

翦伯贊服藥自盡

翦伯贊是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對翦伯贊，解放後一直有所照顧的。他住的是獨家小院，配備了保姆，司機和廚師。他也是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員。

他一直與黨合作得很好。他也一直比較左。他順利度過了反右運動，順利度過了大躍進年代。一切都是順順噹噹的。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來了，這次，他沒有躲過去。他先是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被批判，被扣上“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帽子，備受肉體摧殘，人格凌辱。他也與別的教授一樣，被趕出寬敞舒適的家，他除了不斷地挨批判和鬥爭之外，還要完成掃地拔草等任務。

斗教授風漸漸平息了。大家漸漸明白，文化革命運動是要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翦伯贊不是當權派，只是個反動學術權威。人們對他的興趣漸漸淡薄了。

他後來受到了毛澤東的保護。毛曾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特別提到“對北京大學的翦伯贊、馮友蘭要給出路”。所謂給出路，是予以保護的意思。翦於是又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對他的批判其實是結束了。但是，劉少奇專案組卻對他產生了興趣，因為1935年劉少奇與國民政府談判時，翦伯贊曾是個知情者。劉少奇專案組非常希望他能提供劉少奇此時與國民黨當局有什麼勾搭行為，逼翦伯贊交代劉少奇的變節行為。當時雖然全國批劉少奇蔚然成風，但翦伯贊卻不敢造國家主席的謠，交代不出什麼問題來。專案組有個來自軍宣隊的成員，以為翦不肯交代是壓力不夠，只要施加足夠的壓力，他自然會交代劉少奇的問題。因此，對他聲色俱嚴，警告他如果拒不交代，後果自負，並且解下了手槍，意在對翦施加壓力，進行逼供，要求他證明劉少奇有變節行為。對他說，第二天要交出交代材料。如果不交代，一切後果由他自己負責。翦覺得自己無路可走了，於1968年12月18日夜，夫妻雙雙吃下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第二天，前來索取交代材料的專案組成員發現翦家大門緊閉，開門一看，翦與他的妻子已服毒自殺而死。從他的口袋裡發現了兩張紙條，一張說，他實在沒有什麼可交待的；另一張寫了句口號：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

參加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的知名人士，後來又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人士還有很多很多，其所占的比例也很大。可以說，參加第一屆政協的，無論是當年的抗戰將領、起義的國民黨高官、還是曾與共產黨一起反對國民黨的民主黨派頭面人物，甚至是共產黨的高層人物，幾乎沒有一個不在以後的一次一次運動中受到巨大的政治衝擊。即使像劉少奇、朱德、陳毅這樣的人，也或者被打倒，或者被批判，或者被批鬥，有的成了右派分子，有的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有的成了文革的走資派。即使像周恩來這樣緊跟毛澤東極左路線的人，也被說成是離右派只有50步的分子了。有的自己倒沒有當成右派，但是，一家好幾個人打成右派。黃炎培是個比較忠厚的人，在抗戰勝利後曾去延安拜望過毛主席，他的《延安訪問記》給延安說了不少好話，在國統區產生過很大的影響。並且，他與毛曾在窯洞作過長談，討論共產黨掌權後如何走出“其興也勃勃、其亡也忽忽”的周期律的辦法。兩人說得非常投機，只恨相見太晚。但是，此一時彼一時，反右運動中，黃炎培一家出了幾個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水利專家黃萬里就是他的兒子。他因為反對三門峽工程而被打成右派，但是，他預言的三門峽水庫的後果一一變成事實。可以說，在人類的折騰史上，中國特色的折騰，折騰的面最廣，折騰的時間最長，折騰的代價也最大。有幸參加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的中國的精英們，幾乎沒有一個人不被折騰的。中國人是多麼喜歡折騰啊。仿佛不折騰一番，日子就會過得太平淡似的。

折騰的後果

這麼折騰來折騰去，對中國好不好呢？有些人認為，我們輝煌六十年，這些折騰算不了什麼。有人甚至認為，大破才能大立，折騰是事業前進的動力。

其實，折騰就是折騰。世界上沒有好折騰，只有壞折騰。折騰是破壞，是倒退，是毀滅，是勞民傷財，是傷筋動骨，所有的折騰都是大傷元氣的。如果折騰好，那我們就應該出版折騰學的教科書，建立折騰學的博士點，並且，要向世界人民傳播中國特色的折騰學理論。可惜，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喜歡瞎折騰。

折騰的第一個壞處是，違背自然規律，破壞自然，破壞生態，結果是遭受大自然嚴厲的報復。有些人對大自然瞎折騰，蔑視自然規律，提倡唯意志論，認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一定能做到”。他們圍湖造地，亂建大壩，亂伐森林，高山水稻，六月種樹。每一場折騰，不知浪費了多少民脂民膏。

折騰的第二個壞處是，傷害了一大批好人。本來中國正是用人之際，急需要各種人才。但是，中國特色的窮折騰、大折騰製造了一批又一批人造的階級敵人，首當其衝的總是有才華的人，有稜角的人，有獨立思想的人。這些人本來好好地過着日子，好好地為國效力。但是，有些人沒有事情總喜歡找點事做，沒有階級敵人總喜歡製造幾個出來。於是，一批批好人成了敵人，有的被關，有的被殺，有的被管，有的流放……折騰更是將許多無辜者打入地獄，使他們身心遭受長時期的折磨，也使他們的家族受到株連。折騰的受害者往往不僅是被折騰者個人，父母妻子兒女，甚至妻子的姐妹的兒子和女兒，都可能受到影響。曾當過中宣部長的陸定一，曾關在秦城監獄十幾年，他的妻子，他的兒子，他的岳母，也都關入大牢。全家關在牢裡的時間超過了半個世紀，也算創造了一項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記錄。直到許多年後，才由胡耀邦力除阻力，將一批批折騰的受害者一一平反，落實政策。

折騰的第三外壞處是，折騰者折騰了別人，自己也同樣受到折騰的影響。自己被孤立了，缺少了監督者、幫助者，在錯誤的路上自由自在起來，最終犯下極大的錯誤，也給國家造成了極大的災難。折騰對於被折騰者固然是不幸，對於折騰者本人，也沒有多少好處。折騰者與被折騰者相比，似乎是勝利者。但是，最後也會身受其害。首先，折騰者得罪天下，使自己大大獨立。毛澤東是喜歡折騰的。他的折騰，把民主黨派得罪了，把知識分子損害了，把老幹部整苦了，也把軍隊整損了。他真的成了孤家寡人。1976年春節的時候，毛澤東中南海里游泳池住所里，只有幾個親密的工作人員，沒有一個電話向他問一聲好，沒有一個人來向他拜年。他雖然整倒了許多人，但是，也孤立了自己。賀子珍讓女兒去看他，女兒問毛一個問題。女兒說，“媽媽要我問一下爸爸，相比於文化革命前，您的威信是提高了，還是降低了？”這個問題不簡單。毛澤東倒沒有發脾氣，低頭沉思一下說，“下降了。”折騰並沒有給折騰的勝利者帶來新的成就和新的光榮。更嚴重的是，大折騰後，整個民族看到正派者、正直者被打入地獄，人們都會趨利避害，中國之大，難得聽到有人講真話了。如果指鹿為馬，大家都會說那是馬；如果指馬為鹿，大家也會齊聲說那是馬。正是因為折騰怕了，畝產13萬斤的奇蹟才那麼輕而易舉地創造出來了。你看，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不大瞎折騰，因此直到如今，還沒有在國家的報紙上創造這樣的奇蹟來。

至於這樣的折騰對於國民性的損害，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中國人的國民性，一次又一次的折騰，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塑造。中國打小報告者之多，投井下石者之多，說假話者之多，我相信在國際上一定遙遙領先。有些是折騰教出來，有些折騰逼出來的，有些是折騰示範出來的。

總而言之，折騰對於受害者，折騰者，社會風氣，國家進步，都是非常不利的。

折騰是怎麼造成的

折騰，並不是我們所獨有的，世界上許多國家有折騰。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也是一個好折騰的國家。單是中央委員，就被斯大林殺掉了90%以上；軍隊裡的元帥、將軍，被他折騰了一半以上。折騰，也並不是現代才產生的。我們有着很悠久的折騰的歷史。它是中華民族留給後人的一份沉重的文化遺產。中國歷史上外儒內法，表面上的王道，實質上是霸道。法家是講究法術勢，喜歡搞詭計。折騰是必然的。中國的歷史幾乎就是一部折騰史。秦始皇死後，李斯趙高偽造詔書，騙扶蘇自殺，立胡亥為皇，胡亥掌權以後，又殺死了自己的一大批兄弟姐妹。劉邦統一天下後，開始殺淮陰候韓信，殺彭越，殺英布。明太祖朱元璋掌權後，也大殺了許多開國之臣。他認為，不這樣不能維護自己後代的統治，他是在為後代子孫清除障礙呢。

而我們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由戰無不勝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為什麼也會重蹈這個歷史的周期律呢？為什麼也會出現歷史的大折騰呢？這個問題是值得研究的。一方面，它有學理上的意義。從理論上搞清楚這個問題，很有理論價值；另一方面，研究這個問題也可以促使我們吸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第一，農民的狹隘性。

由於中國革命的主要成員是農民，工人是少數，知識分子也是少數，就自然帶有農民的局限性。農民世代在一小塊土地上耕作，阻礙了他們的視野和胸懷。農民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無法從歷史的、社會的、世界的高度認識問題，他們容易從狹小的心眼出發認識問題。因此，猜疑，心胸狹窄，妒忌，睚疵必報，耿耿於懷，你爭我斗，是革命隊伍中經常見到的現象。黨內一次又一次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歷史，就是無事生非、自我折騰的歷史。整AB團時，成批成批的革命者被另一夥革命者殺害。各根據地幾次肅反運動，也都是同室操戈，自相殘殺。因為折騰被說成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因此殺起人來一點也不手軟。被內部鬥爭而殺害、被迫害的人數究竟有多少，沒有一個精確的統計數。但是，從各根據地肅反人類之多、從延安整風所整出的國民黨特務數量之大，就可以判斷其數不會是小數。直到粉碎四人幫後，福建有些黨內鬥爭中被殺害的人才獲得平反，在延安年代，整得坐牢的、自殺的、秘密處理的人數也不小。革命者柯慶施，陳傳綱、李銳、許世友等等，都坐過牢，可見階級鬥爭是多麼殘酷了。革命黨內部尚且如此，黨外的民主人士的命運，就更可想而知了。一段時間中也許會合作、相處得不錯，但是，長期相處就很難了。另外，農民自己沒有文化，對於知識分子有一種天生的戒備和防範，而有些社會影響和聲譽的民主人士以知識分子居多。農民心態所造成的猜疑，也是引起折騰的重要原因。毛澤東個人的襟懷狹窄，帶有嚴重的農民心理。例如，長征路上林彪曾寫信給中央，對毛的指揮表示不滿，毛懷疑是彭德懷指使林寫的，一直耿耿於懷。二三十年後在廬山會議上，此事又重提，可見心胸之狹。有個中共早期的革命家張申府，曾是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後來因故離黨。張在北大時是著名教授，毛澤東是一個圖書館管理員，因為事跡潦草，受到張的一次批評。幾十年後，毛當了國家主席，張無工作無收入，周曾提議給張安排一個能拿工資生活的工作，請求毛，毛譏諷地說，他怎麼敢為大教授安排工作呢？對於三十多年的細枝末節的事，還是牢記於心。

第二，我們這個民族所具有的民族劣根性所致。

現代的折騰是歷史上折騰的延續，而長期不息的折騰與中華民族的民族性中的劣根性可能有一定的關係。中華民族的國民性，有其優良的成分，例如勤勞，刻苦，節約，等。但是，國民性中又有劣質的成分。美國學者明恩溥在《中國人的素質》一書中指出，中國人有省吃儉用，辛勤勞作，遇事忍耐，知足常樂等優點外，還有不少不良的品格，如面子第一，拐彎抹角，柔順固執，麻木不仁，缺乏公共精神，因循守舊，缺乏同情，互相猜疑，言而無信等等病態素質。他舉例說，中國人很講究面子。信紙如何折，信上的字如何寫，都大有講究。有的漢字要高一格，寫在頂上，如果不這樣做，收信人就會認為是存心冒犯，心裡就會記仇，就會把對方作為冒犯自己的冤家。潘光旦認為，中國人“一部分的民族特性，我以為不妨當做民族的病象看。”他認為，中國北部“荒年淘汰”是這種民族性缺點產生的原因。中國北方人民生存條件惡劣，饑荒不斷。處於饑荒壓力下的人，生存是第一位的，他們自然養成一種不良的品格以求得生存，這是個值得研究的領域。

不能否認，中國國民性的落後的一面，是產生折騰的重要原因。例如，有些折騰事件，是起源於缺乏誠信，是出於不必要的過度防範，是因為缺乏寬容精神。美國曾經發生過一場南北戰爭。按照中國人的理解，這場戰爭，是統一與分裂的戰爭，是南方一小撮農場主和分裂主義分子妄圖分裂國家的一場戰爭。按照中國特色的處理方式，在戰爭結束後，一定得反反覆覆地清查，一定得隔離個幾十萬人，關押個十幾萬人，槍斃個幾千到幾萬人，至於審查、檢討、處分、“戴帽子”的人數將不可勝數。由北方政權或美國執政黨派遣的掌握着被審查對象生殺大權的工作組將布滿南方叛亂地區的每一個城鎮和村莊。那裡可能會形成一種白色恐怖。但是，林肯卻一點也不這樣做。他不算舊帳，在南北戰爭中戰死的北方軍隊的士兵固然給予禮葬，對於南方所謂叛亂部隊的死亡將士，也同樣給予禮葬。他們同樣受到尊重。這種大度和襟懷，大大促進了美國的團結。而相比較而言，我們在全國平定後，又不斷地進行鎮反。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全國又進行了大通緝和大清查，幾乎到了風聲鶴戾的地步。南非白人曾經鎮壓過黑人的民主要求，但是，黑人掌權後，並沒有對白人進行報復，從而避免了國家的折騰。我們什麼時候有過這樣的度量呢？

第三，民主制度沒有建立，缺乏和平相處的制度保證。

革命過程中，強者為王，叢林法則，既缺乏人文精神的自律，也缺乏有力的制度保證。在缺乏民主制度的情況下，掌權者很容易以個人好惡代替法律規章。法是保障社會正常運用的規則。我們搞一場運動，搞一場戰爭，並不需要經過一定的程序。即使有一定的法律，那也只是紙上的東西，可以輕易地置之一旁。文化革命中，可以輕易地罷免國家主席，可以輕易地抄家，可以輕易地打死人，可以輕易地人身污辱。參加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後來輕易地被整到十八層地獄，一個原因是我們的法律很軟弱，很不健全，它不能保障社會個體的基本權利。如果法制健全，即使有誰想要折騰，也不是輕易折騰得起來的。

第四，中國知識分子天生的軟弱性助長了折騰者的氣焰，為折騰推波助瀾。

折騰在中國，常常一經發動，就變成洶湧的狂潮，掀起折騰波浪的人不僅不為人所切齒，反而成為了英雄。而被折騰的浪潮掀翻在地的不幸的人們，一段時間則成了人們批判嘲諷的對象。人們歌頌折騰者，嘲弄受害者，甚至再對他們踏上一隻腳。而推動折騰成為狂潮的動力中，有一部分來自被折騰者。折騰的掀起者開頭也有些擔心，有時沒有掌握道德制高點。但是，知識分子們通常的態度是向權力大者傾斜。這些人推動了折騰的前進。一些折騰的受害者，也會紛紛表現臣服，高唱是我錯，使折騰者又成了道義的得勝者。中國歷來有一種理念，叫識時務者為俊傑。一些知識分子以此為立身之本，他們見風使舵、俯服強者、欺凌弱者，緊跟形勢。有相當多的人，自己被折騰後，也起勁地自我批判，以討好折騰者，以求自己過關。中國知識分子很少在折騰的狂潮中堅持信念的。這當然也有中國文化的影響。明明自己是對的，但是，遭到相當多數人或者相當大權力的人的折騰的時候，在形形色色的人的說服下，最後會認為自己是錯了，或者認為，為了維持大局，自己承認錯了。

例如，參加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的民主人士中，後來相當多的人被羅織罪名，他們面對強大的對手時，基本的態度是自我批判，或者是揭發和批判別人。例如，章伯鈞羅隆基的所謂章羅同盟，本來是子虛烏有事情，正如羅隆基所說的，章羅同盟組織上沒有，心理上也沒有這個同盟。但是，民盟中的許多人順着當權者的口氣批判章羅同盟，章伯鈞在強大的壓力下，也承認了這個同盟，羅隆基最後也承認有這個同盟。這樣，本來是假想的罪證，最後獲得了許多想立功者的證明，也獲得了受害者的證明。本來缺乏道德理性和社會正義的折騰，成了正確的，必要的革命運動，具備了某種程度的正義性。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毛澤東才理直氣壯地提出了陽謀論。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中折騰的受害者們，如果相當多的人有一點俄國十二月黨人的精神，或者有一點東漢黨人的氣質，至少折騰的巨浪會小些，折騰的潮流要小些，被掀翻的受害者也要少一些，這個潮流也不至於那麼洶湧澎湃。如果多數被整的人都能像章乃器那樣自我辯護，無論怎樣，折騰整人的運動不會搞得那麼得心應手，不會那麼呼風喚雨。可惜，中國知識分子太軟弱了，而折騰者太強大了。反右運動一來，在強大的壓力下，被整的人幾乎迅速地被人格摧毀，也起勁地跟隨着投入了折騰的潮流。

當年從香港、從國統區、從海外搜尋回來的參與籌建國家的一些中國知名人士，與執政黨度過短暫的蜜月，共同分享了一點甜美的果實。之後不久，就開始進入艱難的歲月。它並不如新婚夫婦之間開始吵架，開始冷戰。雙方幾乎沒有什麼要爭吵的預兆，倒是他們非常真誠地響應了黨中央的幫助黨整風的號召，隨後就被對方打了猛棍，一下被打倒在地。多數人在其後的歲月中幾次三番地被折騰。中國不斷折騰的歷史，值得認真地總結和反思。

——朱長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