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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威”觀巴西》系列 31
爺爺的角落
爺爺有個小角落，那是爺爺收藏回憶、放飛思緒的所在……
１９７１年，巴西正處在軍政府的統治之下，知識分子階層怨聲載道，一批滿懷理想和信念的音樂人遠離羅曼蒂克的科帕卡帕納海灘，紮根里約熱內盧西區一個叫做“鱷魚潭”（ＪＡＣＡＲＥＰＡＧＵＡ）的蠻荒所在，以“爺爺的角落”為名，要建設一個社會主義性質的烏托邦。
巴伊亞州是巴西出歌星的地方，所以這批音樂人大部分來自巴伊亞州，其中一個組合叫做“新巴伊亞人”，幾個干將，如莫拉雷斯·莫雷拉，路易斯·加爾萬，寶貝·康蘇埃羅等人，日後都是巴西樂壇乃至整個文藝界響噹噹的人物。另外還有一個組合，叫做“音樂的顏色”，在知名度上要遜於“新巴伊亞人”。
在鱷魚潭，他們搭起了小木屋，在許多時候甚至以蒼天為被、綠蔭做床，過上了原始的共產主義生活，終日只是唱歌跳舞，飲酒作樂。日後，加爾萬在他的著作《７０年代：新人和巴伊亞人》中寫道：我們那時候的理想，是團結所有志同道合的人，遠離（軍政府統治下的）規則、禁忌和法令。
“爺爺的角落”很快就獲得了名氣，更多的人加入進來，除了有人負責音樂器材之外，還有人負責廚房，有人負責洗衣房。在廚房的門口，有個叫做“鼻涕”的口袋，大家隨意往裡扔錢，集中了作為公用。音樂人彈琴唱歌，聽眾如痴如醉，無賴小兒在鐵皮桶里泡澡……寶貝·康蘇埃羅形容道：“我們就是一群玩過家家的小孩子。”
巴西式的共產主義豈能沒有足球，儘管那時候的巴西左翼年輕人拼命要與足球這種不入流的東西劃清界限，音樂人們在“爺爺的角落”里還是組織了一支足球隊，叫做“新巴伊亞人足球俱樂部”。１９７３年，這個名字成為新巴伊亞人第三張專輯的名稱。
在那幾年裡，“爺爺的角落”甚至成為了一個名勝古蹟，除了像卡埃塔諾·韋羅索、吉爾貝托·吉爾以及湯姆·澤這樣的音樂人時常前來造訪之外，許多好奇的民眾也喜歡來這裡晃一晃，好回去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連附近的學校也組織學生前來參觀，以了解這個原始的共產主義社會的運作方式。
到最後，甚至還有沒處可去的刑滿出獄者、吸毒者、被警察通緝的逃犯等等，都把這裡當成是逃避法制的天堂。久而久之，“爺爺的角落”引起了當局的關注，安全開始成為問題。１９７６年，在莫拉雷斯·莫雷拉選擇單飛後，“新巴伊亞人”離開鱷魚潭，前往聖保羅發展。３年後，這個音樂組合宣告解散。
“新巴伊亞人”一共發行了８張唱片，對巴西通俗音樂乃至搖滾音樂的發展影響巨大，到今天，許多音樂人仍然以這些前輩音樂家作為偶像。這個組合１９７２年發行的《不再哭泣》被認為是他們最優秀的一張專輯，被列為巴西有史以來的最優秀的唱片之一。
《“威”觀巴西》系列 32
媒體是敵人
《聖保羅報》的專欄作家若澤·西茂不久前遭遇過一樁真正的筆墨官司。
他在報紙上議論了著名女演員朱莉安娜·帕埃斯在當紅肥皂劇《印度之路》中的扮相，用了來源於印度語的“ＣＡＳＴＡ”（貞潔）這個詞來形容她，結果不知道犯了帕埃斯的什麼忌諱，引起該美女的憤然起訴。里約熱內盧的一位替補法官對西茂的判決是：絕不能再寫有關帕埃斯美女的文章，否則一篇文章罰１萬雷亞爾。
好在這位法官僅僅是位替補，隨着崇尚新聞自由理念的正選法官的歸位，他的判決立即被推翻，西茂也不必再擔心會因言獲罪，否則以他的稿費收入，那得寫多少字才能換得１萬雷亞爾啊。
西茂的官司了結了，《聖保羅報》的麻煩事卻還沒完。
２００９年初，來自米納斯州的聯邦眾議員艾迪瑪·莫雷拉剛剛當上第二副議長要職沒幾天，就被眾多媒體披露他在家鄉擁有一幢城堡式住宅，樓高８層，僅套房就有３６套，各種娛樂設施齊全。附近的貧困戶都知道這幢豪宅屬於莫雷拉，幾乎每天都有窮人到他家索取食物。但是，莫雷拉在個人財產申報時，卻並沒有如實申報這幢豪宅的價值。媒體同時還揭發，莫雷拉在過去兩年裡一直挪用議員補助金支付私人保安費用。
這些重磅炸彈在諸多媒體上密集露面，頓時讓莫雷拉顏面掃地，儘管他辯稱如數繳納了豪宅所需稅款，保安公司均屬他自家產業，但是卻也不得不辭去剛剛做了一星期的第二副議長職務。同時，為了避免影響所屬黨派的榮光，他還不得不宣布退黨。
引退後的莫雷拉難以咽下這口氣，於是一氣拋出４４份訴狀，起訴包括《聖保羅報》、《環球報》、《請看》雜誌、旗士電視台等刊登及播放過他瞞報私財新聞的媒體以及參與采寫報道的記者、編輯，要求它們及他們賠償精神損失費。
最近，其中兩起官司已經審結。米納斯州的地方報紙《環宇報》被判決賠償莫雷拉３萬雷亞爾的精神損失費，外加在該報顯著位置刊登道歉啟事。不過，針對《時間報》的起訴未獲法庭支持，莫雷拉本人被判交納１０００雷亞爾，充作官司審理費。
雖然莫雷拉的遭遇給了巴西民眾無數飯余茶後的談資，但是政壇人物卻對此心有戚戚。同樣被媒體群起而攻之的參議長若澤·薩爾內９月中旬在參加國際民主日活動時，語出驚人，以“敵人”兩字來形容媒體。
媒體為何是敵人？
從６月起就一再指責媒體無中生有調查他家隱私的薩爾內說：技術進步使得傳媒更加無所忌憚。到底誰代表人們呢？媒體說，是我們。我們這些由人民選出的議員則說，是我們。今天我們之間的矛盾已經不可調和，媒體已經成為公共代表機構的敵人了。
這位參議長還表示，對媒體作用的討論，並非是他本人非要刻意提出的，“我在這裡說這些，只是因為全世界都在討論這個問題”。
《“威”觀巴西》系列 33
尊老愛幼
不久前，巴西爆出一樁令人難以置信的 “少女連環殺人事件”：一名因為街頭鬥毆事件而被捕的１７歲女孩主動向警方坦白，她曾經手刃３０名男性。
面對警察叔叔懷疑的眼神，少女解釋說，自己從１５歲起即成為連環殺人犯，之所以主動坦白，是希望在１８歲前認罪，從而可以享受未成年人犯罪不必受到法律制裁的待遇。
在巴西，做未成年人很幸福，即便作奸犯科（１０歲出頭的巴西小孩已經很是牛高馬大，成為持槍搶劫的主力了），也不會受到法律追究。因為根據巴西刑法第２７條、巴西１９８８年憲法第２２８條以及兒童和未成年人保護法第１０４條的規定：只有１８歲以上才會被定罪，１８歲以下免於處罰。
不獨愛幼，巴西人還尊老。犯罪嫌疑人一旦年紀超過７０歲，案件的追溯期就自動減少一半。比如這幾年巴西報章一直在關注的馬魯夫案，就是一個很鮮明的例子。
保羅·馬魯夫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６年間，做了４年的聖保羅市市長。在他主政期間，聖保羅大興土木，塵土飛揚，以已故Ｆ１車手的名字冠名的“塞納隧道”就是其中之一。
在他卸任之後，當地檢察機關進行了姍姍來遲的調查和取證，認為馬魯夫涉嫌結黨營私，將大量市政工程的招標和建設工作交給家人和親信去操作，從而中飽私囊，涉及到的工程就包括這個著名的“塞納隧道”。
檢察機關認為，馬魯夫涉嫌在英國、瑞士、澤西島等地洗錢，僅僅重返巴西的漂白後的錢財就高達１.６６億美元。因此，在２００７年２月，檢察機關開始正式對馬魯夫和另外１０個同案嫌疑人提起刑事訴訟。１０個人，還包括馬魯夫的妻子西爾維婭以及他的４個子女。檢察機關宣布查封他的家產。澤西島還應巴西司法機關之情，凍結了一筆屬於馬魯夫家族的２２００萬美元的巨款。
當然，馬魯夫本人一再辯稱自己是無辜的，自己在海外根本沒有賬戶。
就在檢察機關調查取證的期間，馬魯夫於２００６年當選為聯邦眾議員，聖保羅州檢察院就沒有權利繼續調查他，有關案子轉移到聯邦檢察院處理。但是聯邦檢察院事務繁忙，除了媒體一再呼籲之外，馬魯夫的案子遲遲沒有人去進一步審理，以至於連馬魯夫的辯護律師都說：如果說此案存在拖沓的話，那也完全是聯邦檢察院自己造成的。
按照巴西刑法的規定，一起案件的追溯期是所適用的最高量刑的兩倍。而如果犯罪嫌疑人年紀超過７０歲，那麼追溯期自動減半。所以，早在２００７年８月，巴西最高法院就終止了針對馬魯夫在塞納隧道建設工程中存在違法行為的調查。
近幾日，《聖保羅報》又仔細地為馬魯夫算了一筆賬：由於巴西刑法尊老愛幼針對馬魯夫在英國洗錢的指控今年底就自動取消，針對他在瑞士洗錢和結成犯罪團伙的兩項指控在２０１０年也將壽歸正寢，僅僅只有在澤西島洗錢的指控可以撐到２０１４年。
如果陳水扁聽說了馬魯夫的故事，他一定會希望自己來生做個巴西人。
《“威”觀巴西》系列 34
礦工警察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４日，三名《今日報》的工作人員在里約熱內盧西區的一個貧民區慘遭折磨７個半小時。幸運的是，歹徒饒了他們的命，從而使得在里約存在多年的“礦工警察”現象終於受到廣泛重視。
根據里約州議會的調查，自從２０００年左右開始，在里約的一些邊緣地區開始陸續出現民兵組織，其成員大多是現役或退役警察和消防員等公安體系裡的人員，使用的也是納稅人為他們購置的武器裝備。民兵組織的出現，究其原因，是因為當地居民缺乏安全感，於是以各種形式（集資或某有錢人出資）集合了這麼一幫人來保障社區安全。
里約人對民兵組織有個俗稱，叫做“ＰＯＬＩＣＩＡ ＭＩＮＥＩＲＡ”（按字面翻譯，是“礦工警察”或者“米納斯警察”的意思，確切如何翻譯，容我日後再推敲推敲）。上至市長，下到普通百姓，對“礦工警察”的問世，基本還是抱着讚許的態度，儘管偶爾也有人會認為他們有點類似黑幫的模樣。前市長塞薩·馬雅（ＤＥＭ黨人）２００６年在接受ＲＪＴＶ電視台採訪時說：“礦工警察們通常都是些現役的警察或者消防員，他們的出現，對社區治安的改善，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聖若澤奧佩里奧山頭，以前是里約州治安最為惡劣的地區之一，但是現在倒成了最為平靜的地區之一。”
從治安惡劣到治安平靜，當地居民究竟得到了什麼好處，箇中甘苦，也許只有當地居民才能真正體會。據《親愛朋友》雜誌報道，礦工警察們並非善茬，他們在社區里除了收取保護費之外，還控制了諸如銷售天然氣、安裝互聯網和有線電視、提供公交服務等與居民的衣食住行相關的行業。其中僅提供公交服務一項，每年就入項６０００萬雷亞爾。里約州議會認為，礦工警察現在的勢力已經不容小覷，截止２００８年底，里約州至少１７１個社區存在着礦工警察，而這個數字仍然在增加之中。
礦工警察們的勢力壯大之後，開始尋求獲得更大的政治話語權（當然也不排除一些民兵組織根本就是被政客所豢養）。社區居民既然已經被他們控制，操縱選票就成為輕而易舉之事。里約州議會“民兵組織”問題調查委員會主席馬塞洛·弗雷肖指出：“熱羅密尼奧·吉馬良斯的當選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２００４年，他以大約５萬張選票當選為市議員，幾乎所有選票都來自坎波格朗德區。２００６年，熱羅密尼奧的弟弟納塔利諾選上了州議員。２００８年，熱羅密尼奧的女兒卡米尼亞也當選為市議員。”
從２００７年２月開始，弗雷肖不遺餘力不顧安危地推動調查“民兵組織”現象，但是一直到了發生《今日報》記者遭折磨事件之後，“民兵組織”問題調查委員會才得以成立。如今，包括熱羅密尼奧、納塔利諾在內的４２人已經被捕，另外數百人正被警方調查。在調查過程中，弗雷肖本人幾次收到死亡威脅，以至於州議會特別授權，調遣１２名警員２４小時為他提供安全保障
《“威”觀巴西》系列 35
最後一個革命者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１日，安東尼奧·熱拉多·達·庫斯塔抵達里約熱內盧國際機場。１９７９年，他倉惶逃離巴西。這是近４０年後，他首次以真名回國。
時光倒流４５年。１９６４年，風華正茂的安東尼奧是個年輕英俊有政治抱負的水兵，擔任着巴西水兵協會副主席的職務。就在那場震驚全世界的政變發生前５天，水兵協會不顧海軍部的禁令舉行２周年慶典，結果遭到鎮壓，安東尼奧被抓進了監獄。
從那一年的９月份至１２月份，安東尼奧在獄中備受折磨，其慘狀甚至上了《晨報》，作為揭露政變上台者迫害異己分子的證據。雖然在他的同志們的奔走下，上層為他簽署了釋放令，但是就在命令下達至監獄的幾天之前，他成功越獄，遠走高飛。
後來的幾年間，安東尼奧投身反對軍政府的運動中，與包括全國解放者聯盟等地下組織一起，做過幾件驚天動地的大案子。比如１９６９年，他參與了針對里約ＬＥＭＯＳ ＤＥ ＢＲＩＴＯ監獄的劫獄案，救走了被關押的數位政治犯。他還在里約和聖保羅參與了４次搶劫銀行案，劫得的資金用來資助“革命事業”。其所作所為，與前不久公演的法國電影《頭號公敵》中雅克·梅林有得一拼。
在第四次搶劫銀行時，由於一時生出惻隱之心，這幫“非專業劫匪”把銀行職員趕進衛生間後，卻沒有落鎖，結果銀行經理招來了警察，安東尼奧有兩名同伴被捕，他本人僥倖逃脫。這次事件之後，安東尼奧萌發退意，於是在聖保羅內陸買了一個假身份證。１９７０年，他以“卡洛斯·德·梅洛”的名字去了瑞典，在那裡結婚生子，幾年後獲得了瑞典國籍。他先後做過廚師和養老院看護等工作，由於新的身份證上他的年紀比真實年紀小了５歲，結果導致他不得不多幹了５年才得以安享晚年。
事實上，到了１９７９年，巴西政局發生變化，新政府頒布了大赦令。與安東尼奧一同在瑞典隱姓埋名的同志中，有人因此就返回了巴西，但是安東尼奧卻一直沒敢動身。
到了２００５年，在眾多老朋友（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貴為議員，有權有勢。）的催促下，安東尼奧終於鼓起勇氣，用卡洛斯這個名字回了一趟巴西，並且向巴西官方正式提交了赦免請求，並於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獲得了赦免書。儘管這樣，在接下來的２年多時間裡，他仍然使用假名繼續生活，直到２００９年６月才在巴西駐斯德哥爾摩使館獲得了使用他真實名字的巴西護照。
當他抵達里約機場的時候，有人問他：“你為什麼這麼多年後才返回祖國？”他答道：“蹲監獄的那段經歷讓我記憶猶新，我一直不敢相信這個大赦令是真實的，害怕再度受到迫害。”
《“威”觀巴西》系列 36
快樂火車
在中國，如果想當官，可以走“終南捷徑”。巴西雖然沒有終南山，但是有“快樂火車”。據《聖保羅州報》披露，有一批在參議院工作的實習生，１９９１年未經國家考試而幸運地獲得了公務員資格。這個現象，就叫做“快樂火車”（trem da alegria）――雖然實際上全巴西沒有幾條像樣的鐵路。
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８５年這兩年間，達拉（ＭＯＡＣＩＲ ＤＡＬＬＡ）出任參議長。在他任內，有多達１３００人被參議院僱傭，進入印刷部門實習，負責議員書籍出版和會議文件的印製。儘管當時司法部門針對參議院招收如此眾多實習生而提出異議，但是執法者拗不過立法者，雙方就此事的爭議持續到今天。
１９８７年，馬雅（ＡＧＡＣＩＥＬ ＭＡＩＡ）被提升為印刷部門負責人，開始了他在參議院裡長袖善舞、飛黃騰達的歷程。１９８８年頒布的巴西新憲法規定，所有進入公職部門的人員都必須通過國家考試，但是馬雅對此不理不睬，於１９９１年發布秘密行政令，將其中８２個實習生轉正，職稱為“工業印刷助理”。在參議院車滿為患的停車場中，這些人甚至還擁有專屬停車位，別的參議院職員不得占用。
２００９年初，已經貴為參議院辦公廳主任的馬雅被媒體曝光未如實申報自己所擁有的房產情況，不得不宣布辭職。於是，“快樂火車”的“乘員”和“行駛”情況逐漸浮出水面。根據初步調查結果，參議院印刷部門屬下共有１１００名公務員，但是其中有４２０人並不在印刷部門內上班，而是分布在眾多參議員辦公室、秘書處或者其它部門。
可笑的是，參議院豢養了這麼多印刷專業人士，每年還需要撥付３００萬雷亞爾的經費，聘請外部機構印製所需材料。其中，受益最大的是一家位於巴伊亞州ＬＡＯＲＯ ＤＥ ＦＲＥＩＲＡＳ市的公司，名字叫做ＳＴＥＥＬ，參議院每年付給它７００萬雷亞爾，兩倍於外包預算經費。據說，馬雅還將一些參議院的家人親屬安排到這家公司支取薪水。
調查還發現，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４年間，參議院印刷部門已經傳出腐敗問題，時任參議員的路塞納（ＨＵＭＢＥＲＴＯ ＬＵＣＥＮＡ）和若澤·薩爾內的女兒、眾議員羅斯安娜涉嫌使用參議院的設施來印刷自己的競選材料。一年多後，當１９９５年薩爾內就任參議長的時候，馬雅被擢升為辦公廳主任。
時至今日，這批８２人中，有７人已經退休，６人已經死亡（其家人仍在領取養老金），５１人仍在印刷部門上班。參議院第一書記處已經設立了調查委員會，計劃對每個人的工作表現進行甄別。２００８年擔任參議長的阿爾維斯（ＧＡＲＩＢＡＬＤＩ ＡＬＶＥＳ）甚至提出，如果這些人被認定為不稱職，他們應該將所領取的薪水交還給國家。
看來，乘務長一旦提前下車，“快樂火車”的車廂里就很難再有歡聲笑語了。
《“威”觀巴西》系列 37
地方傳統
“這是一群年紀在１４、５歲左右的女孩子，大概有１０多人，穿着當地女孩子喜歡的打扮：露出小半個臀部的短褲和短得不能再短的上裝。
時間已近午夜。在這個位於亞馬孫入海口的小島上，布雷維斯（ＢＲＥＶＥＳ）已經是最大的城市了，在這個時間，除了這群半裸女孩子，街道上幾乎空無一人。
女孩子們邊走邊鬧，循着遠處傳來的樂聲前行。這個位於港口附近的舞場，不過是由幾根７米高的大木頭搭起來的大棚子而已。但是在布雷維斯，大部分的建築物都是這樣的結構。
舞場的入口有個說明：未成年人不得入內。但是她們就這麼嘻嘻哈哈地進去了，沒有人要求看一眼她們的證件。
在半明半暗的光線里，她們仿佛在等待什麼。如果你接近她們，她們中會有人告訴你，她們已經１７歲了。然後她們會請求，或許你能夠給她們買個啤酒。‘要是你付啤酒錢，你可以從我們中間選個人帶出去’。她們說得十分直接。”
以上是《聖保羅報》記者暗訪布雷維斯後寫的一篇報道的開篇。
布雷維斯隸屬於帕拉州，其所在的馬拉若島（ＭＡＲＡＪＯ）是亞馬孫河口的衝擊島，成因類似於上海的崇明島。２００８年５月份一個晴好的日子裡，我曾在陸地上的帕拉州州府貝倫市極目遠眺，試圖一睹馬拉若島的景色。馬拉若島面積１０.４萬平方公里，人口４３.６萬，但是有３.５６萬個家庭屬於赤貧和准赤貧行列，每個月享受政府發放的幾十到上百雷亞爾的生活補助。
在馬拉若島縱橫交叉的河道里，經常會有沿岸人家的小姑娘劃着簡陋的獨木船，靠近偶爾經過的遊船。她們會向你叫賣家釀的阿薩伊汁（açaí，巴西一種特色飲料），你要是有興趣，也可以把她給“買”了。最後，你可以選擇給錢，也可以從你的船上打上幾勺柴油給她，因為她家的發電機需要柴油。
２００６年４月份，當地的一名主教給巴西聯邦政府寫了一份報告，揭露馬拉若島上的少女賣淫現象。自那之後，當地政府多次派遣警員進行干預。２００９年６月份，帕拉州民事警察部門駕着小船，邀請多家巴西媒體共同見證打擊少女賣淫現象的成果。在一周之內，這些遠道而來的警察們抓到了數個涉嫌賣淫的男子，“解救”了２２名未成年少女。讓警察們感到詫異的是，這些少女並不領情，一些人甚至頗有怨言：“這些大叔是在幫助我們，還給我們錢，幹嘛抓他們呢。”
當地警察對此倒是見怪不怪。一位叫做阿達貝托·卡多佐的警長說：“在我們這個地方，奶奶們小時候就這麼做，媽媽們也是如此，你抓小姑娘有什麼用，等她長大了就不會繼續做了。”
在卡多佐警長的管區，有一條街叫做Xirizal，算是當地的紅燈區（這個地方是如此之窮，以至於沒有一家能夠被稱為妓院或者夜總會的場所。），因為“Xiri”這個詞，在帕拉州的方言中，是女性生殖器官的意思。如果你去了，會覺得很詫異，因為姑娘們的開價低得讓你想象不到。“你給２塊錢就行了。因為我想要去買個熱狗吃。”
只需兩塊錢，她就會答應進行“全套服務”（fazer um programa）。這個詞組，該是學自聖保羅富人區的高級夜總會吧。
《“威”觀巴西》系列 38
懸賞唱國歌
在巴西２年多時間，在各種場合聽過巴西國歌，個人覺得曲子很好聽，歌詞寫得也很美，只是實在是太長，唱一遍需要大約４分鐘。
有一次，參議院通訊社的記者朋友馬爾科斯夫婦來我家吃飯，我請他們為我唱一遍國歌，結果這兩個熱愛音樂的知識分子只唱了開頭幾句就唱不下去了。“年紀大了，記不住了，”他們為自己找藉口。
不過馬爾科斯夫婦還是應該被原諒的，因為唱不下來國歌的大有人在。
２００１年，巴西旗士電視台推出了一個懸賞唱國歌的節目。製作小組每星期在大街上隨機攔下一個人，如果他能夠一字不差地唱出巴西國歌的話，就可以獲得一筆獎金。
初始獎金的數額是５００雷亞爾。第一個星期，沒有人能夠領走這筆錢。第二個星期還是沒有人……時間一周又一周地流逝，獎金積累到了１.９萬雷亞爾，製作小組終於在大街上遇到一個能夠不打磕巴、把國歌從頭唱到尾的愛國者。
巴西國歌分兩段，８小節，５０句韻文歌詞。曲子從問世至今未曾改過一個音符，但是歌詞卻幾經修改，前後換過好幾個版本。目前所用的版本由記者兼詩人若阿金·杜克（１８７０－１９２７）經過１１次修改寫成，於１９７１年９月１日被巴西政府正式立法定為國歌歌詞。
１８２２年，為了慶祝巴西獨立，作曲家弗朗西斯科·達·席爾瓦（１７９５－１８６５）受邀寫了一首進行曲，到處演出，風行巴西。幾年後，有人為這首曲子譜了歌詞，於１８３１年４月１３日在里約熱內盧的一個碼頭首演，以諷刺遜位的佩德羅一世。到了佩德羅二世時代，歌詞內容做了修改，雖然未經正式認定，但是儼然以國歌的面目出現，在重要場合均會演奏或演唱這首歌曲。
１８８９年，巴西成立共和國之後，政府經過一番海選，確定了由列奧伯德·米格斯做的一個曲子作為國歌，但是民眾不干，舉行多次抗議活動，反對政府採用新國歌。於是，率領軍隊推翻帝制的豐塞卡將軍順應民意，還是沿用達·席爾瓦的曲子，而將米格斯的那首定為共和國獨立日讚歌。
１９２２年，杜克寫的歌詞受到官方和民間肯定，幾經傳唱後被定為國歌歌詞，政府同時對於奏國歌的場合、編曲和使用的樂器都做了規定。這時候，離達·席爾瓦創造進行曲的時間已經整整一百年了。最近，有人又考證出，杜克早在１９０９年就寫成了現在人們所見的國歌歌詞，因此２００９年可以算作巴西國歌正式誕生１００周年。
因為這個百年慶典活動，今年６月份，里約熱內盧有１０６２所學校決定聯合開展唱國歌活動，首先是教會學生歌詞的每一個陌生單詞，掌握歌詞裡引用的典故，然後是每個周一舉行“升國旗、唱國歌”活動。根據市政府頒布的第１０２６號決議：唱國歌是強化學生公民意識的重要手段，有助於培養學生的公民道德。
在里約南區一所學校當校長的里卡多·金塔納說：“唱國歌並不算是強制，學生們都很喜歡。我唯一認為不好的地方是，不該規定在周一唱國歌，因為周一不僅學生容易遲到，而且精神普遍不好，個個都在打瞌睡。最好是周四，那時候學校里的老師最多。”
《“威”觀巴西》系列 39
聖克里斯托萬保佑
“聖人啊，請您保佑我們，讓我們手握方向盤的時候手上有勁，目光炯炯，讓我能安全抵達目的地。也請您保佑我車上的乘客。幫助我尊重其他人的安全，幫助我謹慎駕駛。希望您有一天為我顯靈。阿門。”
每年７月份的某一天，巴西利亞的出租車司機們，會自發地在巴西利亞大教堂舉行活動，祈求得到保佑。
出租司機們口中的聖人，據葡語音譯叫做聖克里斯托萬，他的形象通常是一個大漢手托一個幼兒。如同中國的木匠拜魯班一樣，巴西司機們拜聖克里斯托萬，尊他為交通行業的祖師爺。
這個克里斯托萬原名雷利托（ＲＥＬＩＣＴＯ），是個來自巴勒斯坦的武士，身材高大，勇力過人。他想為當時世界上最具威權的帝王服務，不遠千里投到了羅馬大帝德喬（德塞烏斯）的麾下效力，幫助鎮壓了不少基督徒。雖然德喬已經夠威風，但是仍然沒有達到他的期望，雷利托依然一心要去尋找世界之主。
有一次，雷利托在一條河邊遇到了一個商隊，這些人個子矮小，過不了河。這時，一個基督徒走到雷利托的面前，要求他將這些人抱過河。雷利托照做了。最後，當他抱着一個小孩過河時，突然覺得小孩越來越沉，體重要遠遠超過大人。他大為詫異。這時，小孩說話了：“我可以重如全世界。我就是世界之主。”
自那之後，雷利托就皈依了基督教，並改名克里斯托萬（詞義近如基督徒）。德喬聽說雷利托該信基督教之後，大為震怒，將他抓起來，要求他改變信仰。但是雷利托寧死不從，最後在公元２５０年被砍了腦袋。之後，他被羅馬教廷封聖，稱作聖克里斯托萬，巴西有多家教堂以他的名字命名，供奉他為主神。
由於克里斯托萬擔任過一次擺渡客的角色，算是與交通沾點邊，因此在巴西出租車司機看來，有了他保佑，就能太平出車，安全行駛了。
７月２５日早上８點，數百名巴西利亞的出租車司機從大教堂出發，一直開到機場附近的司機休息站。１０點半，再回到大教堂舉行彌撒活動。到了下午，具有巴西特色的活動開始登場：火爆的樂隊演出，慵懶的雞尾酒會和諧趣橫生的抽獎活動。巴西利亞出租車司機工會預測，參加活動的總人數起碼在１５００人以上。
６１歲的出租車司機瓦爾迪篤信聖克里斯托萬，錢包里永遠有一張聖人手托“世界之主”的畫片。瓦爾迪認為，他幾十年駕車生涯中有過幾次險情，全是因為聖克里斯托萬顯靈，才保了平安，“有一次在皮奧伊州開車時，突然從路邊竄出牛，而我當時的車速很快，就算踩了剎車，也肯定會撞上。但是突然間，那頭牛竟然猛得調了一個頭，堪堪跟我的車頭錯開。肯定是聖克里斯托萬顯靈了！”他說道。
３３歲的出租司機若昂也認為，如果不是聖克里斯托萬，他說不定早就屍骨不存了。有一次他被一夥歹人連車帶人綁架到一個人跡罕至的地方，“當時我以為自己肯定小命難保了，結果沒想到他們竟然放了我。幾天之後，我又竟然找到了自己的車。”
巴西人喜歡開快車，尤其喜歡酒後駕車，開車在路上充滿了危險變數。每次一有節假日，巴西媒體上肯定充斥着交通事故的消息。統計數字顯示，２００７年下半年巴西全國有３５１９人死於交通事故。所以，聖克里斯托萬啊，請您保佑，請您多多顯靈吧！
《“威”觀巴西》系列 40
沒有作品的文學院院士
法蘭西學術院只有４０名院士，都是些在人文領域具有突出成就的名人。院士是終身制職位，只有在某成員去世留下空缺時，才會考慮增加新成員。一旦被選為院士，則意味着從此進入法國歷史文化的殿堂，民間俗稱“不朽者”。
巴西在人文領域深受法國影響，上至聯邦下至各州的文學院也都是４０個編制，院士們也享有“不朽者”的美名。進入文學院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比如聖保羅有位叫作伊納西奧·布朗道的作家，寫過３０多本書，也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是從他出版第一本書開始，他花了４２年時間才有幸進入聖保羅州文學院。
但是，凡事都有例外，也有人不需什麼鴻篇巨製，就可以成為文學院士。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日，曾經做過總統、但同時也是首位被彈劾下台的國家元首、現任參議員的科洛爾當選為阿拉戈亞斯州文學院的“不朽者”，他的“作品”僅僅是七冊演講稿，其中有一本是他以前當市長時的施政綱要，叫做《馬塞約（阿拉戈亞斯州首府）面臨的挑戰》；還有一本是２００７年在國會中的自我辯護，題目是《給歷史一個交代：彈劾程序的真相》。
科洛爾頂替的是去年底去世的一個醫生作家。沒有人與他競爭，他是唯一一個候選人。在３０個參加投票的“不朽者”中，２２人投了贊成票，８人投了棄權票。
不過，儘管當選為“不朽者”對許多人來說，都是一個榮耀時刻，但是科洛爾本人並沒有時間來親自見證這個時刻。他派來了一個叫做卡洛斯·門東薩的政治追隨者，職務是某非政府研究機構的主席。這個門東薩說：“大家不能太苛求，科洛爾年紀輕輕就投身政壇，顯示當市長，然後當聯邦眾議員，當州長，當總統，肯定沒有時間去寫小說。”
文學院副主席米爾頓·埃尼奧認為，科洛爾當選後，將會推動青少年愛書、讀書。他告訴《聖保羅報》記者：“他有針對年輕讀者的計劃，比如舉行詩歌和寫作比賽。”
仕而優則“不朽”，在巴西政壇上，由政客而當選為文學院院士的人比比皆是。比如在最高等級的“不朽者”集團――巴西文學院中，有３位前總統的名字赫然其中，遠的有不堪辭職壓力、憤然舉槍自戕的熱圖利奧·瓦加斯，近的有深陷政治危機的前總統、現任參議長若澤·薩爾內。
若澤·薩爾內倒是有兩部文學作品，不過我沒有機會讀到，不知道寫得怎麼樣。他是個雙料“不朽者”，除了巴西文學院外，同時也是所在的馬拉尼昂州文學院的“不朽者”。他的兩個兄弟伊萬和埃萬德羅同樣也是馬拉尼昂州文學院院士，可謂“一門三學士”，堪比蘇東坡他們家。
我大膽地預測，等若澤·薩爾內兄弟們百年後騰出座椅，接替他們的新“不朽者”很有可能也會掛着“薩爾內”這個偉大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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