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晚年曾預言文革結束鄧小平復出

李子遲

1966年，中國大陸爆發了“文化大革命”。這股紅色浪潮幾乎席捲到整個華夏大地，也多少影響到世界上的許多國家和地區。香港與大陸近在咫尺，此刻受到很大、很強的幅射。當時，廣東的紅衛兵曾試圖衝擊港島，揚言要“打過羅湖橋”，把當年“企圖陷害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大叛徒張國燾揪回大陸，接受“歷史的審判”。

當時已年近古稀的老頭張國燾（化名凱音），正暫且寓居在港。通過在大陸的親友得知這個消息以後，張氏夫婦如坐針氈，整日裡精神處於高度緊張、恐慌的狀態。他常常從夢中驚醒，觳觫地傾聽着夜間的風吹草動。他總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多年之前，自己在鄂豫皖、川陝根據地大搞“肅反”運動時的野蠻、兇殘舉動。那時，他也視人命如草菅一般，瘋狂地殺戮，近乎變態地興奮。但在今天，當自己的生命也有可能晝夜之間便落於別人手中時，他卻不寒而慄起來。

因受到狂熱無序的大陸革命風暴的影響，香港市內也爆發了幾次紅色工人遊行。工人們手持着毛主席語錄衝動地走上街頭，高叫：“打倒帝國主義！”“毛主席萬歲！”他們蜂擁着穿過大街小巷，驚天徹地的口號聲傳遍了這彈丸之地的每一寸角落。

張國燾被工人們的革命激情給嚇壞了。他反常地深居簡出，絕不再在公眾場合露面。但每次當遊行隊伍從其樓下經過時，他總會情不自禁地走到窗前，推開窗櫺，望着那浩浩蕩蕩、聲勢非凡的工人大軍。這位昔日的工運領袖，此刻便禁不住百感交集，思慮萬千。

這段時間，張國燾全家的生活很不安寧。儘管張國燾足不出戶，避免引起別人的注意，但在暴烈的“左”傾運動驅使下，常常會有人寫信或打電話到家裡來，對他進行各種威脅與要挾。

1968年10月21日，在香港一棟普通的民宅里，一次秘密的訪談正在進行。

這位身居陋巷的主人，正是流落香港的中共前主要領導人之一、71歲的張國燾。

“文革”期間，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的外交人員開始對張國燾進行訪談，主要目的是希望得到此公對“文革”的分析和判斷。而當時他正準備攜家離開香港。

在美國政府看來，張國燾雖早已遠離政治中心，甚至可以說脫離了政治，但由於他身份特殊，不僅對中共早期歷史十分了解，對共產黨早期政策運作十分熟悉，而且他與紅色中國現任領導人有着長期的交往，對他們的籍貫、性格、愛好、交往和中共的政策都十分熟悉；因此，張國燾提供的信息，對於美國了解與研究當時中國大陸的政局，必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此次訪談的資料，一直被美國政府作為機密文件收藏，直到1992年才公布其相關信息（見1968年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向美國駐台北“大使館”和駐東京大使館遞交的航空文件，航件號為A-819。後被歸入政府絕密級文件，編號為POL1-3HK/Ea/IVRS/S-053。該文件原件在林登·約翰遜圖書館有藏。1992年7月21日該文件解密，後歸入“美國政府解密檔案·政治類”。在美國各大圖書館或國內購有該數據庫的圖書館，只需進入“解密檔案參考系統”，便可檢索獲得）。

就美國政府解密文件來看，在採訪中，張國燾的觀點自成一家之言，其中很多是不了解情況的妄測之詞，也有不少誣衊言語。當然，有些推論也有着些許“先見之明”。

張國燾侃侃而談。美國領事館負責大陸事務的2位官員（為首的是米西蘭尼奧斯）和1位政治分析家，時而埋頭速記，時而打斷他的話提問。而桌子上的輕便錄音機里的磁帶，也在飛速地轉着……

於是，張國燾又感慨萬千地說：“以前我是主角，後來成了配角，現在則是成了觀眾。”

張國燾雖遠離政治，但仍然密切關注着“文化大革命”；更何況這種關注還可以帶來報酬。在這次訪談中，張國燾大談他對“文革”走向的判斷。

在張國燾看來，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絕不僅僅是出於政治權力的考慮（如外界所推測的）。他認為毛澤東此舉還有着哲學上的思考，而且哲學的因素更多過權力的因素。

對於毛澤東，張國燾心情複雜。早在“五四”之前張國燾便和毛澤東於北京大學相識，1921年在中共“一大”上又一同與會，此後兩人都曾擔任蘇區和紅軍重要領導人，1931年還分別當選為中央工農民主政府正、副主席。在長征中，紅一、四方面軍於懋功會師後，張國燾又曾與毛澤東發生政治鬥爭，而成為那場著名的草地風雲的兩位主角。毛、張兩人既曾是同志，又曾是對手，張對毛自然有自己的認識。

在分析毛澤東的特點時，張國燾認為毛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他認為，作為一個農民社會主義者，毛澤東有一種對“平等”的渴望；一旦他發現自己所建立的政權並沒有提供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趨勢（也就是所謂的“變修”）時，隨着時間流逝所帶來的迫切感，毛便想採取劇烈的非常規的措施來達到目的。這是“文革”發動的一個重要原因。

“文化大革命”雖然讓毛澤東成功地清除了反對者，但張國燾認為儘管劉少奇、鄧小平已經下台，可鬥爭仍然存在，只不過改變了些許方式。毛在“文革”中雖然保有了最高權力，但其主要目標沒有實現。張國燾分析，毛在“文革”中是一位優秀的策略大師而非戰略家，他無法樹立一個具備超越性的主題並堅持不懈地貫徹之。在“文革”發動以來的2年中，經常會看到毛在政策與策略之間來回搖擺，常常試圖通過一個計劃實現一些目標，同時又經常受到一些情緒的影響，而採取一些危險的戲劇性的行動。

張國燾告訴美國人，雖然毛澤東擁有最高權力，但他很懷疑毛是否能夠全面掌控一切，作為下屬的林彪或是其他人可能對其隱瞞了一些情況。張國燾斷定毛會繼續走“革命”的道路，但是這樣的道路將會失去效果，其最初設想的目標不會實現。

對於那些“文革”中迅速上升的人物，特別是那些獲得一些權力的“革命小將”和造反派，張國燾認為這些人缺乏實際工作能力，那些年輕的“革命繼承人”不能勝任工作反而成為負擔。在那些激進的現任領導人衰落後，中國將回歸平靜，“文革”所造成的混亂局面必然難以為繼，將由此進入實幹家治國的時期。所以，“文革”並不會堅持太久。

至於毛澤東選定的繼承人林彪，張國燾認為他是一個極有手腕、野心勃勃、很難讓人喜歡也很難共事的人。林彪被選為接班人，主要原因是毛認為林作為一個多年的下屬，對毛有着長期的忠誠。但林彪顯然缺乏毛澤東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賦。張國燾推測，林會優先考慮軍事方面的利益。

但就當時的局勢分析，張國燾認為，林彪在政治上的優勢有些似是而非，在解放軍中的力量也似乎有所削弱，這突出表現在他不能保護他的一些親密下屬，例如蕭華、楊成武、羅瑞卿等，這些人在“文革”發動之後就紛紛被打倒。在張國燾眼裡，這些人是林彪的支持者。雖然林的權威有所削弱，但張國燾認為在“文革”發動的這2年時間裡，軍隊的作用已經遠遠超出毛澤東之前讓軍隊參與穩定局面的意圖。在軍隊的支持下，那些毛的反對者很難被打倒。

怎樣削弱軍方的力量，實現毛澤東的預期，將是一個困難的計劃。張國燾預測毛將最終削弱軍隊的力量，就像他將紅衛兵遣散下鄉一樣。但張國燾也承認這將是一個很困難的計劃。

美國人對“革命委員會”這樣一個新興的組織十分關切和感興趣。張國燾認為，作為一個組織，革委會有些優點，那就是通過一個單一的實體革委會而避免了在黨和政府間的兩分，革委會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克服這些弱點。但是，張國燾也懷疑這個組織能否在長期的運作中保持有效。因為這更多需要黨組織的重建，以便為革委會提供一個核心。

對於黨組織的重建，張國燾認為毛澤東將會更多地依賴他以前主管黨務的部下，比如陳雲。但張國燾認為這種重建似乎很難成功，因為一旦重建，毛會擔心“文革”前的狀態將再次出現。而他所尋找的那些“文革”後起來的“新鮮血液”，卻不能提供黨所要求的穩定與領導。由此張國燾推測，在“文革”期間，黨組織仍然將處於一團混亂之中，難以恢復它以前的紀律性和權威。

在毛澤東去世後，中國政局將如何發展？

面對美國人關心的問題，張國燾大膽地給出了預測。由於接班人林彪缺乏毛澤東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賦，所以在林執政之後，他將不得不更加借重周恩來，二者將會很好地合作，因為林需要周的支持和治國的專家知識。在張國燾眼中，周恩來是一個很好的管理者，周與他的副手李富春、李先念能夠很好地管理國家事務。在周的率領下，一些“實幹家”將陸續掌握權力，並推動國家前進。

此外，張國燾更大膽預測，那些昔日圍繞在毛澤東身邊的激進派，即依仗“文革”爬上高位的“接班人”以及造反派，比如毛的妻子江青和陳伯達、康生等，他們是沒有能力的組織者，缺乏實際工作能力，都將因為不能勝任工作而成為負擔，很快失去其位置和政治影響。在張國燾的眼裡，康生是一個平庸之人，對政策或者經濟都一無所知。

在那些激進的現任領導人失勢之後，中國政局上最可能出現的是“林（彪）+周（恩來）”合作的治理模式，中國將歸復平靜，進入“實幹家”治國的時期。至於當時已被打倒的一些人，比如劉少奇、鄧小平等，將會重新復出，因為治理國家需要他們的經驗和組織能力。

11年後，即1979年，82歲的張國燾逝世。而在3年前，他曾預測難以為續的“文化大革命”便已告終，即在他發表談話後只堅持了8年。

美國政府極為關心“文革”時期中國大陸的外交走向。張國燾認為，對所謂“紅色中國擴張的企圖”無需多慮。“文革”以來，毛澤東的外交策略一直在持續進行。比如當蘇聯在1968年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時，中國就嚴厲譴責，但其目的是使蘇聯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名聲大壞，不具有太強的進攻性。

張國燾認為：“在眼下的中國，國內的因素要大於國外的因素，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無暇過多考慮國際關係，現在外交事務並非重點，就連中蘇矛盾和越南問題都被放在一邊。”

同時，他又認為：“在與其他國家，尤其是與西方國家往來時，毛澤東採取的是一種實用主義的方法。比如，現在毛之所以很關注西德（聯邦德國），就在於它既反對蘇聯，同時又有着中國需要的資源，它向中國提供了急需的貨物。與西德一樣，日本、英國、法國都將與中國保持友好的貿易關係，在此，中國根本不會考慮政治的氣候。”

在聽完張國燾“精闢”、“獨到”、“深刻”的分析之後，幾個美國人滿意而去。

張國燾的上述分析，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在某些方面，張國燾的這些分析顯然加深了美國對中國的認識。在具體的政策上，比如張國燾對中國外交的判斷，無疑有助於減輕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敵意。至於其他方面，後人就不敢輕下斷語了。

1968年是個多事之秋。此年5月，法國爆發“五月風暴”；而剛剛經歷過1967年“六七暴動”的香港，仍然人心浮動，世情洶洶。

早在接受訪談之前，張國燾與楊子烈夫婦就已經做出離開香港的決定。此年底，不堪內心煎熬、也為躲避災難的他們終於走出港島，背井離鄉，飄洋過海，首先來到大洋彼岸的美國紐約。他的次子張湘楚，已是當地小有名氣的外科醫生。但是，張國燾很不習慣這裡的生活。

沒過多久，張國燾便又偕妻楊子烈移居到了加拿大的多倫多。他的長子張海威、小兒子張海川都在多倫多。他在這裡度過了人生的最後歲月。

 （本文載自《濤起濤落：張國燾的悲劇人生》一書，李子遲、王宏傑著，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