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观巴西》系列 21

争取“疯客”权利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时，“疯客”音乐（ＦＵＮＫ）在里约热内卢大行其道，人人趋之若鹜。

巴西人类学家艾尔马诺·维亚纳在他的《里约疯客世界》一书中写道：一到周末，超过１００万年轻人（约占里约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四处出没于全城多达７００个疯客舞场中……

如此盛况，今天是再也看不见了。

研究疯客已有１年半时间的里约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德里亚娜·法喜纳认为：疯客音乐产生于黑人奴隶中，表现的是底层民众的喜怒哀乐，歌词大胆直接，动作放肆夸张，因此不见容于白人精英。

２００８年６月份，里约市政府颁发了第５２６５号法令，规定疯客舞会主办者必须提前３０天向公共安全厅备案，需要提供的文件有：公司章程，公司税号，设备清单，当地居委会颁发的设备安装技术保证书，联邦警察局认证的安保公司签约合同，金属检测仪和摄像头安装证明，医护服务提供证明……

这份法令甚至规定：主办者必须提供充足的移动厕所，至少得保证每５０人有男女各一个厕所。

任何人如果能够满足法令规定的所有条件的话，恐怕他在能够当上“疯客”前，首先自己得“疯特”掉。

因此，这份法令的出台，不说是向里约疯客舞会判了死刑，至少也得说是上了一道紧箍咒，只有那种实力强大、财力雄厚、不怕麻烦的演出公司，才有可能组织起一场满足政府全部要求的疯客舞会。

据说，这份法令的始作俑者是里约的前民事警察局局长、州议员阿瓦罗·林斯，原因是疯客舞会太疯狂，每每与吸毒啦、打架斗殴啦等等影响社会治安的事件联系在一起。令人感到无比讽刺的是，法令是通过了，这个局长大人却因为涉嫌组织非法团伙、对走私行为网开一面和洗钱等，被撤销了职务，现在正接受司法机关调查。

疯客从地上转入地下，让许多爱好者十分不甘心，一个叫做“疯客之友”的组织应运而生。根据这个组织的估计，目前里约疯克世界虽然盛况不再，但是仍有近１万人靠疯客生活。这些人包括ＤＪ，歌手，作曲家，领舞者，经纪人等，还包括音响师，司机，助理等一干中下游产业的人。

来自罗西尼亚贫民区的著名疯客乐手列奥纳多是“疯客之友”的主要发起者，他的理由是：“疯客是难得的几种低廉的音乐消费形式之一，它发源于贫民区，受贫民们拥戴，但是现在却不能在里约演出，这是什么世道！”

歌手卡特拉则更有政治头脑。他认为，拯救疯客，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拯救的行为政治化，联合一切力量，共同对抗不公平待遇，“疯客是黑色的、属于贫民区的受歧视的音乐，所以我们就得有别于其它音乐形式，发出我们更强大的声音来”。

《“威”观巴西》系列 22

５％国内生产总值

虽然对于巴西暴力事件不断的成因，专家们见仁见智，但是有一点共识是：暴力事件对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两个领域带来的后果十分巨大。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每一个遭到谋杀的牺牲者都是国家和社会有关人力资源投资的失利，同时也意味着牺牲者本人所代表的劳动生产能力的消失。这些损失很难用数字来衡量。但是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和巴西地理统计所这两家巴西最为权威的官方研究机构不畏艰难，对２００４年与暴力有关的事件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并于２００７年公布了有关结果。

根据这个名为《对巴西暴力事件带来的损失和后果的研究》的报告，２００４年发生的暴力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９２２亿雷亚尔，是当年巴西教育投入的４倍，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５.０９％，平均每人５１９.４０雷亚尔。

    　这是巴西官方机构首次就暴力犯罪与经济的关系展开调查。报告指出，暴力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受害者救治费用、抢劫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失、相关机构和个人的安全保障投入等。由于缺乏可靠数字，司法、刑侦调查等费用未被计入。

报告详细分析了损失的组成部分，其中公共资金占三分之一，为约３１９亿雷亚尔，主要用来加强公共安全（２８１亿雷亚尔），另外还有２８亿雷亚尔用在监狱系统，９.９８亿雷亚尔用在救死扶伤的卫生领域；私营领域受到的损失为２３８亿雷亚尔。此外，１４３亿雷亚尔用在私人保安系统，１２７亿雷亚尔用来买保险，９４亿雷亚尔用在处理和归还盗窃和抢劫所得物品上。

由于治安形势恶劣，从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７年，私人保安领域蓬勃发展，增长幅度达到７３.９％。２００８年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目前巴西全国共有２６６８家提供私人保安服务的公司，雇佣保安人员４３．１６万人。而巴西军队目前只有３２．０４万人，军事警察也只有４１．１９万人。

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巴西政府开始寻求在现有治安力量之外，重点加强城市治安力量，其中有两大重要举措，遵循“一手硬、一手软”的原则，硬的是成立全国公共安全部队，软的是建立全国城市公共安全系统。

这支全国公共安全部队成立于２００４年，现有８０００人，主要任务是处理都市里发生的紧急治安案件，比如平息监狱暴动，甚至还包括打击滥砍滥伐行为。

全国城市公共安全系统则创立于２００８年，主要探讨公共安全领域的政策建设，包括打击执法系统内的腐败、改善监狱条件、通过民生项目防范犯罪等。从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２年，巴西政府会为这项计划投入６７亿雷亚尔，重点是以里约和圣保罗为首的１１个大城市。

《“威”观巴西》系列 23

签名征集员

雅尼莱妮进入国会大厦后，就把她的那个写着“允许通行”的出入证收进了皮包里。“这是一个十分珍贵的证件，我可不能把它给弄丢了”，她说道。

巴西众议院的５１３个众议员，每人只有一个这种特殊通行证，可以自由选择交给谁来使用。雅尼莱妮的证件从何而来，这是个最高级别的机密，她是不会告诉你的。

很快，雅尼莱妮就在众议院的等候大厅里发现了一个目标。她迎上去，将手里捧着的一个卷宗递上去：“ＸＸＸ议员先生，劳驾您给签个字。”那个议员抬头看是她，二话不说就在卷宗上签下了自己名字后交给她。临告别前，甚至还跟她开了句玩笑：“小姑娘，可真是巧啦。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占卜者告诉我，我会有两个孩子，他们的妈妈竟然是只小豹子！”

这一天，雅尼莱妮穿着一件明黄色花图案连衣裙，１米５９的身高，配上１０厘米的高跟鞋，看起来袅袅婷婷，还真像只美丽的小花豹呢。

９年前，１９岁的雅尼莱妮·维埃拉（ＪＡＮＩＬＥＮＹ　ＶＩＥＩＲＡ）只身离开家乡，从东北部海滨城市福塔莱萨到了首都巴西利亚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她结识了一名众议员，这名众议员为她指点迷津，帮助她踏入了现在的这个行当――征集签名。

征集签名？没错，为众议员们处心积虑泡制出来的各种提案寻找同好，征集足够的签名，使得提案能够得以列入众议院的议事日程，得到讨论，获得通过。

“议员先生们都很忙，没有那么多时间一个个地向５１３个同事解释自己的提案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就把征集签名的任务交给了像我这样的人，” 雅尼莱妮解释道。

一份普通法案需要６０个签名，收费１００雷亚尔。宪法修正案需要１７１个签名，收费４００雷亚尔。成立议员小组提案需要１９８个签名，收费６００雷亚尔。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虽然只需要１７１个签名，但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太多，获得签名的难度最大，因此需要收８００雷亚尔。

雅尼莱妮还记得自己第一天踏入这个行当的情形。她请一个议员签字的时候，对方因为她竟然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而火冒三丈，冲她嚷嚷开了：“你都不知道我是谁，就过来找我签名！”

这次事件之后，雅尼莱妮痛下苦功夫，从网上下载并打印了全部议员们带照片的资料，天天研究，到现在，只要看到某个人的背影，她就能脱口而出：“ＸＸＸ，来自ＸＸ州，ＸＸ党员，办公室在ＸＸ号。”

她还研究了一番心理学，比如穿衣打扮，她几乎所有正式服装都色彩亮丽。“亮丽色彩的服装可以更让人注意到你，”她解释道。再比如，遇到某个不太愿意签字的议员，她还会跟人拉拉家常，夸他气色好，“往往这样聊上两句天，他就会同意签字了”。

在众议院里像雅尼莱妮这样的签字征集员大概有１０多人，但是没有人的业绩做得有她这么好。一般人征集一份宪法修正案所需的１７１个签名，需要３天时间，而雅尼莱妮只需要２天就能交活。由于名声在外，雅尼莱妮根本不用四处找活，议员们的助理会主动把需要签名的卷宗交到她的手中。

雅尼莱妮通常每个月的收入在２０００至５０００雷亚尔之间，由于她只收现金，不存在纳税的问题，因此这个收入也算挺可观的了。雅尼莱妮还记得２００６年修改税法期间，“那时候议员们疯狂提案，有那么一个月，我为２９个提案征集了签名，一共收入了１７０００雷亚尔”。

《“威”观巴西》系列 24

亮红牌

话说参议长萨尔内总算逃过了一劫，在卢拉总统的力保下，参议院道德委员会以９：７的投票结果，封存针对他的１１项指控，但是有位与卢拉同属劳工党的参议员不屈不饶，一周后跳上参议院的讲坛，挥舞一张自制的“红牌”，要将萨尔内罚出场外。

巴西是足球大国，这样的举动倒也合乎民族传统。只不过，这位可爱的参议员事先没有考取裁判证书，他出示的“红牌”只能与他本人一起登上报纸头版头条，对老萨尔内没有一丝一毫的惩罚作用。

这位参议员名叫爱德华多·苏普利西，是位在巴西有点名气的经济学家、教授，几年前曾经访问过中国社科院。他的前妻比他名头更大，芳名玛尔塔，是个性学家，在电台节目里主持过多年性科普节目，这在２０世纪７、８０年代的巴西，算是相当离经叛道了。玛尔塔出身名门，本人还是个大美人儿。两年前她出任旅游部长时，媒体关注的是她戴什么首饰穿什么鞋子。去年她辞职去参选圣保罗市市长，可惜没有选上。

苏普利西是劳工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巴西政坛也算有点威望，所以玛尔塔虽然与他离婚，但是依然冠着他的姓，不是念旧情，而是为了拉选票。他老先生好像有点迂腐，他家住圣保罗，平常在巴西利亚开参议院会议，但是却谢绝了参议院为他提供的公车，自己开一辆没有空调的小车。他的一位法国作家朋友坐过他的车后，在杂志上写文章提到：苏普利西开车，车速始终低于道路限速。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５日这天，这位老先生跳上讲台，挥舞着红牌，用《圣保罗报》的说法是，“极具舞台效果”。而且，由于在场的一些摄影记者没有及时地将这个场面拍下来，在他的助手的提示下，苏老先生又将小红牌挥舞了多次。

不过，在场的一些参议员颇不买账，一位叫做ＨＥＲＡＣＬＩＴＯ　ＦＯＲＴＥＳ（ＤＥＭ党）的参议员就当面质疑他的诚意。这位ＦＯＲＴＥＳ是道德委员会成员，因为他的赞成票不足以让萨尔内下台，于是与其余６个赞成票联合退出道德委员会。照ＦＯＲＴＥＳ的说法，之所以反对票不足，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委员会中原本要参与弹劾的３个劳工党参议员再加一个支持政府的共产党参议员在卢拉的劝说下，投了反对票，结果导致战局瞬间发生变化，数月以来的倒萨运动功败垂成。

面对ＦＯＲＴＥＳ的质疑，苏普利西满面通红，一只手在面前使劲举着，声明自己的诚意，但是却只好无力地抬出劳工党的章程来为卢拉的干预辩护：他说过，对于劳工党来说，道德是十分很重要的，我的批评会让他重新考虑他已采取的措施。

苏普利西在参议院的讲坛上亮了红牌，算是巴西政坛上破天荒的第一遭，会在人们的记忆中挥之不去，但是可惜的是，他选错了日子：当天，萨尔内没在场。

《“威”观巴西》系列 25

民主游戏

４４岁的马拉尼昂州人席尔瓦有一天在等车回家的时候接受了《圣保罗报》记者的采访。他告诉记者，１９９６年当地市镇选举的时候，有个市议员候选人试图以一车土来收买他的选票，“他找到我，给了我一车土，让我投票给他。我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然后将那车土用来加固我家的外墙。”

这一天，为了配合《圣保罗报》首次进行的选民道德调查，该报记者在巴西利亚中央车站随机采访了７个正在等车的普通百姓，其中２个不愿意发表看法，１个承认出售过选票，还有４个表示，不是不卖，只是没有机会。

５１岁的里约人诺尔玛说：“如果有人能替我还债，我当场就把票投给他。也不用多，２０００雷亚尔就够我还债的了。”

４８岁的皮奥伊州人玛利亚说：“如果要人想要买我的选票，我也会卖给他。我对我们的政治没有任何信心，投谁的票都一样。”

几天后，《圣保罗报》的统计结果出来了，有７９％的人相信别人有过出售选票的事实，有１３％的接受调查者坦白自己曾经在接受别人给予的金钱、礼物等好处后改变了自己的投票对象，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这一比例高达１９％，而在经济水平相对发达的东南部和南部，情况稍微好一点，这一比例分别为９％和８％。

１９６５年颁布的巴西选举法规定，公民只要年满１６岁以上即获得选举权。目前，巴西共有１.３２亿选民，如果有１３％曾接受贿选的话，那就有１７００万之多，不能不说是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很显然，选举法中有关禁止买卖选票的规定，仅仅只是停留在纸上。

每次大选后，选举法院都会忙得不可开交，因为对贿选和舞弊的举报纷至沓来，让法官们无比伤神。据巴西最高选举法院的统计，近１０年来全国因为贿选、滥用职权等违纪行为被罢免的各级市长、州长和议员多达６６７人。

２００８年底举行了市镇选举过后，多位州长尚未将宝座坐热即告落马，其中有帕拉伊巴州州长卡西奥·利马、马拉尼昂州州长杰克逊·拉格以及托坎廷斯州长马塞洛·米兰达等人。而拉格的继任者罗斯安娜·萨尔内的卷宗也已经被呈上高级选举法庭。不过，州长不当也没关系，这些人目前纷纷表示竞选参议员，而且据说赢面很大。

在每个大选年的前一年，“城头变幻大王旗”也是巴西政坛的一大奇景。巴西选举法规定，所有改换门庭的做法必须在选举开始前一年完成，否则就不能代表新政党参加选举。由于２０１０年大选将于当年１０月３日开始，因此从９月份开始，政客们纷纷活动，四处寻找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政治联盟，至少４５位参议员、众议员和地方议员们改弦更张，为自己的政治生涯谋求更大发展，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从劳工党转投绿党的前环境部长、参议员玛丽娜·席尔瓦，原因一则是她不满政府的环保政策，二则在劳工党中，她没有任何机会参加总统选举，而在绿党中，她是鹤立鸡群的总统候选人。

统计数字还发现，反对派政党在这场“变旗”游戏中明显处于下风。２００６年，三个主要的反对党（ＤＥＭ，ＰＳＤＢ和ＰＰＳ）一共有１５３个联邦众议员席位，但是随着游戏结束，他们拥有的席位降为１２７个，在国会中仅占１７％的比例。

《“威”观巴西》系列 26

涨工资

巴西参议院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不久前全票通过一项决议，表示为了“高薪养廉，适应物价上涨需要”，同意将巴西联邦高等法院的部长级大法官们的工资从原先的２.４５万雷亚尔调高至２.６７万雷亚尔，涨幅达到约９％。

这些部长级法官们是巴西薪水最高的公务员。按照巴西法律规定，他们的收入是“天花板”，其余各公共机构的公务员参照他们的标准制定，比如参众两院议员的薪水是１.６５万雷亚尔（不过议员们还有特别经费以及各种补贴），总统收入为１.１４万雷亚尔，副总统收入为１.０７万雷亚尔。每次法官们调薪，毫无例外地会带动其它公共机构官员薪水的调整。

与此同时，按照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和国家地理统计局这两家巴西官方调查机构的统计数字，从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８年，巴西全国家庭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２.８％，其中１０％赤贫家庭收入增长率达到８.１％，１０％最富裕家庭的增幅只有１.４％。

调查认为，政府连续多年调高最低工资以及诸如家庭补助金等民生政策，是导致穷人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值三倍的主要原因。这两家机构在报告中兴高采烈地指出：“虽然巴西仍然是全球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但是全国家庭状况调查带来了好消息，显示全国收入分配有所改善。”

报告中列举的数字还显示，尽管贫富家庭收入差距虽然有所改善，但是财富高度集中的情况依然，１％最富裕家庭的收入相当于４５％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富人们３天的消费就相当于１０％赤贫家庭的全年开支。尽管月均收入４４００雷亚尔以上就可以成为巴西富人（很不幸，随着美元汇率的节节下跌，鄙人距离巴西富人俱乐部的门槛日益遥远。），但是仍然有约５０００万巴西人（四分之一人口）家庭月人均收入只有区区１９０雷亚尔。

最有权势的人群的工资增长有法律来保障，最贫穷的百姓有政府的补助金来扶持，处于中间的中产阶级们和次中产阶级们也有办法来为自己争取权利。

每年９、１０月开始，巴西的各行各业总要小小地闹上一番，为自己争取涨薪权利。从９月中开始，位于南部库里蒂巴市的大众奥迪车厂工人已经与资方针锋相对了数个星期，工人要求涨薪１０％，资方只愿意调薪７.５７％。几天之后，位于圣保罗的福特车厂和大众车厂工人先后宣布全面罢工，双方正在讨价还价之中。当然，最后双方总会找到一个平衡点，因为年年物价在上涨，老板不给工人调薪实在说不过去，最多明年把汽车卖得贵一点呗，反正大家一年比一年更有钱。

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影响最大的是银行和邮局。在罢工期间，银行虽然不至于全面停业，但是全城仅有数家银行开张，邮局中积压数千万封邮件等待处理。我去寄封快件，邮局人员说，你要是赶时间，千万别在我们这里寄，十天半月都到不了，最后我只好花了比邮局快件多１０倍的钱，找了一家专门的航空快递公司去寄。罢工的结果是，邮局工人得到了调薪９％再加１００雷亚尔的承诺，而银行职员的调薪比例也与之类似。

　　在宪法和法律委员会通过大法官们涨薪决议的当天，两名非该委员会成员的参议员愤然离开国会大厦，以此抗议三权“合流”制度。

《“威”观巴西》系列 27

未来派建筑

我已经忘记了到底有没有去过勒·柯布西耶位于瑞士西北小城拉肖德丰的故居拜访过。但是在瑞士的两年中，倒确实是见证了不少有关这位著名建筑师的纪念物，尤其是那张１０瑞郎面值的钞票。

作为２０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勒·柯布西耶也曾经不远万里地来到巴西，试图在这片未来之地上实践他的未来主义建筑理念。

１９２９年，勒·柯布西耶为里约热内卢做了一个新的城市规划。他认为，里约地势崎岖，为了能够构建便捷的交通网络，最重要的是向空中开发，所以他的主张之一是在城市上空修建高架桥，从市中心一直延伸到四面八方。

这位老兄解释道：之所以会提出这么个大胆的方案，是因为当他从飞机舷窗鸟瞰里约城时，看不到任何人类改造的痕迹，所有他有一个强烈到几乎疯狂的念头要让这个城市看到一点人类参与的冒险游戏。

胡伊·卡斯特罗在他的那本讲述里约典故的书中说：万幸的是，１９３０年巴西进行了　改变国家政治体制的革命，新政府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把这个项目搁置了下来。

勒·柯布西耶当时的名气如日中天，日后主持巴西利亚城市设计的卢西奥·科斯塔就是他的忠实追随者之一。１９３６年，科斯塔为里约大学城做了一个方案。秉承恩师“空中楼阁”的理念，科斯塔提议在一个湖上建设大学城。首先搭设高脚柱，大学城的主体建筑就可以建在由高脚柱支撑的平台上；屋顶上有花园，又有巨大的遮阳蓬挡住骄阳，这样师生们可以在课间闲逛；整个建筑群通过设计精美的桥梁连接。

科斯塔在给勒·柯布西耶的一封信中描述了这个蓝图，之后又提交给了当时的教育部长。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方案最终未被采纳，大学城建在了远离这个湖的一片空地上。

１９５５年，库毕切克当选为巴西总统，雄心勃勃地要在内陆高原建设一座日后被称作“巴西利亚”的新首都，科斯塔以他的勒·柯布西耶风格的“飞行员方案”（ＰＬＡＮＯ　ＰＩＬＯＴＯ）而获总统垂青。现在都说巴西利亚是“飞机”形状，不过科斯塔本人后来介绍说，其实他当初是想把巴西利亚设计成十字架形状的，但是后来考虑到巴西利亚本身的地理形态，因此将十字架的轴弯了一下，成为现在所见的“飞机型”。

科斯塔在他的方案中标之后，就把他的好友奥斯卡·尼迈耶叫了来，由他来设计主要建筑。现在巴西利亚的几大标志性建筑，比如被国人戏称为“一双筷子两个碗”的国会大厦、总统府、有“水晶宫”之称的外交部、状如印第安酋长羽毛头饰的大教堂等等，都是尼迈耶的手笔，尤其是那个犹如飞碟般的国家博物馆，更是使得巴西利亚成为未来主义建筑的实验田。

２００９年，尼迈耶在他的百岁生日到来之际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你可以不喜欢巴西利亚的建筑，但是你不能不承认，那些建筑确实很特别。

作为人类建筑史上的一个乌托邦，巴西利亚于１９８７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威”观巴西》系列 28

掘地４０英尺

随着巴西陆续将２０１４年世界杯和２０１６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收入囊中，马拉卡纳这座巴西最为伟大的运动场无疑将再度大放异彩。

在许多年的时间里，马拉卡纳体育场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足球场，它建筑面积１１.８５万平方米，场内全部草坪面积１４６１０平方米，足球场草坪面积为８２５０平方米，设计可容纳人数为１５.５万人，其中３万个站位、９.３５万个普通座位、３万个高级座位以及１５００个包厢座位。

在马拉卡纳的历史上，按照官方统计接待人数最多的一次是１９６９年８月３１日巴西同巴拉圭进行的一场世界杯外围赛，球迷总数达到１８.３３４１万。

但是，在巴西人心目中球迷最多的一次是１９５０年７月１６日世界杯冠亚军决赛中，巴西队同乌拉圭队的一场比赛，官方统计人数为１７.３８５万，但实际观看人数约２０万，据说当时跑到和通道以及体育场周围都站满了球迷，将整个体育馆里里外外围个水泄不通。不过，这场势在必得的比赛最后竟然以巴西队１：２失利而告终，巴西人眼睁睁地看着煮熟的鸭子从眼前飞走，使得这一天成为全国灾难日，一直留在巴西人的记忆中。

在几十年中，马拉卡纳见证了“球王”贝利的诸多经典时刻。１９６９年，贝利在这里打入了职业生涯的第１０００球。在１２.５万名观众的注目下，远道而来的贝利面对达伽马门将安德拉达，果断起脚射门，罚入一个致胜的点球。

贝利的告别赛也是在马拉卡纳体育场进行。１９７１年７月１８日，巴西国家队和南斯拉夫国家在马拉卡纳体育场进行了一场比赛，这是球王贝利的告别赛，近１４万观众观看了比赛，比赛结果为２：２，贝利从此结束了自己辉煌足球生涯。

除了体育比赛，这座巴西足球的心脏还承办很多其他活动。教皇让·保罗二世曾经在此为巴西人做过祈祷，保罗·麦卡特尼、麦当娜、蒂娜·特纳等诸多流行乐坛歌星都在马拉卡纳接受过歌迷的崇拜。

１９９８年，马拉卡纳被定为历史性建筑，受到保护。同巴西许多体育场一样，马拉卡纳也面临年久失修的困扰。１９９２年，一部分栏杆扶手倒塌，造成三人死亡，造成三个看台被关闭。很多观众因为尿急而就地解决，使得球场的混凝土结构也遭到腐蚀，球场的卫生设施不足问题也暴露了出来。２０００年，在球场落成５０周年纪念之时，市政府出钱将整个建筑粉刷了一遍，同时从安全角度出发，将３万站位改成座位，对其它座位也进行了调整。马拉卡纳从此将世界上最大的足球场的名号拱手让给朝鲜，目前能容纳的观众数为约１０万个。

很少有人知道，１９４１年里约市政府在举行该项目招标的时候，一名年轻的名叫奥斯卡·尼迈耶的设计师（没错，就是后来那位因为巴西利亚而成名的建筑大师）提出，为了省去观众爬斜坡的麻烦，看台应建在与街道同一水平线上，而足球场地应该挖地４０英尺。

幸好，他的这一“天才”设想最终没被采纳。

《“威”观巴西》系列 29

里约香街

巴西建国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法国皇帝拿破仑，他将葡萄牙王室从欧陆赶到了遥远的殖民地，没想到，葡萄牙国王和王储却在这片新大陆流连忘返，最后，老国王迫于议会压力不得不返回葡萄牙，而明明可以同时担任葡萄牙和巴西国王的新王佩德罗二世却揭竿而起造了自己的反，抛弃了葡萄牙，只一门心思地做巴西的王。

拿破仑战败后，葡萄牙人和法国人重修旧好，无数法国人前来里约热内卢淘金。一时间，巴黎时尚充斥里约，法音法韵也俨然成为流行语。法国人开设了第一家国际化酒店，以及无数的时装店和糖果店，一时间里约人趋之若鹜。１８１９年，法国建筑师蒙蒂尼应邀在里约设计建造了巴法交流中心，成为里约第一栋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先是用作股票交易所，后来又成为海关和税务机关所在地，可见这座建筑的重要性。

１９０２年，在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总统治下，成立共和国已有多年的巴西想到要在首都修建一条像样的大道，于是满世界寻找样板，找来找去，最后还是选定了法国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

今天，如果你去寻找这条里约香街的话，你会大失所望的，但是在当年，它可是条繁华的贯城大道，连开街典礼都举行过两次。

话说１９０４年９月７日（独立纪念日），这条正式名字叫做“中央大道”的里约香街在经历了２年的土木工程之后以及７个月的门面装饰工程之后，终于可以通车了，于是阿尔维斯总统就兴致勃勃地坐着车去游街，但是在这条全长２公里的大道上只游到一半就没了兴致，因为在他眼前赫然出现了数百栋不够体面的民房，一点都没有巴黎香街的风范。

于是，市政当局紧急下令让这６００多户人家搬家，这些可怜的人们只好带着锅碗瓢盘到了附近的山头上安家，成为里约历史上第一批ＦＡＶＥＬＡ（贫民窟）住户。到了第二年，搬迁工程全部完工，新的体面建筑也都巍然屹立了，既然总统本人已经没有兴趣再次前来剪彩，于是选在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１５日这一天，由当时的市长佩雷拉·帕索斯举行了剪彩仪式。

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赞誉之声铺天盖地，比如《论坛报》说：这样子的一条街在咱们这片土地上横空出世，就如同曙光一道，预示着一个伟大世纪的到来。

１９１２年，做过外长的里约布朗科（白河）男爵去世，市政府通过决议将这条街名改称白河大道，以此纪念这位巴西历史上最伟大的外交家。里约布朗科曾经在欧洲大陆做过很多年外交官，但他于１９０２年出任巴西外长后，却敏锐地感觉到美国的崛起，于是全力提倡弃欧亲美，使得“美国主义外交”在之后的近百年历史中成为巴西外交的核心。

　　又过了几十年，到了１９４４年，随着与白河大道成９０度交叉的瓦加斯总统大道的兴建，这条里约香街才逐渐没落。瓦加斯总统大道的建设过程中又宣告了数百栋古老房屋的消亡，而ＦＡＶＥＬＡ也开始逐渐兴盛发达，随着后来的城市化进程而登峰造极，在里约的夜色中璀璨夺目。

《“威”观巴西》系列 30

双重身份

马科斯和塔尼亚夫妇是我在巴西利亚过从甚密的朋友，男的是记者，女的是学者。他们向我们介绍了不少巴西的人文知识，介绍了波萨诺瓦，也介绍了一位著名的叫做希科·布瓦克（ＣＨＩＣＯ　ＢＵＡＲＱＵＥ）的歌手。

在巴西歌坛，布瓦克是个很特别的歌手，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位著名的记者兼历史学家兼社会学家，母亲是位画家，并弹得一手好钢琴。布瓦克在音乐、戏剧和文学等诸领域均有涉猎，在巴西军政府时代，他的各种类型的作品，每每不畏权势直言不讳地针砭时弊，与不久前去世的阿根廷著名女音乐家、“新歌运动”代表人物梅塞德斯·索萨一样，都是拉美左派艺术家的代表人物。

布瓦克１９４４年出生于里约热内卢。在成为歌手之前，他本有意当一个建筑师，于是在圣保罗大学学了几年建筑，但是他上学期间频频翘课，与成为建筑师的目标渐行渐远。那个时候，波萨诺瓦作为一种新的音乐形式，在巴西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年轻的布瓦克也投身其中，尽管他的作曲被著名歌星卡埃塔诺·韦罗索以及后来做了文化部长的吉尔贝托·吉尔等人批评为“了无新意”，但是他还是很快地以文笔辛辣寓意深刻的词作而脱颖而出，在１９６６年以《乐队》这首歌而一炮而红。

１９６８年，布瓦克的剧作《自由的车轮》公演，结果触怒了军政府，他也因此获刑数月。１９７０年，由于军政府对文艺的控制日益严密，布瓦克与一批左派艺术家远赴欧洲，在意大利待了１年多，于１９７２年回国。这一期间，他的一首叫做《不管你如何》（ＡＰＥＳＡＲ　ＤＥ　ＶＯＣＥ）已经成为民主运动的重要战歌，于是导致他的名字上了军政府的黑名单，每次只要署着他名字的文艺作品送到检查人员手中，肯定会被毙掉，从无获得通过的机会。

面对这种情形，布瓦克起了一个假名，叫做儒里尼奥·达阿德莱德，他甚至还给这位“儒里尼奥”编了生平简历：生于里约最大的平民窟罗西尼亚，生父不详，母亲阿德莱德是位奴隶后代。曾长期跟着乐队转唱南北，最终被人发现了音乐天分，于是从幕后走到台前。

“儒里尼奥”先后向军政府提交了三首歌，结果都获得了通过。为了让人信以为真，他把他独立创作的《唤醒爱情》一首歌，加署了一个不存在的“列奥内尔·帕伊瓦”的人作为共同作者。

随着“儒里尼奥”的名气越来越大，１９７４年，布瓦克甚至找了一个不明真相的记者，为“儒里尼奥”做了一个专访。

这个叫做马里奥·普拉达的记者２０多年后回忆道：那天先是布瓦克跟他聊了半天，两人喝了好多酒，然后布瓦克说上楼去请“儒里尼奥”下来。一个小时后，“儒里尼奥”终于下来了，两人趁着酒兴做了一篇专访。

记者说，这个“儒里尼奥”与布瓦克大不一样，布瓦克腼腆，“儒里尼奥”风趣，说起来话滔滔不绝。在问到为什么报上从来没有登过他的照片时，“儒里尼奥”回答说，“１９６７年，我与塞尔吉奥·里卡多在ＲＥＣＯＲＤ电视台举办的音乐节上演出时，被里卡多的吉他扫中了脸，留下了一条大疤痕，所以从来不愿意照相。”

这篇专访后来登在《最后一刻》报上，成为“儒里尼奥”存在的唯一证据。

不过，到了１９７５年的时候，《巴西日报》披露了“儒里尼奥”的真实身份，结果军政府感到大受其辱，于是规定以后在送审作品时，作者们必须提交身份证件的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