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作家稿费有多高？ 

鲁迅的稿酬收入，每年都维持在几千元的水平，个别年份超过一万元。

这个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不好计算，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年的收入可以下万次左右高水平的馆子。

　　不同于一年一度的当代作家富豪榜上榜作家多位商业化运营的畅销小说家，民国时期文坛上堪称富豪的作家，既有张恨水这样流行的章回体言情小说家，也有像鲁迅一样文风犀利、思想深刻的大家。

            鲁迅：写上一两天就可直接下馆子

　　民国时期，报业和出版业已经完全市场化运作，稿酬形成了很正规的制度，因此催生了一大批职业作家。从一些史料来看，只要是一个作家能把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生活应该还是比较滋润的。在上世纪30年代，千字2至3元，是通行的稿酬标准。而名家的稿酬，则可以到6元以上。鲁迅给《申报》写副刊，报酬是千字六元。著名作家张恨水，与世界书局签约，以每千字8元的价格，创作四部小说。以张恨水当时的江湖地位，这个标准应该是顶级的了。

　　这个时期的货币单位“元”，绝非今天的人民币元可比，当时的元，是指银元。一块银元在当时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当时北平图书馆的年轻职员谭其骧的怀忆，他当时月薪60元，另外在北平一些大学兼课，也发表一些东西，课酬每节课5元，稿酬也是每千字5元。这样他每月大约是超过100元的收入。这个收入在北平过的生活，谭先生在几十年后回忆起来，还留恋不已：单身时房租每月5元左右，吃包饭每月10元出头（谭先生嫌吃得不好不肯包饭，天天在外面下馆子，一顿饭也花不了一元钱），家具柚木书桌柚木床，也不过是10元左右。出行更是便宜得惊人，“打的”（坐黄包车）从景山西门到东安市场，只要7个铜元（1银元等于460个铜元）。

谭其骧喜欢听戏，看一场杨小楼的戏一元二，其他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叶盛兰等名角，都是1元。看起来文化消费相对较贵，不过想想都是全国顶尖的大腕，这个价格也算合理。到了1937年，谭其骧甚至每月花20元给自己雇了个秘书，负责抄抄写写。这样的消费水平意味着，一个单身汉，每月有20至30元，就可以在北平过上幸福的生活了。

　　这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普通的作家，只要够勤快，每月发表个三五万字，在北平的日子就可以称得上富裕。就算每月只有万把字发表，维持生活也是没有问题的。这足以羡煞今天在北京住地下室的那些北漂作家。以当前稿酬水平，如果他们一个月只发表一万字，估计就得露宿街头。发表五万字，也就是勉强维持个温饱。

　　而张恨水、鲁迅这样的顶尖作家，写上一两天，就可以过上天天下馆子的生活。鲁迅的稿酬收入，每年都维持在几千元的水平，个别年份超过一万元。这个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不好计算，但可以肯定，他一年的收入可以下万次左右高水平的馆子。

而张恨水的日子更是优裕，他在北平买了一个大宅子，可能是由于面积超标，装修过于豪华，以至于坊间传说他买了一间王府。而在21世纪所谓的作家富豪榜上，排名前几位的，收入有一两千万元人民币，可能还和张恨水、鲁迅有得比甚至略高。但排在十名左右的，一年收入二三百万元人民币，也就能在北京五环以内买个二三十平方米的房子，这足以让鲁迅同时期任何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家看笑话了。

　　20世纪初稿酬的三种基本形式

　　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初，上海的商业中心棋盘街汇聚了多家很有影响的出版单位，成了出版业的中心。中国80%以上的书店集中在上海著名的四马路(即福州路)南北方向的两三个街区，长久以来一直被称为“文化街”。

　　20世纪初，我国稿酬制度已形成并且跟国际接轨。稿酬有三种基本形式：(1)稿费，又称为“润笔之资”、“润笔费”；(2)版税，又称为“提成费”、“版费”；(3)买断版权，又称为“作价购稿”。

　　当时稿酬标准不一。在官办的北京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上，稿酬可达每千字4圆~5圆。而上海的报刊大多是民办的，一般稿酬为每千字1圆~3圆。鲁迅文章一般稿酬是千字3圆，有时千字5圆，《二心集》的稿酬为千字6圆，这在上海就是比较高的了。这样的稿酬标准从五四时期到30年代没有很大变化。

　　从20世纪初以来，上海出版界拟订的版税标准一般在10%~25%之间。例如，1921年泰东图书局答应郭沫若的版税是10%；胡适在新月社自订的版税标准是初版15%，再版20%；北新书局支付鲁迅著作的版税一般是20%，甚至达到25%；而梁启超的版价最高，达到40%，甚至提出“自印包售，六折算账”。

　　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出版界已是人才济济，精英荟萃。上海各报馆书局的待遇也有明显提高。但据陶希圣回忆：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间，国内教育界多为留日学生把持，近代的新式教育，也多采取日本制。20年代以后，大批留学欧美的毕业生纷纷返国，逐渐控制了国内教育和出版界，甚至在社会上也存在着“西洋一等、东洋二等、本国三等”的偏见。

　　例如，以出版教科书而名噪一时、在当时教育界影响颇大的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即以学历定待遇。第一等是留学欧美的毕业生，月薪高达200至250圆，第二等是留学日本的毕业生，月薪可达120至150圆，而国内的大学毕业生，月薪仅80圆。

　　上海的新闻事业当时十分发达，报社的职员收入是“与年俱增”的，以《申报》待遇最高，但大体上差不多：一般的编辑、记者月薪80至100银圆，像徐铸成和顾执中这样的“名记”170银圆左右。高级职员的月薪在200至300银圆之间，年底同样发一个月双薪和奖金。

　　根据《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所载，1927年上海市中小学教师月薪平均41.9圆(约合人民币1400元)，中英文打字员月薪30圆以上，办公室秘书月薪最低50圆(约合人民币1600元)左右。

　　文人脊梁的“稿费决定论”

　　某本杂志的稿费标准或者某个作家的稿费收入是局部的个别事件，可是从社会的角度看，某个时期的稿费标准状况就可以折射出这个社会对于写作这种创造性劳动的评价。那么以此为基点考察近代以来稿费标准的变迁，就不仅仅是对于作家收入的猎奇，而是对于社会文化生态的一种有效观察。

　　青年学者严晓星指出民国时期中国作家的稿费问题值得关注：“从很多学人的回忆录、日记、自传来看，当时的稿费是比较高的，往往一篇几千字的文章所得稿费可以维持一个人两个月的简单生活。或者一篇几千字的文章相当于中等收入者一个月的工资，若以米与肉为衡量，可买的也颇可观。”

　　民国时期，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自由撰稿人”。吴中杰教授认为：“自由撰稿人不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方外人士，而是保持着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为真理和正义而搏斗的志士。”鲁迅在上海坚持着自由撰稿人的生活，可以用笔批判政府与社会不良现象，从无惧色。而胡适虽然不主张暴力革命，但一直注视着国民党政权，对政府一些做法时有批评，始终坚守自由主义立场，凭良心为中国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