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已經告別純真年代——江曉原訪談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 楊天
轉基因作物：可以研究，但現在不應該推廣應用
《瞭望東方周刊》：圍繞轉基因的爭論近幾年一直沒有停歇。2010年初，您曾參與發布了《關於暫緩推廣轉基因主糧的呼籲書》，而您新近主編的ISIS文庫中也有一本《孟山都眼中的世界》，講述的正是轉基因的歷史和爭論，以及這種生物技術給全球各地帶來的傷害。那麼對於轉基因技術，您的態度是怎樣的？
江曉原：我認為轉基因技術現在研究是沒有問題的，但是至少目前絕對不應該推廣轉基因主糧。
一個理由是，這個技術現在有爭議，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確切判斷它對人和環境是否有害，並且我們現在也沒有什麼必要急着要推廣它。急着推廣轉基因技術的人，說服我們的理由之一就是說它是無害的。但是即使無害也不一定要急着推廣啊！我們也沒看見它有什麼好處啊！（轉基因技術）產量上現在看來沒有什麼大的提高，而在防治病蟲害這一點上爭議也很大，因為可能會帶來其他方面的問題。
作為一個不研究轉基因技術的人，對於這些細節都是不清楚的。我們能確定的一點，就是對於這項技術有爭議。有爭議的事情為什麼還要急着推廣它呢？為什麼不可以緩一緩，先進一步研究呢？
在方舟子和崔永元對這一問題的爭議中，方舟子說崔永元不是專家，不懂這個技術，所以沒資格說話。這個邏輯就是只有專家才有資格說話。但只有專家才願意推廣轉基因啊，這就變成了只有願意推廣轉基因的人才有資格說話，別人都沒資格說。這是什麼邏輯呢？轉基因主糧是一件涉及公眾和整個國家利益的事情，所以每個人對這件事都有發表意見的權利。即使不懂轉基因技術，也有資格發表意見。
西方國家在解決這一問題上的基本原則是，科學家覺得做某件事情好，就應該去說服公眾究竟好在哪，一直到取得公眾的認同才可以做。如果公眾不同意，那麼就堅決不能做。比如美國當年的超級超導對撞機項目，都已經花了20多億美元了，但因為公眾意見很大，在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上他們也不能說服民意代表，最後這個項目只好下馬。科學家對此很憤怒，抱怨公眾阻礙了他們的科學研究，可是這個項目所需的資金是來自納稅人，那就得說服納稅人同意。
《瞭望東方周刊》：那麼現在西方國家說服公眾推廣轉基因技術了嗎？
江曉原：當然沒有。我國農業部2009年就給轉基因水稻“華恢1號”和“Bt汕優63”頒發了安全證書，這被認為是在國際上的創新之舉。轉基因作物在別的國家普遍受到質疑，而他們的政府則採取了謹慎的態度。
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在他的新書《未來——改變全球的六大驅動力》一書中說得就很清楚：孟山都公司控制着世界上90%的轉基因種子的基因，所以，不管轉基因作物到底有沒有害，孟山都公司肯定是獲利的。既然如此，為什麼有些人要急着替孟山都公司在中國獲利呢？很多人覺得這麼做會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如果這個判斷沒道理，推廣轉基因作物的人應該正面回應嘛。他們應該正面回應自己同孟山都等公司到底是什麼關係，應該正面回應這個技術中自主研發的比例到底占多少。為什麼面對公眾和媒體時，對於經濟利益的問題總是諱莫如深呢？
事實上，在轉基因作物這個事情上，經濟利益是很敏感的，但是他們諱莫如深。他們竭力把這個問題轉化為一個科學問題——吃轉基因食品對人有害沒害。你如果同意轉基因作物的推廣是一個科學問題，話語權就到他那裡去了。因為你又不懂，只有他懂啊！他告訴你沒有害啊！作為不了解這個技術的公眾，我們唯一能肯定的是，“轉基因作物對人和環境到底是否有害”還存在爭議，我們並不能完全相信這個技術是無害的。
還有一個理由是對安全問題的看法。這個也是容易讓人有誤解的。很多人以為安全是一個客觀的東西。專家能告訴我們安全與否，我們因為不懂，只能選擇相信。其實安全不是客觀的，你自己覺得不安全，這本身就是不安全的因素之一。所以不可能由別人來宣布你安全與否，就像不能由別人來宣布你幸福與否一樣。杯弓蛇影的故事講的就是這個道理，你以為自己吃進一條蛇的時候，你的身心健康就受到傷害了，你就不安全了。所以北大劉華傑教授就說，人民群眾覺得轉基因食品是不安全的，那麼它就是不安全的。
基於這些理由，在轉基因作物的問題上，我的主張是：當然可以研究，但是現在不應該推廣。
科學早已不純真了
《瞭望東方周刊》：關於轉基因問題的爭論可以放在科學和商業資本結合的大背景下考察。那麼，對於科學和商業資本的結合，您又是怎麼看的？
江曉原：現在科學和資本的結合越來越緊密，這不是一個好現象。
《瞭望東方周刊》：為什麼呢？
江曉原：因為這種結合完全終結了科學的純真年代。當科學和資本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就應該重新回憶馬克思當年所說的那句話：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這個話到了今天你又覺得有道理了。
科學和資本的結合其實也是我們自己要這樣做的。我們向科學技術里要生產力，要經濟效益，但是當它給了你經濟效益的時候，它就不純真了。現在有些人還在利用公眾認識的錯位，把已經和資本結合在一起的科學打扮成以前純真的樣子，並且要求人們還像以前那樣熱愛科學。但實際上，科學早已不純真了，已經變得很積極地謀求自己的利益了。
我們現在知道了科學和資本的結合，就應該對科學技術抱有戒心。這樣的戒心才能更好地保護我們的幸福。這個戒心就包括，每當科學爭議出現的時候，我們就要關注它的利益維度。比如圍繞轉基因作物推廣出現爭議時，我們為什麼要聽任某些人把事情簡化為科學問題？為什麼我們不能問一問這個背後的利益是怎麼樣的呢？比如核電的推廣，我們為什麼不問一問這個背後的利益又是怎麼樣的呢？你可以看到，凡是極力推廣這些東西的人，都拒絕講利益的事情，因為利益就在他們自己那裡。但是公眾有權知道這背後的利益格局嘛！
一列欲望號特快列車
《瞭望東方周刊》：您把今天的科學形容為一列欲望號特快列車，這是為什麼？
江曉原：我們以前對科學技術發展快是謳歌的，那時候我們自己科學技術落後，就老覺得最好要快。實際上，真的那麼快了之後，你會發現它太快是有問題的。何況現在快了也沒辦法慢下來，誰也不能下車，車也不能減速，越開越快，也不知道會開向何處，這不是很危險的嗎？
《瞭望東方周刊》：這和戈爾在《未來》一書中說的“過度發展”是一個意思嗎？
江曉原：完全是一樣的，這個概念整個是配套的。戈爾批評的“過度發展”，就是煽起人的無窮無盡的欲望，然後把這種欲望當成社會發展的動力。在這種動力推動下的發展肯定是很快就進入過度發展的階段了。現在早就是過度發展了。
《瞭望東方周刊》：您提出了科學發展有一個臨界點，這個臨界點具體指什麼？
江曉原：這個臨界點可以從多種角度解讀。一種解釋是這樣的：最初科學技術是按照我們的意願為我們服務的，我們要它解決什麼問題，它就照做。但是隨後，它開始不聽你的話了，你沒叫它發展，它自己也要發展，你沒有某方面的需求，它也要設法從你身上引誘、煽動出這個需求來。
《瞭望東方周刊》：這方面有沒有具體的案例？
江曉原：最典型的就是互聯網。互聯網一日千里的發展到底是誰在推動的？其實就是資本。資本自身要增值，是互聯網巨頭們的自身利益決定了他們要發展這個東西。互聯網上新的誘惑層出不窮，這些誘惑很多本來都不是我們想要的。
《瞭望東方周刊》：關於臨界點，還可以有什麼樣的解讀？
江曉原：從科學和資本結合的角度也可以理解臨界點。在科學的純真年代，科學是不和資本結合的。科學不會從它的知識中獲利。比如牛頓沒有從萬有引力理論中獲利，愛因斯坦也沒有從相對論中獲利。但是今天，每一個科學技術的成績都迫切想要和專利掛鈎。所以今天突飛猛進發展的技術都是能掙錢的技術，不掙錢的技術就沒有人做。所以這又是一種理解臨界點的路徑——現在科學技術是愛錢的，以前是不愛錢的。
《瞭望東方周刊》：越過了臨界點的科學對人類未來的發展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江曉原：那是不可知的，非常危險。
《瞭望東方周刊》：危險在哪裡？
江曉原：會失控。這就是我用欲望號快車來比喻現今科學技術的原因。它不停地加速，沒辦法減速，也沒辦法下車，開往何處是不知道的。我們以前只覺得科學是個好東西，要快點發展，不問它會發展到哪，會把我們帶到哪。我們就相信它肯定會把我們帶去天堂。但現在我們知道，它不一定能把我們帶去天堂，萬一是地獄呢？
《瞭望東方周刊》：就是已經超出了人類能控制的範圍了。
江曉原：我們現在說要對科學有戒心，已經是一個很無力的表達了。實際上，很可能已經控制不住了。但即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有戒心總比沒戒心好吧。有戒心的人可能會少受點害吧！比如我現在就還用着老式的手機，不用智能手機，也遠離移動互聯網，這就是戒心的一種表現。起碼可以少浪費我的時間，也不容易被誤導。
科學政治學
《瞭望東方周刊》：隨着社會的發展，科學與商業結合之外，與政治的關係也越來越密切。您曾經說過，全球變暖、台灣的“核四”爭議等都是科學政治學的典型個案。那麼能否請您解釋一下科學政治學的含義？
江曉原：科學政治學包含了兩層意思：一是科學和政治之間的相互作用；二是科學在運作過程中自身顯示出來的政治。這兩個“政治”並不完全相同。比如我們說辦公室政治，說的就是辦公室這樣一個環境在運作中顯示出來的政治色彩。實際上，這兩個方面最後的根都可以追溯到經濟上去，很多情況下，經濟是目的，政治只是手段。
《瞭望東方周刊》：那您怎麼看待科學和政治之間的關係呢？
江曉原：科學和政治的結合也和科學失去它的純真年代相關，科學和政治或者和資本的結合都會導致不好的結果。
《瞭望東方周刊》：您覺得科學和政治以及和商業資本之間的結合會越來越緊密嗎？
江曉原：現在的確是有這樣的趨勢。這也正是我們所應該擔憂的。為什麼在發達國家，反科學主義的思潮越來越深入人心？那是因為他們比我們更早看到這一點。科學技術發達到一定程度，它才會和商業資本結合。在很落後的地方，很落後的科學是不能和商業資本結合的，商業資本看不上它。所以，發達國家的公眾比我們更早地看到了這一天，他們在這方面的認識也比我們提前一些。
《瞭望東方周刊》：他們有沒有一些具體的行動？
江曉原：比如各種各樣的環保行動，對各種項目上馬的限制，甚至是讓某種項目下馬。這些都是具體的行動。環保運動最初正是從西方發達國家開始的。現在我們的科學也逐漸發展起來，西方看到的我們也看到了，他們經歷過的我們也正在經歷着。
科學主義與反科學主義
《瞭望東方周刊》：您剛才提到了反科學主義。事實上，關於科學主義和反科學主義的論爭從十多年前一直延續至今，能否談談您對於這兩個概念的理解？
江曉原：先解釋一下什麼是科學主義，知道了什麼是科學主義，就知道了反科學主義，反科學主義就是反對這種“科學主義”，而不是反科學的主義。
科學主義有三個基本認知：一是認為科學等於正確；二是相信科學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三是認為科學是至高無上的知識體系。這三點是互相依賴的。如果一個人同意這三條，那麼他就是一個科學主義者。反科學主義反對的正是這三條。
《瞭望東方周刊》：科學主義在中國的現狀如何？
江曉原：多年來，我們一直不自覺地宣傳着科學主義，或者叫唯科學主義。因為一開始我們老覺得自己科技落後，要追趕上去，所以，我們給科學的地位遠遠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給科學的地位。比如我們有科普機構，有《科普法》，這在發達國家是沒有的。我們從上而下設置了很多科普機構，別的學問為什麼就沒有這些普及的機構呢？這是因為我們給了科學一個過高的地位。這樣的地位肯定會滋生科學主義的思想。你給了它這樣超乎一般的地位本身就意味着它高於別的知識體系。這也是為什麼後來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科學院院部主席團聯名發表的《關於科學理念的宣言》中要明確指出，避免把科學技術凌駕於其他知識體系之上。
《瞭望東方周刊》：那您覺得我們現在對待科學的態度究竟應該是怎樣的？
江曉原：只要正確認識到科學已經告別了它的純真年代，我們就很容易獲得對科學的正確態度——科學只是一個工具而已，而且這個工具也是能傷人的，所以要對它有戒心。就像一把切菜刀，好人拿它做菜，壞人拿它殺人。但是你得防範它可以用來殺人。
科學只是一個工具，我們現在不能不用，但它不應該我們崇拜熱愛的偶像。我們今天不應該再談什麼熱愛科學了，就像我們不必熱愛切菜刀一樣。對一個你需要對它有戒心的東西，怎麼能再熱愛呢？
《瞭望東方周刊》：所以，您提倡的反科學主義，是說要在認識到科學正面作用的同時，也要反思它對人類社會發展所產生的一些不利影響？
江曉原：對。我們要認識到它對人類社會可能帶來的危害和已經帶來的危害。許多中國公眾現在對於科學還停留在一個模糊的、過時的認識中，我們需要獲得一個正確的認識。但是，科學共同體希望人們仍然把它當成純真年代的它，其實它已經不是了。就像孩子已經學壞了，可是還在試圖讓他的父母相信他是個好孩子。
《瞭望東方周刊》：反科學主義思潮現在在中國的發展如何？
江曉原：基本還停留在學院裡。比如北大有給研究生講授的SSK（科學知識社會學）課程，但幾乎所有的關於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經典著作都已經在國內翻譯出版了。雖然作為一種學術研究，它還停留在學院層面，但是由於一些學者不斷在公眾媒體上發表有關論述，實際上公眾也並非對這種思潮毫無了解。另外，很多公眾從常識出發，同樣可以達到合理的認知。我接觸過的很多朋友，他們並不了解SSK是什麼，但是他們對於一些具體問題的理解也是合情合理的，他們通過別的渠道讓自己離開了科學主義所希望他們停留的那個立場。比如很多反對推廣轉基因作物的人士，並沒有思考過什麼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問題，他們是從常識和良知出發這樣做的。
核電的前景已經黯淡下來
《瞭望東方周刊》：福島的核危機其實也給了人們某些警醒。核電以前一直被宣傳為是安全、清潔、高效的能源，但是從切爾諾貝利到福島，一系列重大核事故的發生，是否顛覆了人們原有的這種認知？
江曉原：正如戈爾在《未來》一書中明確指出的，核電的前景已經黯淡下來了。
核電的成本是無法估算的。戈爾在《未來》中說，在美國和歐洲都找不到一家公司願意替你估算核電廠的成本，這就說明它根本不是經濟的——因為它的成本包含了一些高風險因素。一旦核電廠出了問題，都是社會來買單的。比如福島一號機組的災難發生後，日本社會為它支付了巨額的善後費用，甚至到現在還在為它埋單。這些都要算在核電的成本裡面。這就和車險是一個道理。保險公司收多少車險，與行車記錄有關，記錄越不好，車險越貴。核電出過那麼幾次大的災難，這個險得多高啊！
還有清潔，這對公眾是個很大的誤導。煤燃燒時會冒煙，你肉眼可以看見它污染環境，可是核反應所產生的核輻射、核廢料的放射性，普通人是無法察覺的。核廢料的問題，現在全世界沒有一個核電廠有辦法解決。從美國開始，大家都對這個問題因循苟且。這也是為什麼德國等國要大力提倡廢止核電的重要理由之一。
所以，對核電這個問題，我的態度也和對轉基因作物問題類似，我覺得現在重要的不是推廣，而是繼續研究，如果科學家能研究出更安全的核電，特別是能研究出解決核廢料的方法，那時再談推廣也不遲。
前段時間台灣的“核四”爭議也說明，現在電不是不夠用，（大力發展核電）這裡面也有利益因素。
《瞭望東方周刊》：您覺得目前全球的能源危機靠科學能解決嗎？
江曉原：我覺得僅僅靠現有的科學技術手段是肯定不能解決的。當然人們都寄希望於未來的科學技術。但科學技術的發展是不可知的，比如受控核聚變等技術成功了，能源問題當然也可能一朝解決。但這些目前看來都是狂想類型的，還遠遠不能變為現實。很多人擔心的是，在傳統能源耗盡後，新的替代能源還沒有找到，這不就完了嗎？
其實我們對待能源有兩種不同的思路。一種是人類的欲望可以無限膨脹，只要不斷用科學技術來開發新的能源來滿足這種欲望。這條路上，會越走越快，一個欲望被滿足之後，會催生下一個欲望。另一種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就是控制我們的欲望。如果我們能控制住，那麼我們地球上的傳統資源也許能支持更長的時間，這就給我們留下了更長時間來研究未來的能源。也許有一天傳統能源還未枯竭的時候，新能源已經出現了，人類也有救了。如果現在不節制，仍然繼續拼命用，只是幻想着也許有一天能解決，或者乾脆飲鴆止渴，即使核電不安全也先上馬，最後要麼核電導致不可收拾的結局，要麼就是資源用光，地球走向滅亡。這兩種前景，在西方的科幻小說和電影裡已經無數次想象過了。
《瞭望東方周刊》：所以正確對待能源危機的方案應該是既開源又節流？
江曉原：開源當然是指繼續抓緊研究新能源，節流則不是簡單地推廣節電技術，重點是要約束我們的物慾。現在提倡的綠色環保，講的就是這個。
人文當然高於科學
《瞭望東方周刊》：您很早就使用了“科學文化”這樣的表述，為什麼要用這樣的表述？
江曉原：我們有一群朋友學術背景各不相同，有的是科學史、有的是科學哲學。我們從十多年前開始使用“科學文化”這樣的詞彙。因為這個詞彙的包容性比較大，科學史、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都能包容進去，甚至科普、科學傳播也可以包容進去。
我和劉兵一直在主編一種名叫《我們的科學文化》的叢刊，一年出兩本。最初取的就是“科學文化”這個詞彙的包容性。這個詞在我們用了十年後，一些官方語境中也出現了。比如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找專家評審有關的圖書項目，他們的分類里就會有科學文化這樣一類。
《瞭望東方周刊》：能否談談科學和人文之間的關係？您的態度是怎樣的？
江曉原：在我現在的觀念里，人文當然是高於科學的。科學在我看來就是一個有點危險的工具。它當然要依靠人文來規範。一個人的人文素養是最重要的。有人採訪我，問我推薦學齡前兒童看什麼科學書籍，我說他們此時不需要看科學書籍，這個時候應該看的是能提升人文素養的東西。學習科學有什麼可急的？從小學開始不就有科學教育嗎？人文肯定應該高於科學，工具怎麼能比人重要？你自己的修養最重要麼！科學只是用來做事的，人文是用來做人的，做人比做事重要。路甬祥任中國科學院院長時，就曾在很多次演講中提到，要用法律、倫理規範科學。
《瞭望東方周刊》：您覺得科學和人文之間現在產生了矛盾，根源究竟是什麼？
江曉原：如果我們認識到科學只是工具，本來是不會產生什麼矛盾的。衝突的產生是由於科學企圖凌駕於人文之上。科學被賦予了不恰當的地位，這就使得某些人覺得科學是至高無上的知識體系。正是這樣的科學主義導致了科學和人文之間的衝突。
《瞭望東方周刊》：要調和這種矛盾有什麼可能的路徑嗎？
江曉原：可能的路徑就是重新給科學定位——科學就是一個有危險性的工具，有了這個定位，這些問題就都解決了。
《瞭望東方周刊》：現在有“公眾理解科學”的提法，這和傳統的科普有什麼區別？
江曉原：“公眾理解科學”是西方流行的提法。這是一種互動的關係，不是公眾單向被灌輸科學知識，這和傳統的科普是不同的。現今公眾在學校教育階段早就完成了基本的科學教育，他們也不需要全面了解各種科學，比如你就不需要了解你的手機是怎麼造出來的。所以科學和公眾之間已經隔得很遠了，因此單向向公眾灌輸科學知識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
“公眾理解科學”則包含了公眾關注科學和自己的生活之間的現實聯繫。比如要上馬化工項目，會影響人們居住的環境，人們就會去抗議。這就是公眾理解科學中的一部分。當然，這裡面也仍然包含了傳統科普，只是它已經退化為“公眾理解科學”的一部分了。 “公眾理解科學”中包含了傳統科普的內容，也包含了以前所沒有的內容。比如現在我們會談核電的危害性，這就是以前科普里沒有的。
《瞭望東方周刊》：所以，“公眾理解科學”和您之前說的對科學的重新定位是有聯繫的，並且它有有助於解決科學和人文之間的矛盾？
江曉原：對。是有幫助的。
科學與宗教
《瞭望東方周刊》：還想請您談談科學與宗教的關係。您在《科學十五講》中說到：科學和宗教信仰的關係，它們之間不是對立的關係；而是並行不悖的關係。您能否具體解釋一下您的這種觀點？
江曉原：從科學史的角度來看，科學和宗教的關係一直是並行不悖的。在有些情況下，宗教甚至幫助了科學。在中世紀，是誰保存了知識的種子？正是教會的修道院。科學和宗教之間其實並非你死我活的關係，這種關係是我們以前自己建構出來的，好像科學一直在受迫害，科學和宗教是不相容的。中科院關《於科學理念的宣言》中說到的“避免把科學知識凌駕於其他知識體系之上”，這個“其他知識體系”也未嘗不可以包括宗教。
有個典型的例子很能說明問題。在中國教課書中，都說布魯諾因宣傳“日心說”被燒死，而西方學者幾十年前早已研究證明，布魯諾被燒死主要是因為他鼓吹宗教改革。但是我們一直把這個故事作為“宗教是科學的敵人”的典型案例。
《瞭望東方周刊》：那科學和宗教是怎樣相互影響的呢？有沒有具體的例證？
江曉原：比如中世紀的那些神學的論爭，無論是對於思維的訓練，還是直接的思想方法上，對科學都有借鑑和幫助作用。往往論證一個事物時所遵循的程序，當被用來討論科學問題時也一樣適用。
隨着科學的發展，其實宗教也一直在修改他們對世界的看法。比如《天體運行論》曾經出現在他們的《禁書目錄》上，不久不是也拿掉了嗎？
《瞭望東方周刊》：您覺得科學最終會取代宗教嗎？
江曉原：不可能。這兩者的功能不同，是難以相互替代的。科學是人們處理物質世界時的工具，宗教用來安慰人的心靈。不過，什麼都是可以發展的，這兩者中的某一個如果發展到連另一方的功能也具備的時候，取代也未嘗不可。但現在我們至少還看不到這樣的趨勢。人們的心理出了問題，一般不會在科學那裡找答案吧？在西方，即使是一些科學主義者，也有很多人還是信宗教的。
科學與偽科學
《瞭望東方周刊》：從古至今，公眾對於神秘事物與現象的興趣一直不減。公眾，甚至一些科技工作者都對風水、算命、氣功、星座占卜、人體特異功能等人們通常所認為的偽科學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對此，您怎麼看？科學、偽科學之間的界限何在？
江曉原：科學和偽科學之間的區分，從根本上說是不可能的。這正是科學哲學上說的劃界問題，是沒辦法解決的。所以不可能為科學和偽科學的劃分設立一套普適的判斷依據。但是具體到某件事情上，哪個是科學，哪個是偽科學，有些是可以判斷的。因為通常我們認為那些按照現有的科學理論和規範來操作的東西就是科學，反之則不是。但不是也並不一定就是偽科學，當它沒想把自己打扮成科學的時候，它仍然不是偽科學。只有當那些東西照現在科學的規範來判斷不是科學，但又要宣稱自己是科學的時候，才能被稱為“偽科學”。
《瞭望東方周刊》：能舉一些具體的例子嗎？
江曉原：比如中醫。為什麼有人要把中醫稱為偽科學呢？是因為有些中醫覺得自己被說成不是科學很難受，而非為自己正名是“科學”。當他們這麼說的時候，就被人說成是“偽科學”了。如果中醫理直氣壯地宣稱自己不是科學，誰會說你是偽的呢？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不是科學的東西存在麼。藝術、宗教等等也都不是科學，為什麼我們不稱它們是偽科學呢？
另外，我們對偽科學要有一個正確的態度。我主張對偽科學寬容。我認為偽科學只要不危害社會公眾的利益，不危害他人的利益，就讓它存在着好了，不必去打壓它。有人要把偽科學想象成科學的敵人，對偽科學斬盡殺絕，這是不對的，對科學的發展也沒好處。偽科學可以成為科學的溫床。西方發達國家的科學比我們先進，同時他們對偽科學也比我們更寬容。如果利用偽科學犯了罪，也不用罪及偽科學本身；就像利用科學犯了罪，我們通常也不罪及科學本身。
《瞭望東方周刊》：那麼偽科學的發展是否會對科學的發展有某些促進作用？
江曉原：這種促進作用在歷史上是有過的。比如鍊金術催生了化學，星占學對數理天文學的發展也有過促進作用。從這些例子裡我們都能看到，偽科學和科學並不是處於敵對陣營的。
《瞭望東方周刊》：您剛才講到了中醫，您曾提出“對待中醫要有新思路”，能否具體談談您的看法？
江曉原：我不是中醫，也不懂中醫，所以我對中醫的看法純粹是我從科學哲學和常識出發思考的結果。我覺得今天中醫一個重要的宣傳策略，應該是不要把自己打扮成科學，因為這樣容易被別人說成是偽科學。其實中醫自有一套看待世界的圖像，與科學是不同的。中醫的圖像里有陰陽五行、經絡穴位，這在科學那裡沒有。中醫用一根針扎進某穴位就能對肉體產生影響，這在西醫的理論中是很難解釋的，但在中醫確是行之有效的。
另外，我們在思考中醫未來地位時，應該注意到，在西醫進入中國之前，幾千年來中國人的健康一直是由中醫呵護的，這個呵護是很成功的，所以你得承認中醫的有效性。另外，今天在醫德日漸敗壞的情況下，讓西醫有一個競爭對手，這不是符合反壟斷的基本思想嗎？讓公眾有另外一個選項，有什麼不好呢？
事實上，西醫在西方人那裡也不是科學，只是在進入中國時被我們說成是科學。在西方的學科分類里，科學、數學、醫學三者經常是並列的，這就說明醫學並未被看成科學的一部分。而且西醫的歷史更不堪問——和中醫相比，西醫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是那樣的低級、野蠻，只是最近一兩百年才被弄成很“科學”的樣子，動輒弄個很大的儀器檢查人體，即使這樣，西方人也沒承認它是精密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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