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着深灰色西装，内搭黑白格子衬衫，精神矍铄的李肇星一步跨上两个台阶，上台端坐后，他看了眼头顶的灯，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说：“电灯太亮了点，能不能调暗，节能减排下？”现场响起一片欢笑。

昨日，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内，类似这样的欢乐桥段还有许多。李肇星，这位以幽默犀利风格闻名中外的共和国第九任外交部长、现任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受邀到访厦门，与大伙分享他的外交故事，聊聊“企业家的国际视野”。副市长张灿民出席。

谈创新

“我们要有自己的品牌、知识产权和专利”

昨日，李肇星提及自己在瑞士的一次经历。“那时我去瑞士开个民间研讨会，碰见个瑞士退休官员后来是手表厂的董事长，他请我去手表厂参观。我就把袖子一伸，问他说你看我这手表是什么水平，没想到他一看哈哈大笑，说你这个表百分之百的部件，包括技术含量最高的部件都是中国深圳一家工厂造的，但是用的是瑞士的品牌和知识产权。瑞士方面得到的利润是中国工厂利润的40倍！”

“哎！我当时听了真想哭。这还是深圳，中国改革开放的带头者，如果是大西北、大西南呢？所以我们要把创新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要有自己的品牌、知识产权和专利。”......

 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意、发明、专利等知识产权的价值远远大于简单的劳动和制造，创造的利润更是无法相比；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规律，李肇星居然听了要哭，可见他多么孤陋寡闻。其实，他真正应该悲哀的是：这些手表进口回中国后，被无良的中国商家们哄抬价格赚取了远远超过拥有品牌和知识产权的瑞士人的、也远远超过深圳工厂40倍的利润。当然，这么艰深的思考是李肇星永远不可能达到的。

 新闻继续报导李肇星的演讲“谈祖国”：

“我的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母亲，一个是祖国母亲。”昨日，李肇星再次引用我国著名学者、北大教授季羡林的话。他说，不管世界多么大，宇宙多么大，一个人的根是在自己的祖国，“我们永远要记住的是‘祖国唯一’，把祖国放在首位，看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祖国。

 事实上，2011年10月李肇星到厦门英雄三岛战地观光园参观时，题词就是“一个母亲，一个祖国。祖国万岁！”昨天，擅长讲故事的李肇星，以两个故事来强调自己对祖国的情感，一件让他感到幸福，另一件则使他深感悲壮。

“前阵子，我在路上碰到个五十多岁的‘年轻人’，他告诉我自己曾是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工作人员。1999年，北约野蛮轰炸大使馆后，他得到了赔偿。”李肇星对赔偿的情况感到好奇，“这位年轻人说自己并没有受伤，那么怎么也获得了赔偿？”原来，北约轰炸破坏了年轻人睡眠的权利，所以这笔赔偿是有关睡眠被破坏的赔偿。“款项虽然不多，只有两三万美元，但是年轻人体会到有祖国做后盾的那种踏实感。”李肇星说，这件小事对他刺激很大。

 另一件“小事”发生在今年的法国国庆日期间。彼时，受法国总统奥朗德的邀请，李肇星作为中国政府代表赴法国出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纪念活动。悼念一战期间在法逝世的中国劳工是此行的重要一环，当李肇星在墓地上悼念同胞的时候，他想，“没有祖国的强大，老百姓的生活就不会幸福，没有祖国的强大，一个人死了也不会有尊严。”

 ......

 李肇星的老校长胡适在84年之前就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当然，不要人格、自由和平等的李肇星完全可以不认同胡适的观点，坚持 “祖国唯一”、把“祖国放在首位”。但是，他在大庭广众中说出“我的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母亲，一个是祖国母亲”，就属于太不正经、不着调了。连小学生都知道，把祖国称作母亲，是一个拟人、比喻的用法：因为母亲是一个人生命里最重要的，为了表示对祖国的重视，于是形容祖国如同母亲一样。开天辟地李肇星是第一个，把概念性的“祖国”和有生命的母亲并列起来，口称自己有两个母亲。如果按照李肇星这样不正经、不着调的“虚则实之”下去，问题就复杂了：你有两个母亲，就应该有两个父亲呀，否则不成了“二女侍一夫”了？那么另外一个父亲是谁？逼急了他一定说是党了，那为什么祖国就一定要嫁给党，被党压在身子下面？为什么祖国就不能是父亲把党包养起来？母亲可以和父亲离婚，那祖国也会和党离婚吗？如此问下去，麻烦大了。

        至于让李肇星感到“幸福”、深受刺激的第一个故事，我翻来覆去看了七八遍，一再琢磨，还是没有想出北约主动给了连五常大国的外交部长都闻所未闻、都“好奇”的中国驻南大使馆年轻人睡眠损失赔偿金2、3万美元，和“祖国的后盾”到底有什么关系？这笔钱既然李肇星做梦都想不到、只是偶然才听说，那显然不是祖国出面争取、而是北约主动给予的，我真不懂祖国有什么脸去贪天之功？每一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是，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别说“睡眠权利”连天方夜谭都谈不上，就是被砸摊、被强拆、被刑讯、被殴毙，又有几个人能顺利得到几文钱的赔偿？李肇星说他听说此事受到很大刺激：他真的应该受到刺激，但他应该受到刺激的不是自作多情、想入非非地想象“年轻人体会到有祖国作后盾的那种踏实感”；他应该受到刺激的是：北约让他第一次知道了一件他不但闻所未闻、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北约让他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还真的有着和他的祖国不一样的规则、伦理、观念和价值。

        即使按照李肇星的一厢情愿退一万步说，北约真的是看在中国政府的面子上才给了年轻人睡眠赔偿，那还是北约主动为之，而不是中国政府替自己人维权力争的结果。我们都还记得前年中国驻外使领馆官员公开责备赴外的中国人没有谨遵当地法规，从而给政府添了麻烦；我们都还不会忘记前年辽宁渔民被朝鲜扣押、殴打、敲诈，家属访遍中国涉外部门却求告无门、屡屡遭逐。不要说这些小人物，就是贵为前总书记、当时政治局委员胡耀邦千金的满妹，在得知父亲病危，急于回国而求助于中国驻美国领使馆时，也一再被冷拒、侮辱，以致于激愤的放声痛哭。（由此我也学了乖，每次出国，虽然电信公司反复自动短信我中国当地领馆电话，并告知如有危难即速联系，我还是每逢遇到紧急情况都求助当地机构，决不给祖国母亲找事添堵。

        说到第二件让李肇星“深感悲壮”的故事，“没有祖国的强大，老百姓的生活就不会幸福；没有祖国的强大，一个人死了也不会有尊严”，固然不算错，但祖国强大了，老百姓的生活就会幸福、一个人死的就会有尊严了吗？我们这一代从记事那天起，就知道祖国一直强大着；实际上，在1949年老百姓们就被告知祖国已经开始强大了。可是直到今天，我们幸福过吗？老百姓们死的有尊严吗？那些100年前葬身异乡的中国劳工们，至少还能在100年后法国国庆日期间的一战爆发100周年纪念活动中倍享总统参与悼念的哀荣，而那些被强大的祖国根本否认的中国入缅远征军的亡魂们、那些被强大的祖国落井下石的受尽苦难九死一生的志愿军战俘们、那些被强大的祖国彻底抛弃的孤苦伶仃四处上访的对越反击战残存的军人们，又该让感情丰富的李肇星怎样慨叹、怎样浮想联翩呢？

 报导李肇星的演讲的新闻最后写到：

 绝不说假话

 真话不全说

 昨日的提问环节，一位女听众问李肇星：“坊间流传一个段子，说外交部发言人总是说两个词，强烈谴责和严正抗议，您对此怎么看？”问题犀利，但李肇星用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事巧妙地做了回答。

20多年前，李肇星第一次做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时，由于感觉心里没底，他便向季羡林先生请教如何才能做好一个新闻发言人。

“当发言人要注意什么？你不觉得这句话有毛病吗？”季羡林反问李肇星，并告诫他，不要把当官、当发言人这种头衔太当回事。“季羡林对我说，不管你是不是发言人，都要记住两点，一是绝不说假话，二是真话不全说。我干过外交部发言人十年，都是根据授权说实在的话。”

 用一句时髦的话来形容我看到这段话的感觉，就是“直接崩溃”。季羡林的话在不同场合都说过，来源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关牛棚时的感悟。那个时候政治形势极为残酷，政权对人的迫害已经使所有人的道德沦丧殆尽。能不害人已属不易，坚持真理是天方夜谭。在那种环境下，作为一个危如累卵的普通人，季羡林说这种话不算错。但是。你李肇星是一个大国的对外发言人，你的任务是告诉世界中国的真相，你的责任是保证所有人的知情权，你怎么好意思用“绝不说假话”这种标准要求自己？你怎么好意思对自己的要求是“真话不全说”？况且，季羡林的时代是文化大革命，是知识分子被“四人帮”残酷打击、被“三种人”疯狂迫害的时代，你今天还用季羡林在文革时代的准则来行事，难道你在影射今天仍旧和文革时一样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或者你是在暗指你的政府像“四人帮”在文革中残酷打击知识分子一样地在残酷打击你，以致你真话“不能全说”？如果这样你让新的领导集体情何以堪？抑或你在控诉中外记者们像文革时代造反派疯狂迫害知识分子一样在蓄意迫害你，因此让你真话“不能全说”？如果这样你不是把你服务的对象都当成敌人了吗？你的“受迫害狂症”何其严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