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是《新青年》雜誌的創辦人，從1915年開始大力宣傳倡導“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賽先生”（“科學”Science），批判儒教和傳統道德，“打倒孔家店”。當時，《新青年》幾乎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總部基地”，而陳獨秀幾被譽為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

雖然到五四時陳獨秀還相信“民主”和“科學”，還主張“應該拿英美做榜樣”（1919年11月2日陳獨秀《實行民治的基礎》），但是，他的個性，他的氣質，他的道德，他的學養，他的興致，他的趣味，他的追求，他的價值取向，他的政治啟蒙，他的教育環境，他的學術地位，他的信譽遭遇，使他早在“文學革命論”的時代就已經露出殘忍、血腥的一面，鼓吹“充分以鮮血洗淨舊污”了（1917年2月號《新青年》雜誌2卷6號陳獨秀《文學革命論》）。1919年的五四運動後，時代氛圍加上個人際遇，讓陳獨秀更加激進，居然提出“入監獄和入研究室”是青年“人生最高尚最優美的生活”（1919年6月8日《每周評論》陳獨秀《研究室與監獄》），自由主義精神已然流失。到了1920年，因“作風問題”被迫離開最高學府，失掉了主流、正宗、“有特殊貢獻知識分子”和學者身份，成為邊緣化人物的陳獨秀，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我敢說：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占領權力階級地位的時代，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的專有物……”，“我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後事如何，就不是我們所應該所能夠包辦的了”（1920年9月1日陳獨秀《談政治》）。這時的陳獨秀，已近於走火入魔了。（我們唯一可以欣慰的是，在這裡，他留下了一個活扣、一個暗語，就是“後事如何，就不是我們所應該所能夠包辦的了”：這個活扣，為後來人留下了無窮可能；這個暗語，為後來事埋下了無限想象。這個活扣和這個暗語，也昭示了陳獨秀畢竟比專為一己之私不惜以千萬人生命為代價的惡貫滿盈的毛澤東的境界高的太多太多。）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的中國知識分子，目睹民國以來中國政治的黑暗、腐敗和停滯，軍閥的驕橫、專制和禍亂，無不痛恨與焦慮，連胡適這樣溫和的自由派和君子都忍不住要說出相當難聽的話來。因為民主求而不得產生的對民主的失望、對民主是否符合國情的懷疑，使知識分子逐漸追求急進。如果說，十九世紀先進的中國人放眼看世界，看到的是西方的光彩奪目和大道之行，那麼進入二十世紀，讓社會主義者們弘揚發微的資本主義的缺點和弊端，雖然離我們那麼遙遠但卻已經纖毫畢現地讓一直在吹毛求疵、幸災樂禍的中國人看在眼裡，立刻引起了淺嘗輒止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強烈共鳴。加上帝國主義不肯放棄對中國的控制、加上一戰帶來的西方的危機和混亂、加上王八蛋蘇聯的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後假惺惺發表的“廢除對華特權、取消庚子賠款、歸還中東鐵路”的《對華宣言》，進步知識分子開始關注馬克思主義、同情蘇聯革命，開始尋求第三條道路，都是可以理解，都是情有可原的。連蔡元培都曾經私下表示：“看來中國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了，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有所作為”（張國燾在《我的回憶》），更遑論其它人了。

但是，像陳獨秀那樣熱衷、那樣急切、那樣不求甚解、那樣迫不及待地將馬克思主義引入實踐，將蘇聯革命付諸實施，確實有他很深很強的個人因素，這一點是有證可查的。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裡說，陳獨秀1920年“痛恨北京政府，認為非徹底革命推翻軍閥不可；他常向人高談馬克思主義，表示中國必須走俄國革命的道路”，“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較遲，直到1919年初才發表同情俄國革命的文章。到這年底，他被迫離開北京以後，才認定馬克思主義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良方”，“他的信仰馬克思主義，最初也許是受李大釗、戴季陶等朋輩的影響”。也就是說，陳獨秀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覺悟”的遠遠不是最深、最早的，甚至是一知半解的。也正是因為這樣，陳獨秀反覆表示了他對戴季陶“對馬克思主義信仰甚篤，而且有過相當研究”的羨慕和欽佩。但是，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武器運用於政治實踐，組織共產黨，卻是陳獨秀最積極、最先進、最熱衷。張國燾說：“他（陳獨秀）的信仰馬克思主義和組織中國共產黨，主要由實際政治觀點出發。換句話說，中國半殖民地的處境和內部政治的黑暗，以及他個人政治上的遭遇，使他由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走上國際共產主義的道路”。這就非常清楚的說明，陳獨秀創立中國共產黨，陳獨秀鼓吹蘇聯式革命，根本不是基於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解和堅定信仰，根本不是基於認定共產主義是中國的必然選擇，而是“由實際政治”出發、而是因為他個人的挫折和憤懣、而是源於他希望以別闢蹊徑來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而是類似江青在上海攪得昏天黑地後遠走延安撈世界。

相比好鬥的陳獨秀，更具自由主義色彩的溫和的李大釗，當時真的把馬克思主義當做一門學科來探討、研析。就在陳獨秀急不可耐地大叫：“研究馬克思主義現在已經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現在需要立即組織一個中國共產黨”時，李大釗卻在中肯、學究、認真和善意地把馬克思主義當作科學來研究，卻在截然相反地認為“自己和陳獨秀先生等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都還不夠深刻，對於俄國革命的情況知道得也還嫌少”，卻在細水長流地“主張此時首先應該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認為“現在應該建立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個團體應暫時不過問政治”。不但如此，他還深刻地看出，很多人（當然沒有好意思說陳獨秀）信仰馬克思主義，“只因為馬克思主義是很時髦的，他們是現實政治的活動人物，設法利用之意可能高於信仰和研究”（張國燾《我的回憶》）。

當時不但李大釗這樣老成持重的人，就連張國燾這樣少年輕狂者，也只是“抱有從事共產主義的意向和熱情……偏於興趣”，而沒有當成一件正經的事業，以至於三心二意、心不在焉。另一位少年輕狂、共黨一大的代表李達則“對組黨一事也不算起勁……每天都忙於寫作，沒有經常參加我們和陳先生的談話，雖然他總是被邀請的”（張國燾《我的回憶》）。

情況還不止如此呢。據張國燾回憶，在1920年7至8月陳獨秀走火入魔籌劃“建黨偉業”、信心滿滿的這一段緊鑼密鼓的時間裡，“並未見到陳先生及他所提到的中共上海小組的發起者們在他家有任何集議。而且我和這些人先後會面晤談時，發現他們都沒有陳先生那樣專心致力的熱誠和集中注意力在組黨這件事上”。由此戳穿了《建黨偉業》、《開天闢地》裡編造的“歷史必然”、“民心所歸”的騙人鬼話。

還不要說等而下之的這群人，就是始作俑者陳獨秀，就在他急吼吼要建黨時，居然連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獨立革命、民主革命的關係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初級課程都搞不明白，以至於想組黨，卻連一個黨綱和政綱都提不出來；以至於他自己都擔心，未來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竟是一個沒有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就在這個時候，王八蛋蘇聯派出了共產國際伊爾庫斯科遠東局的特務、間諜威金斯基和漢奸楊明齋逶迤來到中國，試圖尋找東方傀儡、建立國外基地組織、搞第五縱隊、策劃國際恐怖事件。他們輾轉找到陳獨秀，和陳獨秀一拍即合，許諾給於理論、組織、金錢各方面資助，使陳獨秀大喜過望。他們暗中的陰謀與策劃，細緻入微的到核算出一個職業共黨每月需要蘇聯提供多少塊大洋的生活費和活動經費的地步！於是，組黨的準備就在蘇聯直接指導、監督和資助下終於完成了。

中國共產黨所謂的建黨偉業，完全是陳獨秀個人的揠苗助長；中國共產黨所謂的開天闢地，完全是共產國際的強行輸入；中國所謂的共產主義運動，完全是蘇聯樣板照貓畫虎的移植。這種揠苗助長、強行輸入和照貓畫虎，是如此的輕率、毛糙、兒戲、胡鬧，遠遠無法和當年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傳教期間的奉獻、投入、執着和艱辛相提並論。

       就這樣，一個以“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剷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社會”為最高宗旨的，完全與當時中國民主、自由、進步、開明的發展主流背道而馳的中國共產黨建立起來了。

    就這樣，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捍衛人權、激濁揚清、書齋苦修之時，在胡適辦《努力周報》、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辦《現代評論》周刊、研究《紅樓夢》、研究禪宗、研究神會和尚之時，陳獨秀風雲際會，呼喝天下，縱橫捭闔，“唯使君與操”，名勢熏天，儼然中國命運之決定者。

就這樣，為了追求革命成功、理想實現、事業成就、名聲權勢、背景靠山、活動經費，陳獨秀從一個自由知識分子，變成了一個喪失獨立思想和人格，對蘇聯和共產國際言聽計從、亦步亦趨、唯唯諾諾、奴顏媚骨的猥瑣之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