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潛伏在國民黨心臟中的共諜 作者：周谷 （一） 中國國民黨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中共奉第三國際命令企圖奪取中國政權的前夕，發動全面清黨後不及一年，特別再設立專門對敵作戰的調查機關-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 國民黨中央調查科奉令負責全面偵緝黨內的中共間諜、策捕中共黨團員、偵破中共各地秘密地下機關、潛入中共內線作戰，以期徹底消滅當時假借外力意欲陰謀奪取中國政權的中共組織。 中共中央為針對國民黨對之不利之此項嚴厲措施，也秘密擴大了相對組織-中共中央特科。 三十年代中國各大城市、特別是五里洋場的上海租界中，到處都發生逮捕、懲辦雙方間諜、內奸、叛徒的阻擊暗殺行為。 不少人一夜之間就消失得無影無跡，不少人過着雙重性、有血、有淚、有恨、有愛的間諜恐怖生涯。 上海真是國際冒險家的樂園，又是遠東國際情報的集散地。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兼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蔣介石於一九二八年三月，首次任命其組織部副部長陳果夫之胞弟、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辦公廳機要科科長陳立夫，兼任新成立之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主任。 陳主任開創中央調查科後，不久便另調重要新職。 此後此職相繼由留法學生貴州盤縣人張道潘、留美之吳大鈞、留美之葉秀峰擔任。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葉外調他職，改由陳前主任表親留美之徐恩曾專任。 中央調查科成立不及一年，就已五易其長，難以全面開展工作。 徐恩曾，浙江吳興人，號可均，筆名徐思予，一八九六年出生。 徐一九二二年畢業於上海國立交通大學第十二次（當時不稱屆）電機科無線電信組，同科畢業者只十六人，不久留習美國再習電信，一九二七年回國任上海南市自來水公司總工程師。 徐幼時賴其長兄徐恩源維持生活，與其次兄徐恩第（東仁）、及弟徐恩培（未婚，戰時被日機炸死）均服務公職。 徐恩曾一生三娶，初娶梅子英（幼琴），續娶王書青（王淑清，號硯溪，遼寧人），再娶中共脫黨黨員費俠（字達韞，湖北鍾詳人），育有子女多人。 一九四七年行憲，徐恩曾當選國民大會代表，費俠當選立法委員。 一九四九年神州大亂，徐一家避難入台，服務航業界，晚年居台灣屏東。 國民黨中央調查科在開創初期，規模不具，人員不多，工作成效一時並不顯著。 自徐恩曾接長後積極銳意，重新規劃，又復久專其任，在消除敵對勢利上，曾對國民黨有相當重大之貢獻。 中央調查科組織：採訪股：總幹事先後為楊劍紅、曹立瀛、曾三省、張沖（懷南），幹事顧建中。 整理股：總幹事先後為吳大均、濮孟九，幹事劉清源。 特務組：負責人顧建中、成員有徐進、廖興序。 負責對中共的調查研究、情報收集、破壞指導等工作，一般特務活動仍由採訪股負責。 言文組：負責人劉清源，成員有趙德愷、許志盈。 其任務在負責收集各省市的報章雜誌及國外華文期刊，分類剪貼呈參（以上兩組一九三○年增設）。 特務工作總部（一九三一年秘密設立）中央調查科成立之初工作人員不過十七、八人，其中大部分由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校長蔣介石調派一九二八年六月黨校初期畢業生中，選派十人到科工作，計為張國棟、鄭伯豪、張旆、李風瀾、駱美中、王保身、任洪濟、謝澄宇、郭良牧、陳玉科。 還有黨校易名為中央政治學校的畢業生謝永存、溫麟等人。 一九三一年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兼校長蔣介石“又派來經過政治警察訓練的中央軍校第六期畢業生近二十人參加調查科工作，他們是王思誠、李熙元、張志鵬、馬紹武、許少頓、高振雄、林桂庭、齊耀榮、游定一、馬嘯天、袁更、王正鴻、錢狀飛（中共地下黨員）、□圭中等人”。 -詳見一九八九年八月號“傳記文學”張國棟原著：細說中統局（上）。 翻閱中央軍校第六期畢業錄中，張文所列舉名單僅王正鴻，江蘇鎮江人；王思誠四川江津人；李熙元，湖南寧遠人；高振雄，湖南安化人；游定一，湖南嶽楊人；張志鵬，山東人等六名列名畢業生中，其餘諸君子或未畢業，如戴笠便是，或非畢業錄中所列原名，或著者記憶有錯，或期別有誤，或非軍校畢業生。 至於張文所列軍校第六期畢業生中之錢狀飛（中共地下黨員）諒非事實。 中央軍校六期生在廣州入伍時，正直一九二七年清黨，學校一度停辦，東遷南京，六期生於一九二九年初在南京畢業。 而錢壯飛（一八九六年生）此時早已在北京醫專畢業，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一九二七年清黨時在北京行醫，一九二八年始轉往上海謀生，夤緣得入中央調查科掌握機要。 軍校六期畢業生中姓錢者僅六人：工兵科有錢諫（江西）、錢立（浙江崢縣）、錢聖輝（福建）；交通科有錢以松（江蘇江都）、錢澤生（浙江寧海）、錢崢（湖南）。 錢壯飛似不可能又在三十一、二歲壯年時再度改行學萬人敵。 張文所說的此一錢壯飛（中共地下黨員）雖在中央調查科工作，但非如張文所指系黃埔六期的錢壯飛。 黃埔六期或其他各期有否錢壯飛其人仍待考。 中央調查科到一九三一年七月最盛行時也不過五十人左右。 一九三八年中央調查科為適應業務的需要，奉令擴大編制改組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統局）。 這是中央調查科初期組織情形。 中央調查科在三十年代末改組以前，曾陸續破獲中共地下黨組織，逮捕過中共重要領導人等的重大案件。 簡述如下：中共中央委員，中共浙江區委書記、中共江蘇省委書記陳嚴年（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之子）於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上海被捕，同年七月二日以前被殺。 中共浙江區委組織部部長兼上海總工會中共黨團書記趙士炎（李鵬之舅父），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在上海被捕，同年七月十九日被殺。 中共中央委員兼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陳喬年（陳獨秀之子），中共中央工委、中共江蘇省委上海總工會組織部部長及中共黨團副書記許白昊同於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七日在上海被捕，同年六月六日同日被殺。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中央農委書記彭湃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中央軍事部長楊殷等五人於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在上海新閘路經益里中共中央軍委機關中被捕，同月三十日一併被殺。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之一顧順章於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二日被捕，隨即轉變。 由於顧所提供有關中共要人及其機關住址之情報，在上海相繼破獲了中共中央秘書處、中共中央農委、中共江蘇省委，以及中共在江蘇、山東、河北、河南、陝西等省委機關，其被捕者有不少被殺，其中中共中委、省委、縣委如徐錫根、羅章龍、胡筠鶴等數百人紛紛向國民黨當局自首。 中共中央總書記、紅幫向大哥向忠發此時在上海法租界化名余達強經營骨董生意，也由顧的關係，於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時正與其姘婦周超英在上海愛文義路戈登路口一古玩店中長臥時被捕，向誠懇表示願自首竟被拒絕，同月二十四日在上海被殺。 中共中央臨時上海局書記、中共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李竹聲於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在上海被捕旋自首，其代理書記、中共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盛忠亮（盛岳）也於同年十月四日在上海被捕自首。 中共重要組織不得不被迫遷往江西蘇區，這不能不說是中央調查科在對敵工作上的重大成就。 （二）一九二七年四月清黨後，各大城市特別是上海真是風聲鶴唳，政府軍警及外國租界巡捕密探，到處捕殺查抄中共黨團員，因而中共在政治上一度受到嚴重打擊。 為此中共中央於一九二七年五月下旬武漢時期，為懲處黨內一些內奸叛徒，曾在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下設立過“特務工作處”。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又奉第三國際命令在江西南昌暴動失敗後，中共重要組織大部都遭粉碎，其重要領導人紛紛外逃蘇俄、香港、上海等地外國勢力的地方隱蔽，密謀東山再起。 中共中央機關遂被迫於一九二七年九月再從武漢秘密遷往上海租界，更感處境困難，實難展開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遲於同年十一月到達上海，先住卡德路中共機關中，旋奉中共中央命令着手整頓中共中央各機關。 為嚴密保衛中共中央安全起見，中共中央特於同年十二月令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成中共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共中央特委或特委），由周恩來任書記，下設中央特科。 特委是決策機關，特科是執行具體任務之組織。 周恩來此時在黃浦江邊開設“松柏齋古玩號”，以伍豪、伍老闆化名及身份在上海長袖善舞，秘密主持中共中央特委，中共中央軍委，中共中央組織部，並全權指揮中共在上海的地下機關和工作幹部，成為中共南方白區黨的唯一領袖。 中共中央給予中央特科下列任務：保衛中共中央機關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敵人的動向，向革命根據地通報敵情，營救被捕同志和懲辦叛徒。 為滲透國民黨內部，中共中央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特發出第二十五號通告：“經過我黨支部決議，可派遣一、二個忠實同志到國民黨內部以及某種反動機關，做偵探和破壞工作”。 中共特科是一個絕密機關，初由顧順章負責，設二科一隊。 一科主管總務，二科主管情報，一隊為行動隊，中共內部習稱“紅隊”。 一九二八年春中共中央軍委辦過一次秘密工作學習班，教以如何堅持白區鬥爭，如何保衛自己、打擊敵人。 周恩來、惲代英均往講課。 中共中央特委工作發展很快，不到兩年竟能在上海租界巡捕房、上海市政府公安局、上海凇滬警備司令部、南京各國住華使館，以及通訊社、地方法院和其他黨政軍機關，滲入中共工作人員或線民。 茲將中共特科擴大為後的組織，分別簡要說明：中共特一科主管中共中央機關事物及財務等項工作，成立於一九二七年八月左右。 科長洪揚生一九二一年在上海由江西老表趙醒農介紹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一九二四年轉黨後在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和團中央機關擔任交通工作。 一九二五年底，洪在中共中央軍事訓練班（負責人為聶榮臻、顏昌姬）受訓後，以中共中央軍事特派員身份派往東北工作。 一九二七年春奉調回上海，清黨後，中共中央機關被迫陸續遷往武漢。 洪在武漢中共中央組織部負責登記工作。 不久，武漢又清黨，中共中央機關再遷往上海，洪即調往中央特科工作。 成員：闞思穎，四川南溪人，住機關。 鄒志淑，浙江嘉興人，負責交通和掩護工作。 陳家康，廣東人，中共特科專職醫生。 朱勝（化名），湖南人，做古玩店老闆。 張克誠（化名），河北人，做木器店老闆。 戴榮鑫，浙江餘姚人，木器店店員。 王竹友（老先生），江蘇松江人，負責布置機關。 周青，四川人。 張阿桃，顧順章岳父。 張陸氏，顧順章岳母。 張愛寶，顧順章姨妹。 葉小妹，顧順章姨母之女兒。 顧維楨,顧順章胞兄，住機關當燒飯師傅。 吳韶蘭，顧順章的嫂嫂，做掩護和交通工作。 吳克昌，吳韶蘭的胞弟，與其妻同做掩護工作。 任務：（一）設立機關，利用各社會關係，在上海開設各種店鋪如電器行、照相館、布店、古玩店、診所、木器店、通訊處或代辦所，作為租房保證人，鋪保蓋章之用；或租賃花園洋房，作為中共中央各機關工作的活動場所和聯絡地點。 當時設有下列機關：一處在上海勞合路泰亨源水電行，由張義安（張杏生）當老闆。 一處是上海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口三民照相官，經理□漁人（□夢菊），協助中共特共一科工作，並代購賣、儲藏武器、傳遞秘件並做掩護工作。 一處是李瑞生所開布店，作中共特一科租房屋擔保人，以後在上海威海衛路永吉里中共接頭站，全家為中共住機關。 一處租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白俄老太太二房東的一幢洋房三樓，為中共特科內部接頭站，周恩來、陳賡、顧順章等少數人常來此接頭談話。 一處在上海西摩路斜橋會館旁，開設一家古玩店，為中共中央秘密接頭處，中共特一科一位湖南朱同志當老闆，顧順章岳母張陸氏燒飯。 一處是上海威海衛路達生醫院，由柯麟化名柯達文和賀誠化名賀雨生開設，為中共中央掩護機關，中共中央每月在這家醫院開會一次。 一處在上海泥城橋東，專設一木器行作為接頭處，有時用為租屋之鋪保，派戴榮鑫當店員。 一處在上海同孚路上一條弄堂口，掛有“費國喜律師通訊處”和“信誼代辦所”之招牌。 在弄堂內一幢石庫房的底樓廂房，除儲藏武器外，為中共特一科和行動人員的聚會處。 一處在上海西摩路菜場旁邊的一幢弄堂房子，限作一般機關使用。 一處租上海愛文義路一條弄堂最後一幢獨門獨戶三層樓洋房，為中共中央負責人與第三國際駐華代表接頭開會之處，派有專人以大商家身份接待。 一處在上海三馬路邊開設福興木器行，為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辦公秘密機關，由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共的熊瑾玎當老闆，與其妻朱端綬同住機關。 此一機關一九二八年四月成立，直到一九三一年四月顧順章案發後，當年七月不得不告結束。 一處在上海四馬路口私立生黎醫院二樓，為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處，調朱端綬住機關。 此外中共尚在上海辦有三個酒店、一個錢莊、一家印刷廠、一個織綢廠。 （二）布置會場，中共中央召開重要會議，從確定地點、租用房子、布置會場、備辦庶務以及安全隱蔽，均有中共特一科負責辦理。 中共中央於一九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至同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召開六屆三中全會，會場設在麥特赫司脫路由顧順章住機關的一幢洋房中，會議由瞿秋白、周恩來主持，與會者數十人。 開會其間中共特科人員全體出動負責安全保衛。 中共中央於一九三一年元月七日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在武定路修德坊六號舉行，會議一整天，直到深夜結束。 向忠發、周恩來等三十七人出席，戒備森嚴，如臨大敵。 江西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預備會議於一九三○年五月在上海召開，會場準備二處，以防一處發生問題時，可以隨時轉移。 一處設在卡爾登戲院後面一排洋式樓房中，一處在愛文義路卡德路口的一幢洋房裡。 代表進入會場，就地食宿，不得外出，由中共特科行動人員任安全工作。 （三）營救被捕人員，一般營救工作交由公開機關上海濟難會辦理；重要人員被捕，中共中央多交由中共特一科辦理，大致分三種方式。 一種被捕者未暴露本人真實姓名和身份時，中共一科就聘請與之有直接關係之律師潘震亞和費國喜，公開出面辯護，合法營救。 一種尋找租界巡捕房、上海凇滬警備司令部、江蘇高等法院內線或托人情，或行賄買通、提前釋放，或輕判徒刑。 一種在上述兩種方式行之無效後，不惜使用古法半路攔截，或法場劫持。 但亦不敢輕易使用，風險太大。 中共特二科主管情報工作，是特科中最重要的部門，是中共心臟中的心臟。 科長陳賡原名陳庶康，在中共特科工作時化名王庸，湖南湘鄉人，一九○三年出生於貧寒人家。 一九二一年陳在粵漢路湘局打工，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加入中共，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奉中共命令離開鐵路工作，考入廣州海軍大元帥大本營軍政講武學校。 一九二四年四月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在廣州黃埔島正式開辦，陳舍離講武學校再考入黃埔第一期，五月入學編入第三隊，同年十一月底畢業。 陳畢業後留校服務，一九二五年調野戰部隊服役，十月二十七日東征時，因在戰場急救黃埔校長兼國民革命軍東征軍總指揮蔣介石有功，調為蔣之侍從參謀。 一九二六年九月陳奉中共命令赴蘇聯遠東紅軍總部學習保衛工作和群眾暴動，一九二七年二月回國經上海轉武漢。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共在江西南昌暴動，陳在南昌“江西大旅社”內由賀龍主持之南昌起義總指揮部擔任保衛工作，暴動失敗，陳亦受傷。 於同年十月中旬與中共周逸群等人，乘日船到上海就醫，旋即易名王庸就任中共特二科科長，直到一九三一年四月顧順章轉變案發生後六月秘調天津工作，始離開中共特科。 同年九月再轉往中共鄂豫皖蘇區張國濤處再任軍職，一九三二年留上海就醫，兩度會見魯迅。 一九三三年三月陳再到上海，三月二十四日忙中有閒前往貴州路“北京大戲院”看電影，被陳的老相好中共特科轉變人員陳蓮生識出被捕，解往南京受審，陳因一九二五年救駕有功，未被判處死刑，兩個月後暗示准其逃離南京，仍轉往江西蘇區，以後一直在軍中服役。 成員有李克農、錢壯飛、胡底（胡北風）、陳壽昌、陳壽山、柯麟、賀誠、劉鼎（闞尊民，四川南溪人）、吳先清（受其夫劉鼎領導，三十年代死於蘇俄肅反時期）、陳彭年（法租界巡捕房包探、留法華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生）、陳蓮生（張阿林，先施公司學徒，曾在武漢中共特務工作處工作）。 中共特二科一在派忠實可靠黨團員，利用各種人際複雜關係打入國民黨的心臟部門，如情報、軍隊、警察、憲兵等機關，及租界巡捕房搞情報。 甚至在上海之青幫、流氓、白相人，租界中的包探和巡捕都有中共的密探和同情者。 一在搜集情報，提供中共中央及第三國際參考。 陳養山、劉大漢均以新聞記者身份，公開活動收集情報刺探消息。 中共特三科即行動科，負行動制裁。 科長顧順章，化名黎明，江蘇寶山白楊任，上海南洋煙草公司制煙廠工頭，在上海斜橋路二十二號附近以其藝名（化廣奇）開設魔術店，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共，曾任蘇俄住華代表、國民黨政治顧問鮑羅廷(michaelmborodin)的衛士，一九二六年派往蘇俄海參威受政治保衛訓練，一九二七年秋回國，負責中共特科，初期工作，其公開身份是魔術師。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被捕隨即轉變。 譚余保曾派往蘇俄學習，回國後擔任此一科長，但忠余亦擔任此職，但又名但鍾宇，江蘇蘇州人，上海米店學徒，以後曾派往蘇俄學習，改名周朋，一九三七年回到國境時被殺。 中共特三科負責中共中央機關和人員的保衛工作。 中共中央機關一般住滬中區，中共江蘇省委機關一般住閘北區，少共中央機關一般住法南區。 其具體執行人員為“紅隊”，通常維持二、三十人左右，人選均從地下黨中嚴密挑選出來的工運人員，多訓練有術，配有輕便武器，行動迅速而殘酷，嚴格執行上級交代的任何命令，中共對內奸叛徒毫不留情。 一九三○年中共特三科在上海卡德路專門為“紅隊”人員辦過一次短期訓練班，目的在使受訓人員熟悉上海街道里弄、路線和居民住宅的具體情況，次在熟悉政府憲、特、警機關和流氓幫會情況，並教以化裝、監視、破密和射擊等技術。 中共特四科負責聯絡通訊。 科長李強（曾培鴻）成員：毛齊華、張沈川（張燕銘）、方廷楨（方仲如）、沈侃夫（陳寶禮）、李元傑、程祖怡（以上諸人均於一九二八年畢業於莫斯科第三國際主辦之國際無線電學校）、黃尚英、伍雲甫（吳晉生）、曾三（老康）、宋濂、蔡叔厚（蔡紹敦）、蒲秋潮，於昆（於益之）。 李強是中共無線電台最早負責人，主持中共中央與中共各省、市委、各蘇區的通訊聯絡重任，他又為中共次第完成各種外線、內線交通，又根據蘇區需要，一九二九年夏首次裝備成功中共第一部無線電收發報機，訓練了不少無線電人員。 中共特四科先後在上海建立電訊機關，一九二九年在滬西英租界極司非耳路福康里九號一幢三層樓石門房子建立第一座秘密電台，由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蒲秋潮住機關，一九三○年二月電台遷往公共租界靜安寺路赫德路福德坊一弄三十二號。 蒲調往天津後改由於昆（於益之）住機關，其秘密無線學校設在上海巨籟達路四成里一幢三層樓房中，門上掛“福利電器公司”招牌，一九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公司被破獲，張沈川等十二餘人被捕，中共改派陳壽昌主持，這兩處機關不得互相聯繫，以防一旦案發牽連。 蔡叔厚另在上海東有恆路開設“紹敦電機公司”，儲藏中共特四科電器，文革時難逃劫數被害。 （三）中國國民黨中央調查科剛一創建，內則有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加入中共的錢壯飛，竟於一九二八年輾轉進入國民黨的對敵作戰心臟出長機要，外則中央調查科後來派在上海負責對敵工作的楊登瀛，又逐漸自動蛻變為中共潛伏在上海國民黨調查機關之首腦。 錢、楊二人一在南京竊取國民黨情報資敵，破壞國民黨的反共組織；一在上海協助被捕中共被捕人員脫離險境，保全中共秘密機關，兩人上下其手，使國民黨中央一時大意失荊州。 直到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共要人顧順章在湖北漢口被捕後，錢得悉後始倉皇逃逸，楊亦受波及身囚囹圄，不久又得獲釋，重為黨國效力。 六十多年來，知道國民黨當年在上海同共產党進行殘酷鬥爭經過的人漸已不多，知道錢壯飛大夫者諒亦不多。 知道楊登瀛何許人也，寥若星辰；知道中央調查科的楊登瀛，竟又是中共特科絕密的鮑君甫者幾希。 好一個合二而一的兩面派，使這場共產黨挑起的戰爭益增神秘，造成多少冤魂，鑄成多少英雄。 錢壯飛原名（錢壯秋），亦名錢潮，浙江吳興人，一八九六年出生。 錢於一九一九年與其妻張振華（安徽桐城人）同時畢業於北京國立北京醫學專門學校，兩人系同級學生。 兩人於一九二五年經張遲中介紹加入中共，錢在京綏路附屬醫院工作，張則在北京天壇傳染病醫院服務，兩人均利用醫生身份為中共做秘密工作。 一九二七年四月清黨後，錢壯飛夫婦兩人已無法再在北京安居，一九二八年轉往上海謀生，住上海法租界甘司東路辣裴德路新興路興順里四號。 其妻在上海醫院婦產科當醫生，錢則考取許恩曾所辦無線電訓練班後，在上海國際無線電管理局找到一份秘書工作。 在中共方面錢則編入中共法南區委所屬法租界支部，支部黨員不多，支部書記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的張沈川，余為徐德、一金性韓國人，胡底（胡北風）。 胡安徽人，畢業於北京中國大學，此時南下亦編入支部。 李克農又名李稼軒，安徽巢縣人，一八九九年九月十五日生。 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清黨後流亡上海，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李任中共滬中區宣傳委員。 在上海巧遇同鄉胡北風，因胡之介紹而認識錢壯飛，由錢的介紹，李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考入無線電管理局，以及負責管理全國無線電報務員登記和考試工作，凡中共所列名單一律加以錄取，對中共貢獻極大，從此一生與中共情報工作不離。 徐恩曾不久奉派繼任管理局長，到任後發現小同鄉錢壯飛精明能幹，善於交際，乃寄予重任視為左右手，一九二九年徐轉任浙江省政府建設廳長，錢亦隨往杭州，形影不離，親如家人。 同年夏浙江省政府在杭州舉辦規模盛大之西湖博覽會，徐借重錢之長才負責設計和會務，深得徐之賞識和信任。 徐恩曾忽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下旬又奉命令繼□秀峰專任中央調察科主任，密告錢壯飛其新任務在擴大中央調察科組織，以配合政府對中共的軍事圍剿，破壞中共地下黨組織，執行對中共黨團員自首政策，派員潛伏在中共內部進行秘密活動等項，囑錢協助進行。 錢立即將徐的意圖向中共報告請示，究應如何工作。 這時，中共中央特委對是否打入國民黨內部情報組織，曾有兩種意見：一派主張派中共忠實黨員鑽進敵人的心贓中去竊取情報，一派反對打進去。 中共中央特委書記周恩來贊同前說，同意錢壯飛繼續留任，“效忠”徐恩曾，同意李克農進入無線電管理局任編輯，胡北風打入中央調察科，錢、李、胡三人在中共組織關係中原在地方支部，為工作方便起見，將三人編為一特別小組，由李克農任組長，改隸中共中央特科，受中共特二科科長陳賡單線領導。 此三人後來被周恩來譽為中共情報三傑。 李克農後來潛入南京陸海空軍總司令部辦公廳負責譯電工作，中共特科派陳賡與李克農保持經常聯繫，南京如有緊急情況，由李立即轉報陳賡處理。 徐恩曾到任後，任命錢壯飛為機要秘書，負責人事及各地基層組織的建立，錢籍此安置若干中共人員進入中央調查科。 徐新設秘密指揮機關和秘密電台，為保密計，將原在南京丁家橋科址移至南京中央路三○五號新址，對外則掛“正元寶業社”牌子。 此一政府情報中心，徐主任囑錢機要秘書與之共同處理日常業務，徐已視錢為其親密戰友。 嗣後徐所收機密文件、電報、以及各地發來情報，屬於一般性者以及科內日常世務，由錢先代為處理。 凡是由徐恩曾親自處理之機要文電，例須由錢狀飛過目；凡應由徐恩曾親批的電文和各種情報資料，須由錢壯飛事先審閱簽擬處理意見後，再送呈徐恩曾簽批。 徐恩曾主持中央調察科多麼輕鬆逍遙自在啊。 這樣以來中央調查科全部機密，幾乎都掌握在中共地下黨員錢壯飛的手中。 徐恩曾大事不糊塗，其與政府高級官員互相通報的密碼本，親自保管，遇有重大事情則躬親處理，親譯密件。 但徐常到上海夜遊，錢為了獲得這個密碼本，乃一片苦心規勸，外出不宜親揣密碼本，如有遺失影響嚴重。 徐如外出他處，則將密碼本親自藏在辦公室機要保險柜內，以為萬無一失，錢遂利用機會盜開保險柜，偷攝全部密碼本，原本仍置原處，遂能將政府絕密情報，不失時機譯出密送李克農轉報中共中央。 如一九三○年十二月九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在南昌召開江西剿共會議，十二月二十六月任命江西省政府主席魯滌平，兼任南昌行營主任負責剿共軍事，張輝瓚為前敵總指揮，這第一次圍剿情報，事先由錢譯好，竟裝在“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的大信封里，派地下交通連夜趕赴上海送李克農轉送周恩來。 如此，政府尚未采軍事取行動時，遠在江西之中共早已作好了安全部署，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的第二次圍剿情報，錢也用同樣方法處理。 到了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第三次圍剿時，錢因顧順章案早已擅離職守，中共才無法獲得此次確切圍剿情報。 徐恩曾其後又囑錢壯飛除儘量收集中共情報外，兼及其他黨派和政治勢力的情報。 錢壯飛和李克農根據中共特科的指示，特為中央調查科實為中共在南京、天京等地建立一些以通訊社名義為掩護的半公開情報機關。 其指導機關有二，一為“長江通訊社”，設在南京“正元寶業社”隔壁中央飯店四樓，一為“民智通訊社”。 錢狀飛同負責兩社責任。 錢壯飛不久將胡北風和其剛從日本留學回國的妻弟張家朧派往天津日本租界建立“長城通訊社”，胡北風任社長，張家朧任記者，錢、李、胡三人定期在南京中央飯店“長城通訊社”交換情報，由李克農為主要交通人。 所有獲得之情報，均由李通過陳賡轉報周恩來，錢、李、胡三人就在最危險的地方，為中共從事地下工作，一九三○年四月徐恩曾矚錢壯飛率員前往瀋陽調查東北軍事，錢與陳賡，胡北風組成三人小組，表面上由錢壯飛率領，實則由陳賡領導，帶着中央調查科的證件和經費，浩浩蕩蕩前往東北。 他們在當地中共組織的協助下，巡視中共特科部屬在東北、華北地區的工作，並在東北建立一套屬國民黨、實際上可向中共中央提供情報的雙重秘密組織。 他們此行為中央調查科搞些假情報報效，又特別獲得徐主任分外嘉獎。 中共特科重要負責人顧順章，於一九三一年四月奉命偕陳蓮生護送張國濤、陳昌浩等人從上海搭乘英商詳泰木材公司的拖船到武漢，轉往鄂豫皖中共紅四方面軍去工作。 這一條運送木材的船向不搭客，由一陳姓中共黨員為舵手，卻經常搭載中共要人往來於上海、武漢之間，也為中共運送文件和武器。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武漢清黨後，中共留在武漢的黨要，多乘這條船從漢口安全到達上海。 顧順章在完成護送任務後回到武漢，大搖大擺住在漢口大智門大智旅館，不顧中共秘密工作紀律，重以“化廣奇”藝名，在漢口新市場遊藝場所公開登台表演魔術賺錢，又陷入脂粉陣中醇酒美人，樂不思滬。 不巧於四月二十四日晚在漢口特三區一高爾夫球場前，被中共轉變人員王竹樵（尤崇新？）指認，顧順章與陳蓮生同時被捕。 王竹樵當時為中央調查科兩湖調查員兼陸海空軍總司令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浚）偵緝處少將處長蔡孟堅下之工作人員。 顧被捕後押在行營偵緝處，隨即轉向政府提供見面禮，指出中共駐武漢秘密交通機關，中共紅二軍團駐漢口辦事處、直屬中共特四科的領導、英商詳泰木材公司拖船陳姓舵手，並表示還要親向南京軍事最高當局提供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在上海的秘密地址，以及中共特科錢壯飛等人的情報。 顧向蔡孟堅表示除非親見總司令蔣公，不願再提供有關中共任何情報，又特別再向蔡提出，他本人未到南京之前，千萬不可將其被捕事電告南京。 武漢當局不顧顧順章的勸告，於四月二十五日向蔣總司令、陳部長立夫、徐主任恩曾連去特急密電，報告顧已被捕自首。 電到南京路海空軍總司令部時，時在辦公廳工作的李克農翻譯此電，壓遲一小時始行呈閱，並在此一小時內搶先通知上海中共中央。 當時總司令辦公廳並不認為逮捕這位中共無名小卒，有何重大價值，不必大驚小怪，顧聞悉電報已發出搖頭嘆息：“完了，抓不到周恩來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正是星期六，巧在錢壯飛正在“正元寶業社”值夜班，閉門讀書，晚上十時忽接武漢發來之六封給陳立夫、徐恩曾的特急絕密親譯電報，心知有異，不知武漢發生何種重要事情。 錢乃用偷攝的秘碼影本將電文快速譯出，不禁大吃一驚。 電報均由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浚拍發，第一封緊急電“黎明（按為顧順章化名）被捕，並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內可將中共中央機關全部肅清”第二封“明早派軍艦將顧順章解送南京”。 錢壯飛認為“明早”即四月二十五日起航，按航程計，後天（四月二十七日）上午可到達南京，政府需時間部屬，最快大後天（四月二十八日）才可能在上海進行大搜捕，還來得及通知中共中央安全撤離。 第三封“顧順章供稱，軍艦遲緩，請速派飛機來接”。 電報在錢手中，錢認為此非軍事緊急事件，顧順章名不見經傳，又非中共要人，諒南京不可能立刻派飛機前往接駕。 錢壯飛仔細記下來電內容，再將原電報照原樣封好後，立即命令在中央調查科做打雜的女婿劉杞夫（劉正風，湖南人，年約二十歲）乘當晚十一時夜快車去上海，早上六時五十三分抵站，把這個特急情報面交“舅舅”李克農轉陳賡上報中共中央。 劉杞夫是錢壯飛與李克農間的秘密交通。 劉杞夫走後，錢立即轉告在“民智通訊社”工作之中共人員訊即撤離，另急電天津“長城通訊社”的胡北風等人員迅速撤離隱蔽。 第三天（星期一）早晨錢壯飛象往常一樣，親自駕車前往下關接徐恩曾早上七時二十分自上海到京火車、再送到“正元實業社”上班。 到辦公室後，錢告以武漢有急電，徐面矚錢用徐專用密碼本將此電親譯，並當着徐面譯出，錢譯一封呈一封。 譯完後，錢對徐說：“來電說我這裡有共產黨！” 徐不信，以為有人栽贓。 然後錢壯飛若無其事裝做回家休息，從容不迫離開，逕往火車站搭車去上海，這時政府早已在上海北火車站集結了大批軍警，來迎接中共這位驕客錢壯飛，雖經嚴密檢查乘客，一無所獲，事實上，他早已在上海郊區真如小站下車，繞道進入市區了。 四月二十六日正是星期天，碰巧不是中共交通站接頭的日子，經過一翻周折，直到四月二十七日周恩來始自陳賡和李克農處，獲悉錢壯飛所截獲的這十萬火急情報。 顧順章因工作關係完全知悉中共中央要員在上海所使用的化名和他們的秘密住址，並且熟知與中共在上海有關係之第三國際遠東情報和蘇俄遠東紅軍情報部派駐上海的工作人員化名及秘密住址，顧如及時將這些情報向政府泄露，對中共中央、第三國際、蘇俄遠東紅軍情報均有不堪想象的嚴重後果。 周恩來立即與陳雲等人商定對策，在聶榮臻、陳賡、李克農、李強等人協助下，迅即指揮中共特科人員傾巢出動，搶在政府行動之前，採取三項緊急措施：一訊即轉移中共主要負責人的住址，及顧順章所熟悉或能偵察到中共主要負責人之秘書全部調換；一將所有原在上海可能會成為顧順章偵察、追蹤的幹部，儘快調離上海；一立即廢止和改變顧順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和暗號。 就在四月二十六日深夜，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蘇省委等機關已轉移秘密新址。 四月二十七日，顧順章乘坐的軍艦到達南京，蔡孟堅驅車前往碼頭迎接，然後直駛“正元實業社”徐恩曾辦公廳，顧說這就是中共南京負責人的通訊處，使徐、蔡不禁大吃一驚，徐主任立即派人四出追查機要秘書錢壯飛的下落，錢早已杳如黃鶴，不知去向。 徐又專派中央調查科總幹事張沖、顧建中等，率領大批人員連夜趕往上海，會同上海英、法租界巡捕房，於四月二十八日早上開始全市大收捕，除連續搜查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電台地址外，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雖然古廟依舊，“菩薩”早已出巡，只有徒望破廟空悲切了，正如蔡孟堅處長一九八○年所寫“兩個可能改寫中國近代史的故事”，只是歷史又一次殷鑑而已。 周恩來他們當年能夠兔脫，妙在巧也。 周恩來自一九五○年以來，曾多次說到當年如果沒有錢壯飛，他和許多中共領導人及在上海的工作人員，早已不在人世了。 顧案如果早發生一天（即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三），則中國現代史或將改觀。 一巧在錢壯飛時值夜班，一巧錢竟敢事先偷譯來電，一巧在顧乘軍艦，遨遊長江，指點孤山始到南京，一巧在適逢星期六京中顯要多在春申游宴，一巧在政府遲於星期一始在上海行動。 有此五巧，冥冥中似有定數，竟使白下蒙塵，金陵神傷乎？中共中央鑑於顧向政府自首並泄露黨內機密，以致造成中共中央在上海之秘密機關多處被破獲，若乾重要領導人被捕。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特別緊急會議，決定開除顧順章黨籍，由周恩來負責執行黨的紀律。 周恩來於同年（一九三一）九月下令將顧順章一家大小八口及中共黨員斯勵等九人，由中共特一科王竹友在中共特二科科長陳賡監視下執行，埋屍於法租界姚主教路愛棠里三十三號及三十七號、英租界武定路武定坊六號、新閘路斯文里等處。 上海租界當局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在上述地點掘出屍體，十二月十一日又致電香港通緝周恩來歸案法辦。 顧順章鑑於全家被原來的自己人無情屠殺，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上海“申報”第六版，同月三十日又在第二版刊登“顧順章懸賞緝拿殺人兇手周恩來等緊要啟示”。 啟示全文如下：敬啟者顧順章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受革命潮流之激勵，誤入共黨歧途，數年來參與機密。 鑑於共黨倒行逆施，黑幕重重，與本人參與革命之初衷，大相違背。 不忍糜爛國家，禍害民眾，乃於本年四月間自動脫離共黨，向黨國當局悔過自新，從此閉戶讀書，以求學識之大進。 對於共黨任何個人，從未加以陷害。 順章只有主義之鬥爭，毫無個人仇恨之心，此亦政治家應有之態度。 孰意周恩來、趙容（按即一九八○年十月三十一日被中共開除黨籍之康生）等竟親肆毒手，將余全家骨肉及遠近戚友等十餘人悉行慘殺，而順章岳母之私款七千餘元及價值三千餘元之田產字據，亦被劫奪而去。 似此殘酷獸行，滅絕人道，實為空前罕見之慘案。 噩耗傳來，痛不欲生。 現除已呈報國民政府之懸賞兩萬元嚴緝該犯等，依法究瓣外，順章特另行懸賞緝究，以慰冤魂。 如有人能將該犯周恩來、趙容等捕獲解案，順章當賞洋三千元，或通風報信，因而捕獲者賞洋二千元。 儲款以待，決不食言，伏祈公鑒。 顧順章僅啟通訊處（南京）奇望街郵局信箱八號za8148顧順章緝兇廣告一出，周恩來鑑於在上海已無法居留，於同年十二月扮成一普通商人，自上海秘密前往江西。 他由蕭桂昌陪同從上海乘船到汕頭，由中共絕密交通站安排先住在“金陵旅社”，再轉往汕頭棉安街一家大旅社，第二天乘潮（州）汕火車到潮洲，下午二時改乘汽船去大埔，又轉乘開往虎頭沙的小汽船往大埔青溪，當晚在青溪由中共交通站派六名武裝人員，護送到江西，改就中共江西中央局書記，主持江西蘇區工作。 自此周恩來脫離地下秘密生涯，又浮上地面活動。 顧轉變後在中央調查科工作，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六日顧經王思誠之介紹與南京三民中學學生張永琴小姐結婚，但始終不忘情於中共，擬為中共效命被發覺，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徐恩曾下令在江蘇鎮江處決，一代中共人才，從此永無翻身之日。 （四）一九二八年初，中國國民黨中央由陳立夫、張道潘、楊劍虹開始籌建中央調查科時，認為上海系重要港口，又是中共的工作中心，國共雙方必爭之要地，擬速即在上海籌建偵察機關。 當時國民黨中央對特務工作經驗不多，也無適當工作幹部，物色上海特務機關負責人頗費周章。 中央調查科採訪股總幹事楊劍虹，廣東人，上海青幫中間人，曾在上海日本洋行工作，多次找楊登瀛幫忙特務工作，楊登瀛同中共領導的上海總工會有點關係，一九二五年“五卅”反日運動時認識上海中華海員工會的楊劍虹。 因此楊劍虹每來上海秘密工作時，常找楊登瀛話舊，倆楊無話不談。 陳立夫、張道潘每到上海，楊登瀛亦常周旋其間，楊登瀛與張道潘之間更有一段政治特殊關係，張遂成為楊登瀛在國民黨中央的積極支持者。 楊登瀛，廣東人，原名鮑君甫，自幼留學日本，在東京讀完高等學校後，又畢業於東京私立早稻田大學，讀書時對馬克思主義略有所知。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期，楊回國投身運動，一度在上海日本洋行工作。 又參加過一九二五年“五卅”反日運動。 他交遊廣闊，因長期在日遊學，遂與若干日本通訊社有密切關係，也同一些日本商人有經濟往來，和上海租界巡捕房政治處很熟悉，同國民黨中人也有來往。 楊曾加入國民黨，清黨時被捕，旋被保釋。 楊原住中共自稱的黨校-上海私立上海大學江灣附近（校址原在閘北青島路），因與上大很多員生相識，與中共特二科的陳養山，劉鼎等人亦熟識，陳養山一九二六年秋在楊家習日文，而認識楊買辦。 一九二八年春，陳在浙江搞農民暴動失敗，到上海無處安身，便借住在北四川路底楊老師家。 當時楊劍虹經常到楊家來閒談兩人公私事，陳囑其與楊劍虹保持良好關係。 楊劍虹每次來都要楊登瀛參加工作，楊登瀛早知陳養山為中共黨員，故囑其適時迴避。 陳亦籍此知道上海一些清黨事。 楊登瀛認識一些中共黨員，其本人也同情中共，對中共的請求，也儘量照辦。 但楊接受參加國民黨反共工作後反覆思考，如不告訴中共，不僅得不到中共的幫助，事情辦不成，對不起朋友，甚至會有生命的危險。 如果能幫助中共做點事，即可從中弄到一些中共消息交差，又不擔風險。 他表面上接受國民黨的任務，暗中又想同中共建立關係。 楊登瀛為了安全展開工作，親自去找他的學生陳養山商量，助他一臂之力，找中共的關係。 楊登瀛把楊劍虹兩次找他在上海從事反共工作，準備如何在上海偵察中共及其他反蔣黨派活動，建立辦案機關，同租界當局協同作戰等情況，全盤告述“黨內同志”陳養山，並表示願將所了解的情況全盤提供“黨內”參考。 陳養山遂將楊登瀛所談各節報告中共中央，建議同楊建立絕密的特情關係。 中共經過周密研究後，認為在政治上雖不可靠，但在情報上很有需要，決定使用楊登瀛，派中共特二科科長陳賡與楊秘密見面。 陳賡先與陳養山談話，以詳細了解楊的一切具體情況後，一九二八年五月乃直接與楊洽談。 陳賡要求楊同中央調查科繼續保持聯繫外，應與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上海市政府、上海凇滬警備司令部等機關取得友好合作關係。 楊提出工作上需要一些錢，如果上級向他索取中共情報，應如何辦？陳賡逐項答覆同意照辦。 陳賡復於同年五月底再找楊談以後的工作部屬，如何來往，如何聯繫，決定將陳養山調離楊家加入中共特二科工作，改派連德生為楊的保鏢，成天陪楊到處公幹，有了情報連德生立即轉報陳賡。 實則連德生是楊在中共方面的領導人。 連德生原是上海電車第二二二號售票員。 “五卅”時期領導電車罷工，無法再回去工作了，中共仍派之往蘇俄學習，此時剛回國即奉派擔任此一新要職。 陳賡還經常與楊見面研究情況，尋求方法，如何更進一步獲取國民黨的情報。 楊劍虹因青幫內部之爭鬥，於一九二九年七月、八月自殺，中央調查科頓失去在上海之得力工作人員，不得不借重楊登瀛，同年十月逐正式任命楊登瀛為住滬特派員，派令內稱“特派楊登瀛在滬協助辦理重要案件並處理之。 此令。” 楊登瀛自此有了更大的權利，對中共越能作出更多的貢獻。 從此楊登瀛即是國民黨上海情報機關的領導人，又以原名鮑君甫成為中共特二科的絕密工作人員。 他就是中共在國民黨情報機關中第一個反間諜，厥功甚偉。 國民黨的楊登瀛就是中共的鮑君甫，真是一部間諜雙簧名戲。 由於楊登瀛的關係，國民黨在上海的反共機關，一開始就在中共特科影響下工作。 楊還照中共的要求，為國民黨制定一些反共計劃。 從一九二八年五月至一九三一年四月顧案發生三年間，楊登瀛表現傑出，深為中共所器重。 為了使楊得到國民黨的重視，中共還特地為他準備情報，給他送去不重要的中共文件，如中共的宣言、傳單、“紅旗”、“布爾什維克”等，還供給他一些中共活動情報。 還布置一些機關或留下一些機關，讓他率員去破獲，凡中共認為不可靠的黨團員，讓他去逮捕。 中共特科除供給他交際費用外，陳賡還特別呈准中共中央特委為楊登瀛買一部汽車，真是捨己為人。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新任中央調查科主任徐恩曾對楊登瀛更加重用，予以財力人力支援，在上海重大案件多交由楊獨自處理，徐每到上海必到楊家探望，對楊常親自函電指示工作，但從不檢查楊的工作，以示信任之專。 楊常代表政府在租界法院出庭參加陪審，與京中顯要常有往來，儼然是上海國民黨要人。 楊升任國民黨中央上海特派員後，中共特為楊特派員在上海北四川路大德里對面的過街樓上設立一辦事處，作為情報集散之處。 陳賡特為此一辦事處除派安娥（張紅惠）做楊的秘書，連德生也在此做聯絡工作外，還給楊配備有其他中共人員。 楊把所收集到的情報集送辦事處處理，凡屬中共有用的，由安娥秘書即時抄送給陳賡，楊常在此處與他的工作人員洽談公事。 楊升任特派員後，活動方便，賦有更大權利，掌握了更多的情報。 他還利用這個身份協助中共派員潛入國民黨軍政機關中，協助中共購買槍枝，應中共的要求，為中共鎮壓它的叛徒、內奸、更有效地保護中共地下機關，免於中共人員被捕，或在被捕後以其特殊身份加以營救釋放。 好一個國民黨的“楊家將”竟保衛了中共中央在上海各機關的安全。 楊登瀛的主要工作對象之一，是英租界巡捕房政治處的人。 租界巡捕房是一般的稱呼，正式名稱為警務處。 國民黨也要他同巡捕房建立密切關係，以便隨時可以協助逮捕中共黨團員，中共也要他在巡捕房收集各種情報。 楊與英巡捕房政治處西探長蘭普遜(lampson)、幫辦譚紹良都有良好工作關係，巡捕房政治處是專門對付共產黨的機關。 英國巡捕房也要利用楊與上海凇滬警備司令部的關係為捕房辦事，蘭普遜對共產黨問題都與楊商量，巡捕房的政治情報，楊都可以看到，巡捕房有時抓人，也請楊同去。 楊把各種情報都儘先及時通知中共特二科。 楊為一日本通，當時日本在上海北四川路駐軍頗多，英國租界深感威脅，蘭普遜同日本進行交涉的時候常借重楊的專才，以解決疑難。 楊與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治處關係也密切，亦是巡捕房的顧問，政治處下設社會股、外事股、查緝股、文書股、譯報室、馬籠(p.maron)特務班、物價管理處、司法警察等八個單位，其中除物價管理處外，多為處理共產黨事務的單位，楊與之充分合作。 在政治處中有中央調查科的探員，也有中共特科的包打聽，也潛伏有中共黨員在內。 協同法租界巡捕房收捕中共人員及文件最多的，要算中央調查科的游定一。 國民黨情報機關和上海租界巡捕房破壞中共的計劃、命令，都因楊的關係，中共特科事先即已獲悉，受到損失較少，遇到臨時有人告密，楊總事先通知中共特科，然後才同巡捕房人員出動，中共人員多能及時逃逸。 楊登瀛掌握的情報日益爭多，對中共的貢獻也日益加大。 從楊提供中共有關內奸的情報，使中共從而了悉國民黨的對敵作業情況，中共則儘量利用他的關係，派人打入上海市公安局、偵緝隊、憲兵隊中去臥底，偵察中共自己的叛徒加以懲治，楊在特派員任內，在上海為中共作出了極大貢獻，計有下列各案：（一）白鑫案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上海市公安局忽接中共黨員提供密報，破獲了位於新閘路麥特赫司脫路上的中共中央軍委機關，彭湃、楊殷等五人均被捕。 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本應參加會議，臨時因要事未去，命大得以倖免。 中共中央軍委機關破獲前兩個小時，楊始獲悉，已來不及通知中共中央了。 中共中央軍委秘書白鑫於當日下午開會時做記錄，雖一同被捕但旋即釋放。 中共特科遂認定白鑫為告密人，將加以制裁。 白鑫，湖南常德人，一九二三年左右加入中共，曾就讀黃埔軍校一期。 此時早已密任上海凇滬警備司令部督察員及特務科副主任。 中共特科決定在彭湃等人於八月二十六日從市公安局解往警備司令部途中，使用武力劫持，先囑楊登瀛參與審訊彭湃等人時，暗示中共將予營救，但因時機錯過，八月三十日被殺。 中共雖經過一番努力，一時未打聽出白鑫身在何處，中共特科對此採取兩個步驟。 先囑楊登瀛以特派員身份找白鑫談話，次令中共機關達生醫院的柯麟、賀誠查訪，白鑫是柯麟的病號，當容易知其下落。 九月十四日上海“國民日報”稱國民政府蔣主席鑑於白鑫系黃埔學生，誤入歧途，准予保釋，已於日前解往南京，帶罪立功，以觀後效。 實事上白鑫未離上海，也未去南京。 中共特科終於探明白鑫暫住在國民黨上海市特別黨部常委范爭波家中，范家住法租界霞飛路和蒲石路間的和合坊四弄四十三號。 楊特派員幾次受中共之請到范家去找白鑫閒談打麻將消遣，才弄清楚白鑫決定去意大利。 范在市黨部十分努力，對於中共破壞革命大業大為不滿，對中共黨眾總加以嚴厲處置，深為中共所痛恨，時有不利消息加於范身。 范常一笑置之，謂革命何懼犧牲，不足介意耳。 白鑫與范爭波、楊登瀛商定十一月十一日晚上十一時從范家出發乘輪放洋。 楊登瀛立即將此確切信息通知中共特科。 中共為殺害白鑫作了嚴密部屬，陳賡派柯麟在白鑫所住弄堂租下最後一家房子，陳賡自己也緊靠白鑫住處的二十七號三樓租房住下，以嚴密監視白鑫行動。 十一月十一日下午，陳賡親自指揮邵達夫（邵扶民），但忠余等人在白所住四十三號周圍弄堂里埋伏下來。 當晚楊登瀛還去范家給白鑫送行以偵察白出發的確切世間。 晚十一時許，白鑫在范家最後一次晚宴後，一行七人剛跨出范公館，一時槍聲大作，陳賡親自指揮邵等將白鑫、范爭波之弟范爭洛、保韓玉秀等四人殺於家門前。 范爭波受重傷送院療治。 滬上報紙曾有詳細刊載。 （二）任弼時案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最後一天，中共中央委員任弼時（培國）在上海一早出去，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江蘇省委擴大會議時被捕。 任被捕後化名彭德生，陳賡透過楊登瀛去營救。 楊利用自己與租界巡捕房的特殊關係，向巡捕房當局說明，彭德生是他手下的人，誤捕，年底開釋。 任弼時，湖南湘陰人。 一九二二年十八歲時，在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國班中共支部入黨，以後成為中共要人。 （三）關向應案中共中央委員關向應（致詳）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工作時被捕，抄去甚多中共機密文件。 中共特二科派劉鼎以楊登瀛特地請來的專家身份，鑑定文件真偽。 劉從鑑定中把中共重要文件取回來。 數月後關因楊的關係也被釋放，關於一九二四年五月入上海大學，年底赴莫斯科入東方大學，一九二五年元月在學校加入中共。 （四）戴冰石案一九二八年八月，中共黨員戴冰石自首願為國民黨效力，楊劍虹將戴交給楊登瀛使用。 過了幾天楊登瀛奉令把上海凇滬警備司令部的一件密封公文送交給英租界巡捕房政治處，內為戴冰石向警備司令部所提供中共滬東工會秘密機關的情報。 英巡捕房政治處幫辦譚紹良立即約楊登瀛同去搜查平涼路中共機關，抓走七人，內有戴的姨妹。 戴找楊告以楊劍虹同意待全部人馬引渡警備司令部後，准予釋放其姨妹，請予協助。 楊登瀛把上述情況告述陳賡，陳認為戴系內奸，遂派中共特三科人員於戴在湖北路安東旅館附近，等候其姨妹釋放時，將戴當場殺害。 （五）陳慰年案一九二九年夏天，英巡捕房幫辦譚紹良介紹王松生與楊登瀛相識，可以運用。 不久王松生將中共一份封面為“華字通報”內為中共“中央通告”密件，問楊要不要？如需要今後可以繼續給中共秘密刊物和文件，還願意把供給此項文件的陳慰年介紹與楊相晤，以便日後可直接與陳接洽生意。 楊登瀛立刻把陳慰年出售中共文件事告知陳賡。 陳賡要楊與陳慰年面洽，以便收買這些文件。 中共特二科經過內線查明陳慰年不但已秘密自首出賣文件，而且居然還是上海凇滬警備司令部的密查員。 陳慰年經常向英巡捕房出售之中共文件，又再度落入中共手中。 為杜絕此項禍源，中共決定讓楊登瀛作東請陳慰年和王松生吃飯，令中共特三科行動人員認清陳慰年的面貌，並跟蹤到他所住地方，然後在其弄堂設一書攤以監視陳來往的客人。 一個月以後，中共特三科人員就在弄堂將之殺害。 （六）史書元案一九三○年春天，楊登瀛發現中共軍中一轉變軍官史書元，湖南醴陵人，黃埔一期六隊學生，正利用上海一品香飯店作掩護，直接找國民黨上海市特別黨部密報中共機關事，乃告知陳賡處理。 陳報准中共特委後，令中共特二科、三科人員全體出動包圍一品香，陳賡到現場指揮。 劉鼎為楊登瀛的專家，隨楊進入飯店參加宴會，以偵察、監視史書元的行動，劉大漢則以記者身份進入飯店探訪。 史書元也是行家。 一看苗頭不對，訊即脫離現場，反而劉記者及中共行動人員因行跡可疑被捕，稍侯才釋放。 （七）黃第洪案一九三○年四月，中共黨員，黃埔一期六隊學生黃第洪，湖南平江人，剛從莫斯科留學回上海，他是由周恩來直接聯繫的。 到上海不久就密函蔣校長，願脫離中共，盼親謁密告周恩來與他會面的地址，信中並附有他本人通信處，此信輾轉發交中央調查科徐主任辦理，徐將原函交由楊登瀛就近在上海妥辦，楊即將此案詳告中共特二科劉鼎，周恩來獲悉後指示隔離黃第洪，再進行調查。 楊登瀛兩次約黃到指定地點見面，黃甚機警，倆度爽約。 其後中共經過周密調查證明，黃密報屬實，擬對中共機關大破壞，乃由陳賡率員將黃逮捕秘密殺害。 （八）山東省書記案一九三○年秋天，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到上海開會，不慎在飯店被捕，隨即轉變，關在上海松滬警備司令部白雲觀偵緝隊拘留所。 警備司令部通知楊登瀛前往會晤，他說出自己身份和簡歷外，知道中共家底不多。 楊匆忙離開司令部找陳賡報告情況。 陳賡根據中共特委的指示，派劉鼎以楊登瀛的專家身份前去給他拍了兩張照片，證實此人確為中共山東省委書記，曾留學莫斯科東方大學軍事班。 不久，中共受意楊登瀛把他殺了。 以上這小小八案，是中國國民黨駐滬特派員楊登瀛同志，對“黨”的輝煌衷心，堅貞不二的記錄。 （五）三十年代中共特科潛伏在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錢壯飛、楊登瀛、胡北風、李克農為中共建立了汗馬功勞，前三人被周恩來譽為中共情報三傑，最後一人李克農自當為中共情報一雄。 但後來四人命運各異，只有“老母雞”李克農竟享天年，人的造化各異，似亦有定數乎？一九三一年四月顧順章案發生後，錢壯飛、李克農、胡北風難以再在上海為中共效忠，奉命轉道入江西蘇區重為中共效命，錢壯飛於一九三二年春天任中共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次年調任中共中央革命委員會二局局長，後因機關合併改任副局長，他在江西蘇區對外是以紅色戲劇家身份出現。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被迫撤離江西蘇區，錢隨軍行動，次年元月在行軍途中，被任命為中共軍總政治部副秘書長未到任，三月三十一日傳錢在貴州息烽掉隊失蹤仙去。 錢因與中共調查科淵源甚深，中共為防止內奸，也有可能將他秘密殺害！在中共肅反事件上，此類事例甚多，錢壯飛任中共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長，胡北風任局下執行部部長，不久胡調到張國燾主持的鄂豫皖蘇區中共紅四方面軍做政治保衛工作。 張國燾大搞整肅殺人如麻，很多在他轄區的中共黨軍政幹部包括胡北風在內都被他公開殺害。 李克農到江西後，初任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長，一九三三年接替錢壯飛任中共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長，及中共軍工作部部長。 在江西時期，他對中共在情報上有極大貢獻。 在抗日戰爭及國共爭奪江山戰爭時，李克農對中共貢獻更大。 楊尚昆於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四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紀念李克農長文時指出：“在抗日戰爭時期，克農同志參與了對各地秘密情報組織的建設，派遣我情工人員深入日、偽、蔣的黨、政、軍、特機構中，獲取了日偽的大量軍政戰略情報和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情報，對配合抗日戰爭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 楊又指出：“為配合解放戰爭在全國的勝利，我情工人員深入到國民黨的機密決策指導機關內，及時準確地供給了黨中央和軍委及各地區戰略性和動向性的重要軍事情報，為黨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戰局，制定解放戰爭的戰略方針提供了重要依據。 使我軍在解放戰爭中對敵人的主要情況瞭如指掌，始終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 楊尚昆這短短的幾句話，正是中華民國政府失去大陸的最主要原因。 當年中共情報“四壯士”之一的李克農，一生於情報為伍，迭任中共軍政要職，竟能於一九六二年二月九日善終北京，莫非“天佑”中共乎！李克農死前念念不忘當年中共特科在上海的戰績，一九六一年在病重還函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要求將中央特科的鬥爭歷史，儘可能加以搜集，編輯成冊，同時也可使過去在鬥爭中的無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歸，幼有所寄，鰥寡孤獨，各得其所”。 李克農舊學不錯，在秘密工作中，仍不忘老夫子的“禮運大同篇”精義。 他不曾想到一九六六年那場文化大革命把他“臨終囑咐”燒得片瓦無存，如果他活到文化大革命，以他的豐功偉績，能否逃得過劫難，誠難以逆料也。 還有那一位愛幫閒忙心在曹營的大中國國民黨駐上海特派員楊登瀛同志，於顧順章案發生後，顧泄密，受到牽連，中共特科特派特二科陳養山前往安慰將保護其眷屬，囑其堅不吐實，諒無確切證據，國民黨其奈何哉！顧順章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被捕，楊登瀛月底被囚。 楊在監獄中遵照中共指示無一語向國民黨中央提及他“效忠”事。 翌年“一二八事件”後，由其老長官張道潘保釋出獄思過。 一九三四年國民黨愛才，楊再度受啟用為國民黨效力，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長，生活歸於平淡，手中失去權力，不復再受中共重視。 一九五○年南京城陷時，楊在街上擺小地攤為生，想起當年何等威風，手握生殺大權，不無感慨。 一九五一年中共鎮反時，竟將過去這位功臣也抓起來。 周恩來、陳賡獲悉後將其釋放，可憐生活無著，僅靠中共每月給他一些津貼，維持殘生，晚年十分悽慘。 文化大革命中再度回籠成為國特、內奸、被斗得死去活來，一九七○年初含冤死去。 狡兔死，走狗烹，哲訓依舊。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國共雙方在上海的地下情報戰爭，國民黨在表面上戰果輝煌，專書成冊，實際上受制於中共潛伏在他心臟中的反間諜。 國民黨從實際情報工作中獲致有關知識和經驗，又借重了大量中共轉變人員。 世界大國中從來沒有象國民黨這樣出手大方，化敵為友的辦法，在它的情報機關中，竟如此重用對方轉變幹部，有些甚至主持方面，或威鎮一方。 國運盛時，取材於晉自有相當效果，及至一九四九年情勢一變，其中有很多人轉變到底，其中也有很多人又重回娘家向“人民”贖罪，加速了大陸政局的急劇變化，不到一年數百萬大軍瞬息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真是中國歷史上亙古未有的怪異之事，徒呼奈何，豈不傷哉！（摘自“傳記文學”第五十六卷第一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