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生手不釋卷，讀書無算；涉獵之多，世所罕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不但博覽群書，而且博攬群書。在我博覽和博攬的書中，有一些偏門左道的、希奇古怪的、別人找不到也不可能注意到的書。就在最近，我又搜集到並用一天時間讀完了這類書中的一本。此書叫《宮前町九十番地》，名字怪怪的十分忸口，由張超英口述，陳柔縉執筆。望文生義地看作者和書名，你會以為是一個五十年代“超英趕美”時出生的中國青年講述闖蕩日本的故事。其實，張超英和《宮前町九十番地》與新中國青年闖蕩日本風馬牛不相及。張超英是一個台灣世家子弟，出生、接受高等教育都在日本，一生主要時期是在台灣國民黨政府做公務員，擔任過的職務有：台灣新聞局資料處和聯絡處科員、新聞局國際處第三科科長、新聞局駐紐約新聞處專員、新聞局駐東京新聞處處長、新聞局駐東京新聞處處長兼台灣駐日代表處顧問。象日本地名一樣的“宮前町九十番地”其實是張超英台北的老家舊址在日踞時代的名字。《宮前町九十番地》是張超英對自己一生主要經歷和事業的回憶錄。書中提及事件極多，牽連人物頗廣，舉凡當代台灣有頭有臉的人物彭明敏、李登輝、陳水扁、宋楚瑜、辜振蒲、蔣孝文、王升、許信良、陳文茜以及國際上如艾森豪威爾、尼克松、細川護熙、中曾根康弘一類的大人物，書裡都有描畫。總體來說，這本書立意境界不高，史料價值有限；最關鍵的，是由一個女性執筆寫成，所以語言不男不女、半男半女，大部乏味之極；而且女人特有的自戀自憐，被植入男人的外形下，猶如人妖偽娘，讓人渾身長起雞皮，需要忍嘔才能卒讀。我說過，看女人寫的書，就像看女人在手淫；現在我再加一個發明：看女人幫男人寫的書，就像看女人在給男人打飛機。因此，這本書是被我歸入屬於“只讀一遍、一次讀完”的准劣書之列。然而，就是這樣一本清水煮白菜式的書，卻被我火眼金晶，片刻之間沙里篩金般在成堆成堆事件、情節、人物的無意義的流水帳里，搜索、辨認出若干處有價值的段落。探幽之餘，我進一步發微，由口述者隨興之語闡其未料之義，從執筆人信手之言弘其意外之旨，並行諸文字於此，以顯擺我抽絲剝繭、畫龍點睛、槓上開花的讀書功夫。

   中第20節“蔣家皇孫醉酒開槍”回憶主人公張超英早年偶遇蔣孝文的一段描寫，可謂本書第一傳神之筆。這段往事發生在1964年，國民黨的“中宣部”、“新聞出版署”兼“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新聞局，為了加強對歐洲的政治宣傳，計劃拍攝一部《今日台灣》記錄片。為表示客觀性，特地動用國庫重金聘請英國導演執導。張超英奉命陪同英國導演巡迴全島選看外景。一行人從台中進中部橫貫公路。走到梨山，意外遇見總統蔣介石的長孫、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委蔣經國的長子、時任台電桃園區經理的蔣孝文。由於與張超英同行的美國合眾國際通訊社記者（UPC）陸正認識蔣孝文，大家就聊了起來。蔣孝文知道張超英一行要去花蓮後，就表示大家一起走。

   在車後，我看見蔣孝文身上一直抱着高粱酒，一路上不停的喝。當時沿路沒有公用電話，蔣孝文就叫梨山公路局站打電報給公路局，說我們要下榻台電招待所，請他們準備。幾小時後，我們到達台電招待所門口，招待所里卻一片漆黑。一會兒，招待所里跑出來一個老頭子，大喊：“誰啊？”蔣孝文這時已有點醉酒，聞聲就開槍，司機趕緊抱住他說“蔣先生，息怒！息怒！”招待所的老先生一下子逃得無影無蹤，我們只得另覓夜宿之所。

   僅僅不到200個字，就把只有頭號太子黨才能有的那種目中無人、不容質疑、無所顧忌，官僚體系獨有的那種敷衍塞責、低能寡效、三心二意，政府胥吏特色的那種狗仗人勢、狐假虎威、欺軟怕硬敘述得逼真、生動、活靈活現和繪聲繪色。

   看《宮前町九十番地》，對書中很多情節我很懷疑，但這一段描寫，我卻絕對相信是真的。沒有親身經歷、親眼目睹，編都沒法編出來。在同一樣體制里生活的我們，對這一切情景真的是太熟悉了、太會心了！

   所幸接下來兩天平安度過，蔣孝文並沒有惹什麼麻煩。晚上無聊，我還和他聊天、打撲克牌消遣。我記得很清楚，蔣孝文說：“實在講，我也得爬電線杆，雖然雙腿直發抖，可是想想我肩上背着三個字（意指他的祖父‘蔣介石’），也不得不爬。

   中國老一代的權貴子弟，他們雖然紈絝，但畢竟父輩是馬上得了天下的開國梟雄，因此他們在享受餘蔭的同時，還殘存着幾分梟雄餘氣，也還不敢太作踐老子的名聲和臉面，象蔣孝文不得不爬電線杆，象毛岸青不得不鑽毛貓耳洞，象聯動份子不得不“老子英雄兒好漢”，象高乾子弟不得不標榜“身上流着將軍的血”。同時，那些老一代的開國梟雄，還有着“老子打江山兒子坐江山”的霸氣和雄心，還有着“鐵打江山萬萬年”的自信和志向，還有着“捨我其誰”與“唯我獨革”的理想和信念；因此，他們會在讓孩子沐浴特權的同時對其嚴格要求，他們會把孩子送上戰場、送進工廠以“苦其心志、勞其肌膚”、磨礪性格，他們會按“接班人”的規格來培養、訓練孩子的能力、人格、作風和行為。

   而新一代的權貴子弟，則“一蟹不如一蟹”。他們的父輩，本來就是營苟猥瑣、奸佞無恥、唯利是圖的劣幣中的劣幣；他們父輩成為權貴，不是憑着出生入死，不是靠着才華卓著，不是由於勞苦功高，而是因為奴顏媚骨，由於逆來順受，靠着賣身投靠。有這樣的老子，新一代的權貴子弟除了得到了為非作歹的庇護，除了遺傳了邪惡下作的血統，除了只會勒索、只會納賄、只會斂財、只會秧民、只會欺男、只會霸女、只會橫行、只會拼爹，實在繼承不到什麼榮譽、格調和氣派。新一代的權貴們早已沒有了任何追求、信仰、自信和抱負，他們對自己能不能惡始善終都沒有把握，對自己能不能逃脫現世報都將信將疑，所以他們或者是登場前就準備好“裸官”，或者是出台後馬上把全家送去移民；他們只圖這輩子撈夠，像路易十三一樣“死後哪管洪水滔天”。他們知道自己的基因和遺傳養不出什麼像樣的好鳥，所以縱容子女為非作歹；他們既不用子女為自己爭光，也不怕子女給自己丟臉——因為自己實在沒任何光，實在沒半點臉。他們這輩子僭登大寶、竊國負罪、死裡逃生猶自驚心動魄，哪裡還敢做接班、世襲之想？而且，這幫真正的洋奴、美狗們心裡根本想的就是盜國庫而肥之後脫罪遠逃，根本不想下輩子再和這個國家有任何牽扯。

   書中第18節《艾森豪訪台行程分秒不差》是本書中另一段有意思的記述：

   我擔任新聞局聯絡官三年中，美國總統艾森豪訪華給我的印象最深刻。1960年，日本正要修改安保條約，日文稱為“安保改定”，抗議的聲浪一波接着一波升高。在6月10日一次學生抗議行列中，一位叫樺美智子的女學生不幸在雜還擁擠的人群中被踩死，引起更大的反美風潮，歷史稱之“樺事件”，首相岸信介因此臨時拒絕美國總統艾森豪訪問東京。

   由於工作性質相同，我和艾森豪的新聞秘書Hagarty與來訪的記者一起聊天。Hagarty告訴我，艾森豪為了不能去東京，非常憤怒。戰後日本被美軍接管占領多年，沒想到日本竟膽敢拒絕美國，而且是拒絕美國總統。

   我們受歷史記憶的干擾和政府的心理暗示，對日本始終有着相當的偏見，然而，上面這段真實記錄，告訴我們日本官民們至少比共產黨和他治下的人格變態的中國人高了不知多少倍：他們心理上和保護國美國完全平等，既不在想像中膨脹，也不在私下裡自卑；他們該崇美就崇美，該翻臉就翻臉；他們敢怒敢言、敢愛敢恨，他們絕不對美國“因愛變恨”，絕不對美國“恨得要命，怕得要死”；他們絕不“韜光養晦”，絕不“善於守拙”，絕不“冷靜觀察”；他們絕不隱瞞自己的情緒、聲音和意志。而被自由主義浸染的無可救藥、把自由民主當成天經地義的美國人，包括艾森豪威爾，雖然一時惱怒，但並不那麼介意，偏偏越發尊重日本，信任日本，把日本當成自己人，弄得共產黨政府百思不得其解，常常期期艾艾地幽怨：我們沒有對美國任何主動挑釁，為何“受傷的總是我？”

   書中第23節里對作者在台灣駐紐約新聞辦事處工作期間，與美國著名主播Cronkite交往諸事的描寫，更為精彩有趣：

      Cronkite最早是合眾國際社的記者，二次世界大戰時，去過意大利前線。到了CBS擔任主播後，遇上越戰，他親自去越南，史無前例把主播台拉到戰場，美國其他電視新聞台效尤跟進。CBS接着又大幅報到越戰，硬把詹森總統拉下馬。Cronkite不僅知名度節節升高，也曾有民意調查，是全美公認最可以信任的人，也是最受歡迎的美國總統人選。有人鼓吹他出來競選總統，他的同僚說了一句名言：“他已經這麼有權利，他何必去競選總統？”Cronkite不會想干美國總統，他只願意當記者，記者工作在他心目中具有無限崇高的價值，它可以說是美國記者的典範。

   作者寫到，這個Cronkite成名後，很多人請他去演講，因為他很忙，所以經常拒絕邀請。不過：

   我發現他有一個弱點，若你想要邀請他演講，只要指名與‘新聞自由’有關的題目，必定無往不利。他再沒空，也一定擠出時間出席，他非常樂於到處宣傳新聞自由的理念。

   西方有許多頭腦一根筋的知識分子，他們說什麼就信什麼，信什麼就做什麼，做什麼就一條道走到黑；他們絕不掛羊頭賣狗肉，絕不打左轉燈往右拐，絕不扛着社會主義旗號搞野蠻資本主義；他們堅信了一件事情就全身心去投入，執着以致偏執地“顛沛必於是，流離必於是”；不像中國人可以一分為二、可以辯證統一、可以靈活機動、可以不偏不倚、可以首鼠兩端、可以左右逢源。Cronkite就是一個典型，此公學養於新聞自由，功成於新聞自由，名就於新聞自由，因此視新聞自由為立身之本與不二法則，無時不在自覺堅守、維護和捍衛新聞自由，無地不在自覺自愿、不辭勞苦地宣傳和弘揚新聞自由，一直變成絮絮叨叨的“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此公真是太可愛了！

   從平淡中發現突兀，從小故事裡挖掘大意義，這就是我這讀書大行家的蓋世神功，不服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