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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启被杀时仅仅是苏州治下的一介草民，却引起了轩然大波，被后世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意义。因为高启不是一般的平民，而是曾经的政治明星、发挥过标杆作用；高启也不是一般的才子佳人，而被清代的赵翼赞誉为“一出笔即有博大昌明气象，亦关有明一代文运，论者推为明初诗人第一”。高启虽然是明朝初期的文坛代表人物，但出生于元朝末期的苏州，主要文学成就是在元朝末期奠定的。张士诚占据东南时，高启居住在吴淞江青丘，号“青丘子”，开始半隐居半高调地在文坛树立了盛名。

明朝建立后，高启对新王朝的态度就带有了很强的象征意义。很多人都盯着他看。

高启一开始对新王朝的建立抱以“欢呼大庆”的态度，热情称赞朱元璋驱逐蒙元建立明朝的行为。在名作《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结尾中他对明朝统一天下大唱赞歌：“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高启说自己“幸逢中国真龙飞”，对朱元璋的称赞接近了肉麻的程度。朱元璋也投怀送抱，王朝刚刚建立的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就招揽高启参修《元史》。高启从此进入了新王朝的权力高层，受诏入京修史时写了《召修〈元史〉赴京师别内》，兴高采烈地说：“宴安圣所戒，胡为守蓬茨？我志愿裨国，有遂幸在斯！”不仅自己积极进入新王朝，高启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动员有才能的朋友出仕。如“北郭十友”之一的余尧臣出任新郑簿时，高启作《答余新郑》：“幸逢昌期勿自弃，愿更努力修嘉名。”

高启的态度得到了新王朝的肯定。他很快就被授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同时承担了教授新王朝“诸王”文化知识的重任。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秋，朱元璋在朝堂上当众擢升高启为户部侍郎。高启刚刚当官一年，就像坐了直升飞机一样，做到了侍郎的高位，令在朱元璋手下奋斗进步了几十年的老人们瞠目结舌。这也体现了朱元璋对高启的肯定和器重。

可就在朝堂上，高启拒绝接受户部侍郎的任命。他的理由有两条：一来自己年少，才35岁；二来自己一介文人，没有实际政务经验，恐怕难当户部的大任。高启的这两条理由都还说得过去，朱元璋心里虽然不快也不好说什么。但高启接着说了一番话，却激怒了朱元璋。高启说自己心力疲惫，请求解除本兼各职，“放归山林”。

你年纪轻轻，才参加工作一年，就以干不了为理由要回家养老？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你是对工作失去了热情、不愿意和同事们相处了。的确，高启是对朱元璋交待的工作厌倦了，而且还对新王朝的政治失去了热情和信心。

和所有的文人一样，高启内心积极入世，非常希望有一番作为。他的文采越飞扬、名声越远播，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成就的期望就越高。高启在诗《赠薛相士》中承认：“我少喜功名，轻事勇且狂。顾影每自奇，磊落七尺长。”高启隐居青丘，并不是要做隐士，而是和诸葛亮一样，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出山而已，是静观局势待价而沽。就是在隐居时，高启也经常“登高望远，抚时怀古，其言多激烈慷慨”。明朝建立后，新朝新气象，吸引了高启。高启一开始和新王朝的合作，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态度，并非一个特例。

在南京的一年多高层政治接触，让高启感受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不适应。

朱元璋等人是农民造反出身，依靠暴力得的天下，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和皇帝的权力，在政策上采取粗暴繁重的方法。比如明朝初年对苏州等东南各地采取打击豪强、加重赋税的政策，对一些不合作的富豪和文人大加挞伐。朱元璋对原来精英阶层的打击面很广，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有人说“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之一二”。高启虽然跻身于新朝新贵行列，但出身于旧的精英阶层，不可能对新朝打击故交名士的行为无动于衷。对于朱元璋的高压政策，高启不赞同，但他权小势微，无力反对。这个时候，文人的敏感和脆弱都表现出来了。高启挣扎在不同的立场之间，难以自拔。而且高启还有一些读书人的虚荣，爱表现，“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高启在政治上不成熟，将听到的或者看到的31落到了文字上，曾写诗“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夜深宫禁”的事情，你高启怎么知道的，又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说了？此事牵涉到宫廷内争风吃醋的丑闻，朱元璋看到高启的诗后，不可能不往心里去。朱元璋对高启等文人的设想是：支持新朝，有才能的人可以吸纳进高层圈子为己所用，但要听从指挥，不能捣乱。心理的煎熬让高启始终融入不了新朝——文人的矜持让他拒绝同流合污，于是他决定回归，重新去做一个单纯的文人。

高启当众请辞又一次暴露了他的政治幼稚。他可能是期望正大光明、来去自由，什么事情都做得明白透明，可朱元璋会这么想吗？客观说，明朝待高启不薄，朱元璋对他可谓是恩重如山。高启却不领情，还当众请辞，要重新浪迹山林，不仅是朱元璋就是朝堂上的昔日同事也都认为高启摆明了拒绝和新王朝合作。

朱元璋自尊心很强（小时候做过和尚，要过饭），心狠手辣（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夺的天下），顿时对高启厌恶起来。按他的心理，马上将高启拉出去砍了都不为过。但朱元璋转念一想，高启是文坛领袖，对他的安置具有象征意义。天下初定，明朝还需要高启好好活着，所以朱元璋忍住了发作的念头，接受了高启的辞呈，还送给高启一百两银子作为回乡的盘缠。

高启回到苏州的第三年（洪武五年），苏州来了一位新知府：魏观。

魏观是湖北蒲圻人，也是读书人出身，元朝末年也和高启一样隐居了起来，但比高启年老整整30岁。当朱元璋和陈友谅打仗的时候，魏观就结束隐居，加入了朱元璋的阵营。他算是明朝建立前参加工作的老人了，是明朝的开国功臣之一。魏观历任国子监助教、浙江按察司佥事、两淮都转运使、侍读学士、礼部主事等，中间罢过官后来复出，66岁时请求退休。朱元璋对这位老臣很满意，退休前给魏观提了一级，“赐参政俸”，让他回家安享晚年。明朝初期，苏州地位重要，政务繁杂，但是知府陈宁为政苛刻，横征暴敛，用烧铁烙百姓的肌肤，失去了全府的支持。官吏和老百姓们暗地骂他“陈烙铁”。陈宁不能再用了，朱元璋要再派一个得力亲信前去，于是想到了魏观。魏观结束退休出任苏州知府，到任后废除陈宁的苛政，宽厚为政，苏州政化大行，课绩为天下先。第二年，魏观擢升为四川省参知政事，结果苏州百姓上书朱元璋不让魏观走。朱元璋也没有更好的人选接掌苏州，同意魏观留任。到现在，朱元璋对魏观是信任的，是满意的。

魏观在苏州政绩斐然，和他的才能有关，更主要的是他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支持。文人出身的魏观和文化气浓厚、文人众多的苏州很合拍，他招揽人才、教化百姓、移风易俗的许多政策得到了当地文人的支持。其中就包括高启、王彝、王行等人。高启做官的时候就认识魏观，还当过魏观的下属。两人惺惺相惜，结为忘年之交。魏观到苏州后，高启特意搬到城中夏侯里居住，方便两人欢聚交流。

话说苏州是个繁华重镇，但是府衙却是原来的水司衙门。原来的苏州府衙在元末被割据东南的张士诚占为皇宫了。朱元璋攻灭张士诚的姑苏战役让府衙在熊熊烈火中化为了荒墟。明朝建立后，苏州府衙多年来都局促在水司衙门的旧房中。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魏观决定在张士诚旧宫殿的基础上重修府衙，同时治理城中的湫溢（春秋吴国时修的水利工程），计划疏浚河道减轻水患。按理说这两件事情都是好事，魏观在工程立项、决策拍板和召集民工等各个环节都没有违反程序，貌似不会出任何问题。

问题还就出来了。苏州指挥使蔡本和魏观有隙，上书攻击魏观：“观复宫开泾，心有异图也。”“复宫开泾”一旦和“异图”联系起来，问题就大了，大到朱元璋不得不按照程序派了一个叫做张度的御史专门调查此事。

朱元璋有没有把“复宫开泾”和魏观联系起来呢？他没有那么傻。有许多破绽表明这极有可能是一个诬告。首先，魏观已经69岁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69岁老书生造反干什么用？而且魏观跟从朱元璋多年了，早不造反晚不造反，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造反？其次，苏州作为重镇，明朝在此设立了苏州卫指挥使司，留有军队镇守。蔡本就是苏州指挥使。魏观作为知府，指挥不了苏州卫的军队，拿什么造反？第三，“复宫开泾”，前者属于改善政府办公条件，后者算得上是兴修水利，怎么就和造反联系起来了？如果说有什么不妥，那就是工程涉及张士诚的旧宫殿，有点敏感；修建工程调动民工，有扰民的可能。可两个小问题也不能上纲上线到造33反啊？

负责调查此案的御史张度被后世的许多人认定是一个小人。有人说他和高启有仇，而且向魏观索贿未果，就做出了不利于魏观的调查结果。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张度和高启有仇，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经索贿。反而从张度之后一直从事纠察执法工作，政绩斐然，正常提升来看，张度是一个相当专业和正直的司法官。

张度作为钦差大臣，没有大摇大摆去苏州。大摇大摆地调查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前奏。张度采取的是微服私访的方法。脱下官袍换上民工的衣服进入了修建官衙的队伍，当起了搬运工。非常巧，他赶上了苏州官衙的“上梁仪式”。在南方，上梁是建屋非常重要的程序，房子还没建，梁上好了不但博个好兆头，还可以给后来的建屋打下好基础，所以大家都很重视。魏观还邀请老朋友、大文豪高启给苏州新府衙写一篇《上梁文》。高启受邀，热情地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大作。仪式开始，张度很仔细地把每个细节都记在心里，为了集中精神他连官府分发的每人一碗酒都推辞掉。他默记下高启的《上梁文》，然后考察一番后，回京向朱元璋递交了调查报告。

张度的调查报告是不利于魏观的，但并没有采用蔡本的“异图说”。他弹劾了魏观两大罪状：“非时病民”和“危言”。所谓“非时病民”是认为魏观调拨民工修建两大工程耽误了农民的农时，而且在修建过程中工程过急，有催赶逼工的现象存在；所谓的“危言”则是说高启写的《上梁文》不太妥当，认为“典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

应该说，张度弹劾的这两条罪状都击中了朱元璋敏感的神经。朱元璋农民出身，骨子里是一个传统的农民，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对误农伤农的行为极其反感。魏观的两个工程既然误了农时，朱元璋就不满意了，把它想象成大兴土木、民怨四起的事情了。而第二条罪状中的“高启”、“典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等字词更是让朱元璋浑身不舒服。他下令要亲自查看高启的《上梁文》。看完以后，朱元璋断定：《上梁文》是一株大毒草，是射向大明朝的恶毒暗箭！至此，魏观和高启等人的命运就被决定了。

《上梁文》到底写了些什么呢？遗憾的是，这篇文章现在已经失传了。根据散落在其他文献中的内容，这篇文章提到了苏州府衙“龙盘虎踞”。“龙盘虎踞”四个字形容某地地势雄伟，通常是用来形容南京城的。高启用这个词来形容苏州府衙，的确有不妥当的地方。但是朱元璋的想法不只于此：第一，苏州府衙原来是谁的宫殿？与自己争夺天下的夙敌张士诚的宫殿。你形容该地“龙盘虎踞”，那张士诚是龙呢还是虎呢？如果张士诚是龙虎，那我朱元璋又是什么？第二，苏州府衙现在是谁的府衙？是魏观的府衙。你魏观在那里龙盘虎踞，到底要干什么？联想到高启之前的举动，原来他是要推翻新王朝，怪不得拒绝和新王朝合作呢。由此，说高启和魏观两人大不敬还算是轻的，说你们图谋造反也不为过了。

高启在上梁仪式上还吟诵了一首《郡治上梁》诗。其中说：“郡治新还旧观雄，文梁高举跨晴空。南山久养干云器，东海初升贯日红。欲与龙廷宣化远，还开燕寝赋诗工。大材今作黄堂用，民庶多归广庇中。”这首诗用词很好，很有气势，借上梁称赞魏观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但是夸张手法用得太过了，“龙廷”、“黄堂”等词用在一座府衙上，就犯了和“龙盘虎踞”一样的“错误”了。而且高启还要魏观“广庇民众”，这不是要和朱元璋争夺民心吗？“广庇民众”的只能是朱元璋，而不可能是别人。

张度上表弹劾的时候，也没想到这两条罪会掀起一系列的血案。误农时的罪过，最多不过罢官而已。“危言”也不过是训诫或者徒刑而已。无奈，朱元璋从中发现了众多的“造反证据”，“魏观案”被定性为一次“谋逆”事件，魏观、高启、王彝以“浚河扰民”与“修府治兴既灭之基”之罪腰斩于市。高启当时只有39岁。

像“魏观案”这样因文起祸，以文字联想的内容作为证据定罪的案子，我们称之为“文字狱”。

“魏观案”定案过于主观，主观到连朱元璋都不太确信是否真实。魏观被杀没多久，朱元璋仔细想想，也觉得是个冤案了。于是明朝政府允许魏观以礼归葬，朝廷允许文人们给他编辑了文集，还派诸王和相关官员祭祀，算是给予了实质平反。

至于高启，朱元璋一口咬定他的谋逆，拒绝平反。为什么同案不同罚呢？

因为没有“魏观案”，高启也必须死。他属于朱元璋坚持要杀的那类人。高启代表着一类人：不与新王朝合作的江南文人。朱元璋曾派人拿着金银财宝去招揽文人——他不知道文人不都是能用钱财征服的。大诗人杨维桢见到使者后干脆说：“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邪？”被逼急了就说：“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这群文人不仅拒绝合作，而且念念不忘在元朝和张士诚时期相对宽松的统治。

比如文人陈基就怀念张士诚政权，写诗说：“一望虞山一怅然，楚公曾此将楼船；问关百战捐躯地，慷慨孤忠骂寇年。”他继续称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为“楚公”，而用“寇”暗指朱元璋。同样死于“魏观案”的王彝也和高启一样，短暂入仕后借口母亲年老需要赡养，辞职回乡。朱元璋本来就和文化人不是同类，加上“非友即敌”的简单思想作祟，朱元璋大开杀戒了。魏观、高启和王彝于是成了洪武初年众多文字狱的第一批受害者。

随着统治的稳固，朱元璋干脆以暴力威胁天下文人支持新王朝，出任官职。朱元璋在刑书《大诰》中设置科目，明文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则“诛其身而没其家”。贵溪夏伯启叔侄俩自己砸断自己的手指，苏州姚润、王谟接到任命不出仕，都被斩首并抄家。面临生命威胁的文人们，这才出来做官。做官还不够，朱元璋还要改造文化，像打击政治对手一样，将一切可能威胁皇权的潜在力量都掐死在摇篮里。诗人陈养浩写了句“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朱元璋认为他写夜夜哭征夫，是无视大明朝的繁荣盛世，讥讽朝廷的军事制度。大明朝怎么可能有怨妇呢，于是乱说话的陈养浩就被投进水里淹死了。

在朱元璋之前，历代也有文字狱，比如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好在都没掀起血雨腥风。文人的处境相对比较宽松。从朱元璋开始，文人的日子过得战战兢兢，从明朝建立到清朝中期都笼罩在“文字狱”的阴影下，一不小心就有生命危险。我们都多少知道一些其中的糊涂案。比如清朝的翰林学士胡中藻写了句“一把心肠论浊清”，就被乾隆认为在国号“清”字前加“浊”字，大不敬。胡中藻被杀，罪及师友。徐述夔写了一句“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被乾隆帝定为大逆，认为是鼓励人们反清复明。其实这里的“明朝”是“明天”的意思。结果，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开棺戮尸，徐述夔的孙子和校对诗集的人也全部处死。更著名的“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一案，则是雍正朝的案子，那个被扣上“诽谤朝廷”的罪名、斩首示众的倒霉鬼叫做徐骏。结果全社会“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

古代的文人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群体。整个社会给知识分子留下的发展空间非常有限：有些职业社会不让你从事（比如你不能卖猪肉，否则被曝光后会引起轩然大波），有些职业你自己不愿意从事（比如算命占卦的，比如跳大神的，比如戏子和木匠），还有一些需要文化的职业则因为个人境界没到，做不了（比如和尚道士）。

文人能做的职业，都是和政治有关的职业，或者需要依赖政治得到发展的职业。一个读书人学而优则仕，功成身退是最理想的道路。但是多少人能有这样的幸运。对于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来说，知识渊博，独立思考，有了独立的思想和不凡的抱负，就要面临着在个人发展和皇权之间挣扎的命运。君主专制的制度以君为圣，文人能在自保的前提下，尽可能实践读书时的抱负胸怀就算是不错的了。如此，成功的文人首先是政治家，其次才可能做个成功的文人。

如果遇到朱元璋、乾隆等大兴文字狱的时代，文人就只能“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清朝大学士梁诗正语）。文人可以不用写字来表达思想，但总不能不说话吧？可是当独立思想本身成为了皇权的监察对象时，说话也不保险了。文人唯有少写少说，将精力用在不需要太多思考的事情上（比如从事历史考据，比如到处旅游，或者按照要求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明清两代社会在故步自封，沿着固定的轨道僵化发展，变得异常脆弱，和文人万马齐喑不无关系。

这种情形一直到近代才得到改观。随着清朝的势微，中国再次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