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季羡林在清华读书，他当年写的日记后来以《清华园日记》出版，作者对原稿未做任何改动，当中不乏涉及男女的内心表白。如：“1932年12月1日，过午看同志成中学赛足球和女子篮球。所谓看女子篮球实在就是去看大腿。说真的，不然的话，谁还去看呢？”“12月21日，看清华对附中女子篮球赛。说实话，看女人打篮球，其实不是去看篮球，是在看大腿。附中女同学大腿倍儿黑，只看半场而返。”“1933年12月2日，过午看女子篮球，不是去想篮球。我想，只是去看大腿。”“1934年5月10日，晚上，有人请客，在合作社喝酒，一直喝到九点，我也喝了几杯。以后又到王红豆（即王岷源，红豆乃混蛋的对音）屋去闲聊，从运动扯起，一直扯到女人，女人的性器官，以及一切想象之辞，于是皆大欢喜，回屋睡觉。”“今天（5月17日）看了一部旧小说《石点头》，短篇的，描写并不怎么淫秽，但不知为什么，总容易引起我的性欲。我今生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能多日几个女人，（和）各地方的女人接触。”

李敖——大陆夹议：

        我认识季先生，是在1986年夏天，通过钱文忠。我记得有一次我把季先生、我、钱文忠、一群少年美女的合影拿给妈妈看，妈妈指着照片上一身粗旧蓝色中山装的季先生问：“你说这个还是北大教授呢？”我说：“这不单是北大教授，而且是中国顶尖的一级教授呢！”

        晚年的季先生，表情肃穆，言语寡淡，永远是一身洗得发白的蓝中山装，走在北大里更像一个工友而不是名教授，一看就是超然物外，没有半点名、利、时髦之心。季先生乍一看像个倔老头难以亲近，其实为人随和。我几次和别人走在三角地，正遇季先生一个人慢慢躅行此处，体查学情。别人听我说此即季先生，大喜过望，央我请季先生与他合影。我上前请季先生安，并告合影之请，季先生无不应允。1988年6月柴庆丰事件，学生去找他，他立刻题写“痛失英才”四个大字，被摆在北大柴庆丰灵堂的最醒目处。实事求是讲，从季先生的标准来说，柴庆丰远远够不上英才。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季先生对人不吝啬、不计较、不硌涩，是他敬仰的胡适式的“奖掖后进”的特殊方式，真够我们山东人的范儿。

        季先生个头不高，相貌一般，不善辞令，又来自农村，在当年清华显然不是风流才子型的。更雪上加霜的是，他乡下又有了妻女。如此密集的去通过看篮球比赛亲近女人大腿，如此强烈的期盼今后有可能“多日”女人，可见季先生那时在两性方面是多么压抑，同时也多么本分老实——要知道，当年解决性欲、“多日”女人其实是轻而易举的，八大胡同从来不扫黄呀。

        季先生生前住北大朗润园13公寓，和副校长张学书同楼；当年二人又一起任过北大副校长，关系很好。1986年张学书再婚，娶甘肃艺校教师王军。彼时甘肃艺校刚排出一台敦煌飞天题材的舞蹈，急于想在北京造势推广，正好攀上张学书这个女婿，岂有不大喜若狂之理？而张学书燕尔新婚，也正欲立首功一件，于是一面通过秘书HP（现任的教育部副部长）找到我和钱文忠，让我们以北大学生会名义主办飞天舞蹈在北大的演出；另一方面找到季先生襄助盛事。季先生虽不谙舞蹈，但敦煌壁画既与佛学相关，又可划入大东方学里，与季先生的研究勉强交合。于是季先生百忙里抽身，又邀集一大批北大校内外历史、考古、哲学、西域、美学、文学、艺术等领域身居北京的名教授和名学者。以季先生的名望和人缘相召，敢有不来者？大家于是一起捧场。一时间名流会聚，大家云集，题诗作画，赠墨留言，登台溢美，花团锦簇。那次在北大上演两场，在海淀影剧院上演两场，在怀仁堂上演两场，在北京其他地方好像也演出了。在北大第一场演出前，我在学四食堂招待全体演员同进晚餐。4月的京西燕园，清澈迷人；夕阳西下里，温煦春风中，我带着一群身着一色兰运动服的艳妆青春美少女，在黄昏时分一路上纷繁人流投来的眼光伴随下招摇过校去学四就餐时，好不风光快活。那时我初尝职务与公弩的甜头，才被制度收买，也没有拒腐节俭的意识，不免铺张大手，饭多订了数桌。于是我站在学四门口，见到熟悉的人就来拉进来，见到熟悉的人就拉进来，颇有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打土豪的豪迈。以我当年在北大的交游，瞬间之内，席已满矣。那时北大学生每月20元伙食费，食堂每天仅供应4个缺腥少油的菜。突然间天上掉馅饼，有大餐能白吃白喝，且与美女一道白吃白喝，简直是做梦都想不到，因此被拉之人，均以为玩笑，甚为有趣。

        就是在这次活动中，我才领略了文忠的捱光手段。我们只顾“有一点点动心”，文忠却早就暗渡陈仓、上下其手了。当年我和文忠好的不得了，“北大三杰”就是文忠发明的说法，其中二杰就是我和文忠。二十年后，当我从我前女友的妈妈，一个没多少知识的新疆老太太口里听到“我很崇拜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的话时，有一种如闻海外奇谈的异样感。老实说，对文忠的学问，我绝不欣赏，因为我始终相信，要做好学问必须有信念、有原则、有关切、有坚守。大众迷信的“通晓12国语言”，比起26年前文忠讲给我的，还少了2门——如果是真的，说明文忠26年没有长进，反而倒退——，其实都是牛皮鼓风。我佩服文忠的，是他当年的口才——比他现在在央视上表现的强太多了；我最佩服文忠的，是他捱光的手段——我平生所见花花太岁多矣，但都无法望文忠项背。

        我刚进北大的时候，冯友兰、朱光潜、王力等他老师辈的大家还健在，季先生还不是太翘首。他一直住在朗润园的两套房子里，燕南园的独栋小楼还不够分给他的。季先生真正成为“国学大师”，号称“国宝”的，要到90年代中后期。余英时说因为中国的大师都死绝了，共产党才把季先生封为大师，是有一定道理。但是，即使是共产党为了统战，晚年对季先生荣宠有加，但季先生对共产党并不感冒，在各种文章、讲话里夹枪带棒、皮里阳秋地恶心、内伤共产党：

   “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十年，在国内五十七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辞“国学大师》——《病榻杂记》季羡林著，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

        “40年代，他（胡适）在美国哈佛大学遇到当时还是青年的学者周一良和杨联升等，对他们的天才和成就大为赞赏。后来周一良回到中国，倾向进步，参加革命，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杨联升留在美国，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同适之先生通信论学，互相唱和，在学术成就上也是硕果累累，名扬海外。周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虽然在学术上也有所表现，但是，格于形势，不免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除了肚子饿和间或有的空袭外，生活极有规律，极为平静。研究所对面就是大学图书馆，我需要的大量的有时甚至极为稀奇古怪的参考书，这里几乎都有，真是一个理想的学习和写作的环境。”（《留德十年》）

         “在德国的十年（1935-1945年），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晚年杂谈）

           “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国家的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看法。”（《人生箴言》）

           “现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我常常回忆80年来的历程，感慨万端。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人生箴言》）

           “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落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可是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播弄成知识分子。”（《人生箴言》）

          “什么‘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全是放臭屁！”（晚年杂谈）

           在这些文字里，在这些言辞中，季先生让我们不能“无动于衷”什么，他没有说；他对我们国家“不满”什么，他也没有说；为什么来世为人，一定要让自己“脸皮厚一点，心黑一点，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自知之明少一点”，而且“无论如何也别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播弄成知识分子”，他依旧没有说。但是他却通过他毕生的体会和经验，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共产党当权几十年里的各种运动，“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最终忍受不了巨大压力，心甘情愿屈服在它的淫威下；比起共产党的野蛮和残暴，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真是一个理想的学习和写作的环境”，在德国的十年（1935-1945年）“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共产党所谓的“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全是放臭屁！”。

     季先生当年没有远大抱负，一生只盼多日女人，结果却成就治学奇迹；弟子钱文忠继承季先生学术伟业的理想不知何时达成，却早远超季先生的清华夙愿。可见世事沧桑、河东河西，真的不在少年壮志啊。

《去趟民国——1、男女》原文：

        吴宓在任清华教授时，曾疯狂追求毛彦文，甚至在报上发表爱情诗，当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九洲四海共惊闻”之句。有人请金岳霖去劝劝吴宓，金就去对吴宓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吴宓听了很生气，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岳霖说：“我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情不应该宣传。”

李敖——大陆夹议：

        吴宓（1894年－1978年1月17日），字雨僧、雨生，笔名余生，陕西泾阳人，著名比较文学和西洋文学家。清宣统三年入清华学堂中等科，1916年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高等科，1917年赴美国留学，攻读新闻学，1918年改读西洋文学，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比较文学系，获硕士学位。留美十年间，吴宓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下过相当的功夫，有不少论著。

        1921年吴宓回国，在南京高师和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吴宓在东南大学时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编创办于1922年的《学衡》杂志，11年间共出版79期，于新旧文化取径独异，别成一派。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他著有《吴宓诗文集》、《空轩诗话》等。

        吴宓离开东南大学后到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1925年任清华学校研究院筹备主任，以后又在昆明西南联大、成都燕京大学、武汉大学和重庆女子师范学院等校担任教授。在清华期间，曾于1930年游学欧洲，遍历苏、英、法、德、比、瑞诸国，又在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修学年余，所学极博。1941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1943年至1944年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1945年9月改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推辞了浙江大学、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之聘约，到武昌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校务委员会委员。1947年清华大学梅贻琦和陈福田一再要他回清华、1949年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之位邀他南下、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他均谢绝，于4月底到重庆相辉学院任外语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

        毛彦文（1898年－1999年），英文名海伦，浙江省江西市须江镇沙埂人，中国第一位女留学博士。7岁入家塾，辛亥革命后就读于江山西河女校，1913年被保送入杭州女子师范，1916年入浙江湖郡女校，四年后毕业，又以浙江省第一名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系，1922年转学至南京金陵女子大学，1929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教育行政与社会学，两年后获教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到欧洲游历，与在欧洲游学的吴宓一同回国。回国后任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育系教授。1935年2月9日与熊希龄结婚后辞去大学教职，协助丈夫开展慈善事业。1937年12月25日熊希龄病逝后，出任北京香山慈幼院院长，曾出席印尼雅加达国际禁贩妇孺会议。1939年当选浙江省参议会参议员，1947年当选北平市参议员，同年11月当选国大代表。1949年4月去台湾，1950年4月赴美国，先任旧金山《少年中国报》编辑，后任加州大学、华盛顿大学研究员。1962年回台湾定居，并执教于实践家政专科学校。1999年11月10日于台北逝世，享年101岁。著作有回忆录《往事》。

        吴宓诗的原文是：“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吴宓同类诗还不止一首，而是一组，总冠名为“吴宓先生之烦恼”。这些诗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民国当年，曾引起相当大的反响，成为社会上的巨大八卦。其实，吴宓和毛彦文之间感情纠葛的剧烈和惨痛，远远不像公开发表这组诗般的搞笑和轻松。

        毛彦文在1914年为追求恋爱自主而逃婚，1924年她深爱的表哥朱君毅和她解除婚约，使她倍受打击。1921年吴宓与陈心一结婚，且陈是毛彦文的同学，1919年毛彦文还受朱君毅之托，两度去杭州代吴宓侧面打听陈心一的情况。就在1928年毛彦文失恋后，吴宓爱上了她，为了表示决绝，不但惊世骇俗的写诗公开，而且惊天动地地在1929年抛弃3个小女、与发妻离婚，不惜遭受周遭的谴责，不惜被父亲骂为“无情无礼无法无天”。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吴宓、毛彦文之间前前后后的追求、爱恋、缠绵、纠缠、沦陷、疯狂、悲忿、折磨、煎熬、猜测、彷徨、犹豫、怀疑、清醒、后悔、逃离、愤懑、仇恨，种种曲折，折射出人性的复杂、纠结、隐秘和诡异。你看看吴宓为毛彦文写的几百首情诗、五大本日记，什么叫爱情、什么叫恋人？这才是真实的爱情、真实的恋人呀。

         1935年2月9日毛彦文毅然与熊希龄缔结姻缘，吴宓痛苦不堪，写《忏悔诗》38首，诗句凄苦悲凉，皆是自怨自艾之作：“事到无补方知悔，情到忏时恨最深”、“侍女吹笙引凤去，孤灯摇曳剩悲凉”。诗四处发表后，吴宓没有博得别人的同情，反而被很多人嘲笑为自作自受。然而吴宓仍不醒悟，又把这些诗拿到课堂上去讲，成为学生们的笑料。吴宓最得意的门生钱钟书深感痛心，直言铮谏。因为在对待毛彦文的问题上与老师观点不同，还导致了钱钟书与吴宓之间几十年的误解。

两年后熊希龄去世，吴宓又燃起与毛彦文复合的希望。此时，毛彦文又成了最最珍贵的：“盖此生对彦为永久之真爱，馀皆一时之寄托而已。对于失彦之痛恨，三年来如何拒绝一切女子，今兹惟望与彦结婚。至于手续与形式，或迟或速，由彦决定，宓必谨遵曲从”。他写了很多感人肺腑的长信表达自己的情思，结果一封也没得到回音，有的信甚至被原封不动地退回。

共产党踞华前，毛彦文漂洋过海定居美国，吴宓得知消息后，又千方百计向海外归国的人打听她的消息。上世纪60年代，吴宓还请人画了一张毛彦文的肖像悬于壁上自赏。吴宓的后半生，抑郁凄苦，因思念太深，经常会在梦中与毛彦文相会，一觉醒来，泪湿枕巾。

当有人问起老年的毛彦文对这段感情的看法时，“毛彦文面无表情，冷冷地回答一句：‘好无聊。他是单方面的，是书呆子’”。这就是吴宓痴情苦恋一生得到的最后报偿。“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可女人和一个男人断绝关系后，却鲜有像男人一生温存记挂的。才情如毛彦文者犹自似此，更遑论“碌碌余女”啊。都说女人狭隘与小气，这就是呀。

        1949年共产党夺权前夕，毛彦文去了美国，而吴宓留在了大陆。1950年4月，重庆相辉学院和北碚勉仁学院文学相继撤消，吴宓转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9月又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后到中文系）任教。从此默默无闻，再无建树。至文革到来，吴宓被以种种罪名关入“牛棚”，到平梁劳改，受尽苦难。76岁之年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到批林批孔时，吴宓不肯批判孔子，说“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吴宓1969年11月30日所写《上西师中文系群众工作组报告》中写道：“宓现在七十六岁垂暮之年，腿伤如此，不能站立，不能行步，即在室内爬行，偶一卧起转动，腿关节亦痛不可忍。故只有安居在此文化村二舍203室中，又需要女工唐昌敏服侍。”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终于使他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顾和温馨。吴宓每次吃饭时总要问：“还要请示吗”？吴须曼告诉他说：“'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了，都不请示了”。有时候夜间，他起床喊：“快开灯，我是吴宓教授，我很饿，给我一碗稀饭喝吧”。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4岁。

吴宓一生，以55年时间，成就其学术、创作与恋爱的不朽声望，确属不易，也只有在民国那个传奇的时代里才可能发生。但是正像钱钟书说他的“有尽浮生犹自苦，无穷酸泪倩谁偿”，吴宓一生终究是非常不幸的，爱情的不幸和生命的不幸。而这些不幸偏偏又是他自找的：对毛彦文的刻骨终生是他自找的，1949年后他的灾难更是他咎由自取——谁逼着他从贼、附逆了？以吴宓的才华和名气，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受欢迎、“食有鱼”，可他却一定要自投罗网，难怪杨绛说他“好欺”、“可怜”。幸亏毛彦文没有脑子进水地嫁他，否则后来被共产党害得满地爬的，就不是吴宓一个人了！

《去趟民国——1、男女》原文：

 陈碧兰原为黄日葵的妻子，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时被罗亦农追到手，两人在莫斯科同居。回国后，陈碧兰又与彭述之发生恋情。就在喜筵上，萧楚女曾当众问陈：你下次什么时候再请我们吃这样的喜酒呢？罗亦农后又找了个新爱人——诸友伦。诸原为贺昌之妻，贺去莫斯科开会时，诸与罗同居。诸后来也去了莫斯科。1927年罗亦农在武汉得知诸友伦与自己脱离关系后，又与李哲时同居。罗亦农牺牲后，其遗体为李哲时收敛。

李敖——大陆夹议：

        还不止于此呢。张国焘《我的回忆》里揭露了一个共产党从未承认过的丑闻：1926年1月底2月初，“由于蔡和森的主动，中共中央在他的寓所（亦即中央宣传部办公室，蔡和森夫妇、彭述之及其秘书郑超麟等均住在那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在会上蔡和森的太太向警予首先报告在其丈夫蔡和森离沪期间，她与彭述之发生了恋爱，其经过情形已在和森返沪的当天就向他坦率说明了。她表明她陷于痛苦的境地。因为她与和森患难多年，彼此互相敬爱，现在依然爱他，不想使和森受到创伤，但同时对彭述之也发生了不能抑制的感情，因为他的风趣确是动人的。”这段丑闻的结果是，向警予从此威信大跌，失去了在中共内妇女领袖的身份，而彭述之也从此在党内走下坡路。

        但这里还没有完呢。也是张国焘的记录，广州暴动被张发奎镇压后，张太雷的寡妇王一知逃到上海，藏匿于中共一个秘密据点。当时在这里住的还有刘少奇和何葆贞两口子。王一知美貌少妇，又新近丧夫伤心，与刘少奇未免瓜田李下，结果何葆贞竟然服毒自尽。虽然后来只是自杀未遂，但因为左邻右舍动静太大，搞的地下党惶惶不可终日。

        蔡和森、彭述之、贺昌、罗亦农、张太雷、刘少奇都是共产党初期的大人物，又是有共同理想和信念的革命战友，但抢起彼此老婆却当仁不让、毫不客气，可见共产党的道德水准和伦理尺度。不说共产党共产共妻，都对不起他们。陈碧蓝究竟有什么天姿国色，别的女人死绝了吗？竟为了她一个人，不惜如此乱伦。细想起来，其实也不奇怪，实际上共产党鼓励这种乱伦：因为共产党是个秘密组织，不敢让自己的成员和外面不可靠的女人接触，而大家又不可能只满足于搞一个女人，所以只好近亲繁殖，内部循环，互相轮换，资源共享，轮流坐庄。后来李维汉冲邓小平的茶根，邓力群掏李锐老婆的蜜窝，毛泽东和朱德共享一个洋婆子史沫特莱，均为此意。国民党元勋们年轻时虽然荒唐，但成年后回归中国传统道德，我们几乎没有听说过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这样的大人物在任上的桃色传闻。即使是年少轻狂时节，国民党们也不戏朋友之妻，不给同志做乌龟。历史上只有共产党如此少年荒唐，成年更荒唐，起事时就世纪末，成事了更世纪末；而且自己荒唐，却不让别人荒唐，自己世纪末，却让百姓像八九点钟的太阳。难怪蒋介石说共产党“没有廉耻、绝无道义”呀。

        台湾李敖说过，国民党是一个由生殖器串联起来的政治集团。他是指国民党的裙带关系。这和当今的共产党是一样的。而早期共产党则不但是虚拟意义上的“由生殖器串联起”，就是在实体意义上，也真的是由生殖器串联起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