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時報》記者：

    今年“六四”雖然不是整數年，但正好趕上中國新的領導集體上台初始，而中國政府也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必須加速推進改革的內外壓力。在這個特殊、關鍵的時候，回顧和紀念“六四”就有着不同尋常的意義。兩個月前出現胡耀邦逝世24周年的紀念熱潮就是一個鮮明的表現和預兆。

   “六四”24周年紀念潮剛剛過去，每一年都有這麼一次，但是每次都看不出新意。相反，隨着時間一年年逝去、記憶一點點淡漠，很多事實、細節、實質正在被扭曲，面臨着離真實越來越遠的危險。您親身經歷了“六四”，對中國的歷史、政治和社會現實進行了長期、深入的研究，希望您能就“六四”以及中國當今政治的相關問題接受我們的提問。

我：  

    好的，請提問題吧。

《XX時報》記者：

    首先想問，24年之後回過頭來重看“六四”，您覺得應該怎樣估量它的意義和價值？究竟如何評價“六四”才是恰當的？

我：

哥穆爾卡說過，我們這一代人是在布拉格之春中成長起來的，對它的記憶永遠不會泯滅。我可以說，我們這一代是在“六四”中長大的，它一輩子都將銘刻在我們心中，它帶給我們的印跡終生無法抹去。我經歷了“六四”全程，那波瀾壯闊、起伏跌宕的一景一幕仍然歷歷在目，至今憶起依舊感喟唏噓。我曾無數次想過，我寧願用十年的生命為代價，來換回重新經歷一次那驚心動魄的56天。

    但是，拋開感情色彩，客觀地評價“六四”，今天我不得不說，“六四”的歷史意義大於現實意義，對世界的價值大於對中國的價值。

《XX時報》記者：

    應該怎麼理解您這句話的意思呢?

我：

       “六四”不但是中共當政之後，而且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全民意義上的民主運動，在歷史上將永遠留下最輝煌的一筆；“六四”讓中國人有資本吹噓自己也曾有過被舉世仰慕、揚眉吐氣的時候； “六四”是一個分水嶺，它標誌着中國人民首次開始了對現政權的否定和抗爭；“六四”逼得現政府不得不簽下一張承認自己是“殘賊”、“一夫”的投名狀；“六四”象一顆定時炸彈，讓共產黨幾十年睡不安寢、食不甘味，每時每刻都在擔心它隨時爆炸，卻又只能眼睜睜地等着終有一天它引爆自己政權的崩塌。這些都是“六四”偉大的、不朽的、彪炳千秋的歷史意義。

 “六四”引發了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東歐大地震。“六四”剛剛結束，東歐共產黨領導人慶祝中共“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歡呼聲還未消散，他們的周圍就開始山崩地裂。在戈爾巴喬夫新思維改革的大背景下，“六四”直接催生了東歐國家人民的反抗浪潮。“六四”讓全世界，特別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民眾徹底看清了東方集權政黨的殘酷無情，讓他們認識到：“不勝利就是死亡，不前進就是毀滅”，於是義無反顧、破釜沉舟、背水一戰，最終贏得了自由和解放。“六四”無意中扭轉了人類歷史，結束了人類黑暗時代，改變了世界戰略格局。可以說，“六四”對人類歷史的影響不亞於十字軍東征、1204年最後導致《大憲章》誕生的法國對英國的戰爭、1789年法國大革命、1914年薩拉熱窩事件和1905年俄國革命。這些都是“六四”對全世界、全人類的劃時代巨大影響和價值。

可是，“六四”對中國當時現實政治的正面促進意義和價值，卻少的、小的可憐。

“六四”讓中國轟轟烈烈、充滿希望的改革進程嘎然而止，對中國政治發展和現代化進程造成了毀滅性打擊，使中國陷入了一直到今天還看不到一絲光亮的全面、徹底的倒退和黑暗，讓中國人民付出了不知要多少年時光、不知要多少萬生命、不知要多少萬億民族財富、不知要多少代人道德精神的慘重犧牲和代價。這個結果，鎮壓“六四”的統治者要承擔責任，沒有預想到後果的“六四”的組織者、鼓動者也難逃其咎。

《XX時報》記者：

如此評價“六四”和指責“六四”的組織、策動者，我還是第一次聽到。上面您說的諸如讓改革進程中止、使中國政治發展和現代化進程倒退等等，我想都屬於運動自身無法預計和控制的。您覺得僅就運動本身組織、計划過程和策略來說，它是否有失誤呢？

我：

    你說的不完全對：“六四”的結果是可以預計和控制的，錯誤、失策的環節比比皆是；而且這種錯誤、失策是貽害千古、無法挽回的。我這裡僅談一個最災難性的。

趙紫陽接見亞行年會代表時的“5.4講話”，是扭轉當時局勢向災難性結果發展的最後一個機會。“5.4講話”是趙紫陽漂亮絕倫、奇峰突起的一招，瞬間使形勢逆轉，把整個事件的主導權抓在了自己手中，為今後的民主進程打開了無限可能。如果學生們有眼光，在“5.4講話”之後，立即停止遊行，回校複課，趙紫陽就成為最大贏家，他的威望在黨內黨外會如日中天，誰與爭鋒。漫說李鵬，就是鄧小平也莫奈他何。那時，他聯合喬石、胡啟立、萬里和軍方進步力量，攜積威勘定乾坤，橫掃群小，大局指日可定；而後推動政治開放、新聞自由，積跬步而致千里，中國的政治轉型早已完成。同時，如果學生們有遠慮，在“5.4宣言”之後，立即中斷上街，返校經營，學生們就成為完全勝者，就會牢牢掌握住主動權，他們的一切要求就都能成為合理合情，學生自治會、校園民主就可以變成既成事實，人莫予毒，而這是政府最擔心的、最希望找藉口顛覆的。這樣，上下結合，官民協同，並行前推，步步漸進、蠶食、消融、化解，加上蘇聯東歐的多米諾效應，應該無需五年，民主、自由在中國就會實現，中國就會迎來一個燦爛明麗輝煌的未來。可惜，這個主動權、這個最後機會的可能性，僅僅保持了8天，就被一幫混球們斷送了。

絕食是毫無實質意義的意氣用事，空享可歌可泣之虛名，實則害人害己。事實證明，絕食一開始，戒嚴的決定就做出了，趙紫陽已經失敗，最後的撤出不撤出廣場已經沒有任何意義：撤出是等着秋後算賬、一網打盡，不撤是坦克加身、當場血洗。趙紫陽一世人傑，風霜雪雨，身經百役，披荊斬棘，建國後歷廣東整肅、反右、反彭、反右傾、四清、文革、批林批孔、批鄧，終登大寶，號稱“不倒翁”，最後終結在這幫孫子輩乳臭未乾的混小子手裡，也算千古奇冤了。由着吾爾開希、王丹、柴玲這幫沽名釣譽的混小子、混丫頭上躥下跳，國家大事被他們綁架，哪有不砸的？

總結“六四”，得出一個血的教訓：如果沒有成功的把握，如果沒有必勝的信念，如果沒有誓死的決心，就不要輕易出擊，就不要輕言戰鬥。政治不是賭博，不能靠僥倖，不能憑萬一。毛澤東最看不起軟骨頭的小資產階級，他當政後蓄意把中國人全都變成了軟骨頭的小資產階級：暴虐下溫良恭儉，鬆動些就忘乎所以，狗臉一翻時立即做鳥獸散。結果把十年好不容易積攢起來的改革成果、本錢、實力，一把賠得乾乾淨淨；自己成名，卻讓上至改革派，下至老百姓，全部墜入無底的地獄深淵。

《XX時報》記者：

我基本上明白了。那麼，您認為“六四”對24年後今天的最大現實意義是什麼？

我：

“六四”對中國今天的最大意義，就是能夠讓我們通過回顧“六四”得到自我陶醉：雖說中國人今天在全世界丟人現眼，到處傷風敗俗，但當初我們也曾經輝煌燦爛、曾經光芒萬丈、曾經舉世矚目、曾經有理想有奮鬥過呀！ 

“六四”對今天另一個大的意義，就是讓我們看清楚了自己在關鍵時刻是多麼不堪一擊，是多麼讓人看不起！那樣一個幾乎十二億人同仇敵愾的舉國壯舉，瞬間風流雲散，消蹤如鳥獸，不用說和羅馬尼亞人民、蘇聯人民、東歐人民、韓國人民相比，就是和我們一向看不起的阿拉伯人民，和突尼斯、埃及、利比亞、敘利亞人民比起來，就是和我們的鄰居佛國緬甸人民比起來，我們都汗顏、都無地自容呀！我們真的應該像阿拉伯人民垂首致敬。“六四”期間密特朗說：“中國人民在推倒最後一堵牆，他們太偉大了，偉大的讓我們為曾經忽視他們而慚愧”。我要說：總統先生，您真的過獎了，慚愧的應該是中國人自己。你看看“東歐之春”的結果，看看“阿拉伯之春”的成績，再看看我們自己，我們在“六四”之前10年就有個“北京之春”啊，34年過去了，我們算個屁呀！

“六四”對今天第三個大的意義，就是通過回顧“六四”可以再清楚不過的看到，24年來我們墮落了多少，中國倒退了多少；而在這種墮落和倒退中，我們居然如此處之泰然，我們是多麼無恥、多麼卑劣。今天的中國人，好像是在共同參與一場最後的人肉“海天盛筵”，享受着臨終前的瘋狂；在這場血色狂歡里，人們吃人、被吃，施虐、受虐；在強者面前所有人都是奴才，在弱者面前每個人都是暴徒，在彼此面前大家都是騙子；在沉船下地獄的前一刻，每個人都不肯被拉掉，人人都要爭着得到一個角色，去進行最醜陋、最拙劣的末日表演。

“六四”在今天第四個大的意義，就是讓我們能夠通過回顧“六四”，用“比較”的方法清醒地認識共產黨和當今的中國政治狀態。用共產黨的話來說，當年“共和國”已經面臨着生死存亡，幾乎是在鬼門關走了一遭。全世界歷史上無論怎麼不爭氣的政權在從懸崖邊緣起死回生之後，都會如雷轟頂、如夢驟醒地反省罪已、夙興夜寐、如履薄冰、戰戰兢兢、小心謹慎。可是你張開眼看看我們的黨，這24年它們究竟幹了些什麼呢？它們連一分鐘檢討教訓的時間都不願意浪費，有的只是反攻倒算、有恃無恐、變本加厲、直至喪心病狂。實在說，共產黨真是太不爭氣了，它用成千上萬人的鮮血和生命、用幾代人的前途和命運為代價，強行為自己爭取了一次機會，然後一天都沒有耽誤地加速沖向不歸的無底深淵。

     有時候我想，我們這一代人對共產黨不能原諒，是因為有血的記憶，今天80、90後的年輕人他們沒有經歷那場腥風血雨，他們不知道、不懂的、也不關心歷史，他們完全是一批沒有沉重記憶的新生命，可為什麼他們也對共產黨充滿怨毒？唯一的原因就是共產黨怙惡不悛，周而復始地作新孽、樹新敵，搞得一代代的天怨人怒。共產黨真的沒有把自己當外人，但卻是敗家子式的不見外，是彭德懷“崽賣爺田心不疼”式的不見外。在下一次“六四”的時候，他們再不會有那麼好的運氣了。24年前的腐敗和今天沒法比；24年前知識分子呵護改革如同自己生命，連反對漲價都不忍提及；24年前大家心裡都在寄情一個改革派，今天在中國人心中所有戰略都是騙局、所有承諾都是謊言、所有宗派都是一丘之貉；24年前市民們甚至認為學生鬧事和自己沒有關係，今天再有鬧事首義的恐怕已經輪不上學生。雖然我們不希望，但“六四”也許就是最後一個的和平轉型的機會。今天中國民怨如此之巨，矛盾如此之深，改革是否還來得及？動亂是否還能避免？都不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