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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已年近古稀的老头张国焘（化名凯音），正暂且寓居在港。通过在大陆的亲友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张氏夫妇如坐针毡，整日里精神处于高度紧张、恐慌的状态。他常常从梦中惊醒，觳觫地倾听着夜间的风吹草动。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多年之前，自己在鄂豫皖、川陕根据地大搞“肃反”运动时的野蛮、凶残举动。那时，他也视人命如草菅一般，疯狂地杀戮，近乎变态地兴奋。但在今天，当自己的生命也有可能昼夜之间便落于别人手中时，他却不寒而栗起来。

因受到狂热无序的大陆革命风暴的影响，香港市内也爆发了几次红色工人游行。工人们手持着毛主席语录冲动地走上街头，高叫：“打倒帝国主义！”“毛主席万岁！”他们蜂拥着穿过大街小巷，惊天彻地的口号声传遍了这弹丸之地的每一寸角落。

张国焘被工人们的革命激情给吓坏了。他反常地深居简出，绝不再在公众场合露面。但每次当游行队伍从其楼下经过时，他总会情不自禁地走到窗前，推开窗棂，望着那浩浩荡荡、声势非凡的工人大军。这位昔日的工运领袖，此刻便禁不住百感交集，思虑万千。

这段时间，张国焘全家的生活很不安宁。尽管张国焘足不出户，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但在暴烈的“左”倾运动驱使下，常常会有人写信或打电话到家里来，对他进行各种威胁与要挟。

1968年10月21日，在香港一栋普通的民宅里，一次秘密的访谈正在进行。

这位身居陋巷的主人，正是流落香港的中共前主要领导人之一、71岁的张国焘。

“文革”期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开始对张国焘进行访谈，主要目的是希望得到此公对“文革”的分析和判断。而当时他正准备携家离开香港。

在美国政府看来，张国焘虽早已远离政治中心，甚至可以说脱离了政治，但由于他身份特殊，不仅对中共早期历史十分了解，对共产党早期政策运作十分熟悉，而且他与红色中国现任领导人有着长期的交往，对他们的籍贯、性格、爱好、交往和中共的政策都十分熟悉；因此，张国焘提供的信息，对于美国了解与研究当时中国大陆的政局，必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此次访谈的资料，一直被美国政府作为机密文件收藏，直到1992年才公布其相关信息（见1968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向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和驻东京大使馆递交的航空文件，航件号为A-819。后被归入政府绝密级文件，编号为POL1-3HK/Ea/IVRS/S-053。该文件原件在林登·约翰逊图书馆有藏。1992年7月21日该文件解密，后归入“美国政府解密档案·政治类”。在美国各大图书馆或国内购有该数据库的图书馆，只需进入“解密档案参考系统”，便可检索获得）。

就美国政府解密文件来看，在采访中，张国焘的观点自成一家之言，其中很多是不了解情况的妄测之词，也有不少诬蔑言语。当然，有些推论也有着些许“先见之明”。

张国焘侃侃而谈。美国领事馆负责大陆事务的2位官员（为首的是米西兰尼奥斯）和1位政治分析家，时而埋头速记，时而打断他的话提问。而桌子上的轻便录音机里的磁带，也在飞速地转着……

于是，张国焘又感慨万千地说：“以前我是主角，后来成了配角，现在则是成了观众。”

张国焘虽远离政治，但仍然密切关注着“文化大革命”；更何况这种关注还可以带来报酬。在这次访谈中，张国焘大谈他对“文革”走向的判断。

在张国焘看来，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绝不仅仅是出于政治权力的考虑（如外界所推测的）。他认为毛泽东此举还有着哲学上的思考，而且哲学的因素更多过权力的因素。

对于毛泽东，张国焘心情复杂。早在“五四”之前张国焘便和毛泽东于北京大学相识，1921年在中共“一大”上又一同与会，此后两人都曾担任苏区和红军重要领导人，1931年还分别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正、副主席。在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于懋功会师后，张国焘又曾与毛泽东发生政治斗争，而成为那场著名的草地风云的两位主角。毛、张两人既曾是同志，又曾是对手，张对毛自然有自己的认识。

在分析毛泽东的特点时，张国焘认为毛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他认为，作为一个农民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一种对“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所建立的政权并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也就是所谓的“变修”）时，随着时间流逝所带来的迫切感，毛便想采取剧烈的非常规的措施来达到目的。这是“文革”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化大革命”虽然让毛泽东成功地清除了反对者，但张国焘认为尽管刘少奇、邓小平已经下台，可斗争仍然存在，只不过改变了些许方式。毛在“文革”中虽然保有了最高权力，但其主要目标没有实现。张国焘分析，毛在“文革”中是一位优秀的策略大师而非战略家，他无法树立一个具备超越性的主题并坚持不懈地贯彻之。在“文革”发动以来的2年中，经常会看到毛在政策与策略之间来回摇摆，常常试图通过一个计划实现一些目标，同时又经常受到一些情绪的影响，而采取一些危险的戏剧性的行动。

张国焘告诉美国人，虽然毛泽东拥有最高权力，但他很怀疑毛是否能够全面掌控一切，作为下属的林彪或是其他人可能对其隐瞒了一些情况。张国焘断定毛会继续走“革命”的道路，但是这样的道路将会失去效果，其最初设想的目标不会实现。

对于那些“文革”中迅速上升的人物，特别是那些获得一些权力的“革命小将”和造反派，张国焘认为这些人缺乏实际工作能力，那些年轻的“革命继承人”不能胜任工作反而成为负担。在那些激进的现任领导人衰落后，中国将回归平静，“文革”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必然难以为继，将由此进入实干家治国的时期。所以，“文革”并不会坚持太久。

至于毛泽东选定的继承人林彪，张国焘认为他是一个极有手腕、野心勃勃、很难让人喜欢也很难共事的人。林彪被选为接班人，主要原因是毛认为林作为一个多年的下属，对毛有着长期的忠诚。但林彪显然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张国焘推测，林会优先考虑军事方面的利益。

但就当时的局势分析，张国焘认为，林彪在政治上的优势有些似是而非，在解放军中的力量也似乎有所削弱，这突出表现在他不能保护他的一些亲密下属，例如萧华、杨成武、罗瑞卿等，这些人在“文革”发动之后就纷纷被打倒。在张国焘眼里，这些人是林彪的支持者。虽然林的权威有所削弱，但张国焘认为在“文革”发动的这2年时间里，军队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毛泽东之前让军队参与稳定局面的意图。在军队的支持下，那些毛的反对者很难被打倒。

怎样削弱军方的力量，实现毛泽东的预期，将是一个困难的计划。张国焘预测毛将最终削弱军队的力量，就像他将红卫兵遣散下乡一样。但张国焘也承认这将是一个很困难的计划。

美国人对“革命委员会”这样一个新兴的组织十分关切和感兴趣。张国焘认为，作为一个组织，革委会有些优点，那就是通过一个单一的实体革委会而避免了在党和政府间的两分，革委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克服这些弱点。但是，张国焘也怀疑这个组织能否在长期的运作中保持有效。因为这更多需要党组织的重建，以便为革委会提供一个核心。

对于党组织的重建，张国焘认为毛泽东将会更多地依赖他以前主管党务的部下，比如陈云。但张国焘认为这种重建似乎很难成功，因为一旦重建，毛会担心“文革”前的状态将再次出现。而他所寻找的那些“文革”后起来的“新鲜血液”，却不能提供党所要求的稳定与领导。由此张国焘推测，在“文革”期间，党组织仍然将处于一团混乱之中，难以恢复它以前的纪律性和权威。

在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局将如何发展？

面对美国人关心的问题，张国焘大胆地给出了预测。由于接班人林彪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所以在林执政之后，他将不得不更加借重周恩来，二者将会很好地合作，因为林需要周的支持和治国的专家知识。在张国焘眼中，周恩来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周与他的副手李富春、李先念能够很好地管理国家事务。在周的率领下，一些“实干家”将陆续掌握权力，并推动国家前进。

此外，张国焘更大胆预测，那些昔日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激进派，即依仗“文革”爬上高位的“接班人”以及造反派，比如毛的妻子江青和陈伯达、康生等，他们是没有能力的组织者，缺乏实际工作能力，都将因为不能胜任工作而成为负担，很快失去其位置和政治影响。在张国焘的眼里，康生是一个平庸之人，对政策或者经济都一无所知。

在那些激进的现任领导人失势之后，中国政局上最可能出现的是“林（彪）+周（恩来）”合作的治理模式，中国将归复平静，进入“实干家”治国的时期。至于当时已被打倒的一些人，比如刘少奇、邓小平等，将会重新复出，因为治理国家需要他们的经验和组织能力。

11年后，即1979年，82岁的张国焘逝世。而在3年前，他曾预测难以为续的“文化大革命”便已告终，即在他发表谈话后只坚持了8年。

美国政府极为关心“文革”时期中国大陆的外交走向。张国焘认为，对所谓“红色中国扩张的企图”无需多虑。“文革”以来，毛泽东的外交策略一直在持续进行。比如当苏联在1968年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时，中国就严厉谴责，但其目的是使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名声大坏，不具有太强的进攻性。

张国焘认为：“在眼下的中国，国内的因素要大于国外的因素，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无暇过多考虑国际关系，现在外交事务并非重点，就连中苏矛盾和越南问题都被放在一边。”

同时，他又认为：“在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西方国家往来时，毛泽东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比如，现在毛之所以很关注西德（联邦德国），就在于它既反对苏联，同时又有着中国需要的资源，它向中国提供了急需的货物。与西德一样，日本、英国、法国都将与中国保持友好的贸易关系，在此，中国根本不会考虑政治的气候。”

在听完张国焘“精辟”、“独到”、“深刻”的分析之后，几个美国人满意而去。

张国焘的上述分析，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在某些方面，张国焘的这些分析显然加深了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在具体的政策上，比如张国焘对中国外交的判断，无疑有助于减轻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敌意。至于其他方面，后人就不敢轻下断语了。

1968年是个多事之秋。此年5月，法国爆发“五月风暴”；而刚刚经历过1967年“六七暴动”的香港，仍然人心浮动，世情汹汹。

早在接受访谈之前，张国焘与杨子烈夫妇就已经做出离开香港的决定。此年底，不堪内心煎熬、也为躲避灾难的他们终于走出港岛，背井离乡，飘洋过海，首先来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他的次子张湘楚，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外科医生。但是，张国焘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

没过多久，张国焘便又偕妻杨子烈移居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他的长子张海威、小儿子张海川都在多伦多。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

（本文载自《涛起涛落：张国焘的悲剧人生》一书，李子迟、王宏杰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