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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夏商周时期考古续有新的发现，在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共发表考古报告、简报和论文260余篇，考古发掘报告17部，研究专著与论文集26部。召开了浙江湖州·东苕溪流域商代原始瓷窑址考古成果研讨会、“中日共同开展西南地区北方谱系青铜器及石棺葬研究合作”学术研讨会和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第十二次年会。

一、二里头时代

作为广域王权国家都邑聚落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又有新的发现。本年度勘探面积3万平方米，基本摸清了宫城北部的遗存分布状况。发掘的5号基址为三进院落，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中院和北院内发现同期贵族墓葬。宫城东北部的巨型坑内发现二里头文化第一～四期连续堆积，其内发现祭祀遗迹（《中国文物报》11月4日）。5号基址一体多进院落宫室建筑是迄今所知同类建筑中最早的，祭祀遗存的发现则为探索偃师商城国家级祭祀场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线索。

对于二里头遗址出土遗物的研究是本阶段考古研究的重点之一。廉海萍等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器、陶范和浇勺的考察，探讨了二里头遗址所出铜器的铸造技术（《考古学报》4期）。鲁晓珂等对二里头遗址所出白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进行了化学组成、烧成温度、晶相组成和显微结构实验，结果显示其胎料组成明显区别于日用陶器，不同颜色的白陶烧制气氛也不同，少量原始瓷胎料与泛灰色白陶接近，不同于其他原始瓷胎料的南方瓷石特征（《科技考古》三辑）。彭小军分析了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指纹痕迹，指出陶器生产者的年龄构成可能较为多样，当时的未成年人很可能参与到了陶器生产过程中从事辅助性工作（《南方文物》1期）。赵春燕等测定了二里头遗址出土部分动物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推测猪由当地饲养的可能性最大，羊和黄牛在二里头早期多来自外地，晚期则多来自本地（《考古》7期）。此外，王青对二里头绿松石镶嵌龙形器的面部纹饰进行了复原（《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四十八期），陈国梁讨论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4种小件文物（《三代考古（四）》）。

其他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河南新郑望京楼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城址，城内保存有大量二里头文化二、三期遗存，城墙与“外郭城”之间也发现有丰富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中国文物报》1月28日），李德方等认为其应是“与亳为邻”的葛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0期）。河南登封南洼遗址发现3条沟状堆积和11座竖穴土坑墓，出土遗物以白陶最为丰富（《中原文物》6期）。河南淅川下寨遗址发现竖穴土坑墓28座，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二期（《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陕西商洛东龙山遗址“夏代早期”遗存的文化面貌与伊洛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大异小同，应是一支地域性文化；“夏代晚期”遗存则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大同小异，应属于夏文化的一个地域类型（《商洛东龙山》，科学出版社）。李维明推测河南荥阳大师姑遗址出土的一件二里头文化陶大口尊残片上的“手”形刻符可能与族属标识有关（《中国文物报》7月8日）。

对于二里头文化的研究是本阶段考古研究的另一个重点。秦小丽通过陶器组合变化的分析，探讨了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东部地区与周边诸地区的关系，并就该地发现的漳河系、岳石系等外来因素的流入过程以及在二里头文化向二里岗文化过渡中的动因关系进行了分析（《考古一生》）。饭岛武次根据二里头文化与“先商文化”所见鼎、鬲、甑、甗等陶质炊具资料，从考古学角度探讨了谷物的烹饪方法（《考古学研究（八）》）。李宏飞指出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流行以环濠作为聚落的主要防御设施，聚落内部流行窄环濠，外部流行宽环濠，这一传统与龙山时代和二里岗文化时期城址林立的局面形成了极大反差，可称之为“二里头文化设防聚落的环濠传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6期）。向桃初将南方地区所见与二里头文化相关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划分为九个区，讨论了二里头文化南传的路线、时间和方式等问题，并指出二里头文化南传对南方地区古代文化和历史发展影响巨大（《考古》10期）。段天璟辨析了盘龙城等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指出长江中游沿岸地区延续下来的“石家河文化组”遗存是当地的土著文化因素，该地区约在二里头文化四期前已出现了三星堆文化因素（《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6期）。

另有部分学者以二里头文化的考古材料为基础对“夏文化”问题继续进行探索。陈旭将文献记载与考古学对夏文化探索的研究成果相结合，对禹都的历史纠葛进行了讨论（《考古学研究（八）》）。王震中赞同夏商文化分界在二里头三四期之交的学术观点，认为早期夏文化为中原龙山文化晚期，中期夏文化为“新砦期”文化和二里头一期遗存，晚期夏文化为二里头二、三期遗存，并将夏文化重新定义为“夏王朝时期夏后氏（夏王族）的文化”（《华夏考古》4期）。尚友萍对王立新《也谈文化形成的滞后性——以早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为例》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二里头夏城”内的四期偏早阶段与“二里头夏城”外的二里头四期文化总称二里头四期文化，是“晚夏文化”；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阶段是进入商纪年的“夏遗民文化”，性质上已不属于二里头四期文化；二里岗下层与偃师商城早段同属早商文化，但前者出现的时间比后者略早（《文物春秋》1期）。魏继印认为可将“新砦期”前段归入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后段则是最早的“夏文化”（《考古与文物》3期）。陈隆文认为“夏族兴起于河济之间”、“禹都阳城在河南濮阳”等说法均不正确，重申夏族兴起应在伊洛流域，禹都阳城在河南登封（《殷都学刊》4期）。吕琪昌认为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爵源于良渚文化的小型陶鬶，“夏朝”应来源于良渚文化（《华夏考古》4期）。

与“先商文化”相关的太行山东麓也有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河北临城补要村南区发现较丰富的“先商文化”遗存，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填补了冀中南地区漳河与滹沱河之间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缺环（《考古》3期）。河北唐县南放水遗址的“夏时期”遗存表现出多元的文化特征（《唐县南放水》，文物出版社；《考古》4期），发掘者指出南放水遗址的“夏时期”遗存受到了来自夏家店下层文化、晋中地区“夏时期”文化遗存、岳石文化的影响，其主体仍应属“先商文化”（《考古》4期）。河北武安崔炉遗址、河北衡水武邑大谷口也发现了“先商文化”遗址（《河北省考古文集（四）》）。王立新等由分析郑洛地区洛达庙三期遗存、南关外期遗存、郑州化工三厂遗存、二里头四期偏晚遗存和偃师商城第一期第1段遗存等过渡性遗存以及湖北黄陂盘龙城一期1段遗存文化因素的构成与主体因素来源，讨论了下七垣文化的南下路线及其相关社会背景（《考古学研究（八）》）。

二里头文化以外，安徽铜陵师姑墩遗址“夏时期”遗存与大城墩类型面貌相似，并与斗鸡台类型、二里头文化和点将台文化有一定的联系（《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陈钰指出马桥文化的鸭形壶来源于浙南闽北地区以江山肩头弄期第一单元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后向中原地区和闽浙地区传播（《南方文物》4期）。彭鹏尝试使用随葬品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内蒙敖汉旗大甸子墓地的墓葬等级进行了探讨（《边疆考古研究》10辑）。段天璟着重讨论了朱开沟遗址早于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遗存的分期和相关年代等问题（《边疆考古研究》10辑）。

二、商代

关于二里岗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主要集中在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偃师商城2007～2008年的勘探发掘表明，西城墙中段的东折向东错开了一个城墙的宽度；西城墙北段发现了西三城门，其所在位置的城墙呈凹字形，整体形制类似后世的瓮城；西一城门外找到了商代早期的桥梁遗迹以及为宫城池苑提供水源的南北向古河道（《考古学报》3期）。谷飞在此基础上对偃师商城西一城门外护城壕内桥涵设施作了复原（《三代考古（四）》）。曹慧奇通过偃师商城宫城出土深腹罐的器形特征和器物上残留的痕迹对其功用进行了探索（《三代考古（四）》）。李维明重申郑州出土商代牛肋骨刻辞上应有以往被忽略的“乇”（亳）字（《考古学研究（八）》）。郑杰祥对郑州商城瓮棺葬死者的身份进行了探析，认为M151应是一位商族“国人”的墓葬（《考古学研究（八）》）。方辉通过考察郑州及周边地区二里岗期中型墓的特征及其分布，探讨了商王朝早期对周边地区的扩展及经营策略，进而对形成期的早商文化和商代早期国家的性质展开了讨论（《考古一生》）。

关于夏商分界以及“郑亳说”的学术争论仍在继续。殷玮璋对邹衡否定二里头遗址西亳说，创建郑亳说的有关论述进行了批评（《殷墟与商文化——殷墟科学发掘80周年论文集》，科学出版社），刘绪则就夏商文化分界与偃师西亳等学术问题做出了回应（《考古学研究（八）》）。杨育彬重申郑州商城为隞都的旧说（《中原文物》2期），李维明对其进行商榷，指出其论据与论证方法多有可商之处（《中原文物》4期）。此外，张立东对偃师商城名“汤”说进行了补充考证（《考古学研究（八）》）。

安阳依旧是商代考古发现与研究的重要着力点。发掘报告《安阳殷墟徐家桥郭家庄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报道了2004～2008年徐家桥村西和村南、老六庄东南、郭家庄东南等地的多项考古发掘成果。2010年安阳刘家庄北地宜家苑小区发现房址6座、灰坑8座、道路1条、墓葬69座（《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08年，安阳举办了“殷墟科学发掘80周年暨殷墟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两周年学术纪念会”，前引《殷墟与商文化》论文集收录该次会议提交的考古学、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研究论文近40篇，其中范毓周就殷墟王陵的年代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杜金鹏对殷墟宫庙区乙十一组基址进行了深入研究，郑振香回顾了安阳殷墟围沟的发现及其意义，谷飞提出了关于殷墟宫庙区研究的若干思考，荆志淳等就商代用玉的物质性展开了讨论，岳洪彬等探索了商代的计量基元问题，内田纯子就商末周初青铜彝器的断代及其制作地等问题展开讨论，孟宪武等对安阳殷墟边缘区域考古发现与研究情况进行了评述，张庆久概述了腰坑墓葬的研究现状及相关问题，刘源对殷墟“虎首人身”石雕像和“彊良”进行了讨论，郭妍利等从青铜兵器视角考察了夏商时期中原地区在早期文明中的地位，铃木舞对小屯东北地铸铜作坊的年代做了再探讨，孔德铭对殷墟墓葬中青铜生产工具组合进行了初步研究，张国硕讨论了商文化的阶段划分，江雨德对商代晚期的礼制改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何毓灵等回顾了洹北商城发现与发掘以来十年间的研究情况，梳理了洹北商城的城址布局，重申洹北商城应是盘庚迁殷的最初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2期）。岳洪彬等探讨了洹北商城与殷墟的关系、洹北商城的城墙、殷墟的道路网络、小屯宫殿宗庙区的布局以及殷墟的动态发展模式等殷墟布局研究中的问题（《三代考古（四）》），还对殷墟王陵区出土铜弹形器的功能展开了讨论，认为有可能是盛色器皿（《三代考古（四）》）。何毓灵探讨了殷墟时期的手工业生产管理方法，认为当时的管理方式主要有王室和家族两种模式（《三代考古（四）》）。岳占伟等就殷墟出土叉形器的功能展开讨论，认为其应是弓末端的弭（《三代考古（四）》）。张敏通过对殷墟王陵区大墓之上晚期遗迹的系统梳理，重新论证了早期盗掘坑的形成年代，并为“殷墟文化第四期最末阶段的部分遗存，尽管文化属性仍可归于商文化，但其年代应已进入西周初年”的观点补充了相关证据（《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2期）。路国权在判断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废弃水井2000AGH31的绝对年代的基础上，就相关陶范所反映的铜器年代和孝民屯东南地铸铜作坊的年代下限展开了讨论（《考古》8期）。刘克甫认为殷墟四期晚段的墓葬M1713和后冈圆葬坑HGH10年代当属成王时期，而绝不可能早到武王克殷以前（《考古》11期）。汤威讨论了薛家庄殷墓的墓主、出土铜器的年代、族属性质等问题（《中原文物》3期），还通过对荥阳小胡村和安阳薛家庄两地舌族铜器的比较研究，探讨了殷商舌族的族属性质、封地、流徙以及族间关系等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0期）。韩金秋对大司空村墓葬2005AGM3出土青铜短剑的年代、用途、影响、使用者和来源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认为其反映了商代晚期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交流（《河北省考古文集（四）》）。

近年来科技手段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日益增多，本年度关于殷墟遗址的科技考古研究成果也很丰富。李清临采用X射线荧光、热膨胀等分析手段对比了殷墟出土的陶水管与普通陶器的制作工艺，结果显示陶水管具有明显不同于普通陶器的化学组成、更高的烧成温度和更好的物理性能（《江汉考古》2期）。吉姆·海耶斯通过对殷墟出土人类头盖骨的研究，认为早在殷商时期即存在中原人与中亚人、欧洲人的来往（《中原文物》3期）。李志鹏等对殷墟晚商制骨作坊与制骨手工业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再探讨（《三代考古（四）》）。李志鹏还对商代墓葬殉葬狗牲的现象展开了历时性梳理及量化统计，分析了商墓中随葬狗牲制度的起源及动因，探讨了殉狗与墓葬的社会等级关系等问题（《南方文物》2期），讨论了殷墟孝民屯出土家猪的死亡年龄结构、宰杀模式、畜产品开发与晚商城市的肉食供应等问题（《江汉考古》4期）。

中心都邑以外的商代考古也有较为丰富的发现与研究成果。河南新郑望京楼遗址发现二里岗文化城址，始建于二里岗下层一期，废弃于白家庄期，东墙南部的城门呈“凹”字形，城内发现大型回廊式建筑，城外至外郭城之间也分布有大量二里岗文化遗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0期）。陕西商洛东龙山、湖北郧县店子河遗址发现的商代遗存与郑州二里岗商文化基本相同（《商洛东龙山》，科学出版社；《考古》5期）。《山东菏泽安邱堌堆遗址1984年考古发掘报告》公布了该遗址龙山、岳石和商文化遗存的材料，其中商文化遗存自二里岗上层延续至殷墟时期（《考古学研究（八）》）。河北武安崔炉遗址发现晚于白家庄期而早于殷墟一期的商文化遗存（《河北省考古文集（四）》）。河北临城补要村北区发现的中、晚商遗存十分丰富，相当于洹北商城阶段至殷墟四期，进一步完善了冀中地区中、晚商时期考古学的编年体系（《考古》3期）。河北永年邓底遗址（《河北省考古文集（四）》）、河南登封南洼遗址（《中原文物》5期）发现殷墟文化遗存，为研究殷墟文化的分布和内涵提供了新材料。安徽铜陵师姑墩遗址的商代遗存表现出浓厚的中原风格，与长江中游地区同类遗存也有一定的联系（《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盛伟将盘龙城废弃的年代下限推定在中商三期，并探讨了盘龙城的废弃与周边地区文化面貌变化之间的关系（《江汉考古》3期）。张昌平指出，大辛庄M139出土的多数青铜器年代属于殷墟文化时期，同时又具有若干较早的二里岗文化时期特征，说明该墓所出青铜器属于商文化系统内本地独立生产的青铜器（《江汉考古》1期）。宋艳波等分析了鲁北地区殷墟时期动物遗存种类构成在不同区域不同经济功能聚落及同一区域不同等级聚落的呈现，以及这些聚落内居民的肉食消费模式，并从社会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等角度探讨了相关问题（《海岱考古》4辑）。

墓葬研究是商代考古的传统研究课题。郜向平的《商系墓葬研究》（科学出版社）系统梳理了商系墓葬材料，考察了墓地、墓葬的形制结构与方向、葬具与葬式、墓内殉祭遗存、器用制度等问题，进而探讨了商系墓葬所反映的商代社会变迁和商系墓葬的地域差异等相关问题，是首部系统全面研究商系墓葬的专著。他又对小屯M5进行了再讨论，认为该墓可能附属于周邻的以房址F7为代表的建筑群，虽具备殷墟墓葬的一般特征，却有可能兼有献祭的性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2期）。张明东讨论了商周俯身葬及其相关问题，指出俯身葬是殷商墓葬中一种正常的埋葬方式，但在西周时期却急剧减少，且分布地域较为集中，墓主身份亦较低，应是王朝更替所导致的文化变迁的反映（《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3期）。翟胜利对商代毁物葬俗展开了讨论，指出商代墓葬中有意毁坏随葬物品的现象应是殷商时期非商部族的一种葬俗（《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3期）。

宏观研究层面，曹斌从商文化在南方的分布变化探讨了商王朝的南土，指出商文化在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阶段突破石门皂市—岳阳铜鼓山一线，推进至江西樟树附近，西南方推进至商洛东龙山、东南方至盐城龙岗，殷墟二至四期阶段荥阳小胡村和正阳傅寨两处族墓地填补了安阳至罗山一线晚商文化发现的空白，此外还总结出南方地区商周分界的三项标准（《中原文物》4期）。韦心滢通过分析山西灵石旌介商墓及周边同时期的文化形态，提出灵石旌介商墓主人的身份应为商人子姓贵族，商后期商王国西部边域已扩张至今山西吕梁山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4期）。

商文化以外，浙江东苕溪流域商代原始瓷窑址调查共发现30多处窑址，发掘的南山窑址是一处商代几乎纯烧原始瓷的窑场，为探索瓷器起源、原始瓷产地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考古》7期）。孙华从三星堆出土的爬龙铜柱首的尺寸、形态和装饰特征入手，对其进行复原，进而推断其应是一种有龙、虎等动物装饰的权杖（《文物》7期）。宋治民认为广汉月亮湾遗址二期文化是从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过渡阶段的文化，并讨论了十二桥文化尖底器和蜀文化对外交往的通道问题（《南方民族考古》七辑）。于孟洲从金沙遗址兰苑地点入手，讨论了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的变迁问题（《南方民族考古》七辑）。何锟宇通过对十二桥文化成都平原类型和渝东类型典型遗址所出动物骨骼的可鉴定标本、最小个体数和肉量估算的统计来考察其生业方式，结果显示前者的肉食资源以家畜为主，而后者则以狩猎为主（《考古》2期）。

三、西周时代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家族墓地是本年度西周考古最重大的发现（《中国文物报》10月12日），其中M65为曾侯谏墓（《江汉考古》3期），已经发表材料的还有M1、M2和M27等高规格墓葬（《文物》11期）。李学勤、李伯谦、朱凤瀚、刘绪等学者对墓葬年代、墓地性质与文化属性、出土器物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文物》11期）。

2008～2010年，山东高青陈庄遗址取得重大考古收获，发现一座西周城址，城内发现1座“祭坛”和2座甲字形墓，贵族墓葬中发现有“齐公”铭文，为早期齐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考古》2期）。李学勤、刘庆柱、李伯谦、李零、朱凤瀚等学者就陈庄遗址发掘成果发表了各自的见解（《考古》2期）。《海岱考古》4辑也收录了多位学者关于陈庄遗址新发现的多篇研究成果。

陕西扶风庄李村西铸铜作坊2003～2004年发掘收获（《考古学报》2期），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霸伯家族墓地的发现（《考古》7期），中美归城考古队对山东龙口归城遗址的系统调查（《考古》3期），安徽铜陵师姑墩遗址与青铜冶铸有关遗存的发现（《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都是周代考古的重要成果。此外，河南洛阳北窑发现一座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好的西周车马坑（《文物》8期），河南淅川下寨遗址发现西周时期灰坑21座、陶窑1座和祭祀坑1座（《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河北唐县南放水遗址发现西周中晚期遗存（《唐县南放水》；《考古》4期），四川酉阳邹家坝遗址（《酉阳邹家坝》，科学出版社）发现西周至春秋时期遗存。位于湖北武汉盘龙城近旁的磨元城城址的始建年代，可能早至西周时期（《文物》11期）。

丰镐、洛邑和周原等西周都邑研究仍是本年度西周考古研究的重点。徐良高从“殷材周用”的视角推测周原凤雏甲骨的主人是归降周人的商朝高级贵族家庭，在周王室担任高级史官类职务，同时又保持着对自己祖先的祭祀（《殷墟与商文化》）。付仲杨通过丰镐、周原和洛邑三个都城遗址的材料对西周时期车马埋葬制度进行了讨论（《三代考古（四）》）。

晋文化也是西周考古的传统研究热点。李伯谦探讨了僰马盘铭文与晋侯墓地排序问题（《考古学研究（八）》）。孙华对晋侯邦父组墓所出铜器铭文反映的人物关系、墓葬形制及其墓主、饰棺及随葬器物问题等展开了讨论（《考古学研究（八）》）。孙庆伟讨论了尧公簋与叔虞居“鄂”、晋侯尊与燮父都“向”以及向、曲沃、绛、翼关系等与早期晋都相关的问题（《考古学研究（八）》）。田建文则就晋侯墓地M113：135所出青铜绳纹双耳罐展开了讨论，认为其可能属早期遗物（《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四十九期）。

数位学者围绕土墩墓发表了见解。杨楠就浙江海宁夹山土墩遗存的发掘及若干问题展开了说明和讨论（《考古学研究（八）》）。黄建秋认为土墩墓内挖有土坑的源头可上溯至崧泽文化，韩国马韩坟丘墓可能源自与其时代相当的汉代土墩墓，此外还考察了吴越土墩墓的一些葬俗（《东南文化》3期）。林留根根据土墩墓的形制和营建过程，结合古文献和民族学材料，对土墩墓相关建筑遗存的性质进行了分析研究（《东南文化》3期）。

早期楚文化亦为本年度的研究热点之一。陕西商洛东龙山遗址的周代遗存与关中地区同时期文化差异甚大，若宏观来看，丹淅流域的西周时期文化应当与早期楚文化具有较密切的联系（《商洛东龙山》，科学出版社）。尹弘兵认为江汉地区的早期楚文化遗存最早出现于夏商时期的盘龙城遗址，以鼎式鬲为代表，主要分布于鄂东地区；晚商至西周早期汉水东北地区出现柱足鬲遗存；西周中晚期时早期楚文化正式形成，重心在鄂西地区。夏商时期的早期楚文化与楚国无关，西周时期的楚国也只是早期楚文化中很小的一支（《江汉考古》3期）。胡刚就早期楚国与楚族、早期楚都、楚式鬲及早期楚文化面貌、性质等问题进行了学术史的回顾与思考，对今后早期楚文化探索的思路与方法提出了若干建议（《江汉考古》3期）。《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三次年会论文集（2010）》亦收录了数篇关于三峡考古的研究论文，其中张昌平对三峡地区的早期楚文化展开了回顾和再讨论，黄凤春分析了秭归庙坪及巫山双堰塘陶鬲的年代和文化属性，王然等探讨了鄂西南地区西周“鬲”类遗存与楚文化的关系。

此外，张天恩结合最新考古材料对周代的荒帷、池及振容等棺饰和铜翣展开了探讨（《考古学研究（八）》）。印群通过琉璃河遗址殷遗民墓和周人墓随葬车马坑的对比，探讨了商周两种文化因素的演变与融合（《三代考古（四）》），他还将琉璃河商周居址所出陶器与墓葬陶器分期进行了对比（《殷墟与商文化》）。韩建业认为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女性墓M2当属商遗民性质的燕国墓葬，墓主人可能为燕国女将军，随葬的少量北方系兵器可能是战利品（《中原文物》4期）。田畑润从随葬品摆放位置分析了弓鱼国墓地西周墓葬葬制的时代变化，并对其背后原因加以考察和解释（《三代考古（四）》）。

四、东周时代

黄河流域包括周、三晋所在的中原腹地，秦文化所在的陕甘地区以及齐鲁诸国所在的山东及左近地区等。

作为首都，东周洛阳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洛阳体育场路西东周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报道了1959、1960年的两次重要考古发掘。洛阳木材公司家属楼基建工地发掘春秋墓C1M3529（《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8期），西工区发掘春秋墓M8781（《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8期），体育场路发掘春秋车坑和马坑各1座（《文物》5期）。徐昭峰认为东周王城不仅存在内城外郭，晚期又于郭城之外的西南部形成一座小城，从而形成内城外郭和小城与大城南北并立的复杂形制（《考古》5期）。潘付生等认为东周时期的四代西周君王桓公、威公、惠公、武公葬于洛阳东周王城内，陵墓自成一区（《中原文物》6期）。

邯郸赵王城城垣建筑的考古工作收获颇丰，城垣墙体表面加固的布纹及夯窝痕迹，城垣内侧台阶式结构、散水及铺瓦与排水槽设施，城垣外侧远近两重城壕系统等都是其鲜明特征（《中国文物报》3月25日）。段宏振论述了赵文化发生与孕育、初步形成、正式形成和独特性等问题（《河北省考古文集（四）》）。雷建红论述了赵王陵2号陵的考古收获及其相关认识（《河北省考古文集（四）》）。石磊就中山王族墓三号墓出土的六博局石雕板与古代之博戏展开了探讨（《河北省考古文集（四）》）。河北永年邓底遗址发现战国时期遗存（《河北省考古文集（四）》）。河北内丘张夺墓地发掘东周200座墓葬（《内丘张夺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河南新乡老道井墓地发掘了战国两汉至宋代151座墓葬（《新乡老道井墓地》，科学出版社）。徐团辉对战国时期韩国三大都城宜阳、阳翟和新郑进行了对比研究（《中原文物》1期）。

秦文化也是东周时代黄河流域的重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咸阳“周王陵”的考古调查和勘探，结合陵园形制、布局特点及出土遗物分析，研究者认为其时代为战国晚期，可能是秦悼武王及其夫人的“永陵”（《考古与文物》1期）。2005～2006年对秦雍城豆腐村制陶作坊遗址的发掘，出土遗物的绝大部分是瓦当（《考古与文物》4期）。甘肃张家川马家塬和秦安王家洼发现西戎贵族墓葬（《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李峰将礼县大堡子山所出秦公铜器分为两组，讨论了金文中字形和文辞的特殊配合关系和两组铜器在器型方面的联系和区别，认为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的墓主人为庄公和襄公，大堡子山发现的祭祀遗址应是晚期埋葬遗迹的组成部分（《文物》5期）。凌雪等分析了陕西宝鸡建河墓地出土战国时期秦人人骨的化学元素，结果表明该地秦先民的食谱结构主要是以植物类食物为主，肉类为辅，经济模式可能以种植黍、粟等旱地作物为主，并辅以畜牧《西部考古》五辑）。

山东枣庄东江村发掘了6座东周时期小邾国贵族墓（《海岱考古》4辑），学界围绕这批材料展开了热烈讨论。尹秀娇等概述了小邾国贵族墓的发现与研究进展（《海岱考古》4辑），王琦等综述了小邾国墓葬所出铜器铭文（《海岱考古》4辑），石敬东等对小邾国都城、疆域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海岱考古》4辑），闫志通过小邾国墓地所出文物探讨了小邾国的有关历史事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期）。此外，山东枣庄二疏城遗址发现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遗存（《海岱考古》4辑），山东郯城大埠二村发现东周居址和墓葬（《海岱考古》4辑），山东章丘杲家村抢救发掘了1座战国墓（《海岱考古》4辑）。罗勋章讨论了齐长城的走向、地形选择及筑造、缘起和修筑，防及相关诸地的地望问题（《海岱考古》4辑）。毕经纬以山东地区的东周墓为例，探讨了边缘墓葬的族属和国别问题（《考古与文物》4期）。

北方地区大体包括东北三省、河北北部及内蒙古长城一线等地区。

《平洋墓葬》报道了黑龙江泰来砖厂和战斗两个墓地的考古发掘收获（文物出版社），潘玲以北方系青铜器等金属器物组合变化线索为主要依据，结合陶器和葬俗等方面的变化对平洋墓地进行了分期研究（《边疆考古研究》10辑）。辽宁新民偏堡子遗址2010年的发掘材料显示出该遗址青铜时代的遗存具有高台山文化和新乐上层文化的因素，同时又有较强的地域性（《考古》10期）。北京延庆发现东周时期聚落遗址，为探究该地区文化的族属与南北文化间交流提供了材料（《中国文物报》7月15日）。滕铭予等通过东周时期三晋地区所见北方文化因素探讨了该地区与北方地区的文化互动以及相关问题（《边疆考古研究》10辑）。陈畅通过毛庆沟墓地的葬俗和随葬品的特征组合和时空分布规律探讨了该墓地布局和结构（《边疆考古研究》10辑）。张礼艳从性别研究视角对井沟子遗址西区墓地进行了讨论（《边疆考古研究》10辑）。

南方地区包括楚文化、吴越文化及百越文化分布的东南地区以及巴蜀文化、滇文化分布的西南地区。

楚文化在东周时代南方地区的考古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年度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收获。最引人瞩目的是2008年荆州博物馆发掘的熊家冢墓地的6座马坑、3座小车马坑和1座大车马坑的大部分，车马坑的年代约为战国中期（《文物》2期）。河南淅川下寨遗址发现楚文化灰坑、水井、墓葬、陶窑和祭祀坑（《2010中国重大考古发现》）。江苏淮安运河村发掘了1座战国贵族墓（《淮安运河村战国墓》，文物出版社）。河南南阳发掘了春秋楚彭射墓（《文物》3期）。此外，河南南阳丰泰墓地（《南阳丰泰墓地》，科学出版社）、淅川刘家沟口墓地（《淅川刘家沟口墓地》，科学出版社）、淅川东沟长岭墓地（《淅川东沟长岭楚汉墓》，科学出版社）、镇平程庄墓地（《南阳镇平程庄墓地》，科学出版社）和湖北襄阳古邓城遗址一带墓地（《余岗楚墓》，科学出版社）均系东周楚系墓葬。对豫南地区楚长城资源的调查与发掘也取得了突破，初步断定了楚长城墙体的年代并掌握了楚长城的分布路线（《中国文物报》9月30日）。

王红星通过梳理近年来新见材料对楚郢都提出了几点新的“假说”（《江汉考古》3期）。《楚文化研究论集（九集）》集中收录了多篇关于楚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刘彬徽探讨了楚鄂地和楚都丹阳的地望，杨华就三峡地区东周时期的城址展开了讨论，尹俊敏讨论了古吕国的地望问题，傅玥等通过湖北随州羊子山M4青铜器群考察了西周鄂国的地望，阚绪杭介绍了安徽舒城、凤阳和蚌埠发现的春秋钟离国墓葬，徐少华分析了舒城九里墩春秋墓的年代与族属，刘志升对湖北孝感的东周墓葬进行了讨论，张方涛考察了春秋叶邑周围分布的墓葬，王先福分析了湖北襄樊秦墓中的楚文化因素，乔保同就河南南阳八一路楚申县贵族墓地的埋葬制度展开了讨论，郭胜斌等论述了湖南岳阳楚文化考古，李全立等初步研究了河南周口地区发现的楚国文化遗存，王蔚波概述了河南出土的楚国青铜兵器，任义玲探析了河南南阳两周墓出土的楚系玉璧及相关问题，黄莹讨论了楚式镇墓兽的形制和内涵，院文清分析了楚文物中的怪异神兽造型。

本年度吴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以江苏苏州为重心。2010年的发掘表明，苏州木渎古城是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为探索吴国都城所在提供了重要线索（《考古》7期）。徐良高在此基础上对吴文化考古的主要成果进行了评述（《三代考古（四）》）。唐锦琼对苏州城内东周遗存的时代进行了分析研究（《三代考古（四）》）。孙明利等以苏州鸡笼山D1石室土墩的发掘为例讨论了石室土墩的多次利用问题（《三代考古（四）》）。

浙江德清亭子桥战国时期原始瓷窑是一处战国早期为越国上层贵族烧造高档次生活和丧葬用瓷的窑场（《德清亭子桥》，文物出版社）。陈元甫结合近年来的考古新材料及相关研究成果认为越国贵族墓随葬仿铜的原始瓷或硬陶礼乐器的葬俗应是该民族传统葬俗的继承与发展（《文物》4期）。张爱冰等阐述了江淮群舒青铜器研究的意义（《中国文物报》3月4日）。2009年，江西萍乡博物馆对田中古城进行系统勘探；唐际根等指出田中古城的族属应与“百越”有关，该城衰落的原因很可能是楚国南侵（《考古》2期）。刘中伟认为西江流域东周青铜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兵器和工具的组合及摆放位置、本地化的铸造技术、器物群的多种文化因素组合三个方面，文化的主体创造者应是战国秦汉时期的“南越”等土著民族（《中原文物》5期）。

重庆云阳李家坝遗址发现商周至汉初文化遗存，发掘者认为属于巴文化（《南方民族考古》七辑）。江章华探讨了岷江上游石棺墓出土青铜乐器及随葬品的变化所反映出的社会与观念的变化（《南方民族考古》七辑）。

2008～2009年对云南澄江金莲山墓地进行发掘，石寨山文化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年代为战国至东汉初期，人骨保存完整，葬式复杂，随葬品以铜器为主（《考古》1期）。蒋志龙等探讨了金莲山墓地的葬式与葬俗、布局与等级及与其他相关墓葬的关系（《考古》1期），并对金莲山墓地部分墓葬的人骨葬式特点提出了初步看法（《边疆考古研究》10辑）。此外，吴敬从滇文化塑牛青铜器讨论了滇国社会的发展与演进（《边疆考古研究》10辑），张合荣通过滇东黔西战国秦汉时期考古遗存对夜郎的地理位置展开了讨论（《南方民族考古》七辑）。

五、区域及专题研究

区域调查与研究对特定区域的考古调查与研究有助于更为深入了解古代社会的演进过程。本年度的区域调查与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运城盆地东部聚落考古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浊漳河流域2010年夏季考古调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9期）、《踏遍宝鸡寻遗珍：宝鸡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纪实》（科学出版社）和《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文物出版社）为研究上述区域的社会演进提供了重要材料。

《邢台商周遗址》（文物出版社）通过对东先贤、南小汪、古鲁营以及曹演庄、葛庄等遗址分期结果的纵横排比、通联，构建起了邢台地区从先商至战国商周文化的分期框架，归纳了当地先商文化、商文化、西周邢文化、东周赵文化的特征，在梳理当地商周文化分布格局和聚落演进历程基础上，明确了七里河流域应是商周邢都所在地，进而重点探讨了商中期“祖乙迁邢”的邢都、商晚期邢侯封地之所在及西周邢都等问题。

韩建业对北京地区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聚落形态、经济形态、人地关系等进行了综合考察（《北京先秦考古》，文物出版社）。徐海峰对滦河中下游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进行了初步梳理，指出特殊地理区位造就了多重结构的文化格局（《河北省考古文集（四）》）。常怀颖对晋中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物质文化现象的差异进行讨论，并指出该地二里头文化时期与商时期的政治统治形态可能有所不同（《三代考古（四）》）。王立新讨论了秦统一前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文化多元化及其历史背景（《边疆考古研究》10辑）。赵宾福探讨了辽西地区汉以前文化发展序列的建立及文化的纵横关系（《边疆考古研究》10辑）。杨勇的《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将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的土著青铜文化分为了9个区域，并对各个区域进行了具体论述。杨杰的《岭南地区青铜时期文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系统考察了岭南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马幸辛的《川东北考古与巴文化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探讨了巴文化的起源、巴文化的多元发展、巴蜀青铜文化的形成等问题。段渝根据渝东长江干流的考古发现，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对该地区青铜文化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考古与文物》5期）。

青铜器研究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等完成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子课题“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技术与经济研究”之“冶金术研究”专题，公布了中国早期冶金术研究的新进展（《科技考古》三辑）。

陈建立等主编的《商周青铜器的陶范铸造技术研究》（文物出版社）收录了“指南针计划”商周青铜器陶范铸造技术的研究成果，分别从青铜器上装饰艺术与铸造工艺、商代青铜器铸造技术、两周时期青铜冶铸技术和商周青铜器研究方法等四个专题对商周青铜器的陶范铸造技术进行了讨论。

常怀颖通过铸铜工业操作链方式对郑州南关外和紫荆山北铸铜废弃物的共存组合、埋藏环境以及废弃物所反映的操作空间进行了探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1期）。铃木舞通过东京大学文学部陈列室收藏的两件二里岗时期青铜爵器表留下的范线尝试复原了这两件爵的合范方式，并对基于器物类型与基于合范方式确定的年代的差异展开了讨论（《三代考古（四）》）。赵春燕将殷墟和三星堆所出青铜器的化学组成进行比较后指出，殷墟青铜容器中大多数器物的铅锡比高于三星堆的青铜容器，两者合金整体的用锡量高于用铅量。殷墟青铜容器锌、铁含量较高，或许说明两地的矿料来源不同（《三代考古（四）》）。张昌平通过对湖北随州羊子山M4出土的20件西周青铜器的讨论指出墓主应为一代鄂侯，这些铜器应是噩国独立生产的（《文物》11期）。孙华在对城洋铜器埋藏时间、埋藏空间、埋藏种类等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城洋铜器埋藏的历史背景（《四川文物》3期）。

彭裕商的《春秋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中华书局）选取了春秋时期最为常见的鼎、鬲、簋等十余种青铜器作了详细的型式划分和年代判定，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分区分期整理，梳理出了各个时期器物组合的基本情况和器形演变的大致脉络。

彭适凡的《中国南方青铜器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集中收录了作者关于南方青铜器的19篇学术论文，内容包括研究综述、铜器造型和装饰艺术的研究、青铜器形态特征及其共存器物分析以及断代方法等。作者还通过比较，将南方特色的铜器与源自中原文化因素的铜器区分开来，深入理解土著铜器的特点及其与中原青铜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明确南方青铜器在中国先秦铜器系统中的位置。

李刚的《中国北方青铜器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文物出版社）以文化因素分析与文化因素比较的方法对中国北方地区青铜器中的武器、工具、驭马器、生活用器作了分类研究，探讨了中国北方地区青铜器中存在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并兼及来自西亚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

贾腊江的《秦早期青铜器科技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选取甘肃礼县，陕西陇县、宝鸡、凤翔地区出土的秦早期青铜器，利用多种技术手段，对其金相结构进行观察，测定其中的主量元素、微量元素、铅同位素组成以及物相结构，探讨了秦早期青铜器的材质、制作技术、锈蚀情况及矿料来源，早期秦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和途径。

李晓岑等的《古滇国金属技术研究》（科学出版社）以古滇地区主要墓葬出土的金属器为研究对象，通过光学显微镜金相检测、扫描电镜能谱分析，对上百件铜器、铁器和金银器进行了科学检测和分析，并对铸器实物进行了铸造工艺的考察，揭示了古滇地区金属技术的特征和发展演变的规律。

井中伟的《早期中国青铜戈·戟研究》（科学出版社）在建立起中原地区青铜戈·戟的分期与编年序列的基础上，分区分期考察了中原地区以外的同类器，构建了先秦时期青铜戈·戟的时空框架和谱系关系，并从形制、自铭内容与文献记载三方面，较为深入地解析了青铜戈·戟与先秦军队编制、配属以及战争组织方式的内在联系，此外还对青铜戈·戟的其他部件以及合金成分进行了综合考察，并探讨了这两种重要兵器的产生与消亡原因。

王彤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对北方出土商周时期铜胄进行了型式划分，判断各式铜胄的年代，还依据铜胄的出土地点划分出中原和长城地带两个区域，从纵横两方面对铜胄进行全面分析，还探讨了北方式铜胄和欧亚草原腹地铜胄之间的关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4期）。代丽鹃提出了四川盆地出土铜“钺”作为农具使用的可能性（《南方民族考古》七辑）。

玉器研究《玉根国脉（1）：2011“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收录了关于商代玉虎、晋侯墓地和鸿山越墓所出玉器的研究论文。杨岐黄对陕西夏商时期考古发现的玉石器的分类、发现地域、加工、玉料等方面做了尝试性分析（《西部考古》五辑）。代丽鹃对早期玉剑具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玉与兵器的结合自西周晚期始，春秋时期产生了用于装饰剑柄和剑鞘的玉质剑具；早期玉剑具受到草原民族的影响，又有不同程度华夏化的趋势（《文物》4期）。张伟通过大量西周玉礼器实物资料探讨了《周礼》中六瑞六器说的可信性（《西部考古》五辑）。石荣传等根据两周出土的葬玉种类和玉器出土位置等情况分析总结了该时期的葬玉制度（《中原文物》5期）。

董俊卿等综合利用多种无损分析方法分析了河南出土新石器时代至东周90余件玉器的材质（《华夏考古》3期）。魏国锋等采用X射线衍射和荧光分析技术对九连墩楚墓出土的碧玉、石磬和镶嵌物进行了物相分析和成分分析；对镶嵌物的分析表明当时可能采用的是红铜镶嵌技术（《江汉考古》3期）。朱勤文等对曾侯乙墓出土的126件古玉器进行观察，辅以部分样品的宝石学参数测试和物理谱学测试，将这批玉器区分为主要是透闪石质和阳起石质的软玉，和主要是粉砂岩质的石质矿料（《江汉考古》3期）。

盐业考古燕生东等报道了渤海南岸东周时期盐业遗址群资料，重点介绍了盐业遗址群分布规模、堆积特点、年代、出土制盐用具及其所反映的制盐工艺流程和生产性质，并探讨了该地区东周时期盐业遗存资料与相关文献所记载齐国盐业生产情况的关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9期）。崔剑锋以山东寿光双王城制盐遗址为例，就制盐遗址性质判定的最重要化学证据、制盐工艺的判断和遗迹单位的功能判断等问题展开了科技考古研究（《南方文物》1期）。

车马研究赵海洲的《东周秦汉时期车马埋葬研究》（科学出版社）对目前发现的东周秦汉时期有关车马埋葬的遗迹、遗物进行了系统梳理，结合文献资料，利用类型学等方法进行型式分析，考察了该时期内车马遗迹的埋葬方式、马车结构以及车马器具的演变规律，并对车马祭祀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岳洪彬等针对考古发现的马车轨距普遍较宽而发现的车辙痕迹相对较窄的情况展开了讨论（《三代考古（四）》）。

其他专题研究黄川田修以制法及相关问题为中心回顾了东亚的陶鬲研究历程并提示了若干启示（《三代考古（四）》）。石永士对先秦货币中的空首布定名、平首布定名、“类”字的使用、仿铸与盗铸、铸币权与铸造地以及圜钱与圆钱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河北省考古文集（四）》，科学出版社）。林树旺对战国时代琉璃器物的制作使用及其在当时日常生活、文化礼仪中所具有的代表意义进行了分析（《战国琉璃巡礼》，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赵明星指出仿木构建筑起源于汉代晚期，但在战国至西汉前、中期的墓葬中即已出现仿木构的因素（《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