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奇案丈夫娶岳母妻子嫁公公 

李子迟

抗日时期因战乱分离制造的家庭奇案

从1911年宣统皇帝下台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民国38年；甚至更早，从清朝中、后期开始，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这一百余年里，咱们中国一直处在天下动荡、战火连绵、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社会，广大老百姓背井离乡、妻离子散、饥寒交迫、斯民哀号，生活在万分凄苦、水深火热之中。而要说其中最最悲惨不堪的一个阶段，那还是八年或者说十四年抗日战争国难时期。日本鬼子的铁蹄在中华大地肆意践踏，我们的国家差点要灭亡，我们的先辈差点要做亡国奴，生灵涂炭、殍尸遍野、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本文讲的这个离奇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

该故事原本是来自一位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所写的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但我是很久以前读的这部作品，现在找不到原文了，不过基本情节还是记得的。它说的是东北地区的一个普通贫民小家庭，一对年轻夫妻（有没有孩子、孩子有几个、多大了、男孩几个女孩几个……这里就不多介绍了），1931年日本悍然侵略并占领东三省，他们只得举家迁入关内，到了山东原籍；后来日本又打到华北，黄河流域再次沦陷，蒋介石下令炸掉花园口大坝，以阻止日寇南下；这时他们又逃难来到了长江下游地区，1937年底小日本发动南京大屠杀，他们又呆不住了，只得再跟着难民大军向西往两湖、川渝内地跑……在这个颠沛流离、风雨飘摇、辗转曲折的万里跋涉路途当中，他们一家人不幸走散了。

小夫妻俩早在东北时，男方父母即妻子的公公、婆婆里，婆婆已经病逝；女方父母即丈夫的岳父、岳母里，岳父也已去世。所以，他们在南逃时，是把两个老人，即公公和岳母也带上的。后来在从江苏经安徽、江西到湖北的路上，夫妻俩与他们的两位老人，四个人全都走散了。此后，大家一边继续前行，一边好不容易彼此打听和寻找。等到了湖北以后，丈夫找到了岳母，而妻子则找到了公公。于是，他们一边走一边找，而在这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里，丈夫与岳母、妻子和公公，都是一对男女，互相有身体和生理上的需要，竟然不管伦理、道德、羞耻，有了男女关系，住到了一起，实际上就成了“夫妻”。

说实话，这也不能全怪他们本人。在那个一切颠倒、危机四伏、前途渺茫、没有明天的时期，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死掉，他们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另外的亲人，更不知道这样无休无止地走下去、走下去……还能走到哪里、走到何时，不知道是否还能坚持到底。所以两人相依为命、相濡以沫，共同面对、互相照顾，时间久了就难免自然而然变成了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要怪就怪那个峥嵘苦难的时代、怪残酷万恶的战争，要怪就怪日本鬼子、怪日本军国主义分子。

这两对奇特的战乱“夫妻”，你说他们在路上要么死掉其中那么一两个（我并不是诅咒他们，蝼蚁尚且有条生命），要么后来干脆彼此都找不到了、不见面了，那倒还罢了；偏偏他们“运气”又好、“命”又大，不但四个人都没有死，而且都找到了，又走到了一起。那已是在1939年下半年某月，他们都逃到了四川，重新组成了一个大家庭。我们先且别说，当他们再次到了一起后，丈夫和妻子是否恢复做夫妻，而岳母是否与公公再结合（那这关系就更乱了）；反正因为有了前面这段特殊的经历，四个人之间的关系和称呼就很复杂也很怪异了：

丈夫叫妻子也可以叫继母，叫岳母也可以叫后妻，叫父亲也可以叫妻子后夫；

妻子叫丈夫也可以叫继父，叫公公也可以叫后夫，叫母亲也可以叫丈夫后妻；

公公叫儿子也可以叫妻子前夫，叫儿媳也可以叫后妻，叫亲家母也可以叫儿媳；

岳母叫女儿也可以叫丈夫前妻，叫女婿也可以叫后夫，叫亲家公也可以叫女婿。

另据说，这两对奇特的战乱“夫妻”在途中还生了两个小孩，那他们该怎么叫四个大人？四个大人又该怎么叫他们？如果这对年轻夫妻原本还生有一些子女，那他们这些兄弟姐妹之间又该互相怎么称呼？……反正乱得不得了，令人头大如斗、内心如麻。

今天讲这么一个中华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家庭奇案，可以说是旷古少有的人间奇闻，无非因为现在中日两国之间正为钓鱼岛争得不可开交，亚太地区的上空布满了乱糟糟、闹哄哄、气咻咻、火辣辣的云翳，这才很自然就回顾到了当年中日鏖战的境况。我想，我们要深刻地牢记历史，既要对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分子表示敌意和警惕，平静地、理性地向他们讨还血债，清算总账，索取赔偿；同时也应该清醒认识到战争的危害、和平的美好，能不打仗尽量不打仗、能不冲突最好不冲突。因为最后遭殃的，主要还是咱们这些蝼蚁一般的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