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找死的人—野蠻的山峰
世界上有很多找死的人，而且以後還會層出不窮。他們是吸煙者，登山運動員等等、等等。儘管我們知道，吸煙者作為找死分子是因為煙草成癮，但是我們卻不清楚究竟是什麼致命的原因使人去冒險，或許那些找死的人大腦中有我們所沒有的匱乏，迫使他們去投身極限運動。假如要探索使人冒死的所有因素，那麼在我看來，其中之一就是成癮，至少吸煙作為找死是如此。問題是，其他找死並非如此嗎？我真的非常非常地懷疑。
K2
海拔：86ll米
第一次被征服：1954年7月31日
被成功登頂次數：281
最致命的1年：1986年（27人登頂，13人死亡）
第一位登頂的女性：旺達·盧切薇茲（波蘭，1986年）
珠峰
海拔：8848米
第一次被征服：1953年5月29日
被登頂次數：約3000次
最致命的1年：1996年（98人登頂，15人死亡）
第一位登頂的女性：田部井淳子（日本，1975年）
喬戈里峰海拔86ll米，是喀喇崑崙山脈的主峰，國外又稱K2峰，也是世界上第二高峰，並是公認的最難攀登的山峰，迄今為止有約300人成功登頂，77人在攀登時送命。就是說攀登K2的死亡率高達1/4.今年8月，又有11人在攀登K2時，在同一天內相繼遇難，引起人們對現代登山運動意義的爭論。在那個致命的日子到底發生了什麼？
2008年8月1日，尼古拉斯·賴斯犯了一個錯誤，他的性命可能因此得救。他灑潑了一盆水。當時這位加利福尼亞人正坐在K2峰半腰上的4號營地帳篷里，準備出發登峰。在海拔7900米的高度，干任何事情都需要時間，融化一盆雪需要大約1小時。感覺時間好像加速了，而人變得沉重緩慢，穿上一雙靴子也需要很長時間，綁緊鞋底釘，拉上衣服拉鏈仿佛需要一個世紀。對於嚴重缺氧的頭腦，錯誤很容易發生。
賴斯本來計劃3點出發，但錯誤延緩了他的進程。當他笨拙地擺弄盆子時，水灑到他的襪子上。就這樣濕着腳穿上登山靴並非明智之舉。他可能因此患上凍瘡，所以他決定先把腳弄乾。雖然只有23歲，賴斯已有相當豐富的高海拔經驗，而且頭腦精明。明年，K2還將聳立在原地。關鍵的是，正如英國登山家唐·惠蘭斯所說，登山的人還在不在。
弄乾襪子後，賴斯走出帳篷，感受喀喇崑崙山寒冷刺骨的早晨。已經有30名登山者在他之前出發，他們的身影把登山線路清晰標註出來。踩着前面攀登者留下的腳印，賴斯開始前進。他是那天最後一名出發的人。
從4號營地開始是一段逐漸陡峭的斜坡，延伸約250米後連接一段岩石。岩石盡頭聳立着90米高的冰塔。冰塔在冰川流淌過峭壁時形成。當冰滑下山崖，大塊冰塊可能毫無警告地突然掉下來。氣溫上升可能導致冰塔斷裂下落，但這也可能在寂靜的晚上發生。成噸下墜的冰塊會對人的身體造成什麼，不需要太多想象。
由於這個原因，在可能的情況下，登山者儘量避免在冰塔下攀登。然而有的時候，唯一可用的路線意味着讓自己置身危險中，高懸在頭頂上的巨大冰塊隨時可能掉下來把人壓扁。K2西南山脊頂端就是這樣的一種地方。在這樣的情況下，登山者必須判斷：這樣做是否值得？
賴斯知道在冰塔之上斜坡變得相對緩和，直接通向峰頂。但是越過冰塔前的一段路會越來越陡峭、艱難，這一段被叫做“瓶頸”。在今年夏天之前已經有超過10位登山者在此喪生。
1小時的攀登後，賴斯開始考慮是否該繼續前進。他沒有攜帶瓶裝氧氣，他的手已經變得僵硬。幾天后，他通過衛星電話接受美國NPR電台採訪時說，“我本來可以登頂的，但是，我不希望以失去手指為代價，哪怕只是失去一個手指尖。”
賴斯覺得那一天一切不順。他可以看見前面的幾十名攀登者，都在艱難緩慢地朝峰頂進發。他們的人數就是一種威脅。他可以感到手指在手套中麻木。直覺告訴他應該放棄，於是他掉頭下山。不久，賴斯就回到帳篷，鑽進自己的睡袋。不到24小時後，曾在賴斯前面攀登的登山者中有11人死亡。
K2中的K代表Karakoram（喀喇崑崙），2和K1相對。根據1856年印度一次調查，K1有一個當地名稱叫Masherbrum.K2由於位置遙遠，當地人不屑於給它取名。那些第一次目睹K2英姿的人無不震驚。世界第一位成功登上所有海拔8000米以上山峰的萊茵霍爾特·梅斯納爾曾說，“造就此峰的是一位藝術家。”它的不規則三角形形狀像謎一樣折磨登山者的頭腦。保特羅冰川和從K2流下的戈德溫-奧斯丁冰川交會處叫肯考迪亞，在巴基斯坦一側，肯考迪亞海拔4700米，距離大本營只有3小時路程，之上還有近4千米的高峰聳入雲端。在較陡峭的中國一側，它在3千米的水平距離內高度陡增3.2千米。
澳大利亞人格雷格·柴爾德1990年通過北側成功登頂。他總結K2的魅力說：“K2獨具吸引力。部分原因可能是它的形狀、它的美和對稱。當然還因為它的聲名狼藉———那些曾經嘗試攀登它的人的故事：他們的生活從此被攪亂，有多少人在山上送命。K2絕非業餘選手的目標。”
赤裸裸的統計數據已經足夠嚇人。迄今為止有約300人登上K2，77人在登山時死亡。記者們經常將第一個數字除以第二個數，得出1：4的死亡率。這樣算其實並不準確。第一個數中沒有包括那些沒能抵達峰頂的人。即使如此，在成功登頂的人中，死亡率也接近11%，就是說，大部分危險發生在下山時。有朋友去攀登珠穆朗瑪峰，我不會覺得困擾。然而，偶爾有朋友說要去征服K2，我會立刻緊張起來。1995年，英國登山者艾莉森·哈格雷夫斯計劃在1年之內征服世界最高的三座山峰。K2是她名單上的第二座山。她啟程前曾和我交談，我記得自己心情特別焦慮。8月13日，艾莉森被一陣颶風掛下山脊，同時喪生的還有其他5位登山者。那一年共有8位登山者死在K2.1994年有5人喪生。1993年也有5人。
當尼古拉斯·賴斯準備登峰時，他已經在喀喇崑崙山上待了兩個多月。在K2大本營住上如此長的時間並不愉快。1986年，吉姆·庫蘭目睹13名來自9個登山隊的成員先後遇難，對於漫長等待給登山者造成的精神壓力深有體會，他解釋說，在珠穆朗瑪峰的大本營，你可以到處散步，懶洋洋地躺在草地上，和挑夫一起喝着啤酒。然而，從最近的村莊到K2大本營有40英里，需要走1個多星期。“K2是絕對孤獨的山峰。難以接近。大本營的感覺像月球基地。山峰本身看上去也桀驁不可征服，要上去沒有任何捷徑。”
更糟糕的是，山上的氣候就像一種酷刑。抵達大本營後，登山者們開始緊張焦急地等待。在珠峰上，氣候模式是可以預料的。在5月下旬，通常會有一段好天氣，是攀登者期盼的登峰“窗口”。在K2，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現好天氣，甚至是否會有好天氣。近10年中，有3個登山季節，在K2無一人登頂。自1974年以來，這在珠峰還從未發生過。庫蘭說，“最大的問題是，好天氣可能足夠讓你登頂，但無法持續到讓你安全返回。”
由於誰也不知道好天氣能夠持續多久，當它一旦出現，所有攀登者就興致勃勃地往上沖。正因為這樣，K2上的事故總是集體發生。今年7月，幾個登山隊在K2東南山脊的第4大本營會合。荷蘭人威爾克·范·羅伊是其中一個國際登山隊成員。此前，他曾經攀登過K2，並且成功未帶氧氣登上珠峰。愛爾蘭人傑爾哈德·麥克唐納也是隊員之一。他們在大本營上待的時間比別人都久，是這個登山季節中全部16支攀登隊伍中的一支，已經是第3次嘗試登頂。如此多的登山隊聚集在一起，氣氛難免緊張。合作是必須的，但是任何人都不希望被拖累，尤其是在已經等待兩個月的情況下。
賴斯和范·羅伊的隊伍選擇了“Cesena路線”。選擇同一線路的還有一位叫休斯·多巴雷德的法國人。他來自里昂，是一名保險經紀人，已經61歲，是第3次嘗試攀登K2.顯然年齡並非他的優勢。為了彌補體力不足，他雇了兩名巴基斯坦挑夫卡里姆和拜格。
一支韓國登山隊選擇了Abruzzi路線（又稱東南脊路線，就是意大利隊50年前首登的路線），也在第4營地駐紮下。當時還有來自意大利、塞爾維亞、挪威和西班牙的登山隊。意大利隊伍中包括職業登山家馬可·孔福爾托拉；挪威人中包括33歲的羅爾夫·拜和他的新婚妻子賽西麗·斯科格，一名前護士，也是唯一一位完成所謂“探險家大滿貫”（攀登各大洲上的最高峰，抵達南北極點）的女性。拜是一名世界級的極地探險者，剛去巴基斯坦北部攀登大川口塔峰（一段垂直的花崗岩壁，攀登難度甚至高於K2）回來。最後還有一支美國人帶領的攀登隊，其中包括幾名澳大利亞人和一名瑞典人，弗雷德里克·斯特朗格。
後來，躺在醫院病床上的范·羅伊回憶說，那天在山上的人太多。一些登山隊是臨時湊合而成，出於成本考慮，分享資源。一些隊伍來自同一個國家，關係比較密切。一些攀登者的實力明顯出眾。另一些，用孔福爾托拉的話說，“比自己認為的要糟糕一些。”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合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固定繩索這個問題上。但是，事情往往不按人們所期望的方向發展，尤其是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在大多數時候，K2就像一座4千米高的巴別塔。
7月31日晚上11點，尼古拉斯·賴斯正在帳篷里休息，一群準備登峰的夏爾巴人和巴基斯坦挑夫驚擾了他的睡夢。雖然當時攀登K2的隊伍中沒有一支商業隊伍，但也有好幾個隊伍從尼泊爾僱傭了一兩名夏爾巴人當挑夫。
富有經驗的珠峰嚮導維克托·桑德爾斯（他的公司Basecampe正準備明年帶隊攀登K2）說從尼泊爾僱傭一名夏爾巴人花費5000英鎊，但他們絕對物有所值。“巴基斯坦人中也有不錯的，”他說，“相當不錯。但在目前，他們還不如夏爾巴人可靠，有經驗。”由於當地人巴基斯坦和夏爾巴人都說同一種西藏方言，雖然分別信仰伊斯蘭教和佛教，卻很容易合作。但是，在8月1日早晨，據賴斯說，夏爾巴人卻顯得有些焦慮，因為巴基斯坦挑夫行動遲緩、士氣低落。
提前出發，在“瓶頸”地段釘下繩索是這些挑夫的工作。為確保固定夠多的繩索，標註出清晰的路線，荷蘭人、意大利人、韓國人和美國人之間達成合作協議，但這一複雜的交易在翻譯過程中產生了一些混亂。一些K2攀登者認為這種複雜的安排根本是自找麻煩。
當天第一個出發的西方人是來自西班牙的巴斯克人阿爾貝托·澤林。如果只有他一人，那將是個理想的登頂日子。凌晨2點30分，賴斯聽到荷蘭隊、法國人多巴雷德和塞爾維亞人離開營地。稍後，意大利人、挪威人和美國人也相繼離開。賴斯聽到鞋釘在雪地上的嘎吱聲、乾燥空氣中的呼吸聲。他們的頭燈在黑色山峰上照出一個個光點。
早晨7點，放棄登頂後的賴斯在帳篷中醒來。美國人也陸續返回。他們告訴他，夏爾巴人和巴基斯坦人沒有固定“瓶頸”最後一段路的繩索。他們不想在上面乾等，並且當天準備登頂的人確實太多，所以他們也決定暫時放棄，返回營地。其他登山隊還在上面等待着。這是賴斯在他的博客中描述的情況。但是孔福爾托拉在下山後通過衛星電話接受採訪時有不同說法。他說，5名夏爾巴人受命固定“瓶頸”路段的繩索，但別的人使用了劣質鉚釘和廉價繩索。“用這些繩子連乾草都捆不住。”
究竟誰固定的繩索至今還是一個無法回答的疑問。但假如不是夏爾巴人，那麼極可能是巴基斯坦挑夫。找出這些劣質繩索拖延了攀登者的時間。所有人優先考慮的都是如何在太陽落山前完成登頂，返回。早晨8點，32歲的塞爾維亞人德倫·曼迪奇由於固定繩索鬆動從山脊上掉下來，他的身體沿着陡坡翻滾而下，最後跌落在4號營地上方。
對於他究竟是怎麼掉下來的，人們有不同說法———也許他試圖超越另一名攀登者———但荷蘭人范·羅伊說：“那確實是個愚蠢的事故。這些事故不該在K2上發生。很多人不習慣攀登這些有技術難度的路段。攀登珠峰不需要技術經驗。而K2上的‘瓶頸’一段路相當難，且海拔8200米。”
另幾名塞爾維亞人和他們僱傭的挑夫返回幫助曼迪奇，可是他已經死了。已經返回4號營地的美國隊中的兩人斯特蘭格和埃里克·邁耶又爬上去，看是否能幫助把曼迪奇的屍體運下來，結果看到混亂的一幕。在返回救人的途中，挑夫拜格也在慌亂中墜崖身亡。當斯特蘭格把這一消息帶回4號營地時，賴斯立刻開始收拾行李。他決定自己的這個K2攀登季節宣告結束。
孔福爾托拉說，在他的勸說下，大家重新專注於攀登，並加快速度。
韓國人使用了氧氣罐，逐漸超越挪威人，緊隨其後的是荷蘭人、孔福爾托拉、多巴雷德和麥克唐納。但是，下午3點，第一個到達峰頂的是巴斯克人阿爾貝托·澤林。他沒有等待清理出劣質繩索，一鼓作氣先抵達頂點，還剩下許多時間，可從容地下山。
兩小時後，兩名挪威人賽西麗·斯科格和拉爾斯·尼斯也抵達峰頂。奧斯泰因·斯坦格蘭德由於不清楚的原因未抵達峰頂就折回，而羅爾夫·拜可能因為在大川口塔峰消耗了太多體力，掉到了後面。根據後來一名挪威隊發言人說法，3人在頂峰下會合，一起返回。領頭的是羅爾夫·拜。在“瓶頸”路段，一塊巨大冰塊突然墜落，重重壓在拜身上。當時，他妻子斯科格就在後面。發言人說，“她感到一陣顫抖……冰塊只帶走了羅爾夫；繩索在冰的重壓下斷裂。”拜當場死亡。
我們只能想象斯科格當時的感受。他們去年5月才結婚。然而，她必須繼續前進。由於冰塊坍塌，早晨固定的繩索不見了。她和尼斯只能用一條100米長的凱夫拉爾繩沿着一塊峭壁往下滑。可是繩子不夠長。他們被迫倒着爬回去，直到抵達西南山脊一段相對容易的路段。最終，他們於晚上11點返回4號營地。挪威隊發言人說，“羅爾夫的事故純粹是運氣太差。他沒有失足，沒有犯一個錯誤。其他人因為犯錯而送命……但他不是。”
在另一起似乎沒有關係的事故中，韓國隊的尼泊爾挑夫尤米克·波特也被掉落的冰塊擊中。另一名尼泊爾人試圖幫助他，結果也摔下山崖。
此時，在“瓶頸”之上，有攀登者剛剛抵達峰頂，也有人開始返回。其中包括威爾克·范·羅伊、加斯·范·德格韋爾、夏爾巴人彭巴·蓋亞吉、傑爾哈德·麥克唐納———第一個攀登K2的愛爾蘭人———馬可·孔福爾托拉和休斯·多巴雷德和他的巴基斯坦挑夫卡里姆。“我太冷了。”多巴雷德從峰頂打電話告訴家裡的朋友說，“我太高興了。”3名韓國人也還在沿“瓶頸”路段下山。
孔福爾托拉知道他們必須趕時間。他於晚上7點抵達峰頂，當時氣溫只有零下20°C.隨着夜色加深，氣溫還會驟降到零下40°C.沒有帳篷、睡袋和融化雪的爐子，在山上生存一個夜晚也很困難。所有攀登者已有一個晚上沒有睡覺。夜色漸深，他們仍然在8000米之上，在死亡區。
“我當時和荷蘭人在一起，”孔福爾托拉說，“我不停地看手錶。我們太晚了。在峰頂，我只拍了4張照片，就匆匆返回。問題是，在下山時，誰也沒有帶路標旗幟。我的背包里有幾個，但是不夠。晚上，大家都累了，加之缺氧造成神志不清，災難隨時可能降臨。”
孔福爾托拉和麥克唐納相伴而行。雖然有語言障礙，兩人已經成為好朋友。孔福爾托拉稱呼麥克唐納“耶穌”，因為他留着和基督一樣的絡腮鬍。晚上8點30分，仍然在冰塔之上的孔福爾托拉聽到一聲響聲，告訴愛爾蘭人停下腳步。下面，他們可以看到3名韓國人已經墜崖，或者是被掉落的冰塊砸到。猜測他們不可能活下來。孔福爾托拉覺得再也無法忍受，建議露營。他們打算等到能夠看清形勢時才繼續。
有報道說，10名登山者被困在“瓶頸”上，因為羅爾夫·拜墜崖時，一大段原來固定的繩索被扯斷。但加斯·范·德格韋爾和夏爾巴人彭巴·蓋亞吉依靠剩餘的微弱陽光於當晚返回第4營地。真正滯留攀登者的是夜色。
孔福爾托拉在地上挖了一個淺坑，給麥克唐納挖了一個較深的坑，因為他的情況更糟糕。威爾克·范·羅伊也決定露營。61歲的法國人多巴雷德似乎已經倒下，死在下山路上。他的挑夫卡里姆試圖獨自下山，也墜崖摔死。
夜晚，孔福爾托拉不停地給愛爾蘭人揉腿，他自己也顫抖着努力保持體溫。當早晨來臨，他們幾乎筋疲力盡。借着第一縷陽光，他看到范·羅伊正在下山。他們嘗試交談，但是孔福爾托拉說，“我的英語太糟糕。”荷蘭人離開後，麥克唐納去斜坡另一側撒尿，看見了韓國人。他們還活着。他朝孔福爾托拉大喊。
孔福爾托拉和麥克唐納掙扎沿繩索向下爬，試圖想辦法救人。3個韓國人吊在繩索上過了一夜，很可能已經無法救活。其中一人傷勢嚴重，另外兩人失去知覺。孔福爾托拉注意到其中一人失去了手套和靴子，於是把一隻備用手套套在他一隻光腳上。韓國人的四肢已經僵硬，孔福爾托拉仍然嘗試幫助他們。時間悄悄流逝。
下午3點，4名夏爾巴人趕來支援。孔福爾托拉放棄救人行動。這也是為了救他自己。“我嘗試了一切辦法，但是，做不到，我無法把他們帶回來。作為一名山地救援者，我覺得自己一無是處。我慢慢往下爬，靠近瓶頸底端時，突然聽到一聲巨響。我抬頭一看，上方約400米處發生雪崩，一雙靴子被卷飛。我認出了它們———是”耶穌“。
韓國人已經救不活，麥克唐納也死了。夏爾巴人彭巴幫助孔福爾托拉返回4號營地。在下山時，他們又碰到一次冰塊掉落事件。然後，彭巴返回去找范·羅伊。兩人在路上錯過。范·羅伊在返回營地時迷路，被迫在山上度過了第二晚。由於脫水，他的嘴唇和舌頭嚴重起泡，精疲力竭，開始產生幻覺。第二天，他跌跌撞撞衝進了Cesena路線上的3號營地。
這一連串死亡事件加上K2一貫惡劣的名聲，消息很快傳遍了全球。絕望的營救行動，登山者被困山上的故事通過電子郵件和衛星電話從大本營傳出，出現在世界各大報紙上。不久，評論家們開始質疑登峰者的資質。
在頭版刊登K2事故後，《紐約時報》網站收到大量讀者評論。多數人表達着同樣的看法：“完全沒有意義；”“不計後果的行為導致可以預見的自殺；”“抱歉，我不同情他們。”在《登山還有意義嗎？》的標題下，報紙引用萊茵霍爾德·梅斯納等老登山家的話，哀嘆攀登K2的墮落：“今天的人不假思索就決定攀登K2，好像參加去曼谷的旅遊團一樣容易。”
登山家兼歷史學家大衛·羅伯特斯說，金錢扭曲了人們征服高山的動機。確實現在還有一些老派的登山者。“但現在多數登山者拿贊助。還可靠巡迴演講賺大錢。有不少人把這看成了出名的捷徑。”
對於老一輩登山者，這些評論中包含明顯諷刺。畢竟梅斯納靠贊助和演說賺了不少錢，他還寫了許多登山的書，其中一本名叫《K2，山之王》，在造就K2品牌方面，這位意大利人功不可沒。要說K2的峭壁上充斥無能的鼠輩也是可笑的。
然而，對於曾在K2上創造歷史、參與英勇營救行動的人而言，眼看着他們留下的神話被無能的人玷污，肯定不是滋味。事實上，現在，那些創造歷史的登山家已經很少出現在K2.這些真正登山家不會依靠別人固定的繩索，更不會僱傭挑夫。1954年，人類通過東南脊路線第一次登上K2.登頂過程極其艱難，即使按喜馬拉雅山脈的標準也是如此。但是，在那之後，這個標準發生了巨大變化。
第一個登上全部8000米以上高峰的梅斯納留下另一個讓人敬仰的傳統。現在有大約12個人重複了他的壯舉———成功攀登全球14座8000米以上高峰。這些山峰大多聞名遐邇，很容易吸引贊助商。部分要感謝梅斯納的名單，這些高山———珠峰、K2、南迦帕爾巴特峰———牢牢在公眾想象力中占據了一席之地。他們50多年前登頂時採用的路線，吸引的登山者比其他幾千座喜馬拉雅山脈高峰加起來吸引的人數還要多。每年，一小群過着半流浪生活的高海拔登山者匯聚到這些喜馬拉雅巨峰下，好像被花朵吸引的蜜蜂。在外人看來，攀登這些雪山的傷亡率高得可怕，但這是一種刺激冒險的生活，吸引的也是熱愛刺激和冒險的人。
今年的K2事故造成的衝擊力將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馬可·孔福爾托拉現在仍覺得傷心憤怒，尤其是對麥克唐納的死。他的凍傷需要很長時間恢復，威爾克·范·羅伊傷得更慘。兩人都被直升飛機送到伊斯蘭堡的醫院。賽西麗·斯科格返回大本營幾天后飛回挪威，之後一直和家人在一起，迴避媒體採訪。
關於那天發生的一系列事故還有種種疑問，沒有人能解釋目擊者敘述中的矛盾之處。有可能，由於疲勞和缺氧造成的混亂，這些疑問永遠無法得到答案。
那些相信高海拔登山運動已經變成自私自利的功利行為的人無疑將找到支持他們觀點的證據。但是，必須指出的是，今年攀登K2的登山者中，羅爾夫·拜確有不容爭議的實力，范·羅伊和孔福爾托拉顯示了驚人的毅力。
每年都有攀登者在喀喇崑崙山上喪命。但是，也有登山者死在勃朗峰或名不見經傳的山上。登山本來就是一項危險運動，無論攀登者是誰這都無法改變。如果媒體真的聽《紐約時報》讀者的話，不再報道登山事故，許多登山愛好者恐怕會喜出望外。與此同時，尼古拉斯·賴斯正考慮重返K2.“也許不是明年。也許不是後年。但我可以肯定地說，我會回去的。這是我一直的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