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找死的人—野蛮的山峰
世界上有很多找死的人，而且以后还会层出不穷。他们是吸烟者，登山运动员等等、等等。尽管我们知道，吸烟者作为找死分子是因为烟草成瘾，但是我们却不清楚究竟是什么致命的原因使人去冒险，或许那些找死的人大脑中有我们所没有的匮乏，迫使他们去投身极限运动。假如要探索使人冒死的所有因素，那么在我看来，其中之一就是成瘾，至少吸烟作为找死是如此。问题是，其他找死并非如此吗？我真的非常非常地怀疑。
K2
海拔：86ll米
第一次被征服：1954年7月31日
被成功登顶次数：281
最致命的1年：1986年（27人登顶，13人死亡）
第一位登顶的女性：旺达·卢切薇兹（波兰，1986年）
珠峰
海拔：8848米
第一次被征服：1953年5月29日
被登顶次数：约3000次
最致命的1年：1996年（98人登顶，15人死亡）
第一位登顶的女性：田部井淳子（日本，1975年）
乔戈里峰海拔86ll米，是喀喇昆仑山脉的主峰，国外又称K2峰，也是世界上第二高峰，并是公认的最难攀登的山峰，迄今为止有约300人成功登顶，77人在攀登时送命。就是说攀登K2的死亡率高达1/4.今年8月，又有11人在攀登K2时，在同一天内相继遇难，引起人们对现代登山运动意义的争论。在那个致命的日子到底发生了什么？
2008年8月1日，尼古拉斯·赖斯犯了一个错误，他的性命可能因此得救。他洒泼了一盆水。当时这位加利福尼亚人正坐在K2峰半腰上的4号营地帐篷里，准备出发登峰。在海拔7900米的高度，干任何事情都需要时间，融化一盆雪需要大约1小时。感觉时间好像加速了，而人变得沉重缓慢，穿上一双靴子也需要很长时间，绑紧鞋底钉，拉上衣服拉链仿佛需要一个世纪。对于严重缺氧的头脑，错误很容易发生。
赖斯本来计划3点出发，但错误延缓了他的进程。当他笨拙地摆弄盆子时，水洒到他的袜子上。就这样湿着脚穿上登山靴并非明智之举。他可能因此患上冻疮，所以他决定先把脚弄干。虽然只有23岁，赖斯已有相当丰富的高海拔经验，而且头脑精明。明年，K2还将耸立在原地。关键的是，正如英国登山家唐·惠兰斯所说，登山的人还在不在。
弄干袜子后，赖斯走出帐篷，感受喀喇昆仑山寒冷刺骨的早晨。已经有30名登山者在他之前出发，他们的身影把登山线路清晰标注出来。踩着前面攀登者留下的脚印，赖斯开始前进。他是那天最后一名出发的人。
从4号营地开始是一段逐渐陡峭的斜坡，延伸约250米后连接一段岩石。岩石尽头耸立着90米高的冰塔。冰塔在冰川流淌过峭壁时形成。当冰滑下山崖，大块冰块可能毫无警告地突然掉下来。气温上升可能导致冰塔断裂下落，但这也可能在寂静的晚上发生。成吨下坠的冰块会对人的身体造成什么，不需要太多想象。
由于这个原因，在可能的情况下，登山者尽量避免在冰塔下攀登。然而有的时候，唯一可用的路线意味着让自己置身危险中，高悬在头顶上的巨大冰块随时可能掉下来把人压扁。K2西南山脊顶端就是这样的一种地方。在这样的情况下，登山者必须判断：这样做是否值得？
赖斯知道在冰塔之上斜坡变得相对缓和，直接通向峰顶。但是越过冰塔前的一段路会越来越陡峭、艰难，这一段被叫做“瓶颈”。在今年夏天之前已经有超过10位登山者在此丧生。
1小时的攀登后，赖斯开始考虑是否该继续前进。他没有携带瓶装氧气，他的手已经变得僵硬。几天后，他通过卫星电话接受美国NPR电台采访时说，“我本来可以登顶的，但是，我不希望以失去手指为代价，哪怕只是失去一个手指尖。”
赖斯觉得那一天一切不顺。他可以看见前面的几十名攀登者，都在艰难缓慢地朝峰顶进发。他们的人数就是一种威胁。他可以感到手指在手套中麻木。直觉告诉他应该放弃，于是他掉头下山。不久，赖斯就回到帐篷，钻进自己的睡袋。不到24小时后，曾在赖斯前面攀登的登山者中有11人死亡。
K2中的K代表Karakoram（喀喇昆仑），2和K1相对。根据1856年印度一次调查，K1有一个当地名称叫Masherbrum.K2由于位置遥远，当地人不屑于给它取名。那些第一次目睹K2英姿的人无不震惊。世界第一位成功登上所有海拔8000米以上山峰的莱茵霍尔特·梅斯纳尔曾说，“造就此峰的是一位艺术家。”它的不规则三角形形状像谜一样折磨登山者的头脑。保特罗冰川和从K2流下的戈德温-奥斯丁冰川交会处叫肯考迪亚，在巴基斯坦一侧，肯考迪亚海拔4700米，距离大本营只有3小时路程，之上还有近4千米的高峰耸入云端。在较陡峭的中国一侧，它在3千米的水平距离内高度陡增3.2千米。
澳大利亚人格雷格·柴尔德1990年通过北侧成功登顶。他总结K2的魅力说：“K2独具吸引力。部分原因可能是它的形状、它的美和对称。当然还因为它的声名狼藉———那些曾经尝试攀登它的人的故事：他们的生活从此被搅乱，有多少人在山上送命。K2绝非业余选手的目标。”
赤裸裸的统计数据已经足够吓人。迄今为止有约300人登上K2，77人在登山时死亡。记者们经常将第一个数字除以第二个数，得出1：4的死亡率。这样算其实并不准确。第一个数中没有包括那些没能抵达峰顶的人。即使如此，在成功登顶的人中，死亡率也接近11%，就是说，大部分危险发生在下山时。有朋友去攀登珠穆朗玛峰，我不会觉得困扰。然而，偶尔有朋友说要去征服K2，我会立刻紧张起来。1995年，英国登山者艾莉森·哈格雷夫斯计划在1年之内征服世界最高的三座山峰。K2是她名单上的第二座山。她启程前曾和我交谈，我记得自己心情特别焦虑。8月13日，艾莉森被一阵飓风挂下山脊，同时丧生的还有其他5位登山者。那一年共有8位登山者死在K2.1994年有5人丧生。1993年也有5人。
当尼古拉斯·赖斯准备登峰时，他已经在喀喇昆仑山上待了两个多月。在K2大本营住上如此长的时间并不愉快。1986年，吉姆·库兰目睹13名来自9个登山队的成员先后遇难，对于漫长等待给登山者造成的精神压力深有体会，他解释说，在珠穆朗玛峰的大本营，你可以到处散步，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上，和挑夫一起喝着啤酒。然而，从最近的村庄到K2大本营有40英里，需要走1个多星期。“K2是绝对孤独的山峰。难以接近。大本营的感觉像月球基地。山峰本身看上去也桀骜不可征服，要上去没有任何捷径。”
更糟糕的是，山上的气候就像一种酷刑。抵达大本营后，登山者们开始紧张焦急地等待。在珠峰上，气候模式是可以预料的。在5月下旬，通常会有一段好天气，是攀登者期盼的登峰“窗口”。在K2，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好天气，甚至是否会有好天气。近10年中，有3个登山季节，在K2无一人登顶。自1974年以来，这在珠峰还从未发生过。库兰说，“最大的问题是，好天气可能足够让你登顶，但无法持续到让你安全返回。”
由于谁也不知道好天气能够持续多久，当它一旦出现，所有攀登者就兴致勃勃地往上冲。正因为这样，K2上的事故总是集体发生。今年7月，几个登山队在K2东南山脊的第4大本营会合。荷兰人威尔克·范·罗伊是其中一个国际登山队成员。此前，他曾经攀登过K2，并且成功未带氧气登上珠峰。爱尔兰人杰尔哈德·麦克唐纳也是队员之一。他们在大本营上待的时间比别人都久，是这个登山季节中全部16支攀登队伍中的一支，已经是第3次尝试登顶。如此多的登山队聚集在一起，气氛难免紧张。合作是必须的，但是任何人都不希望被拖累，尤其是在已经等待两个月的情况下。
赖斯和范·罗伊的队伍选择了“Cesena路线”。选择同一线路的还有一位叫休斯·多巴雷德的法国人。他来自里昂，是一名保险经纪人，已经61岁，是第3次尝试攀登K2.显然年龄并非他的优势。为了弥补体力不足，他雇了两名巴基斯坦挑夫卡里姆和拜格。
一支韩国登山队选择了Abruzzi路线（又称东南脊路线，就是意大利队50年前首登的路线），也在第4营地驻扎下。当时还有来自意大利、塞尔维亚、挪威和西班牙的登山队。意大利队伍中包括职业登山家马可·孔福尔托拉；挪威人中包括33岁的罗尔夫·拜和他的新婚妻子赛西丽·斯科格，一名前护士，也是唯一一位完成所谓“探险家大满贯”（攀登各大洲上的最高峰，抵达南北极点）的女性。拜是一名世界级的极地探险者，刚去巴基斯坦北部攀登大川口塔峰（一段垂直的花岗岩壁，攀登难度甚至高于K2）回来。最后还有一支美国人带领的攀登队，其中包括几名澳大利亚人和一名瑞典人，弗雷德里克·斯特朗格。
后来，躺在医院病床上的范·罗伊回忆说，那天在山上的人太多。一些登山队是临时凑合而成，出于成本考虑，分享资源。一些队伍来自同一个国家，关系比较密切。一些攀登者的实力明显出众。另一些，用孔福尔托拉的话说，“比自己认为的要糟糕一些。”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合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固定绳索这个问题上。但是，事情往往不按人们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在大多数时候，K2就像一座4千米高的巴别塔。
7月31日晚上11点，尼古拉斯·赖斯正在帐篷里休息，一群准备登峰的夏尔巴人和巴基斯坦挑夫惊扰了他的睡梦。虽然当时攀登K2的队伍中没有一支商业队伍，但也有好几个队伍从尼泊尔雇佣了一两名夏尔巴人当挑夫。
富有经验的珠峰向导维克托·桑德尔斯（他的公司Basecampe正准备明年带队攀登K2）说从尼泊尔雇佣一名夏尔巴人花费5000英镑，但他们绝对物有所值。“巴基斯坦人中也有不错的，”他说，“相当不错。但在目前，他们还不如夏尔巴人可靠，有经验。”由于当地人巴基斯坦和夏尔巴人都说同一种西藏方言，虽然分别信仰伊斯兰教和佛教，却很容易合作。但是，在8月1日早晨，据赖斯说，夏尔巴人却显得有些焦虑，因为巴基斯坦挑夫行动迟缓、士气低落。
提前出发，在“瓶颈”地段钉下绳索是这些挑夫的工作。为确保固定够多的绳索，标注出清晰的路线，荷兰人、意大利人、韩国人和美国人之间达成合作协议，但这一复杂的交易在翻译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混乱。一些K2攀登者认为这种复杂的安排根本是自找麻烦。
当天第一个出发的西方人是来自西班牙的巴斯克人阿尔贝托·泽林。如果只有他一人，那将是个理想的登顶日子。凌晨2点30分，赖斯听到荷兰队、法国人多巴雷德和塞尔维亚人离开营地。稍后，意大利人、挪威人和美国人也相继离开。赖斯听到鞋钉在雪地上的嘎吱声、干燥空气中的呼吸声。他们的头灯在黑色山峰上照出一个个光点。
早晨7点，放弃登顶后的赖斯在帐篷中醒来。美国人也陆续返回。他们告诉他，夏尔巴人和巴基斯坦人没有固定“瓶颈”最后一段路的绳索。他们不想在上面干等，并且当天准备登顶的人确实太多，所以他们也决定暂时放弃，返回营地。其他登山队还在上面等待着。这是赖斯在他的博客中描述的情况。但是孔福尔托拉在下山后通过卫星电话接受采访时有不同说法。他说，5名夏尔巴人受命固定“瓶颈”路段的绳索，但别的人使用了劣质铆钉和廉价绳索。“用这些绳子连干草都捆不住。”
究竟谁固定的绳索至今还是一个无法回答的疑问。但假如不是夏尔巴人，那么极可能是巴基斯坦挑夫。找出这些劣质绳索拖延了攀登者的时间。所有人优先考虑的都是如何在太阳落山前完成登顶，返回。早晨8点，32岁的塞尔维亚人德伦·曼迪奇由于固定绳索松动从山脊上掉下来，他的身体沿着陡坡翻滚而下，最后跌落在4号营地上方。
对于他究竟是怎么掉下来的，人们有不同说法———也许他试图超越另一名攀登者———但荷兰人范·罗伊说：“那确实是个愚蠢的事故。这些事故不该在K2上发生。很多人不习惯攀登这些有技术难度的路段。攀登珠峰不需要技术经验。而K2上的‘瓶颈’一段路相当难，且海拔8200米。”
另几名塞尔维亚人和他们雇佣的挑夫返回帮助曼迪奇，可是他已经死了。已经返回4号营地的美国队中的两人斯特兰格和埃里克·迈耶又爬上去，看是否能帮助把曼迪奇的尸体运下来，结果看到混乱的一幕。在返回救人的途中，挑夫拜格也在慌乱中坠崖身亡。当斯特兰格把这一消息带回4号营地时，赖斯立刻开始收拾行李。他决定自己的这个K2攀登季节宣告结束。
孔福尔托拉说，在他的劝说下，大家重新专注于攀登，并加快速度。
韩国人使用了氧气罐，逐渐超越挪威人，紧随其后的是荷兰人、孔福尔托拉、多巴雷德和麦克唐纳。但是，下午3点，第一个到达峰顶的是巴斯克人阿尔贝托·泽林。他没有等待清理出劣质绳索，一鼓作气先抵达顶点，还剩下许多时间，可从容地下山。
两小时后，两名挪威人赛西丽·斯科格和拉尔斯·尼斯也抵达峰顶。奥斯泰因·斯坦格兰德由于不清楚的原因未抵达峰顶就折回，而罗尔夫·拜可能因为在大川口塔峰消耗了太多体力，掉到了后面。根据后来一名挪威队发言人说法，3人在顶峰下会合，一起返回。领头的是罗尔夫·拜。在“瓶颈”路段，一块巨大冰块突然坠落，重重压在拜身上。当时，他妻子斯科格就在后面。发言人说，“她感到一阵颤抖……冰块只带走了罗尔夫；绳索在冰的重压下断裂。”拜当场死亡。
我们只能想象斯科格当时的感受。他们去年5月才结婚。然而，她必须继续前进。由于冰块坍塌，早晨固定的绳索不见了。她和尼斯只能用一条100米长的凯夫拉尔绳沿着一块峭壁往下滑。可是绳子不够长。他们被迫倒着爬回去，直到抵达西南山脊一段相对容易的路段。最终，他们于晚上11点返回4号营地。挪威队发言人说，“罗尔夫的事故纯粹是运气太差。他没有失足，没有犯一个错误。其他人因为犯错而送命……但他不是。”
在另一起似乎没有关系的事故中，韩国队的尼泊尔挑夫尤米克·波特也被掉落的冰块击中。另一名尼泊尔人试图帮助他，结果也摔下山崖。
此时，在“瓶颈”之上，有攀登者刚刚抵达峰顶，也有人开始返回。其中包括威尔克·范·罗伊、加斯·范·德格韦尔、夏尔巴人彭巴·盖亚吉、杰尔哈德·麦克唐纳———第一个攀登K2的爱尔兰人———马可·孔福尔托拉和休斯·多巴雷德和他的巴基斯坦挑夫卡里姆。“我太冷了。”多巴雷德从峰顶打电话告诉家里的朋友说，“我太高兴了。”3名韩国人也还在沿“瓶颈”路段下山。
孔福尔托拉知道他们必须赶时间。他于晚上7点抵达峰顶，当时气温只有零下20°C.随着夜色加深，气温还会骤降到零下40°C.没有帐篷、睡袋和融化雪的炉子，在山上生存一个夜晚也很困难。所有攀登者已有一个晚上没有睡觉。夜色渐深，他们仍然在8000米之上，在死亡区。
“我当时和荷兰人在一起，”孔福尔托拉说，“我不停地看手表。我们太晚了。在峰顶，我只拍了4张照片，就匆匆返回。问题是，在下山时，谁也没有带路标旗帜。我的背包里有几个，但是不够。晚上，大家都累了，加之缺氧造成神志不清，灾难随时可能降临。”
孔福尔托拉和麦克唐纳相伴而行。虽然有语言障碍，两人已经成为好朋友。孔福尔托拉称呼麦克唐纳“耶稣”，因为他留着和基督一样的络腮胡。晚上8点30分，仍然在冰塔之上的孔福尔托拉听到一声响声，告诉爱尔兰人停下脚步。下面，他们可以看到3名韩国人已经坠崖，或者是被掉落的冰块砸到。猜测他们不可能活下来。孔福尔托拉觉得再也无法忍受，建议露营。他们打算等到能够看清形势时才继续。
有报道说，10名登山者被困在“瓶颈”上，因为罗尔夫·拜坠崖时，一大段原来固定的绳索被扯断。但加斯·范·德格韦尔和夏尔巴人彭巴·盖亚吉依靠剩余的微弱阳光于当晚返回第4营地。真正滞留攀登者的是夜色。
孔福尔托拉在地上挖了一个浅坑，给麦克唐纳挖了一个较深的坑，因为他的情况更糟糕。威尔克·范·罗伊也决定露营。61岁的法国人多巴雷德似乎已经倒下，死在下山路上。他的挑夫卡里姆试图独自下山，也坠崖摔死。
夜晚，孔福尔托拉不停地给爱尔兰人揉腿，他自己也颤抖着努力保持体温。当早晨来临，他们几乎筋疲力尽。借着第一缕阳光，他看到范·罗伊正在下山。他们尝试交谈，但是孔福尔托拉说，“我的英语太糟糕。”荷兰人离开后，麦克唐纳去斜坡另一侧撒尿，看见了韩国人。他们还活着。他朝孔福尔托拉大喊。
孔福尔托拉和麦克唐纳挣扎沿绳索向下爬，试图想办法救人。3个韩国人吊在绳索上过了一夜，很可能已经无法救活。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另外两人失去知觉。孔福尔托拉注意到其中一人失去了手套和靴子，于是把一只备用手套套在他一只光脚上。韩国人的四肢已经僵硬，孔福尔托拉仍然尝试帮助他们。时间悄悄流逝。
下午3点，4名夏尔巴人赶来支援。孔福尔托拉放弃救人行动。这也是为了救他自己。“我尝试了一切办法，但是，做不到，我无法把他们带回来。作为一名山地救援者，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我慢慢往下爬，靠近瓶颈底端时，突然听到一声巨响。我抬头一看，上方约400米处发生雪崩，一双靴子被卷飞。我认出了它们———是”耶稣“。
韩国人已经救不活，麦克唐纳也死了。夏尔巴人彭巴帮助孔福尔托拉返回4号营地。在下山时，他们又碰到一次冰块掉落事件。然后，彭巴返回去找范·罗伊。两人在路上错过。范·罗伊在返回营地时迷路，被迫在山上度过了第二晚。由于脱水，他的嘴唇和舌头严重起泡，精疲力竭，开始产生幻觉。第二天，他跌跌撞撞冲进了Cesena路线上的3号营地。
这一连串死亡事件加上K2一贯恶劣的名声，消息很快传遍了全球。绝望的营救行动，登山者被困山上的故事通过电子邮件和卫星电话从大本营传出，出现在世界各大报纸上。不久，评论家们开始质疑登峰者的资质。
在头版刊登K2事故后，《纽约时报》网站收到大量读者评论。多数人表达着同样的看法：“完全没有意义；”“不计后果的行为导致可以预见的自杀；”“抱歉，我不同情他们。”在《登山还有意义吗？》的标题下，报纸引用莱茵霍尔德·梅斯纳等老登山家的话，哀叹攀登K2的堕落：“今天的人不假思索就决定攀登K2，好像参加去曼谷的旅游团一样容易。”
登山家兼历史学家大卫·罗伯特斯说，金钱扭曲了人们征服高山的动机。确实现在还有一些老派的登山者。“但现在多数登山者拿赞助。还可靠巡回演讲赚大钱。有不少人把这看成了出名的捷径。”
对于老一辈登山者，这些评论中包含明显讽刺。毕竟梅斯纳靠赞助和演说赚了不少钱，他还写了许多登山的书，其中一本名叫《K2，山之王》，在造就K2品牌方面，这位意大利人功不可没。要说K2的峭壁上充斥无能的鼠辈也是可笑的。
然而，对于曾在K2上创造历史、参与英勇营救行动的人而言，眼看着他们留下的神话被无能的人玷污，肯定不是滋味。事实上，现在，那些创造历史的登山家已经很少出现在K2.这些真正登山家不会依靠别人固定的绳索，更不会雇佣挑夫。1954年，人类通过东南脊路线第一次登上K2.登顶过程极其艰难，即使按喜马拉雅山脉的标准也是如此。但是，在那之后，这个标准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一个登上全部8000米以上高峰的梅斯纳留下另一个让人敬仰的传统。现在有大约12个人重复了他的壮举———成功攀登全球14座8000米以上高峰。这些山峰大多闻名遐迩，很容易吸引赞助商。部分要感谢梅斯纳的名单，这些高山———珠峰、K2、南迦帕尔巴特峰———牢牢在公众想象力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他们50多年前登顶时采用的路线，吸引的登山者比其他几千座喜马拉雅山脉高峰加起来吸引的人数还要多。每年，一小群过着半流浪生活的高海拔登山者汇聚到这些喜马拉雅巨峰下，好像被花朵吸引的蜜蜂。在外人看来，攀登这些雪山的伤亡率高得可怕，但这是一种刺激冒险的生活，吸引的也是热爱刺激和冒险的人。
今年的K2事故造成的冲击力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马可·孔福尔托拉现在仍觉得伤心愤怒，尤其是对麦克唐纳的死。他的冻伤需要很长时间恢复，威尔克·范·罗伊伤得更惨。两人都被直升飞机送到伊斯兰堡的医院。赛西丽·斯科格返回大本营几天后飞回挪威，之后一直和家人在一起，回避媒体采访。
关于那天发生的一系列事故还有种种疑问，没有人能解释目击者叙述中的矛盾之处。有可能，由于疲劳和缺氧造成的混乱，这些疑问永远无法得到答案。
那些相信高海拔登山运动已经变成自私自利的功利行为的人无疑将找到支持他们观点的证据。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今年攀登K2的登山者中，罗尔夫·拜确有不容争议的实力，范·罗伊和孔福尔托拉显示了惊人的毅力。
每年都有攀登者在喀喇昆仑山上丧命。但是，也有登山者死在勃朗峰或名不见经传的山上。登山本来就是一项危险运动，无论攀登者是谁这都无法改变。如果媒体真的听《纽约时报》读者的话，不再报道登山事故，许多登山爱好者恐怕会喜出望外。与此同时，尼古拉斯·赖斯正考虑重返K2.“也许不是明年。也许不是后年。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会回去的。这是我一直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