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炎志

林炎志是1989年政治風波之後到北大擔任黨委副書記的，此前我知道他是清華大學畢業的，是高乾子弟，曾經當過北京團市委書記，也是當時政壇上引人矚目的年輕幹部。林炎志在團市委工作時應該來過北大，但我沒有印象見過他。後來林炎志轉崗到北京市體委任主任，不過我沒有看到過他對體育問題發表的見解。政治風波發生之後，林炎志的表現開始活躍起來，經常可以在《北京日報》等媒體上看到他對形勢發表的看法，立場很堅定、旗幟很鮮明，而且常常有一些標新立異的見解。例如風波前期出現了警察打人的情況，我們長期以來所受的是“人民警察愛人民”的教育，但是“愛人民”的警察突然變臉了，動手打了“人民”，許多“人民”一下子想不通。這時候林炎志出來說話了，他說警察本來就是專政的工具，就是要打人的，認為警察不應該打人，這是很可笑的。因為此前從來沒有聽過這麼直白的言論，所以印象很深刻。

大概是由於林炎志政治風波期間的突出表現，於是被派到北大主管學生工作。林炎志雖然是高乾子弟，但我最初的印象是此人生活很樸素，他經常穿一身洗的發白的藍色制服，包括帶北大學生去中南海見最高領導人，穿的也是這身服裝，只是看起來比平時的要新一些。聽說他因為政治見解不同和妻子離了婚，乾脆一個人住在北大的集體宿舍，為了便於觀察了解學生的動態，他要求把宿舍安排在三角地旁邊的16樓里。林炎志入住時我陪他去過宿舍，看到狹小的房間裡放着一台老式的黑白電視，就問他為什麼不買一台彩電？他嘆口氣說沒有那麼多錢呀。林炎志平時去北京市委、國家教委或者更遠的地方開會，一般都不讓我安排車，而是自己騎自行車去。當時北大文科新生在石家莊陸軍學院接受為期一年的軍訓，林炎志曾騎自行車去過石家莊，還讓當時的校學生會主席陪着他去了，據說這位年輕人被累的不輕。

因為林炎志當過體委主任，我有時候看了精彩的體育比賽，想和他交流幾句，但我很快發現他對體育話題根本不感興趣。1990年北京亞運會時，林炎志還送給我兩張分別是足球比賽和田徑決賽的票，他大概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觀看，於是我頗感榮幸地在工人體育場和亞運田徑場的貴賓席上觀看了比賽。

林炎志生活很簡樸，我也沒看到他有別的興趣愛好，他的關注點完全在政治問題上。雖然林炎志到任時政治風波已經平息了，但是許多北大的學生、教師、幹部思想上並沒有轉變過來，特別是學生中時不時還有些風吹草動。一到敏感的日子，上面和林炎志這些學校的政工幹部們都會非常緊張，那幾年多次出現學生們在校園內聚集、起鬨，掛橫幅、貼大小字報等動靜。每次發生這類情況，林炎志都會馬上出現在現場。對於學生們持續不斷的聚集活動，他提出了“圍觀即參與，槍打出頭鳥，秋後要算賬”的針對辦法。意思是說對學生的騷動，即使沒有直接參與，在旁邊圍觀的也算是參與了；對那些領頭鬧事的要堅決打擊；事態平息後，要對參與者秋後算賬。話說的非常堅決，很能體現林炎志的語言風格，大概只有他能這麼直接地說出來，不過這些年用林炎志式語言說話的官員似乎多了起來。林炎志話雖然說的很硬，但好像也沒有很快見到成效，學生中還是不斷出現各種動態，直到他離開之後的90年代中期才逐漸平息下來。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中國人往往在思想、政治領域控製得比較嚴的時期，對男女關係方面的事也抓的很緊。1989年政治風波之後，曾有一位博士生的女友因為害怕住進了男友宿舍，被學工幹部發現了。那時候北大的任何事情都會引起上面的重視，時任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親筆做了批示，要北大嚴肅處理。我見過李錫銘的批示，口氣非常嚴厲，好像是出了天大的事，不知道那段時間一臉不高興的他是否因為沒有進入常委而大發無名之火。那個倒霉的博士生曾一臉惶恐地來過辦公樓，他最後還是被退學了。或許有李錫銘批示的作用，林炎志主管學生工作期間，對學生的生活作風問題非常重視，並對女生宿捨實行了封閉式管理，自此北大男生再不能踏進女生宿舍一步。同時學校還組織了一批人檢查學生風紀，特別是對男女生之間的親密行為進行干預。幹這種事的多半是幹部、教師中一些五六十歲的半大老頭、老太太，他們平時就對學生的一些行為看不慣，用某位教授的話說就是“未名湖（周邊）都成了高粱地了”。他們最大的樂趣就是在夜晚到處巡邏，看到黑暗處有身影就用大號的手電筒直接照過去。不過林炎志自己倒沒有耽誤事，聽說他離開北大之後又結了婚，妻子很年輕，是北大1990級的學生。

林炎志在北大不分白天夜晚地投入工作，他住在學生區，聽說經常有不少學生、學工幹部們去他的宿舍，其中不乏一些他的支持者和崇拜者。不過林炎志也有一些遇到挫折的時候，有一次他帶一批團幹部去北京近郊，我也跟着去了。路上休息時林炎志和團幹部們大談忠誠的問題，強調黨員、幹部首先要做到忠誠，他在理論上還是有一套的，講的很有些說服力。我記不清是哪個系的團委書記隨後發言，就到底應該忠誠於誰提出了疑問。林炎志似乎也說不出更多道理，沒有再進行反駁。還有一次不記得林炎志安排了什麼事情，沒有徵求王學珍的意見。當時王學珍已經明確要卸任了，但還沒有正式公布，我聽到他很生氣地說我還沒有下嘛。林炎志知道後趕緊表示說我做檢討。那天下班時我和他騎自行車同行，林炎志一路上唉聲嘆氣，滿口“他媽的”不斷，說了一些“我整天這麼累，我他媽的圖個什麼呀”，“我他媽的現在就想睡個好覺”之類的話。

林炎志毫無疑問是傳統體制的堅決維護者，但是他的語言、行為又往往直截了當、不拘形式、很有些個性。作為體制內的官員，其語言、行為一般是比較規範的，講究說話、做事滴水不漏；或者像有的官員那樣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體制內有許多事是做得說不得，或者是說得做不得的，而林炎志卻是言行一致的，這樣他的個人風格就和體制特點產生了一些矛盾。林炎志在每個位置上呆的時間都不太長，也沒有晉升到很高的職位，儘管他在政壇上很有背景，起點不低。林炎志在北大幹了3年左右，就被調到教育部任專職委員，後來又兼任了國家語言文字委員會主任。對林炎志這樣一心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人，不大可能對語言文字之類的事情感興趣，果然時間不長，林炎志就到河南當了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幾年後又當上了吉林省委副書記。

我沒有太注意過林炎志在河南、吉林期間的言行，不過在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之後，林炎志卻引人矚目地發表文章，主張共產黨要領導和駕馭新資產階級，不贊成資本家入黨，與江澤民提出的允許資本家入黨的精神不一致。林炎志所持的應該還是傳統的觀點，主張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反對大力發展私營經濟，認為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組織，當然不能允許工人階級的對立面資本家入黨，要保持共產黨的階級性、先進性、純潔性。只是在眾多官商早已融為一體，形成各種利益集團的現實面前，林炎志的觀點未免過於脫離實際，至於要“領導和駕馭”又未免過於一廂情願了。

林炎志出身於高幹家庭，高乾子弟有的確實飛揚跋扈、不可一世，有的則家教甚嚴，比較低調，就是出身同一個家庭其子女往往也會差別很大。薄熙來的驕奢淫逸我們是知道了，但是他的妹妹薄小瑩卻非常低調、樸素，據說在北大歷史系很得好評。林炎志在生活上確實是艱苦樸素、律己甚嚴的，他曾和我說過他從小到大從來沒有抽過煙，連嘗試一下都沒有過，自制力確實很強。林炎志雖然說過不少厲害的話，但平時待人還是比較溫和的，說話也比較客氣。不過我聽北大的司機說送林炎志回母親家，看到他對其姐姐的態度是比較凶的，也許這是他的另一面。林炎志和薄熙來的年齡差不多，背景也比較相似，而且林炎志在1980年代中期的職位是高於薄熙來的。我無法設想林炎志如果有薄熙來那樣的地位會怎麼樣，雖然他們的個人風格有很大不同，但在對權力的追求方面應該是一致的。據說在“文革”初起的時候，那些父輩們尚未受到衝擊的高乾子弟們，曾經發出過“天下是老子們的父母打下來的，還得由老子們來坐”的宣言。時間雖然已經過去了幾十年，但是不管是從那個年代過來的，還是後來崛起的某些高幹及其子弟，他們的這類想法應該是不會有太大改變的。

吳樹青

對於要不要寫吳樹青我曾經有過一些猶豫，主要是我對他的了解不多，他又是在非常特殊的時期出任北大校長的，有些事情不太好寫。猶豫再三，覺得吳樹青畢竟在北大做了整整7年的校長，完全迴避有點說不過去，只好勉為其難地把我一鱗半爪的印象寫出來，留待有識者指教。

吳樹青是1989年的政治風波之後接替丁石孫出任北大校長的。由於北大當時的情況太敏感，捲入政治風波的程度太深，一般人都估計上面要對北大進行重點的整肅。據說曾打算安排比較高級的官員接任北大校長，但又聽說沒有人願意來，不知道出於什麼考慮，最後是安排了中國人民大學的副校長吳樹青出任北大校長。如果是在正常的情況下，身為人大副校長的吳樹青是不大有可能到北大當校長的，他出任北大校長是一種特殊情況下的特殊安排。

吳樹青上任是在1989年8月，當時學校里很安靜，學生們早在暑假之前基本上都離校了。宣布吳樹青上任的學校幹部會我沒有參加，《北京大學記事》中記載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在會上宣布：丁石孫因任期已滿，不再擔任北大校長，由吳樹青任北大校長。何東昌、丁石孫、吳樹青都在會上講了話，但沒有記載講話的具體內容。吳樹青到任不久我就製造了一起水淹校長辦公室的事件：當時政治風波剛結束，黨委辦公室晝夜都要有人值班，我是年輕的單身漢，經常被安排值夜班。那段時間北大後勤說是要防止輸水管道跑冒滴漏，每天夜裡十二點以後關上全校的總水閘。有一天我睡的比較晚，洗漱時已經停水了，我把洗手池上的兩個水龍頭都擰開忘了關上。第二天清晨我被嘩嘩的流水聲吵醒，起來一看水流到外面了，二樓的積水倒不多，但是一樓的校長辦公室卻被水淹了。吳樹青當時家還在人大，為了他中午休息就在辦公室里放了一張摺疊床，結果床上、地下都被水淹了。因為是出於無意，我倒也沒有受到什麼批評，一個間接的後果是把書記、校長辦公室幾十年都沒有清洗過的純毛地毯拿出去清洗了。雖說關水閘是為了節水，但不知道全校範圍內類似我這樣忘了關水龍頭的情況還有多少，也不知道水到底是節約了還是更浪費了，反正不久之後又不關水閘了。

吳樹青上任後沒有什麼事給我留下特別深的印象，我參加學校的會議、直接聽他講話的機會不多，有時候偶爾聽到他的一些講話，也都是符合當時口徑的一些話，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有一次我和同事分別整理吳樹青的一個講話錄音，其中一段我記錄整理下來大概有近千字，話是說了不少，但我聽來聽去，覺得他說的主要就是一個意思：就是強調既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要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改革開放環境下的堅持，而改革開放又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前提下的改革開放。他的其他講話也大體如此，我沒有特別留意過。

政治風波之後北大的形勢比較微妙，雖然風波已經平息了，但是大部分師生的思想並沒有轉變過來，消極、對抗的情緒比較強烈。另外北大許多師生都不同程度地捲入了政治風波，按照當時的要求是要進行清理和清查工作。當時北大的一些老幹部對清查工作熱情很高，有的人雖然已經退休了，還是很積極地參加清理清查工作，讓很多受到審查的師生、幹部壓力很大。我不太清楚吳樹青對待清理清查工作的態度，不過據我的印象，吳樹青在處理人的問題上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言行，似乎比較低調，北大大部分捲入政治風波的人都得以順利過關。當然這主要和社會的大環境有關，經過了以往多次政治運動的洗禮，整人的那一套做法不再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了，即使有人想搞也是搞不起來的。據我了解吳樹青也沒有刻意去搞這一套。

吳樹青剛當校長時我感覺他還有些拘束，不夠自信，不過畢竟是北大校長，國內國外出席各種活動的機會很多，周圍關注的人更多，慢慢地就當出些感覺了，也有了一定的氣度。吳樹青後來還擔任了全國人大常委，每年要參加多次人大常委會，那幾年有關意識形態方面的會議也很多，我印象中吳樹青經常出席此類會議，加上他時不時到外地參加各種會議、活動，每年還要出國訪問幾次。在他任職的那些年裡，每年都有大量時間是不在學校的，學校內部對他的這種狀況也有一些看法。不過比起後來的許智宏等人，吳樹青的做法似乎還算不上太過分。

從1989年開始，北大新入學的本科生開始進行為期一年的軍訓，這一做法一直持續到1992級新生。軍訓是政治風波之後上面決定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對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免得他們入學以後受到“自由化”的影響。但是部隊也容納不了那麼多大學生軍訓一年，所以只對風波中表現突出的北大，另外還有上海復旦大學的新生進行了一年軍訓。軍訓了幾屆之後，他們是否具備了堅定的政治立場，是否對“自由化”有了足夠的抵禦能力，沒有人敢打保票，但對北大招生的影響卻比較明顯，許多考生因為軍訓而不願意報考北大。於是學校想打報告從1993年起停止軍訓。不過在此期間，時任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的李鐵映曾到北大講話，堅持要繼續軍訓，並強調說對於軍訓的效果，要看這些學生以後在社會上的表現才能體現，口氣很強硬，大有將軍訓長期進行下去的打算。李鐵映是主管教育的，我不清楚吳樹青及學校領導班子是怎麼考慮的，不過在李鐵映講話之後，北大最終還是和復旦一起向中央打了報告，並獲得批准，停止了北大、復旦新生為期一年的軍訓。我雖然不了解其過程，但吳樹青作為校長應該是要對這個問題表態的，起碼他和當時北大的班子還是實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了意見。據說復旦大學開始就沒有敢打這個報告，具體是由北大操作的，復旦為此還向北大表示了感謝。

1994年7月北大召開了第九次黨代會，這年吳樹青62歲了，按照5年的校長任期他也應該卸任了，但是沒有聽到關於他去留的任何說法。吳樹青在北大雖然沒有不好的形象，但是也談不上有很高的威望，加上年齡、任期已到線，如果他在黨委委員的選舉中落選，將是極沒有面子的事情。我是這次黨代會的工作人員，選舉前我曾聽負責會務工作的黨委副書記朱善璐一臉嚴肅地說要做最壞的打算。計票工作是分幾個組進行的，我參加的這一組裡確實有不少吳樹青的反對票，不過最後的結果有驚無險，吳樹青順利當選為黨委委員。此後吳樹青又當了兩年校長，到1996年才正式卸任。除了丁石孫是以任期屆滿的理由卸任外，北大校長的任期似乎並沒有明確的年限，陳佳洱當了三年多，許智宏當了九年，周其鳳當了四年多，我到現在也搞不清北大校長的任期應該是幾年，可以任職到多大歲數。

吳樹青早已離開北大校長的位置了。如果有人問我吳樹青在北大做過哪些不好的事情，我的確說不出來；但要是再問他有哪些好的主張，做過哪些好的事情，我也同樣說不出來什麼。我印象比較深的是吳樹青卸任時，任彥申在宣布陳佳洱上任的幹部大會上，多次對吳樹青給予了高度評價。反映出他們之間的關係比較融洽，至少說明吳樹青對任彥申的工作是比較支持、配合的，尤其是對任彥申主張的把科技開發和市場開拓緊密結合起來，大力興辦校辦產業的做法是比較贊同的。對於吳樹青我大體上就知道這些，他是在特殊的背景下擔任的北大校長，還是能比較實事求是地尊重北大的實際情況，也沒有做過什麼明顯影響北大校長形象的事情，北大沒有因為他而變得更好，但他也沒有對北大的墮落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吳樹青應該是北大歷史上一位過渡性的、沒有什麼明顯特點的校長。

任彥申

我認識任彥申的時間比較早。1985年“918”學潮之後，大概是上面要調查了解北大學生的思想狀況，於是由剛從清華大學調任北京市委教育部副部長的任彥申帶隊，帶了幾個幹部來北大調研。他們具體是怎麼調研的我不清楚，我只是負責安排他們在勺園的食宿。這次調研的時間比較長，至少有一兩個月吧，任彥申走的時候我到過他的房間，他把幾個人應付的伙食費交給了我。勺園是當年北大接待客人條件最好的地方，雖然是公務活動，但按當時規定個人要付一部分伙食費，大概是每人每天一塊錢。此後的幾年裡學潮不斷，任彥申應該還會經常來北大，但那時候來北大的大人物實在太多，我沒有對他有特別的印象。

不過在1989年政治風波前後，我記得任彥申多次來過北大。我印象比較深的是風波平息之後，他有一次在辦公樓禮堂給北大學生作報告。任彥申確實很有口才，講話很生動，他雖然是力圖說明平息政治風波的必要性、合理性，但口氣並不強硬，不是用官方的大道理教訓人、嚇唬人，而是試圖以他的見解說服學生。我記得他講了政治風波期間的一些情況，例如講到雖然宣布戒嚴了，但其後的一段時間並不是解放軍在戒嚴，實際上是學生戒了嚴。台下立即熱烈鼓掌，這種掌聲誰都能聽出其特定的含義，任彥申當然不會不明白，但他似乎也受到了這種掌聲的鼓勵，越講越有精神，不斷得到許多熱烈的掌聲。

到了1991年初，上面調整了北大的黨委班子，原黨委書記王學珍卸任，由北京市委副書記汪家鏐兼任北大黨委書記，任彥申調任北大黨委副書記，主管宣傳工作。汪家鏐主要還是在北京市委工作，她一般只是每周來北大一兩次，對北大的日常工作過問不多。但是任彥申迅速地進入了角色，我很快就感覺到他的能力確實比較強，做事很幹練，講話、寫文章都很有一套。有一次任彥申和我說過，本來是要安排他去崇文區當區長的，由於北大當時的特殊情況，才被點名調到北大，以加強北大黨委的班子。任彥申到北大後一直很活躍，經常講話、作報告。我那幾年身體不好，也很少參加學校的各種會議，直接聽他講話的時候不多，印象中他宣講的主要還是防止和平演變的那一套觀點。任彥申對於形勢的判斷力比較強，對上面的意圖領會的比較深，當時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最受重視，任彥申兼任了北大黨校的校長，還在公共政治課教研室的基礎上籌建馬克思主義學院，並自任第一任院長，加強對北大意識形態領域的掌控。

任彥申對於政治形勢的變化一向非常敏感、善於把握，不過真正體現出他這方面能力的，還是在鄧小平1992年初南巡講話之後。因為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國內輿論氣氛大變，繼續講“姓社姓資”那一套肯定不合時宜了。1992年年中我聽過一次任彥申的報告，主要是講解鄧小平南巡講話精神，但他不是單純地解讀南巡講話，而是把鄧小平政治風波之後接見戒嚴部隊的講話和南巡講話做了對比，認為這兩個講話都非常重要。他說鄧小平如果政治風波之後馬上講南巡講話的內容就會不合適，而如果南巡講話時還是講接見戒嚴部隊的那些內容也不行，就會不符合當前的形勢。所以這兩個講話在當時背景下都是非常恰當的，都有十分重大的意義。這樣任彥申就十分巧妙地化解了某些前後不一致之處，不露痕跡地將他的立場、觀點迅速轉變到鄧小平南巡講話的精神上來。

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任彥申的興趣似乎主要不再在意識形態領域了，而是適時地轉向了經濟領域。不過他對輿論宣傳工作仍然很重視，我印象比較深的有兩件事：一次是1992年十四大召開後第二天，北大經濟系教師解萬英跳樓自殺，後來有一家經濟類的報紙（具體是哪家報紙我記不清了，可能是《首都經濟信息報》）以《北大教授跳樓記》為題，對這一事件做了長篇報道。任彥申大發雷霆，將寫這篇報道的兩位記者找來訓話，我剛把他們領進任彥申的辦公室，就聽見他劈頭蓋臉地訓斥說這幾年好容易把北大穩定住了，但你們的這篇報道又把北大“搞亂了”；還有一次是在1996年初，《中國青年》雜誌發表了中文系教師韓毓海的一篇文章——《北大，魂兮歸來》。這篇文章我當時也看了，我認為韓毓海到北大的時間不長，對北大的一些事情看的比較表面化，不過內容上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任彥申這時候已經當了黨委書記，他對韓毓海的文章非常惱怒，他是否當面批過韓毓海我不知道，我只看到《中國青年》雜誌的有關負責人被叫到北大，受到了任彥申的當面斥責。

1992年之後，任彥申的主要注意力轉移到了經濟領域，尤其對發展校辦產業非常熱心，應該是他首先提出推倒北大南牆搞商業開發的，並一手促成了以房地產開發為主的北大資源公司的成立。推倒南牆引起了輿論的不少非議，當然外界也存在一些誤解，北大倒不是不要圍牆，而是在圍牆的位置上建商業用房。另外北大在當時辦學經費非常緊張的情況下搞一些商業開發，確實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任彥申的主張還是得到了很多支持。任彥申對北大方正等校辦產業也極為重視，熱衷於方正公司的各種具體運作，例如促成方正公司在香港上市，力主由王選擔任方正香港公司董事局主席等等。我在辦公室經常能看到方正等校辦產業的人，或者來送文件，或者向任彥申匯報。任彥申曾提出過一系列觀點，例如說北大要實現“產學研”的結合，科研工作要“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進而提出要培養“有市場頭腦的科學家”，以及“有科學頭腦的企業家”。

我那時候對任彥申的這些見解也很佩服，有一次他要寫一篇關於校辦產業的文章，由他口授讓我記錄。我記下來以後覺得就是一篇比較完整的文章，有理有據，對他的能力更是大為嘆服。那幾年北大的校辦產業在任彥申的主導下名聲大噪，在全國高校中獨領風騷。方正負責人甚至誇口說以後國家每年給北大投入多少錢，方正就也給北大上交多少，一時令人極為振奮，只是後來的實際距離這一承諾相距何其遙遠。

客觀地講，任彥申確實是比較有能力、有魄力、有思想的官員，無論是他提出的一些主張，還是實際做的一些事情，在北大都得到了相當的認可。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經濟建設熱潮的大背景下，紅極一時的北大校辦產業也為他贏得了一定的聲望。到了1994年北大召開第九次黨代會，任彥申順利接替汪家鏐當上了黨委書記，正式成為北大的一把手。在任彥申當上黨委書記之前，他在北大領導班子成員中已經比較突出了，我感覺沒有人能對他接任書記一職形成挑戰。擔任書記後任彥申進一步提出校黨委要管全局，抓大事，要着重對方向性、全局性、戰略性的問題進行謀劃和決策，要統攬改革、發展、穩定的全局。我認為從1992年之後到2000年初，在將近10年的時間裡，北大的各項重要舉措和辦學思路，都比較深地受到了任彥申的主導。

1997任彥申順利地被推選為代表北大出席中共十五大的代表，以他的身份和以往的慣例，我們都估計他應該進入中央委員會，起碼應該當上中央候補委員，前兩任黨委書記王學珍、汪家鏐在任時都是中央候補委員。十五大開幕前要準備證件照，任彥申對出席會議還是很重視的，他有一張標準像自己比較滿意，但底片找不到了，就讓黨辦副主任薛松岩拿這張照片進行翻拍。我看到翻拍後的照片色彩有些變化，效果並不理想，就開玩笑對薛松岩說不要因此影響任書記的當選。不想十五大上任彥申真的沒有進入中央委員會，反倒是一向比較低調，而且不是十五大正式代表的陳佳洱校長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不過任彥申畢竟是任彥申，沒有進入中央委員會這個小小的挫折應該不會對他有多大影響，機遇很快就出現了。1998年北大將迎來建校100周年，北大的百年校慶無疑會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對北大的主要領導人來說，更是一個可以充分表現的舞台。早在校慶前幾年，北大就開始籌備相關活動，組建了若幹個工作班子，校慶前一年還在南校門設立了倒計時鐘。任彥申對北大百年校慶可能造成的影響十分清楚，對校慶活動可謂是竭盡所能、全力以赴，要將其做成一件舉世矚目的大事。我從1997年春天后被調整到黨委研究室，不再擔任書記秘書工作，我本來就是個小人物，對領導們如何進行決策沒有機會參與，只是離領導們比較近，時不時能得到些信息。既然不在領導身邊了，我對有關校慶的決策就更是知之甚少，不過還是能感覺到北大百年校慶的重大決策都深深地打上了任彥申的烙印，所有重要的舉措盡在他的掌控之中。

首先是對北大創辦的背景進行了特別闡釋，強調北大的前身京師大學堂是由清政府創辦的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京師大學堂不僅是全國的最高學府，還是全國最高的教育行政機關。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歷史不長，到底哪所大學創辦最早？並沒有權威的定論，之前已經有大學慶祝過建校100周年了。北大特別強調其政府官方的背景，這樣就把京師大學堂和一些更早的由外國人或民間創辦的學校區分開來，似乎是要說明北大才是和政府關係最密切、最正規的大學。以此思想為主導，北大的百年校慶就不僅是北大自己的事情，而且應該是上升到國家層面的政府行為，應該由政府出面支持甚至直接參與主辦。

百年校慶最重要的一項活動就是紀念大會了。既然要達到政府行為的目的，那麼紀念大會在什麼地方舉行就非常有講究了，如果是放在北大，好像就不足以體現政府官方的背景。雖然領導班子裡有不同的意見，但任彥申一直主張慶祝大會要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校慶之後有人編了一本書，主要是講述校慶前後的過程，當時已到北大出版社工作的劉樂堅讓我幫忙看看是否有必要出版。我大致看了一下，全書洋洋30萬字，通篇充斥着對任彥申、閔維方等人校慶事跡的歌功頌德，極盡肉麻吹捧之能事。例如其中有這樣的內容：領導們就校慶大會究竟在校內還是在人民大會堂開爭執不下，時間已經很緊迫了，在某次會議上，“任彥申像天神一樣神威凜凜地站起來，斬釘截鐵地說：就在人民大會堂了。”我不了解這本書的寫作背景，認為內容過於諂媚誇張，不宜出版。不過我也和劉樂堅開玩笑說如果存心想調侃任彥申等人，倒是不妨出了。後來好像是沒有出。

除了確定慶祝大會的舉辦地點，邀請最高領導人等政要出席大會更是校慶活動的重中之重。另外還提出要給江澤民授名譽博士學位，江澤民沒有接受。此外，通過國家郵政局發行了北大百年校慶紀念郵票，將一顆由北大校友發現的小行星通過國際小天體命名委員會命名為“北京大學星”，通過鐵道部開通了北大校友返校專列，舉辦了百年校慶慶典晚會“光明行”並由中央電視台進行直播，等等。慶祝大會當天，由北京市有關方面進行交通管制，200輛滿載着北大師生、校友的大巴車隊一字排開，綿延數公里，一路綠燈駛往人民大會堂，引來無數路人或羨慕、或不解的目光。這一系列活動不見得都是任彥申直接策劃的，但都體現了任彥申要將北大百年校慶做成政府行為的指導思想，是在多個政府部門支持下實現的。最高領導人也很給北大面子，先是親自來北大“暖壽”，又攜數位主要領導人出席紀念大會。任彥申自然要忙前忙後，一時風光無限，其間還接受了因被朱鎔基點名而名聲大噪的鳳凰衛視吳小莉的專訪。任彥申侃侃而談、揮灑自如，據說讓見過不少世面的吳小莉也為之折服。

不過除了這些台前的事情之外，任彥申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最高領導人出席慶祝大會肯定要發表一篇講話，任彥申事先就帶了幾個人起草講話初稿，他後來和我們說過起草過程。對於講話稿如何寫任彥申是很費了一番心思的，要使之成為一篇指導性、綱領性的文件。江澤民的講話我印象比較深的，一次是在哈佛大學的演說，另一次就是北大百年校慶大會的講話。我不知道任彥申起草的講話稿和江澤民最終的定稿有多大差別，不過從任彥申的講述里，他的思路、提法基本上都得到了採納。5月4日人民大會堂的慶祝大會是由任彥申主持的，他的口才、能力又獲得了一次難得的表演舞台。

任彥申憑着北大百年校慶的機遇大出了一番風頭，借着這股餘熱，又有最高領導人講話中提出的中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任彥申很快開始了新的策劃。最高領導人是在北大百年校慶時發出的號召，北大自然應該率先響應。當時有一種普遍的看法，是認為中國的大學和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首先在於辦學經費過於懸殊，所以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需要大量的經費投入。我在黨委研究室的同事還寫過一篇文章，被收錄到《新華文摘》上，中心意思就是說國家應該給北大重點支持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學。不過任彥申考慮的更周全一些，雖然北大有中國最高學府的聲譽，但如果僅要求國家向北大增加投入似乎又過於特殊，畢竟中國的名牌大學不止北大一所，而其中唯一和北大地位相當的就只有清華了。於是任彥申提議聯合清華，共同提出加快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計劃，建議國家對北大、清華加大投入。這一計劃得到了急於做出政績的教育主管部門的支持，經過一番運作，北大、清華從1999年開始在三年內各得到18億的資金投入，此外還有後續投入。後來又有一些其他大學被吸納進來，成為一項波及範圍更廣的所謂“985計劃”，因最高領導人1998年5月在北大百年校慶的講話而得名。任彥申的謀劃使北大、清華獲得了很大的實際利益，以前國內的一些著名大學和北大、清華大體還是在一個層次上，但“985計劃”的實施卻使得北大、清華一下子鶴立雞群，對其他大學形成了壓倒性的優勢地位，特別是在每年的招生中壟斷了國內最優秀的生源。至於這一計劃是否影響了大學之間的平等競爭，是否真正提高了中國大學的辦學水平，則恐怕是一個不太好說的問題。

百年校慶的高潮剛剛過去，又一次足以令世界矚目的重大機遇再次降臨到北大。1998年6月，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並要在北大發表演講。克林頓不僅是世界頭號強國的總統，而且還很年輕，頗有些明星范兒，所引起的關注度可想而知。任彥申十分清楚克林頓到訪北大的分量，雖然他對如何接待的具體環節不見得都親力親為，也不像百年校慶那樣可以一直站在前台，但一定會有整體上的掌控。為了接待克林頓，北大方面可謂十分細心周到，我知道的就有為克林頓發表演講的辦公樓禮堂安裝了空調，將辦公樓東面通往未名湖的一條泥土小道鋪設成水泥路，我曾戲稱之為“克林頓小道”，後來因為克林頓演講會上回答提問的時間比較長，沒有走這條小道。北大方面也堅持了一定的原則，美方事先提出克林頓發表演講時，為了安保要使用白宮的講台。北大堅決拒絕了，認為在北大演講就要用北大的講台。後來雙方達成妥協，用白宮的講台，但是在講台上懸掛北大的標誌。不過更周密的籌備是在台面下進行的。

克林頓來訪當天我去接待中山大學的黨辦主任李尚德，我安排他在勺園住下後，正好電視上開始直播克林頓的演講。看到提問環節，我們感覺到每個學生的提問都咄咄逼人，很有些火藥味，有抱怨美國人對中國的了解不如中國人對美國多的，有指責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有質問克林頓微笑背後還隱藏着什麼的，有提出美國在人權與民主方面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些問題的。尤其是後來被稱為“反美女生”的馬楠提出她不認為國家的自由和個人的自由有什麼衝突，認為自由是自己一種主動的選擇，像中國現在的繁榮發展正是中國人民自由的選擇，並告誡克林頓“只有真正懂得自由的人才會更加尊重別人的自由”。因為這些問題太一致，傾向性太強了，反而讓我們覺得不對勁。李尚德就問我：這些提問都是安排的吧？我也有同樣的感覺，但我不了解內情。

克林頓離開後我回到辦公樓，很快我就在書記秘書的桌上發現了打印好的一頁紙，剛才學生們的提問內容都在上面，和提問時的語言幾乎一模一樣。我順便問了一下，秘書回答說都是任書記擬的。後來人們驚詫“反美女生”馬楠為什麼要嫁給美國人？其實馬楠這些提問的學生們本來就未必真反美，只是出於討好學校當局和為了自己出風頭，充當了一次任彥申的傳聲筒而已。據說是學生們先準備了一些問題，任彥申看後不滿意，於是親自草擬了這些提問。當天參加演講會的學生也都是精心選擇的，大多是比較可靠的學生幹部。雖然提問者由美方隨機選擇，但如果選擇另外的人也還是會提出同樣的問題，用中國話講早就“設好了埋伏”。當然任彥申設計這些提問也不過是揣摩了某些官方機構和某些領導人的意圖，將他們不便於向美方說的話通過北大學生之口講出來，以此表達對美方的不滿和對自己的辯護。

1999年1月北大召開了第十次黨代會。北大黨委作為共產黨的基層組織按黨章規定應該三到五年召開一次代表大會並進行換屆，但是實際上北大的黨代會很少按時召開。我經歷過1986年的第八次黨代會，和上屆召開已經過去了8年，1994年召開了第九次黨代會，和第八次黨代會又隔了8年。1999年的第十次黨代會總算是正常了，此後2003年召開了第十一次黨代會，也算按時召開，但是再往後2012年才召開第十二次，和第十一次隔了9年。北大的黨代會究竟什麼時候召開，並不是按照黨章規定，而是根據實際形勢或者是一些領導人的意圖而定。1999年之前我就聽任彥申多次說過要按時召開黨代會，要使北大的黨內政治生活正常化，這個理由自然很站得住腳。不過根據我對當時學校領導班子情況的了解，一再強調要按時召開黨代會，恐怕也有讓一些老領導儘快騰出位置，讓一批任彥申選拔任用的比較得心應手的年輕幹部儘早上位的考慮。

黨代會召開之前的黨代表選舉還差點出了意外。任彥申的代表名額是劃撥到由黨委各職能部門組成的一機關黨委選舉的，由各部門的全體黨員，包括離退休黨員一起投票選舉，不占一機關黨委的代表名額，但是也要經過投票。一機關黨委書記王麗梅專門在會上做了說明，但是選舉的結果卻是任彥申的得票比較低，差點沒有選上黨代表。事後王麗梅立即跑過來向任彥申解釋可能是她沒有講明白，我還聽見任彥申說如果我選不上，看這次黨代會怎麼開的話。我也沒搞清楚到底是王麗梅沒有說明白，還是有不少人故意不投任彥申的票，總之任彥申當選黨代表了，黨代會也順利召開了。無論是這次黨代會確定的指導思想，還是在人事的安排上，基本上都實現了任彥申的意圖。

此後在我的印象中，任彥申在北大做的最後一件大事就是推行人事分配製度改革。由於“985計劃”使北大獲得了較大的經費支持，1999年北大開始進行人事分配製度改革，對這件事情我還要另外陳述，這裡就不再多說。對任彥申的各種做法學校里也有一些不同意見，任彥申就此講過一些觀點，他說北大已經改變了過去那種動盪不安、爭論不休的局面，現在要做到“不討論，不爭論”，對看準了事情就大膽去干。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希望大家不要對學校的決策指手畫腳，最好是不要討論，不要發表意見，以免爭執不下、貽誤時機。我最後聽到他的話是由於新的人事分配製度拉大了收入差距，許多人心理不平衡，任彥申在一次會上講了一些老同志心態平和的例子，要求大家對收入差距問題要“想得開”。

2000年初北京大學和北京醫科大學合併，任彥申調離北大出任江蘇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其後任江蘇省委副書記。任彥申離開北大後十年多我沒有見過他，對他在江蘇的情況更是沒有任何發言權，不過我曾遇到過和他有關聯的事情。前幾年北大房管部的人和我說，他們在清理住房時發現一套中關園一居室的房子是我簽名辦的入住手續，他們也估計這套房子不是我的，進一步了解到是任彥申的。據他們說找到任彥申時他表示“忘了”，後來任彥申把房子交回給了學校，但又聽說他對北大的做法不太滿意。任彥申來北大時還住在清華大學東南小區，我曾經去過他家，是一套三居室的老式住房，為了方便他休息，就在紅四樓給了他一間集體宿舍。當時北大的住房條件非常緊張，隔壁的一位青年教師雖然結了婚，還只能和別人合住一間宿舍，看到任彥申不常來，就向他提出可否將宿舍借給自己用。任彥申表示是學校給我的，不能隨便給別人，據說是搞得不愉快，任彥申也不太願意再去宿舍了。以後又給他換了中關園的一居室，確實是我去辦的手續，還找人幫他打掃了房間。我當時也是和別人合住一間10平米左右的集體宿舍，對這套有廚房、衛生間的一居室十分羨慕，心裡想着如果能給我一套就好了。不過等到北大資源賓館蓋好之後，任彥申大概也不需要中關園的房子了。

2011年秋天我才又一次見到任彥申。我聽說是他提出想和原來北大辦公室的人聚一聚，於是在北京市委組織部和新聞出版總署任職的前黨辦主任劉宇輝、副主任薛松岩安排了聚會，也通知我參加了。任彥申此前出了兩本書，一本是《從清華園到未名湖》，一本是《後知後覺》，前一本我看過，後一本還沒有看，我估計聚會時肯定要談這兩本書，正好同事那裡有《後知後覺》，就趕緊拿來翻了一遍。果然聚會時一落座，劉宇輝就問我看了任書記的書沒有，我只好表示兩本書都看了，而且覺得後一本比前一本更好，思想更解放了一些，膽子更大了一些。任彥申也馬上面露微笑。

其實我對任彥申這兩本書的看法也不全是違心之論。這兩本書的風格首先是比較平實、樸素，基本上都是自己的語言，沒有什麼官話套話，這一點在當今的領導幹部群體中是非常難得的。不過我最佩服的還是任彥申在書中能夠左右逢源，可以將不同的觀點融為一體，從而達到表明自己立場的能力。例如任彥申在《從清華園到未名湖》中對社會思潮和學潮的看法，他一方面認為“應當尊重思想自由的價值，承認多元共生的權利，容忍異己聲音的存在”，認為“學潮是青年學生關心國家大事、參與社會政治生活的一種群體行為，是他們表達自身政治訴求，維護自身權益、發泄對某些社會現象不滿的一種有力武器”，對思想自由和青年學生的政治熱情多有肯定；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中國“必須有一個統一的指導思想、共同的社會目標以及為絕大多數人所接受的公共價值觀”，認為1980年代的學潮“反映出的一個突出特點和政治傾向是‘全盤西化’的傾向，即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青年學生容易產生混亂和偏激”。任彥申這些從不同角度提出的看法，單獨看起來都很有道理，但也令人有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感覺，最終的結論還是回到了“政治正確”的立場上。

任彥申這兩本書更多的篇幅是在講領導藝術、用人之道這些官場上的內容，是“官場人說官場事，局中人講局中理”。比較而言，《後知後覺》確實寫得更深入一些，對目前官場上的許多問題、弊端都把握得比較准，談領導藝術、用人之道也很有些見地，不過總體上都沒有超過傳統政治經驗的範疇。另外我也無法得出任彥申言論和行為完全相符的結論，例如他多次講到領導幹部要胸懷寬廣、豁達大度，要能夠寬容、包容，要聽不同的意見。但是聯想到他對解萬英之死報道的態度，對韓毓海文章的惱怒，讓人感到他雖然道理講的不錯，但實際上自己也是做不到的。

任彥申的兩本書確實都有一定的價值，聽說賣的都不錯。書中涉及到不少熱點問題，尤其是涉及到官場上的很多現象，任彥申並不像一些官方喉舌那樣強調其天然合理性，用大道理壓人，用大帽子嚇人，而是比較充分地揭示了不少問題，確實有令人信服的地方。但他總的基調還是立足於維護現有體制，他對許多現象的分析是比較準確的，雖然也提到了一些制度因素，但並未就此深入下去，對許多問題、弊端產生的深層原因則語焉不詳，基本上沒有觸及政治制度這個根本性的問題。其實如果從政治制度的層面進行分析，任彥申所提出的這些問題都不難進行更合理的解釋，也不難提出更有效的解決辦法，但他顯然是有意不去觸及這個層面。2013年任彥申又出版了新書《如何是好》，我專門買了一本，為他的新書銷量做了一點貢獻。這本書我感覺和前兩本書有一些重複的地方，主要還是為官心得、領導藝術這些內容，總的看沒有什麼大的突破。當然也能看出任彥申對自己的政治經驗是比較自負的，他這些年還是讀了不少書的，書中對中國傳統典籍，以及西方理論著述的運用顯得更熟練了。

那天聚會的主題基本上就是兩個：一是高度評價任彥申的兩本書，另一個就是回顧任彥申對北大百年校慶的貢獻。任彥申看上去精神很好、情緒很高，不斷講述他對北大百年校慶的謀劃、舉措，在座者無不表示嘆服，我們還聽他說他也是2011年清華大學百年校慶的總顧問。任彥申當時已經從江蘇省委副書記位置上退下來了，還擔任江蘇省政協副主席，席間有人問他現在都忙些什麼？任彥申和我們這些老部下在一起顯得很放鬆，毫不避諱地說：“我現在就是吃喝玩樂”。我理解任彥申雖然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但他對於官場上“假大空”的那一套也是很反感的，畢竟退居二線了，沒有必要非去捧場。果然他表示說政協開會的時候不想去就不去了，不願意聽那些官話套話，經常的日程是出去吃飯、唱歌、旅遊，說起到廣西和陳章良吃了什麼野味，平時唱歌時會有歌星作陪，並提到曲比阿烏的名字。飯後任彥申還有其他安排，但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還是唱了幾首歌，果然字正腔圓、很有味道，比以前大有長進，我心裡感慨有歌星陪着唱到底不一樣。

任彥申在北大工作的時間不算很長，前後9年有餘，擔任黨委書記5年半左右。不過在我看來，任彥申是上世紀90年代以後對北大影響最大、帶來最多變化的領導人。我並不認為以前的北大是什麼象牙之塔，不食人間煙火似的，但是任彥申主政前的北大，特別是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同體制或多或少還保持着一定的距離，多少還保留了一些傳統。任彥申的看法則是“過去的北大總嫌過於自大、過於清高、過於圖慕虛名了一些，在世人面前常常擺出一副與眾不同的姿態、咄咄逼人的氣勢，為此吃了不少虧”。他並且有針對性地提出“今後的北大，必需擺正與社會的關係，不能總是以社會的指導者、旁觀者、評論者的面目出現……而應當努力消除北大與社會的鴻溝，貼近社會……在與群眾結合、為社會服務的過程中去展現自己的優勢，在科教興國中去實現自身的價值。”（以上引文均見於《從清華園到未名湖》一書）

這些話雖然是任彥申在書中總結的，但他在北大期間已經講過不少此類觀點，也確實是按照這種思路做的。我認為任彥申在北大的主要言行，都是力圖要將北大改造得更符合體制需要，更迎合世俗，更具備工具性和可操作性，而保持着一定傳統的北大在任彥申眼裡則是“自大、清高、圖虛名、會吃虧”的。但是任彥申在改造的過程中又加上了濃厚的個人色彩，他對上面的意圖並不是簡單地照本宣科、人云亦云，而是能以自己的理解，根據當時的形勢和北大的實際狀況，提出頗具說服力的言論和見解，從而使他的主張、做法在北大獲得了相當大的支持。任彥申在北大一直是強調要“改革”的，認為“北大必須走改革之路，以改革求生存、促發展”，不過他“改革”的整體思路則是要使北大向體制化、官僚化、商業化方向不斷靠攏。任彥申對北大的改造應該說是相當成功的，逐步將北大引導到符合體制需要、迎合世俗觀念的道路上，後來的北大領導人不過是在任彥申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終於使北大徹底實現了向體制化、官僚化、商業化的轉變。雖然北大的轉變和上世紀90年代之後的社會形勢密切相關，但是任彥申確實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最為顯著的作用。

任彥申在當今的官員群體中，可以說是不可多得的兼具口才、筆力、行政能力的一員幹才，儘管他只是副部級官員，其綜合能力卻大大超出許多比他地位高很多的官員。大概在北大百年校慶之後，時任黨委研究室主任的岳慶平及我們幾位同事和任彥申吃飯，當然主要的話題無非就是不斷捧任彥申。我那時候對任彥申還很佩服，就舉了尼克松評價李光耀能力非常強，但是僅治理新加坡這個小國家是才未盡其用的例子，認為任彥申擔任北大的黨委書記未免可惜了，應該到更大的舞台上發揮作用。我當時倒不完全是有意捧任彥申，而是確實認為他有能力擔任更重要的職務。其實在此前後，任彥申也多次向上面表達過希望換崗的想法，他的理由是幹部在一個地方待久了並不好，往往待疲了，失去了創造的衝動。他可能會認為自己對北大的穩定、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百年校慶更是將北大推到了一個高峰，恐怕也有些希望論功行賞，更上一層樓的想法。

其實從政治制度的角度看，以任彥申的綜合能力，如果在一種主要憑本事、唯才是用的制度下，是完全可以如魚得水，競爭到更高位置的。任彥申最高的職位不過是做到副部級，而能力遠在他之下的閔維方、朱善璐都達到了這一級別，而且先後成為中央候補委員，朱善璐還擔任過更有實權的南京市委書記一職。任彥申在他的新書《如何是好》中也感慨說“惟獨從政做官，不能太有理想，很難給自己訂一個具體的做官目標。因為做官最難把握個人命運，是一個前途最不確定的職業，你能不能做官，做多大的官，在哪兒做官，這一切都是個人難以預料的……做官除了靠本事，靠努力之外，還有一個運氣問題。”任彥申的這些感慨實際上已經觸及到了制度問題，他肯定也會在這種官員任用的體制下感受過不公，可以說他既是現有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同時某種程度上也是這種體制內的失意者。但是任彥申肯定不會公開質疑中國的政治體制，更不會致力於改變這種體制，而是會根據現有體制的框架，做出最符合他自身利益的選擇。

錢理群先生近來曾提出過一個觀點，他認為：“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不知道錢理群先生是否有具體的所指，我也不是簡單地認為任彥申就是這種人，但是他的一些做法卻未免是開風氣之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