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丽宁

叶丽宁是1987年从北大法律系本科毕业的，被选留到党委研究室工作，她是东北人，家是吉林市的。刚开始同事的时候我感觉她还是比较本分的，也没有表现出很会来事的一面。叶丽宁上班后不久党委办公室、研究室被分配了一个去通州支教的名额，为期一年，当时那里的条件很艰苦，我自己也不愿意去，不知道是不是叶丽宁主动要求的，最后是派她去了。支教结束后叶丽宁又怀了孕，有一段时间为了保胎没有上班，她大学毕业不久就结婚了，丈夫是清华大学的，印象里是她的中学同学。叶丽宁还和我们说过大学期间她光顾着恋爱了，没顾上好好学习。

叶丽宁结婚的时候条件非常简陋，她在校内27楼和别人合住一间10平方米的宿舍，结婚时曾在宿舍请我们几个同事吃过饭。由于房间太小，只能在两张单人床中间摆一张桌子，我们侧着身子才能坐进去。当时北大的教职工，特别是青年教职工的住房条件普遍很差，我刚上班时是6个人住一间宿舍，感觉和上学时没多大区别，只是房间稍大一些，两年后才调整为3人一间。记得我们的月工资大概还不到100元，有一次叶丽宁花500元买了一个收录机，跟我说她兴奋的一晚上都在听。不过叶丽宁多少还是显示了一些不同之处，她和研究室、办公室的领导们关系都比较好，能主动为他们做一些私人方面的事情，甚至她的父母也会参与进来。

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叶丽宁可能是快临产了，我印象中那段时间她基本上没有上班。政治风波之后我们经常进行政治学习和思想整顿，叶丽宁也参与了。当时正是我、金小鹏等青年人和一些老同志思想上分歧较大，正在受到批评教育，倍感压力，同时也是和赵亨利之间矛盾最尖锐的时期。虽然我们承认自己年轻，容易上当受骗，但对赵亨利借机整人的做法也很反感，经常有一些或明或暗的较量。叶丽宁毕竟是青年人，政治风波前后我觉得她思想倾向上和我们比较一致，应该会比较同情我们，但她的表现却让我大为吃惊。在一次会上，我、金小鹏、赵亨利等人都做了发言，而且有明显的对立情绪。叶丽宁也说了话，她没有针对我们，而是高度评价了赵亨利等办公室、研究室的领导，当她说到领导们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时，突然激动了起来，竟然泪流满面、哽咽失声了。我确实没有想到她会这样讲话，会场上的气氛一直很紧张，我和金小鹏等人正在饱受压力，她却说领导们对“我们”实在太好了，我们只能在吃惊之余哭笑不得。

叶丽宁确实没有指责我们，她只是适时地站到了赵亨利等人的阵营中，她的“效忠”姿态也得到了赵亨利的高度认可。虽然后来赵亨利并不满意叶丽宁离开研究室，另择高枝，但等叶丽宁成了北大的风云人物，赵亨利也颇为自得，并认为这个人才是他首先发现培养的。而且在叶丽宁离开资源集团但尚未受到通缉之前，我有一次见到赵亨利，他还很为叶丽宁担忧，说叶丽宁的事最后也没有个说法，她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我只好说叶丽宁挣的钱恐怕几辈子都花不完，还用得着我们操心。

1992年任彦申提出拆掉北大南墙搞商业开发，为此成立了北大资源公司，后来发展为资源集团。此前叶丽宁曾和我说过呆在研究室没意思，想出去干点事情。我当时对前途十分迷茫，加之身患疾病，还对她泼冷水说有什么好干的，混日子罢了。但是叶丽宁有自己的打算，南街工程提出后，她主动要求去搞房地产开发。资源公司一成立，叶丽宁就担任了副总经理，从此开始了她在北大的风光岁月。几年之后，叶丽宁又当上了资源集团的总裁，更是成为了北大炙手可热的人物。从资源公司到资源集团，叶丽宁才算是如鱼得水，赵亨利对她的欣赏无关紧要了，她已经有了更深厚的背景和更广阔的舞台。记得南街资源楼建成不久，叶丽宁请我们几个以前的同事去吃饭、唱歌。我们正唱歌的时候，看到已经担任党委书记的任彦申也来了，他是来找叶丽宁的，要亲自修改资源公司的一份报告。资源公司是任彦申一手建立起来的，他对公司的事情经常亲力亲为，不过他以北大头号人物之尊专门来公司修改文稿，还是让我多少感到一点意外。

叶丽宁能够在资源公司平步青云，最主要的依靠无疑就是任彦申了。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坊间有很多说法，甚至说他们有特殊关系，邹恒甫微博事件中还坚持这种说法。对此我没有任何根据，不能妄加揣测。叶丽宁本人倒是没有什么姿色，刚到资源公司时穿着打扮还比较土气，有一次我看她穿着一条适合年轻女孩子穿的裙子，就开玩笑说她打扮的像个少女。不过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后来我再见她时衣着高级了，脸部也明显修饰过了。虽然有关叶丽宁和任彦申的传闻有些捕风捉影，但是他们之间存在深层的利益关系，形成为一种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应该是不会有疑义的，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叶丽宁会为任彦申安排许多他不便于出面的事情，提供许多正常途径不便于享受的待遇；任彦申则会完全信任、支持叶丽宁，就是她出了问题，任彦申也一定会全力施救，确保其共同利益不受到损害和追究。当然叶丽宁背后的靠山并非只有任彦申，以她这方面的能力，肯定和校内外多位权势人物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任彦申调到江苏后不久，我就听说叶丽宁拜了许智宏为“干爹”，是真是假、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我不敢确定。但是如果说叶丽宁和许智宏之间不存在任何利益关系，我同样也是不会相信的。

叶丽宁成了大红人之后我就很少再见过她，只是偶尔会听到一些关于她的传闻。大概在1990年代后期，有一位同事曾问我知道叶丽宁一年挣多少钱吗？我当时每月的工资最多1000元左右，就很大胆地估计她可能有几十万的年薪吧。但是这位同事告诉我叶丽宁的年薪是180万，而且只是固定收入。我尽管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还是不免为此感到吃惊。不过叶丽宁红火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2005年之前她就因为卷入新疆某公司的事情被有关方面带走调查过，随即淡出了北大资源集团。在此前后我参加过一次学校的财务工作会议，听财务部门负责人说其实资源集团并没有给北大上缴多少钱，但是用北大的名义贷了不少款。后来我又听一位曾在北大工作的人说叶丽宁发奖金，有一次就给自己发了300万，这些钱实际上是贷款来的。对有关她的这些传闻我无法一一证实，但恐怕也是无风不起浪的。到了2010年，因涉嫌私分国有资产，叶丽宁和资源集团其他几个人被海淀检察院立案侦查，检方初步核实涉案金额为2000余万元。不过此前叶丽宁已跑到了国外，司法机关进行了网上通缉。

以我作为同事的眼光，我觉得叶丽宁是一位比较普通的女人，她既没有出众的相貌，也没有过人的才能。以前北大党委机关选人的标准是比较传统的，就是有些风情、时尚的女性都不在考虑之列。叶丽宁应该是比较传统的女人，除了和领导的关系密切一些之外，她在党委研究室期间并没有任何突出表现。如果她一直在党委机关工作，估计至少能做到处级干部的位置，在家里可能是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日子会过的平平安安，不会大富大贵，但起码是富足的。同她后来坐拥巨资、有多处房产、但是又不得不逃亡国外的生活相比，那个住在集体宿舍，买一台500元的收录机就很满足的叶丽宁或许幸福感还更强一些。当然叶丽宁是不满足于普通生活的，她有一种要一心向上、出人头地的欲望，这种欲望虽然使她红极一时，但终于又归于沉寂，而且是有国不能归，有家不能回。

不过话说回来，叶丽宁无论是成为风光无限的女总裁还是成为了通缉对象，其根本原因都在于北大的校办产业管理体制。北大的校办产业始于1980年代，在当时办学经费非常紧张的情况下，通过创办校办产业增加一些收入，补充办学经费的不足，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到了任彦申时期，北大的校办产业进入了鼎盛期，甚至将其作为办学方向上的重大突破，一时间似乎校办产业就可以为北大提供丰厚的资金来源。比资源集团影响大得多的方正集团，更是夸口说以后国家给北大多少投入方正就给多少。但是任彦申离开北大后不久，我听当时主管财务的常务副校长闵维方在办公楼礼堂介绍北大的财务状况，他通报说之前5年北大的资金收入总共是30多个亿，其中校办产业上缴了1个多亿。我当场估算了一下，占北大这5年总收入的3%多一些。我不免十分失望，北大的校办产业名气那么大，销售收入那么多，对学校的回报却极为有限，还占用了学校的不少资源，真可谓是“枉担了虚名”。以后我没有再听到这方面的具体数据，但是校办产业在北大的总收入中所占份额一直不高则是确定无疑的。

虽然校办产业给北大的回报十分有限，但却并不妨碍公司高级管理阶层获得高额的收入，叶丽宁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不过更大的问题还在于校办公司和北大的产权关系并不明晰，给北大上缴不上缴？上缴多少？并没有明确的规则，往往由公司和校方私底下讨价还价，这样就存在很大的运作空间。虽然公司给北大上缴的不多，但是他们却会和校方的权力人物建立密切的关系，公司有独立的财务，掌握着巨额的资金和大量的资源。在学校正常的体制下，某些权力人物在资金的使用，资源的获取，个人的享受方面毕竟会受到一些限制，而这些校办公司都可以充分提供，甚至还可以为某些权力人物的子女、亲属提供安排和帮助。

1990年代中期手机还比较罕见，党委办公室曾经有两部数字模拟手机，我一度使用过其中一部，但我不知道手机费是谁交的，后来才知道是方正公司出的钱。手机费不过是小意思，我知道任彦申、吴树青都做过方正公司的董事，公司也发给过他们董事费，当然任彦申、吴树青没有拿这笔钱，而是用于了某项奖励或基金。但是我不敢确定这么多年下来，校办公司和某些校领导之间没有形成其他的利益关系。我偶尔就听到某某领导被某某公司“搞定了”的说法，这种“搞定”的含义外人虽不清楚，但当事人都会心知肚明。在北大的某些权力人物和校办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多种利益共同体，叶丽宁和任彦申不过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对。校办产业尽管对北大贡献不多，但确实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也让一部分人享受起来了。

叶丽宁虽然倒台了，但是北大校方和校办产业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依然存在，学校和公司之间依然没有权利义务方面的明确规则。叶丽宁这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校办公司的经营者毕竟还是北大的人，他们可能多少还会考虑北大的利益。但是据我了解，目前北大校办公司管理阶层的组成人员更加复杂，利益诉求更加多样。对于北大的校办产业而言，产生叶丽宁的土壤依然存在而且更加肥沃，叶丽宁应该不会是最后一个被通缉的北大校办产业负责人。

赵存生 赵亨利

1985年我刚到党委办公室时，赵存生和赵亨利都是党委研究室的副主任。研究室的工作主要是负责起草校党委的各种报告、文件，主任由俄语系教授陆嘉玉兼任，他一方面要搞业务，另外还在做落实政策方面的工作，不常来研究室。日常工作是由赵存生、赵亨利两人负责的，王学珍经常称他们为“研究室二赵”。“二赵”是当时党委主要的笔杆子，他们年龄相近，工作性质类似，为方便起见，我将两人的事情放在一起写。

赵存生是沈阳人，说话有明显的东北口音，赵亨利也在东北工作过。因为都在办公楼201上班，我和“二赵”平时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在我的印象中，赵存生思想上显得保守、正统一些，为人也比较老实、厚道，性格似乎还有些懦弱，讨论问题时如果别人反驳了他的看法，他一般就不再说话了，不过也不会对人有什么芥蒂；赵亨利头两年给我的印象则是思想上比较开明，言论比较大胆开放，经常在讨论问题时发表批评性意见。

大约在1987年，赵存生、赵亨利都得到了提拔，赵存生升任为党委研究室主任，赵亨利则当了党委办公室主任并兼任研究室副主任。渐渐地两个人的差别开始体现出来了：赵存生还是整天起草各种报告、文件，待人处事方面也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变化；赵亨利虽然当了党办主任，但办公室的事务主要是由老资格的副主任李宝珍管，他基本上还是做研究室文字方面的工作，但毕竟身份不同了，感觉上不像之前那么随和了，有些如鲁迅说的“一阔脸就变”，时不时会摆出点领导的架子来。

印象中我和赵亨利之间倒没有什么直接的矛盾，无非是偶尔板起面孔说我几句，不过研究室的金小鹏则开始和赵亨利发生了冲突。金小鹏比我早一年到校党委工作，他虽然只高我一级，但年龄比我大五六岁，他当过兵、参加过工作，有一定社会阅历，又喜欢读书，讨论各种问题时往往很有见地。赵亨利和金小鹏的关系以前是比较融洽的，赵亨利对金小鹏很欣赏，认为他很有思想，还让我要好好向他学习；金小鹏对赵亨利也心存感激，金小鹏的妻子在外地，他寒暑假探亲时往往晚一些回来，赵存生、赵亨利也都比较宽容。赵亨利刚当上党办主任时，金小鹏还和我说过你们有了一个好主任的话，不过随着赵亨利地位的上升，二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

我认为直接的原因是金小鹏那时候毕竟年轻气盛，思想又比较激进，赵亨利则身份有了变化，讨论问题时不像以前那样放的开了。金小鹏见解比较高，能言善辩，赵亨利争论不过他，感到伤了面子。研究室的工作本来不需要严格坐班，赵亨利有时候就在家里写材料，不过金小鹏确实也有些散漫，经常上班时来的比较晚。同以前可以让金小鹏探亲晚归不同，赵亨利在一次会上十分严肃地强调要遵守劳动纪律，当然主要是针对金小鹏的，于是金小鹏也只好一大早就来了。假期里办公室和研究室的人是一起排值班的，大概就在他们出现矛盾那一年的暑假，本来已经排定好了值班人员，金小鹏却因为祖父病重赶回江苏老家，没有参加值班，后来赵亨利甚至对金小鹏说他祖父的事是编造的。到了下一个假期排班时，我听到赵亨利有些故意地说：排班时要找靠得住的，别到时候谁的爷爷又死了。赵存生则要厚道些，没有说什么话。

1988年北大迎来了90周年校庆，确定5月4日当天在大讲堂举行庆祝大会，虽然总体规模不能和后来的百年校庆相比，但也是相当隆重了。事先我们得知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要在校庆大会上发表一个讲话，讲话稿由北大提供。于是赵亨利让办公室、研究室的几个年轻人分别起草一篇李铁映的讲话稿。我也认真地进行了思考，以我当时的认识水平，提出北大应该在国家发展中起到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赵亨利看了以后态度挺好，笑着说领导上这样讲可能不太合适，然后把他起草的稿子也让我看了。我看他写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套话，诸如“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之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我有些不以为然，但是也不好说什么。

5月4日当天庆祝大会的规格不低，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启立领衔出席，其他到会的还有北京市长陈希同，以及费孝通、雷洁琼、王汉斌、周培源等多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其他领导、各界名流更是济济一堂。庆祝大会气氛很热烈，但是李铁映讲话时却出了问题。李铁映用的就是赵亨利起草的稿子，当年的北大学生是不大给领导、名人们面子的，他们没耐心听那些正确的废话。于是李铁映讲话时全场嘘声不断，搞得他很是下不来台，后来一直都对北大耿耿于怀。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也不能说是赵亨利的责任，即使李铁映的讲话是别人起草的或是他亲自写的，估计基本上也还是那些内容。

赵亨利号称是北大的笔杆子，校党委许多重要文稿都出自他的手笔，他本人也颇有些自负，认为自己虽然是学理科出身的，但人文方面也很强。任彦申曾说过他刚来时领导们讨论文稿，感觉赵亨利对他说话很不客气，后来发现任彦申很会写文章，态度才变得好起来。不过赵亨利的文章在我看来和他本人有些类似，干巴巴的，可以说是既无思想又无文采。到了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虽然赵亨利早已去了出版社，陈佳洱校庆大会上的讲话还是找他起草的。这篇讲话除了罗列了一些官方口径的北大历史之外，就是表达了几个决心，没有提出任何有思想、有深度的见解。我听了之后感到内容实在干瘪，同百年校庆这样重大的场合实在太不相称。任彦申大概心思不在这里，也不好干预陈佳洱的讲话内容，事后他也说一听就知道是赵亨利的口气，对这篇讲话很不满意。过了若干年，我在一个偶然的场合里听见赵亨利的夫人对人说，（陈校长讲话）谁写的都不行，后来陈校长找了我们家老赵才写好的。

不过赵存生、尤其是赵亨利给我的主要印象还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形成的。赵存生一向是谨小慎微的，比较听话，对上面的决策历来是拥护的，他或许也有一些个人的想法，但不会明显地表露出来，政治风波期间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言行；赵亨利则不同，最初我以为他的思想比较开明，但是随着地位的变化，以及和金小鹏之间逐渐产生的矛盾，开始有意识地表现出对官方立场的维护。政治风波开始之后，由于相当一段时期内形势十分复杂，上面的态度也不明确，办公室的人，甚至包括几位党委领导在内，都会或多或少表达一些看法和忧虑。但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赵亨利始终一言不发，不过到了《人民日报》4·26社论发表之后，赵亨利却马上表示坚决拥护，而且口气很坚决、态度很强硬。但是在之后一段形势不明朗的时候，赵亨利又开始一言不发，持续到宣布戒严，随后又是闭口不言。总之政治风波期间赵亨利要么不发一言，要么就是强硬发言，发言或不发言都取决于形势是否明朗化。

不过赵亨利最令我刻苦铭心的言论还是在政治风波之后。对于最后的流血结局，我想这也是包括决策者在内任何一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赵亨利则不然，他曾以非常轻巧的口气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才打死三百多人，这不多嘛。我当时在场，听了他的话确实直觉得后背发冷。鲁迅针对三一八事件曾说过有一些评论是可以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的，我以前不明白，但是赵亨利的话确实让我有惊心动魄的感觉，由此我才开始对鲁迅有了一点略微深入的理解。

政治风波之后党委办公室、研究室的情况也比较微妙。我们几位年轻人政治风波期间虽然没有什么具体的行为，但或多或少都表现出一些思想上的倾向，党委领导和单位的老同事一般都比较理解。但是和之前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此时的赵亨利则非常强硬，调子很高，大有将异己彻查到底的势头。首当其冲的是金小鹏，其实金小鹏政治风波之前就不被信任了，那段时间基本上没有上班，自然也没有多少被抓住不放的言行。但由于之前积累的矛盾和金小鹏的一贯立场，他被认为不适合在党委机关工作，要求他离职。这个决定主要应该是赵亨利提出的，当然赵存生也不会反对。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赵亨利对金小鹏进行了尖锐指责，赵存生的态度则要温和一些。我当时也受到不少压力，不好多说话。倒是在二赵眼里一向比较本分的研究室的另一位年轻同事刘乐坚，虽然平时不多说话，这时候却为金小鹏讲了不少公道话，令人大为佩服，当然刘乐坚随即就得到了被二赵谈话的待遇。迫于当时的形势，金小鹏也做了自我检讨，勉强通过了党员重新登记，不过他最后还是离开了党委研究室。那段时间我看到赵亨利咄咄逼人的态度，为求自保，就在一次支部会上夸赞一些老同志一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像有的人一看形势不明朗就一言不发。那次会上赵亨利不在场，但我是有意针对他说的。

虽然赵亨利政治风波之后表现得很积极，态度很强硬，但他就像风波期间一些调门很高的人一样，并没有捞到什么实际的好处。风波之前就风闻他要被安排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去，风波之后反而原地不动了。大概在1990年代初期，王学珍、赵亨利联名发表了一篇《继承和发扬北京大学的光荣革命传统》的文章，我印象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以官方需要的口径重新解释了北大的传统。文章主要应该是赵亨利起草的，大概是“亨利”这两个字太西化，和文章的主旨不符，发表时用的是“赵恒力”的名字。中央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官方媒体都宣传了文章的观点，赵亨利那段时间自然也颇为得意。

1990年底我患了慢性疾病，其后的几年身体状况一直较差，但基本上还能坚持工作，只是1993年下半年后病情有所发展，曾回西安家中休养了半年。1994年春节后我感觉身体有所好转，从西安回来准备上班。当时我只有30岁出头，虽然病情不稳定，迁延难治，但还不到完全不能工作的程度，我也不想这么年轻就长期休病假。赵亨利和我谈了话，其间一直板着脸，态度冷若冰霜，让我要么继续治病，要么像正常人一样上班，说话时根本不抬眼看人。我当时可能是因为久病不愈，心理比较脆弱，谈话过程中感到眼泪快要夺眶而出了，强忍着不能在他这种人面前流泪。后来算是开恩让我上班了。

大概到了1995年左右，赵亨利被安排到北大出版社担任总编辑，我终于结束了和他长达十年的同事关系。前些年我有一次和出版社前总编苏志中闲聊，苏志中说赵亨利接替他时，他告诉赵亨利多抓抓出版社的事，不要多往国外跑，结果他一年之内就出了四次国。我知道赵亨利是爱显摆的人，好容易有了这个位置和机会，他怎么可能放过呢？赵亨利虽然当上了总编，但毕竟年纪不小了，在出版社干了没几年就年龄到线卸任了。我和赵亨利共事期间实在是领教够了他的为人，不过以前我们每年元旦时要在办公室搞一次新年聚餐，有条件的同事每人会做一个拿手菜带到办公室。赵亨利的东北大拉皮做的确实不错，荤素搭配、爽口不腻，每次都被大家吃的精光。以后我虽然在东北或其他地方多次吃过大拉皮，但还没有吃到比赵亨利做的更好的。

赵存生在1990年代初期兼任了新成立的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当初调他兼任这个职务时，听说他为此琢磨了很久，他是个比较内向的人，有些患得患失。到了1994年北大召开第九次党代会时，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赵存生担任了校党委副书记，主管宣传工作。赵存生个性比较软弱，属于那种给他权力也不知道怎么用的领导，在下属面前也没有多少威严。虽然他当上了副书记，但平时出头露面的时候并不很多，经常是在办公室里看书、看文件，有一两次还借过我的书在办公室看。往往是其他领导都忙不过来时，有些活动才请他出面圆场。不过赵存生为人确实比较和善，在副书记的任上也中规中矩，没有多少特别值得一提的事情。

赵存生对我虽然没有特别的关照，但也还说得过去。大概在1990年代中后期，听说赵存生也提出过对我的职务安排问题，不过他毕竟比较软，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一旦其他人说一句否定的话，他也就没有其他话了。1999年底我离开了办公楼去了统战部，赵存生当时也分管统战工作，经常会参加统战方面的活动。2001年我开始在北大校报上写专栏评论，校报的清样要经过赵存生审批，第一篇文章见报时他还亲自给我修改了题目，此后我写的内容他都能顺利放行。只是2003年春天闵维方、张维迎搞所谓人事聘任制度改革，我写了一篇《“改革”杂谈》的评论，虽然没有直接针对北大的事情，但对一些打着“改革”旗号，实则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举措多有批评和讽刺。赵存生审查后没有批准，以他一贯谨慎小心的性格，不同意发表这篇文章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2003年北大第十次党代会后赵存生离开了党委副书记的岗位，此后他主要的工作是在马克思主义学院，还担任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的主任，我也很少能见到他。赵存生卸任后那几年写了不少长篇文章，不过他的文章我看的不多，总的感觉是比较规范，四平八稳，以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为主。赵存生确实是非常勤奋的，在他查出绝症前不久还发表了一篇就汶川地震而写的关于民族精神的一万多字的长文。他应该也是比较清廉的，除了他以政工干部出身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当上了博导，难免有领导职务的作用之外，其他方面应该没有为自己谋取多少利益，他也不擅长搞权力运作那一套。大概就在他去世的一两年前，我有一天晚上还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他和老伴一起乘车回家。到了2008年快放暑假时，我忽然听说赵存生患了癌症，此时我已定好了去海南探亲的行程，没有顾上前去探望。不想假期在海南时就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只好委托其他人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代我签了一个名，多少表达一点悼念之意。

我和赵存生、赵亨利都有过多年共事的经历，也一起经历过一些重大的事件。总体而言，他们两人虽然是搞政策研究的，都写过不少文章，但基本上没有多少自己的思想、观点。相形之下，赵存生更显得保守、正统一些，不过前后比较一致，而且他性格比较温和，为人处事不失宽厚之处，也没有刻意的整人害人之心。赵亨利则不同，他虽然曾表现出比较开明、开放的一面，只是由于职务的上升和个人的恩怨，特别是在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刻意地在观点、立场上迅速做出转变。不过他的变化过于明显、生硬，还要挟嫌报复、借机整人，只能令人反感。好在中国人经历过太多的政治运动，对此类行为早就见怪不怪了，况且社会毕竟是发展进步了，赵亨利的那一套做法已经没有多大市场了。

陈佳洱

我到办公楼上班的时候，陈佳洱已经是北大的副校长了，虽然时常在办公楼遇到他，但我好像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说起来有些好笑，我第一次对陈佳洱有比较清晰的印象是在浴室里，那时候大部分北大老师家里都没有洗浴设备，需要洗澡了就到位于燕南园西南角的公共浴室去洗。虽然分设了学生和教师的洗浴间，但全校几万人只有这么一处浴室，排队洗澡的人太多，师生们往往也就不分彼此了。浴室里面则多半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洗澡的人大大多于喷头，一般只能先冲一会，然后在一旁搓泥、打香皂，再去等喷头，经常有人长时间占着喷头。有一次我洗澡时就碰见了陈佳洱，我几次看见他稍事冲洗，就主动离开喷头示意旁边的人先用，大家在一片水蒸汽中裸裎相见，估计也没有人注意这位身材瘦小的副校长。在办公楼有时也听人议论起陈佳洱，大都是说陈佳洱是个好人，比较随和，但是原则性差一些，例如说某件事情他本来是不同意的，但报告传到他这里，他看到其他领导签字同意了，他也马上就签了。

虽然陈佳洱一直担任着副校长，但他后来又兼任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副主任，主要工作在基金委，在办公楼看见他的时候就比较少了。到了1996年，因吴树青校长提出他应该卸任了，上面明确新校长从北大内部产生，于是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北京市委等部门组成了一个联合考察组，到北大对新校长的人选进行调查摸底。因为考察组要在北大住一段时间，我被校方派作考察组联络人员，陪他们住在勺园，负责安排他们的食宿及部分联络工作。这次考察活动参与范围很广，进行个别谈话的有100多人，另外还在400人左右的范围内进行了投票推举，当然参加谈话、投票的主要都是学校的各级干部。对于谁将成为北大的新校长，并没有一位众望所归的人选，我和党办、校办、组织部其他一些为考察组服务的同事，也都判断不出谁的呼声最高。不记得是哪个人提议的，我们每人在一张纸条上写上自己预测的校长人选，一起放到一个信封里密封起来，约定等新校长宣布后，再打开看有谁猜对了，由猜错的人请猜对的人吃饭。后来我们约在勺园打开了信封，结果居然没有一个人写的是陈佳洱，于是只好按AA制的方式聚了一次餐。

这次校长人选考察是我知道的迄今为止时间最长、程序最多、参与范围最广的，我们这些联络人员虽然无法知道考察结果，但多少能判断出几个呼声较高的人选，结果却无一中的。考察组所有的谈话、调查结果都是秘而不宣的。根据我的观察，虽然新校长人选会比较分散，但陈佳洱那几年的工作主要在基金委，在北大的时候不多，他不大会是得票最多的，据我所知他也不是任彦申属意的校长人选。可能的情况是上面已经确定了校长人选，所谓的谈话、投票只是在走程序，尽管为了这些程序需要付出不小的人力、物力、财力。另外那段时间我一直跟着考察组，为他们联络服务，自认为没有什么明显不当，后来却有人跟我说考察组的人对我很不满意。我开始不太理解，不过又深入地想了想才释然了：这些考察组的人所到之处如同钦差大臣，服务人员无不跑前跑后、点头哈腰地伺候着。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客客气气地招呼，做的肯定没有别的地方那样到位，当然让考察组的人很不满意。

宣布校长任免的干部大会上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几位上级领导及吴树青、陈佳洱等人在主席台就坐后，主持会议的党委书记任彦申宣布会议议程，说明由前任校长吴树青讲话后，再由新任校长陈佳洱讲话。虽然大家都知道了陈佳洱是新任校长，但任命决定还需要由在场的上级领导正式宣布，任彦申提前就把新校长的名字说出来了，引起台下一片嘈杂。陈佳洱的讲话我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记得他说要时刻牢记“北京大学校长”这六个大字的分量和责任，用“六个大字”的提法形容北京大学校长，似乎只有陈佳洱做过如此表述。

陈佳洱上任后我曾为《今日名流》（后来被停刊）杂志写过一篇他的专访。《今日名流》对北大的新校长也很关注，早在新校长上任前就和我约了稿。陈佳洱同意了采访，但又说他时间有限，让我趁他有空时再谈，后来他分两次对我谈了他的主要经历、想法。稿子后来发了，主要是介绍了北大新校长的产生过程，陈佳洱的个人经历，以及他任北大校长后所面临的形势。此类文章基本上都是正面宣传的，所写的大都类似于一些先进事迹介绍，没有多少实际价值。

我除了写专访找过陈佳洱之外，直接见到他的机会也很少，不过曾为他写过一些讲话稿，例如开学、毕业典礼上的校长讲话之类，这类讲话不需要校长具体指导，我只需起草好交给校办就行。但有一次我要为陈佳洱起草一篇关于科研问题的讲话稿，这类讲话不宜只说些一般性的套话，我只好去他的办公室听听他的想法。陈佳洱似乎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思路，我记得他说了“基础研究很重要”的话，此外没说其他问题。基础研究确实很重要，不过我觉得陈佳洱作为北大校长，作为一位核物理学家，他对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应该有一些独到的认识，我需要知道他的想法才好去起草这篇讲话稿。作为一位没有从事过科学研究的行政工作人员，我对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不会有什么体会。陈佳洱也许是觉得“基础研究很重要”是一个基本命题，不需要具体解释，或者是他虽然认识到了，但不能从理论上很好地阐述。总之我一无所获，只好根据报刊上一些一般性的提法起草了讲话稿，我自己完全不记得写了些什么，也不知道陈佳洱后来用了没有。

陈佳洱虽然在理论上和行政能力上都没有突出之处，但他身为北大校长却没有什么架子，平时总是骑着一辆自行车上下班。1998年我住进了畅春园由筒子楼改建的一套一居室住房，陈佳洱就住在旁边的楼里，也不过是一套70平米的老式三居室。北大西门对面的蔚秀园是我们上下班的必经之处，蔚秀园门口有自行车修理摊，有时我会看到陈佳洱拿着打气筒撅着屁股给自行车打气，他本来就身材瘦小，年纪又大了，打起气来比较吃力。有时候也在办公楼门口看见他打气，不过好在会有人过来帮忙。比起现在办公楼前北大的领导们出行时前呼后拥，一律从奥迪车上进出的场景，陈佳洱撅着屁股打气的形象实在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

在北大很多人的印象中，陈佳洱确实是个老好人，他任校长期间的党委书记是任彦申。陈佳洱在政治上、行政能力上完全不是任彦申的对手，于是北大的大政方针明显都是由任彦申主导的。陈佳洱任职期间赶上了北大的百年校庆，但有关百年校庆的一系列策划、活动主要都是由任彦申决定的，我曾听同事说在安排校庆活动最繁忙的时候，还看到陈佳洱有空看专业方面的资料。当然对于北大百年校庆的规格陈佳洱也是乐见其成的，于是我们就在庆祝大会上看到了紧跟在最高领导人身边，只是笑的合不拢嘴的陈佳洱。在如此重大、百年一遇的场合里，陈佳洱作为校长的讲话也毫无出彩之处，只是流水账似的罗列了一些北大的历史和所谓的成就。

我对陈佳洱在科学研究上的成就和影响没有任何发言权，他应该是一位不错的学者，不过作为北大校长的陈佳洱显然有些力不从心，他在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思路或做法都乏善可陈。我曾听人说过以前陈佳洱在系里当教研室主任时，教研室里有了矛盾、问题，陈佳洱还要回家问妻子该怎么处理。如果这个说法属实，实在难以设想他是怎么应对如此庞大、复杂的北大的。有一次我偶然参加了学校的办公会议，会上正在讨论北大和北医的合并，讨论到合并后领导班子的安排问题时，我看见陈佳洱满面笑容地说：（合并之后）校长也可以让他们当嘛。虽然他说话的语气并不正式，不过也能感觉到他这个校长当的并不如意，让给别人未尝不是一种解脱的心态。1999年北大搞所谓机构改革，取消了秘书长、教务长、总务长，据说时任秘书长找陈佳洱抱怨，陈佳洱竟然不知道秘书长的职位已经取消了，他这个校长的权威由此可见一斑。陈佳洱做北大校长可能是上面安排的，未必完全是他本人的愿望，他不失为一个好人，但把他放到北大校长的位置上，以他的性格和能力，显然不足以胜任。陈佳洱仅任职三年多，还没有任期届满，就调任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他似乎也是比较愉快地离开了北大校长的岗位。

作为构成北大主体的师生员工，我们从来都没有选择校长或其他任何一位校级领导人的权力，虽然上面有时候也搞一点民意调查，但往往只是走一种形式，我们只能被动地迎接一位又一位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以前官场上风气还比较正，权力部门做事相对比较规范，还能选拔出丁石孙这样形象、能力都很优秀的校长。陈佳洱虽然不见得有多少民意基础，他在校长的位置上也不能令人满意，但起码还是一位比较正派、朴实的校长，还有一些值得称道的地方。如果不能在学校领导人的选拔任用机制方面有大的改变，那么北大人或许就会不断有一种“一蟹不如一蟹”的感觉，从而使北大校长这个本应该受到高度尊重的身份越来越令人失望。

何芳川

大约在1990年代初期，我在党委办公室不时会见到一位个子比较高、头发比较白而稀疏的人，后来我知道他是历史系主任何芳川。何芳川找郝斌的时候比较多，郝斌是历史系出身的。后来我和何芳川也熟悉了，他进来后看到我，有时会来一个九十度的鞠躬并大声说：谢老师好！何芳川当时应该有五十几岁了，又是教授、系主任，我只是个30岁左右的小秘书，受他如此大礼，实在是有些不知所措。不过我没有多想，以为这只是他的一种风格。后来何芳川当了副校长，在办公楼见到他的机会更多了，他对人还是很热情，但似乎不再行鞠躬礼了。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前，在湖北主编《今日名流》杂志的同学曾楚风找到我，他们准备出一期北大百年校庆的纪念专刊，要组织一批文章。他们听说何芳川的父亲何兹全老先生，何芳川本人以及他的女儿祖孙三代都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觉得很有新闻价值，想请何芳川就此写一篇文章。我到何芳川的办公室向他说了这个意思，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热情，当即表示同意，并强调说自己是很会写文章的，但也说了他时间很紧张、非常忙的话。此前我知道何芳川曾是梁效班子的成员，对梁效的评价是另一回事，其班子成员都是写文章的高手应该是没有异议的。过了一段时间，何芳川把写好的文章交给了我。何家祖孙三代都毕业于北大的经历，无论从历史、家庭的变迁还是从个人的感悟上，应该都是可以深入挖掘的。但何芳川交给我的文章只有一千余字，题目我记不清了，我看了一下，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主要是介绍了何兹全老先生的经历，对他本人的事情说的很少，对女儿则只在最后提了一句，基本上就是一篇何兹全老先生的生平介绍。我不免感到有些失望，只好将文章交给曾楚风了事。

何芳川任副校长时主管文科，我听有的同事说他喜欢在各种会议上夸夸其谈，我没有资格参加这些会议，自然无从置评。不过有一段时间我听说北大要搞一项“盛唐工程”，大概是研究唐代历史、文化的一个项目，我估计这个项目可能是何芳川的主张。其间我偶然参加过一次有关“盛唐工程”的会议，何芳川在会上大讲“盛唐工程”的意义，还说“美国朝野”都非常重视。我不禁有些纳闷，美国“在朝”的人知道中国唐朝的或许还有，“在野”的除了少数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之外，恐怕是没多少人知道中国还有一个唐朝的，不明白何来“美国朝野”重视之说。但是何芳川讲话时情绪很激动、态度很严肃，似乎是不容置疑的。何芳川此前曾提出北大文科要“开大船”的思路，就是文科要集中力量，争取一些大的研究项目，出一些重量级成果，“盛唐工程”大约正是这一指导思想的产物。但我还是不明白“开大船”和文科研究水平的提高有什么必然关系。

又过了几年，何芳川不再担任副校长了，但还担任多种职务，是北大校园里非常活跃、忙碌的一个人，一直到2006年去世。何芳川去世后吴志攀写文章怀念，对他没有当上文科资深教授深表惋惜（文科资深教授为北大设立的人文社会学科的最高学术职位，待遇上相当于理科的中科院院士）。我对何芳川的学术研究没有任何了解，但我知道北大的文史哲诸系毕竟都有深厚的学术传统，学术水平高的大有人在。历史系的文科资深教授只有一两位，何芳川即使不担任行政职务，专心于学术研究，也未必就能排的上。不过在北大早就成型的“官本位”体制下，利用职权谋取学术地位实在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好在我还没有听到过何芳川争当文科资深教授的传闻。

在北大许多人的眼里，何芳川都是一个非常热情、风趣的人，他可以和车队的司机们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司机们叫他“何大哥”，历史系学生则亲热地叫他“何爷爷”。但我总感觉他和官场上的人似乎更亲近些，例如他可以称党委副书记岳素兰为“素兰书记”，称时任校长助理的吴志攀为“小老弟”，诸如此类。在学校的会议上要发言时他会向许智宏说“芳川有本上奏”，说到激动处则“声音哽咽、眼里留出泪水”（见吴志攀纪念文章）。百年校庆之前，我听任彦申讲他很赞许何芳川的说法：北大出现了非常祥瑞的气氛，非常向上的势头。这些话当然是任彦申喜欢听的。同何芳川平时给人热情、温和的印象不同，我听他讲话时往往感觉他很严肃，有时甚至声色俱厉；虽然他见到我这类人时还是很热情，但好像也不难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一种漠然。

有一次我在勺园餐厅遇到何芳川，我看见他一边吃红薯一边劝我们要多吃粗粮，说他父母就是这样的。我知道何老先生夫妇当时都九十多岁了，我以为何芳川有家庭的长寿基因，又这么注意养生，应该也是会长寿的。不想此后没过多久，却突然听说他患了白血病，从发病到去世前后只有一月多，以67岁的年纪死在了父母前面。何芳川也许是太忙了、太累了，他不担任副校长之后，仍然有一些显赫的职务，经常要在各种场合出头露面，有人曾议论说何芳川虽然退下来了，但把自己的退路都安排的好好的。另外以我的私心揣测，何芳川虽然对所有人都很热情，但有时候也许是刻意做出来的，是他的一种处世策略，尽管能博得人们的好感，但也难免有些过、有些累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的健康。另外我还有一种经验：往往越是职务高、权力大的人，面对绝症时心理承受力越差，更容易出现崩溃，可能是他们要失去的东西太多。我没有见过最后时刻的何芳川，无从了解他当时的心态，我所写的仅仅是和他有限接触中的一点印象，不能代表他的整体形象。如果我的看法中有冒犯和唐突的地方，还请何先生的在天之灵能够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