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作”北大之我見

今年暑期以來，有關北大的一些負面新聞頻頻見諸於平面媒體和網絡，影響到北大的聲譽和形象，引起了社會上的廣泛關注和學校方面的高度重視。客觀地講，有些對北大的指責是沒有什麼依據的，有些則是誤解或誇大，也有些確是校內個別單位或個人有做得不妥當的地方。但是確實都對北大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

對於媒體的“炒作”，首先不妨看到北大畢竟是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大學，正因為有影響，所以才會成為某些媒體刻意炒作的敏感之地。類似的情況如果發生在一所不知名的大學身上，恐怕就不會有多少人感興趣。正如筆者這樣的普通人走在大街上，肯定不會有人多看一眼，但如果換成是姚明、劉翔，則恐怕交通都要為之堵塞。所以有些媒體熱衷於“炒作”北大其實是一種很正常的行為，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吸引更多的眼球。北大畢竟太有名了，一舉一動都會引起各方面的關注，而且這類“炒作”今後可能還會不斷發生，我們對此大可以用平常心來看待。

其次，也可以將某些媒體對北大的“炒作”放到整個中國教育的大背景下來看。我們不能不承認，儘管中國的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近年來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教育的整體現狀仍難言樂觀。上學難、學費高的問題普遍存在，大量貧困家庭的孩子求學困難，在教育這樣一個最應該體現社會公平的領域人們的不滿反而更多；雖然國家逐漸增加了對教育的投入，但某些學校熱衷於講排場、比奢華，學校內部行政機構龐大，運行成本很高，教育經費並沒有完全用於教育事業本身；更有一些教師弄虛作假，占用大量的科研經費，用於個人或小團體謀利；還有不少學校竭力迎合官員、富商的需要，雖然也有為學校爭取教育資源和經費的目的，但具體做法上往往被看作是嫌貧愛富，很容易引起廣大群眾的憤慨。

今年夏天出現的關於西瓜注射紅藥水的謠言流傳甚廣，這一事件也可以用來說明一些關於“炒作”的問題。西瓜注射紅藥水經過試驗實際上根本不可行，但包括筆者在內的很多人都輕易相信了這一謠言，於是農民辛辛苦苦種出來的西瓜大量賣不出去，僅海南瓜農為此就損失了三千萬元。這個謠言雖然十分荒謬，但如果沒有此前那麼多的注水豬、注水牛，假種子、假化肥，乃至於各種危害人民群眾生命健康的假冒偽劣產品的泛濫，人們也不會輕易相信這一謠言。正是此前大量存在的此類不法行為，才為謠言的廣泛傳播提供了基礎。

回過頭來再看媒體對北大的負面“炒作”，如果沒有目前教育界普遍存在的一些引起人民群眾強烈不滿的嚴重問題，人們也不會輕信那些沒有多少事實根據的對北大的指責、誤解。某種程度上北大是在代中國教育受過，因為北大被視為是中國的最高學府，甚至可以說是觀察整個中國教育的一個最直接的窗口，人們也很容易把那些在教育界存在的一些問題聯想到北大身上，自然地相信北大也會出現此類問題。就以北大要建高爾夫球場的誤解為例，正是由於眾多高校普遍對官員富商趨之若鶩，一般人就容易相信為滿足他們的需要北大可能真的要建高爾夫球場，而不去仔細考慮這類項目在北大校園根本不具備可行性。教育界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風，人民群眾對教育現狀的不滿情緒正是媒體“炒作”北大負面新聞的輿論基礎。

媒體對北大的繼續“炒作”肯定是難以避免的，我們應該如何應對？筆者以為最重要的一點還是應該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變負面新聞的“炒作”為正面成績的宣傳。中國教育界存在的一些問題積重難返，解決起來非一朝一夕之功，但是北大畢竟是被國人寄予厚望的最高學府，關於北大的一些負面新聞之所以被“炒作”起來，恐怕也是人們不願意看到在其他學校發生的事情同樣也會在北大發生，對北大有一種更高的要求和期望。我們即使不能做到“兼濟天下”，至少也應該“獨善其身”。應該承認，一些在教育界存在的問題在北大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北大畢竟不可能脫離社會的大環境而不受任何影響，但是我們可以儘量少做那些可能產生負面影響的事情。多一些奉獻，多一些創新，多一些為人民群眾利益吶喊的聲音；少一些索取，少一些追名逐利，少一些對既得利益階層的追捧。我們應該有更多的像王選、孟二冬一樣的優秀教師湧現出來，培養出更多願意為國家、為人民鞠躬盡瘁、奮鬥不息的優秀人才，奉獻出更多可以促進社會進步、提高人民生活的優秀成果。如此，我們對媒體的“炒作”就不僅不會反感而且會十分歡迎，因為他們要“炒作”的都是北大的成績、北大的貢獻，北大將以自己的優異表現贏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滿意和尊重。

（《北京大學校報》2006年11月7日第三版）

從艾冬梅遭遇看運動員培養方式轉變

    4月初，原火車頭體協女子長跑運動員艾冬梅因與其教練王德顯的官司未了，加之身體傷病、生活無着，不得不擺地攤謀生，甚至要出賣獎牌換錢的新聞引起了很大反響。從艾冬梅的遭遇，人們很自然會聯想起前不久靠給人搓澡以維持生計的全國女子舉重冠軍鄒春蘭，甚至幾年前不幸去世的亞運會男子舉重冠軍才力。這些曾經取得過不錯的成績，但在退役後卻生活艱難的運動員的命運令人唏噓不已。在媒體和社會的廣泛關注下，艾冬梅的生活狀況近日已出現很大轉機，繼收到南京某公司10萬元創業費後，又以10萬元的合同成為徐州某衛生品公司的形象代言人，其丈夫和孩子也得到相應的安排。

雖然艾冬梅的生活問題已基本得到解決，但是她的遭遇並不只是個別現象，其身後還存在着一個不小的群體，並非所有退役運動員都能像鄒春蘭、艾冬梅那樣幸運地受到關注。從艾冬梅等人的遭遇，不能不引起我們對傳統的運動員培養方式的反思。

同樣是從事競技體育，與艾冬梅們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姚明、劉翔等明星運動員的如日中天。反差如此之大，拋開運動項目的熱門程度、個人的天賦差別等因素之外，恐怕在運動員培養方式上的不同理念也是重要的因素。

雖然姚明、劉翔的個人天賦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其成長軌跡得益於接受了比較系統的教育，具備了比較全面的能力。姚明不僅在球場上叱咤風雲，在球場下常常也是引經據典、妙語連珠；劉翔的運動成績舉世矚目，而他面對公眾和媒體大方、陽光的形象，更是受到無數人的追捧。姚明、劉翔更因為熱心公益事業而愈發受到國人的尊敬和喜愛。此外如筆者非常欣賞的女子游泳運動員羅雪娟，雖然她因身體原因遺憾地過早退役了，但她在比賽時必勝的勇氣和信心，在面對媒體時的大膽和直率，都給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體現出了極佳的心理素質和個人素養，相信她今後一定會在其他領域做出突出成績。

在去年北京大學著名體育教授林啟武先生百歲生日之際，林先生早年說過的，要讓每一個有文化修養的人都有健康的體魄，讓每一位體育工作者（包括運動員）都有較高的文化修養的言論仍被人反覆提及，認為是林老對體育運動宗旨的精闢概括。毛澤東更是早在1917年發表的《體育之研究》一文中就明確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此言是也……苟野蠻其體魄矣，則文明之精神隨之。”

以此要求來看待姚明、劉翔等一批優秀運動員，不難發現他們除了突出的運動成績之外，在個人的思想、品德、文化、修養等方面也成為人們效仿的偶像。與其他群體相比，他們似乎更能體現出當代中國人的國際形象，其影響力早已大大超出體育運動領域。最近“檯球神童”丁俊暉參加一些重要比賽成績不理想，甚至出現厭倦情緒。有評論者就指出，丁俊暉應該把注意力適當地放到檯球之外，應該多讀一些書，並指出劉翔也曾出現過類似情況，但劉翔訓練、比賽之餘以名人傳記、各類名著代替了電腦遊戲，文化修養和心理素質由此得到很大改善，突破了限制其進一步提高的“瓶頸”階段。

由此反觀艾冬梅等人退役後的遭遇，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他們成長的關鍵時期，沒有根據全面發展的需要進行綜合培養，其文化素質方面的缺陷是無須諱言的。在訓練中也過於強調“出成績”的一面，沒有真正做到以人為本，採取科學、合理、人性化、可持續發展的培養方式。即使出了一些成績，在過於嚴厲的管理方式面前，也很難持續下去。並非筆者有先見之明，早在1993年“馬家軍”正是大紅大紫之際，筆者從大量報道中就隱隱感覺到其訓練和管理方式有過於嚴酷的一面，不想第二年就發生了“馬家軍兵變”，一支曾經天下無敵的隊伍頃刻瓦解。中國男女足球隊近年來都遭受過一些慘重的失利，究其原因，除了技術上、能力上的差距之外，恐怕運動員文化素質方面的不足，集訓、比賽期間各種非人性化的，過於死板、僵化的管理方式也難辭其咎。

艾冬梅的遭遇進一步引起了社會對退役運動員的廣泛關注，他們畢竟為中國競技體育取得的輝煌成績做出過貢獻。除了不斷完善退役運動員的生活保障體系之外，恐怕更需要對一些傳統的訓練和管理方式進行反思。運動員必須的文化知識學習，必要的技能培訓，退役後適應社會能力的培養，乃至身體的健康，都不應該以任何理由受到忽視。2008年奧運會即將在中國舉辦，不僅是體育主管部門，包括筆者在內的大多數國人都會對金牌數、獎牌數充滿期待。但在盼望中國選手取得好成績的同時，更應該期待他們在賽場內外都能夠充分展現大國運動員全面的風采，獲得競技比賽和精神文明的雙豐收。如此，中國的競技體育方能走上健康的發展道路，走向光明的未來。

（《文匯報》2007年5月11日第五版）

大學要創建一流但更要引領潮流

相當一段時期以來，中國的大學，主要是一些歷史悠久、聲名卓著的名牌大學，紛紛提出了創建高水平大學的發展目標，其中的一些頂尖大學更是提出了要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有的還列出了具體的時間表。隨着國家和社會財富的不斷增加，這些大學也獲得了多方面的支持，尤其是國家“211工程”、“985工程”對一批重點大學給與大力支持，各校的財力大為增強，規模大為擴充，建築、設備等基礎設施條件大幅度改善。

但是與大學經費增加、規模擴大、條件改善不太成比例的，則是中國大學的聲譽近年來出現了不小幅度的下降，大學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時常會成為輿論和社會關注的焦點，不時更有一些大學被各種“負面新聞”所困擾，而且往往是一些名牌大學。儘管此類新聞與事實時有出入，但公眾看到的多是相關大學的否認或辯解，少見自身的反省或引以為戒的謙虛，大學的公信力不斷受到質疑。與此同時，一些頂尖高校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發展目標似乎並未取得明顯進展，單以學術標準來衡量，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也未見明顯縮小。

經費投入嚴重不足是中國教育面對的一個長期問題，各界人士也不斷呼籲增加教育投入。但近年來的情況卻是如果要求增加對基礎教育，特別是農村基礎教育的投入，社會輿論幾乎沒有任何爭議；而面對一些已經得到重點扶持的大學希望國家繼續增加投入的訴求，社會公眾卻並不完全認可。儘管高等教育的投入同樣嚴重不足，即使是得到重點扶持、以創建世界一流為目標的大學，其辦學經費較之於追趕的目標仍非常有限，這一點也是相關大學特別強調的。至於學術水平更是不可同日而語，但公眾對此比較寬容和理解，也並未要求中國的大學馬上就達到世界一流的辦學水平。人們對大學的不滿，恐怕更主要地體現在大學的行政化、官僚化傾向增強，商業化色彩加深，大學追求真理、追求社會公平的理念減弱，大學的精神面貌、大學的社會責任感難以令人滿意。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進展，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了一些無法迴避的問題。特別是社會財富的分配出現了巨大的差距，一些強勢的集團利用其掌握的權力和資源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權利往往受到這些強勢集團的損害，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大學是專家學者等知識分子最為集中的地方，知識分子除了其專業研究之外，重要的責任就在於要關懷民生，關注社會的公平和正義。然而在社會加速轉型的時期，就一般公眾的感覺而言，似乎不少專家學者利用專業知識為利益集團代言的聲音多了一些；而為普通民眾吶喊呼籲的聲音少了一些，且不能成為大學中的主流意識。大學似乎也在更多地謀求自身利益，面對社會上一些消極負面的問題，往往不是主動承擔責任，引領社會的發展方向，而是隨波逐流，出現了比較明顯的功利化傾向。

中國的高校在提到世界一流大學時往往言必稱哈佛，以哈佛為大學的最高境界。然而哈佛大學去年新上任的女校長德魯·福斯特在就職演說中提出：“一所大學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別對歷史和未來負責——而不完全或哪怕是主要對現在負責。”明確指出是大學改變社會，而不是社會改變大學。遺憾的是我們卻聽不到以哈佛為追趕目標的中國大學校長們提出過類似言論，如果有，也只能是在過去。蔡元培校長更早在近一個世紀前就提出過：“教育指導社會，而非追逐社會也。”儘管目前中國高等教育的規模已經有了極大的擴展，但談起理想中的大學，則五四時期的北京大學，1920至1930年代的清華大學，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合大學，似乎更符合社會公眾對大學的要求；而以蔡元培、梅貽琦、張伯苓、傅斯年等為代表的一批早期的教育家們更符合人們心目中大學校長的形象。

實際上中國的大學在引領社會進步潮流方面曾經發揮過非常突出的作用。五四時期的北京大學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是五四運動的發源地，也是中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基地，其對中國歷史進程產生的重要影響早有定論，這一點甚至是許多世界一流大學難以企及的；在抗日戰爭極其嚴酷的環境下，以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的西南聯大，不僅保存和發展了中國高等教育的一支精華力量，而且正如馮友蘭先生所撰《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中所指出的：“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喏喏，作一士之諤諤。”如果以科研、教學等純粹的學術標準來衡量，當年的北大、清華、西南聯大以及其他一些著名大學，同當時世界一流水平的差距也許比現在的大學更小。

客觀地講，即使是中國目前最好的大學，其學術水平要想在短時期內趕上世界一流大學恐怕是很不現實的。但是如果要做到追求真理而不是謀取功利，引領社會的進步潮流而不是為社會的逆流濁流所淹沒，更多地為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建言獻策而不是竭力追捧一些既得利益集團，卻是中國的大學及其專家學者們能夠做到的，也是社會公眾十分期待的。作為大學的主管部門和大學的管理階層，是否可以在大學的管理中少一些行政化色彩，多一些寬鬆和寬容，大學真正的意義和價值不是僅通過一些專業化的硬性指標就可以體現的。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是中國高等教育的一個夢想，也是建設創新型國家所需要的。但是如果大學不是在全社會倡導先進的思想、文化，理順內外部的管理機制，僅僅想依靠資金的投入，人才的引進，設備的添置，論文數的增加，就可以達到世界一流水平，恐怕會出現南轅北轍的局面；反之如果大學真正能夠做到追求真理和正義，引領社會的進步潮流，維護學術的自由，則創建世界一流大學也就自然是其題中應有之意。

（《北京大學校報》2008年11月25日第四版，獲北京市新聞學會和北京高校校報研究會2008年度北京高校好新聞一等獎）

燕南園的二月蘭

燕南園是北大校園中的園中之園，一堵石砌的小圍牆環抱着十幾幢綠樹成蔭的幽靜住宅。熟悉北大的人都知道，燕南園不只是一片普通的住宅，因為一批中國現當代最頂尖的學術大師曾長期居住在這裡，使其影響力超越了時空，成為許多學人的崇敬嚮往之地。如今隨着大師們的逐漸離去，其中的一些房子才開始被學校改作他用，就在我有幸隨所在部門搬入燕南園的這幾年裡，還時常會遇到前來尋訪大師足跡的校內外學子們。

也許是住過許多大師的緣故吧，燕南園裡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讓人感到有一種不凡的氣度，就是園子裡那些看似並不起眼的二月蘭，也要比校園裡其他地方長的更多、更茂盛。今年入春以來雨水偏少，我原以為二月蘭會長得不太茂盛，但從我辦公室的窗子望出去，滿眼仍然是盛開的二月蘭，雖然不及雨水豐沛的去年春天那麼多，但這種藍紫色的小花還是在燕南園裡成片成簇地開放。儘管園子裡的其他花朵也紛紛爭奇鬥妍，但似乎都不及二月蘭那種滿園盛開的氣勢。

在北大校園裡經常會看到園林工人栽花種草、修剪樹木，但卻從來沒有見過有人栽培、養護二月蘭。然而二月蘭卻絕不會因為沒有人過問就自卑自棄，每到春暖花開之際，她總是能以最絢爛的色彩呈現在人們面前。我所在的53號小樓是幾年前落地翻建的，小樓南面數十米外是55號李政道先生的國內寓所。翻建小樓的時候，施工單位在53號與55號之間的空地上搭建了幾間工棚，拆除後的地面上自然是寸草不生。我沒有注意過了多久，也許就在來年春天，最多又過了一年，原先被占用過的地方又長滿了二月蘭；53號小樓改為辦公用房後，園林部門按統一規劃在周圍種上了人工草坪，經常有人來澆水、養護，入夏之後草皮瘋長，還要用噪音極大的除草機來剪草。不知澆了多少水，忍受了多少噪音，但那些人工草坪卻總也長不好，東一塊西一塊的。而從沒有人關照過的二月蘭，不知道什麼時候又在草坪上冒出來，雖然沒有在無人管理的空地上長得那麼茂盛，但也一簇簇的頗為賞心悅目。

我是不大懂生態問題的，但也知道北京的水資源非常短缺。現在不管是在校園還是其他地方，到處都喜歡搞整齊劃一的人工草坪，這些草坪不僅要經常澆水，還特別地嬌氣，動不動就發黃枯死，不得不另外補種。還要噴殺蟲劑，用除草機，無一不對生態產生負面影響。但是燕南園裡的二月蘭，既不需要栽種，又不需要澆灌，更不需要養護，即使雨水稀少，也照樣能成片地開花，逢上雨水充沛的年頭，簡直就無處不在，奪去燕南園中的大半春光。

我的眼前既有盛開的二月蘭，也有人工培植但長得稀稀拉拉的草坪，似乎無意間在向我們揭示着某種道理。過去人們在“三北”地區想“人定勝天”，大量開墾、放牧，結果是“沙進人退”，大面積的國土荒漠化。後來雖然也想搞一些人工植被來改善環境，但卻是事倍功半。有些地方就不得不把人撤出來，據說這些地方只要人類不再涉足，讓大自然休養生息，其生態環境往往能較快得以恢復。

自然界的道理如此，人世間又何嘗不是呢？我們搞了這麼多年的開放搞活，不就是為了把管的過多過死的經濟從人為束縛中解放出來，釋放其自身的活力嗎？當年趙丹先生的一句臨終遺言“管的太具體，文藝沒希望”，實在是道出了文藝創作的根本規律。教育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中國的大學公認的辦的最好的時期恰恰是管的最少、自主權最多的時期。但現在的教育管理者似乎已經忘記了這些道理，他們總是不厭其煩地五日一檢查，十日一評比，半月一考核，過些日子又來一次評估。其結果恐怕就如同我窗外的那些人工草坪一樣，雖然不斷有人養護，卻總也長不好；即使別處有長得好的，也只是看上去很美，早已失去涵養水源、維護生態的功能。反倒不如沒有人過問的二月蘭，只要有適當的土地，適當的陽光、雨水，就能夠生機勃勃、繁花似錦，給人們帶來一個明媚的春天。

（《北京大學校報》2009年4月15日四版）

體制不變，大學校長又何必換崗？

近一段時間，武漢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山東大學、吉林大學、北京大學等一批大學的校長或離任、或換崗。大學校長更替本來是平常的事情，只是一下子牽涉到這麼多的重量級大學，想不惹人關注都不可能。任命一下，多位副部級的大學校長紛紛收拾行囊啟程，教育主管部門的權威之重、權力之大令人印象深刻。

我對這些大學校長的情況都沒有多少了解，更無法評價他們任內的功過。但如果不是針對某個具體的大學或校長，而是就大學或大學校長們整體而言，似乎無法得出大學是社會的中流砥柱，大學校長是文化教育界的領軍人物的結論。社會上有什麼現象大學裡就會有相應的表現，社會上有什麼弊端大學裡就會有相應的問題；大學校長們也都有官場上相應的級別，職務由上級任命，身份更符合政府官員的特點。如果哪位大學校長有不合體制的特立獨行的言行，往往會被視為另類，得不到主管部門和同僚的認可。

我相信離任的大學校長中有的任期內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其中可能也有師生們很不滿意，希望他早點走的。在很多部門或單位常常有這種情況：大家對某位主要領導不滿意，以為來一位新領導就會好起來，但時間稍久就會發現並沒有什麼實質變化，甚至還不如過去，最典型的莫過於中國足協近幾位掌門人的表現了。如果校長們對上不對下負責的體制不變，校內管理機制和利益格局不變，民主意識淡薄，又沒有先進的辦學理念，則換不換校長其實並無多大影響。

既然體制一時難以改變，又缺少變革的理念和決心，其實有些大學校長的日子是可以過得很瀟灑的。他們一年中可以有半年時間飛往世界各國或國內各地，參加各種各樣的會議和考察、訪問，至於是否都有必要就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即使留在校內，也常常是趕場式地參加各種活動，有時還沒弄明白這一場的情況又匆匆趕往下一場了，要做的“指示”自然會有人事先準備好，用不着事事都搞明白。過去在校內經常能看到騎着自行車的校領導，甚至還會看到校長彎下身子給自行車打氣，現在校領導們一般都是坐小車的，時常還可以看到秘書們專門從辦公室出來迎送，並為領導們打開車門。有的校領導是非常在意他們的官員身份的，榮耀感極強。借用魯迅諷刺北洋軍閥時期教育當局重在“當局”而不在“教育”的話，恐怕現在有些大學校長是重在“長校”而不在“大學”的。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也許是長期在權力環境下薰陶出來的結果吧，許多老師和學生對校長們往往是心悅誠服，倍加尊敬的。老師們平常是難得見到校長的，更不要說想反映問題了，校長偶爾和自己說了幾句話，就頗有受寵若驚之感；如果再對學生表現一下親民的舉動，表示一點關心，再會唱幾首年輕人的流行歌曲，儘管唱得很走調。學生們也都幸福的不得了，又是要“感謝關愛”，又是要“感恩”，又是“慈父”的，歌功頌德之聲不絕於耳，上上下下其樂融融。

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校長們能夠這樣瀟灑其實也不見得就是壞事。如果他們都要“新官上任三把火”，要不斷推出各項舉措，要“促進改革”、“加快發展”。根據以往的經驗來看，無非就是要“加大考核力度”，要搞“末位淘汰”、“減員增效”、“定崗定編”這類名堂，教師們的日子恐怕就更不好過了，校園裡也就更不得清靜了。

（寫於2008年11月20日）

對黨外代表人士進行政治安排和實職安排的一些看法

近年來，黨外代表人士隊伍建設工作取得了很大進展，特別是《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和《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的頒布，進一步明確了黨外人士配備的政策。各級人大、政協配備黨外幹部和代表人士的工作都取得了新的進展，同時有大批優秀的黨外幹部進入各級政府部門。國家科技部長、衛生部長更是直接由黨外人士出任，黨外人士擔任政府部長職務，是三十多年來從未有過的，充分顯示出中央在選拔任用黨外幹部方面的決心和魄力。

黨外人士群體中存在着大批層次高、素質好，並有着廣泛社會影響的優秀人才，其中也不乏許多具有政治才能和領導能力的同志。應該讓更多的黨外人士進入各級人大、政協和各級政府部門，加大選拔使用的力度，更大程度地發揮他們的作用。但是，對於黨外代表人士進行政治安排和實職安排時也不能簡單地認為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而是應該根據不同情況分別對待。

首先，對於那些專業上非常突出，且正處於創造力高峰的黨外人士，一般不宜急於進行政治安排和實職安排，特別是不宜急於進行實職安排，讓其從事實際的管理工作。眾所周知，儘管現在中國各類高級知識分子，各類專家、學者的數量空前，但真正能夠在思想、文化、科學、技術等領域做出突出貢獻，在國際上有影響力的拔尖人才極為匱乏。其中一項顯著的表現就是雖然我國的經濟總量已位居世界前列，但卻沒有多少自己的核心技術和專利，多數行業處於世界產業鏈末端，在獲取有限加工費的同時，伴隨着資源、環境方面的重大代價，以及勞動者極低的收入保障；思想、文化、科技、教育等領域對世界上更是沒有多少影響力，迄今沒有產生過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除去其他因素之外，各類優秀的創造型人才的缺乏應該是造成這種局面的最主要的原因。與此同時，我國各級政府機構的龐大、臃腫，各類官員的數量之多、耗費之巨，也是人所共知的，早已達到國力不堪重負的地步。以極為有限、極為珍貴的專業人才，又處在創造力旺盛的時期，不去專心從事創造發明，反而急於從政，去補充數量極為龐大的官員群體，應付各種事務性的工作，實在是用非所長，無論從哪方面看都是極不划算的。

已故的黨外代表人士王選先生的經歷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借鑑。王選在創造力正處於高峰的時期並沒有擔任什麼社會職務，而是一心一意從事漢字激光照排技術的研發，開闢了漢字排版印刷的新時代，以技術上的優勢戰勝了這一領域的國外廠商，占領了國內外漢字排版印刷的市場。而在他已過了創造力高峰之後，才開始擔任了九三學社中央及全國政協的重要領導職務，並以其傑出的貢獻、巨大的影響力，成為民主黨派的旗幟性人物。如果在王選剛剛取得一些進展，有一點成績的時候就急於讓他擔任行政職務，就很難想象會對他技術上的突破產生什麼影響。此類情況並不少見，有的黨外人士在專業領域蒸蒸日上之際，就進行了實職安排，結果整天忙於事務性工作，本來很有成績和希望的專業領域反而被放到次要位置，很快淪為平庸。不僅對黨外人士如此，對其他傑出的專家、學者，技術人才，都不宜非要安排行政職務，以免影響他們業務上的進展和創造力的發揮。

其次，對黨外代表人士進行政治安排和實職安排時不要過多地考慮年齡、行政級別方面的限制。進入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以來，黨的統一戰線政策進一步發展完善，越來越多的黨外人士進入各級領導崗位。但是目前在許多地方或部門，對於黨外人士的選拔使用還存在不少限制。例如要選拔黨外人士擔任實職幹部，如果是一個副局級崗位，往往要求其擔任過正處級職務，同時還有相應的年齡限制。黨外代表人士往往多年從事專業工作，到取得一定成就和學術聲望時一般也不會太年輕了，又不宜讓他們在業務發展的高峰期從事管理工作。到適合進行安排時，他們在參政議政或行政管理方面可能還沒有任何經歷，年齡也可能偏大一些，因此不能按一般黨政幹部的選拔原則要求黨外人士。黨外代表人士多數是大學的教授或科研院所的高級研究人員，教授是沒有行政級別的，即使擔任了學院院長、系主任，按行政級別只是處級幹部，學院下面二級系的系主任，或者系下面的教研室主任，如果硬要套行政級別就只能按科級幹部對待。至於在大學裡十分重要的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等機構，更是沒有什麼行政級別，而這些職務常常都是由學術地位、社會聲望很高的教授擔任。實際上許多著名學者一輩子擔任的最高職務可能就是教研室主任了，更有不少著名學者從來都沒有擔任過行政職務。

近年來在黨外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和實職安排上出現了越來越強調行政級別的傾向：許多優秀的黨外人士因為沒有擔任過行政職務，或行政級別不夠就不在選拔之列；有的黨外人士準備安排在人大、政協或民主黨派中任職，也往往要求所在單位為其安排一定的行政職務，搭好所謂的“台階”。雖然按台階晉升職務的規定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也不宜將其絕對化，將任職經歷看得過於重要，將領導職務的門檻看的過於特殊。我們知道人們獲取的知識和能力有的來源於直接經驗，有的則來源於間接經驗，擔任領導職務確實需要一定的能力，但是這種能力更多應該體現在分析和判斷問題能力的高下，為人處事的分寸，是否公平正直等方面，並不一定都要在擔任領導工作後才會具備。有的人從來沒有當過幹部，但一上任就很有章法；也有的人當了一輩子幹部，甚至是很高級的幹部，但仍然昏庸無能。此類現象不勝枚舉。

許多黨外人士多年從事專業研究，取得專業上的成就已經付出了很多時間精力，如果適合進行實職安排，就不能要求他們在行政職務上都要走過所有的台階，不能按照黨內幹部的培養選拔規律要求黨外幹部。對於那些學有所長，綜合素質很高，並確實適合擔任行政職務的黨外人士，只要注意加強培訓和崗位鍛煉，他們的領導能力和參政議政能力就會很快得到提高。

第三，對黨外代表人士進行政治安排和實職安排時要考慮到他們實際的參政議政能力和管理工作能力，並不是所有的黨外人士都適宜於參政議政或從事行政管理工作。有的黨外代表人士專業能力很強，但卻不懂政治，更不懂管理，學術上很有建樹，但對政治問題可能只是一知半解，對管理工作相當外行。如果讓他們參政議政，很可能談不出什麼有價值的見解，如果擔任行政領導，更可能會不知所措。對於那些不適合參政議政，不懂管理工作的黨外人士來說，最好還是讓他們專心從事學術研究，不要勉強進行政治安排和實職安排，否則既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又影響了業務上的發展。長期以來在選拔培養領導幹部問題上強調要“知識化、專業化”，一般可能理解為擔任領導工作要有比較高的學歷，有自己的專業，最好是專家出身。所以各級官員中學歷高的、有專家身份的越來越多，有的本來學歷不高，也要利用職權搞一頂博士帽戴戴，弄一個教授噹噹，但實際工作能力未見任何提高。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就曾批評說現在有些幹部學歷越來越高，但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越來越弱。應該看到政治工作、管理工作其實也是一種“專業”，並不是學問做得好、學術地位高就一定會做政治工作、管理工作。不僅部分黨外專家學者中存在“專業內行、管理外行”的情況，即使現在大量專家學者出身的領導幹部中，許多人的實際管理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問題在於只看重了他們的高學歷和專家身份，沒有充分考慮到這些同志是否具備管理方面的專長，是否是管理工作的“專家”。

對黨外代表人士進行政治安排和實職安排時，應該特別注意把那些具有優良的專業素質，較強的參政議政能力，能夠仗義執言，特別是能夠關心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關注社會民生問題，能提出建設性意見的黨外代表人士選拔推薦到各級人大、政協及相關政府部門進行政治安排和實職安排。對於進行實職安排的黨外人士，則更要考慮他們是否有這方面的興趣，是否具備管理方面的專長，以便於為他們提供必要的平台，讓他們充分發揮作用。

第四，對黨外代表人士的安排使用要切實改變“官本位”的評價體系。有些黨外人士正處於業務發展高峰，或並不一定適合參政議政和從事管理工作，但仍然進行了政治安排和實職安排，其目的只是為了提高他們的地位，顯示對他們的重視程度。雖然“官本位”制在中國有長期的歷史和影響，但歷史上還是有許多不願為官的名士，即使在並不遙遠的過去，大學教授、尤其是有名望的教授還是很有社會地位的。但現在就是在以學術為本業的大學和科研院所，行政化的色彩也非常濃厚，“官本位”的評價體系無所不在。學術上非常出色的教授，如果不擔任校長、院長、系主任等行政職務，對學校乃至院系的事務實際上是沒有多少發言權的。教授擔任行政職務，往往被認為是一種“提拔”，甚至出現了幾十個教授爭當一名處長的事情。一方面對黨外人士進行政治安排和實職安排似乎是一種“重視”、“關懷”，不顧其是否適合這樣的安排；另一方面又在對黨外人士安排時設定出種種條條框框，必須擔任過什麼行政職務，夠什麼級別等等。其根本原因都是受“官本位”評價體系的支配，一個人真正的貢獻和成就，真正的能力和威望，在官員等級面前都是次要的。這樣的評價體系已經從根本上影響了人們追求真理、追求創新的動力，當所有的專業人士都要以官員的要求、好惡為準繩，以官員的身份為榮耀，那麼一個和諧的、創新型的社會只會離我們越來越遠。必須讓所有的人才，特別是各種專業人才，只需要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不需要任何政治身份、官員身份，就能夠獲得社會的高度認可，這樣的社會才是正常的、健康的。

對黨外代表人士進行政治安排和實職安排是統一戰線領域的重要工作，應該拿出更大的魄力，邁出更大的步子。但同時更要注意破除各種不必要的條條框框，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使黨外人士能夠在不同的崗位上各盡所能、各用所長，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建設，為我國的科技創新、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做出更大貢獻。

（此文獲北京市委統戰部頒發的2010年度北京市統一戰線理論研究和調查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

北大應以整體改革的形象重鑄輝煌

將近一個世紀之前，蔡元培校長執掌北京大學，推行“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的方針，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聘請了一批新思想、新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來校任教，裁撤了一批不稱職的本國和外國教員。同時對北大的管理體制也進行了改革：設立評議會，作為全校最高立法機構和權力機構；設行政會議，作為全校最高行政機關和執行機關。原本封建官僚色彩濃厚的舊北大很快被改造得面目一新，成為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代表了那個時代中國思想文化的前進方向，影響了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也一舉奠定了北大的特殊地位。陳平原教授對此曾有過準確評述：“若論北大對於人類文明的貢獻，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學所無法比擬的。因為，在一個東方古國崛起的關鍵時刻，一所大學竟然曾發揮如此巨大的作用，這樣的機遇，其實是千載難求的。”

五四時期鑄造了北大最輝煌的一頁。時間已經流逝了將近100年，時局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北大是否還有機會重新複製五四時期的輝煌呢？筆者認為這種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儘管五四新文化運動已經離我們很遠了，然而那個時期所批判過的許多舊的思想、觀念、傳統依然深深地影響着今天，思想啟蒙的任務仍然遠遠沒有完成；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30餘年，在取得巨大經濟建設成就的同時，也積累了許多十分嚴重的問題，特別是體制方面的問題已經不容迴避，即使是北大也深深地陷入其中而難以自拔。

同歷史上的北大、清華、西南聯大，乃至同世界上任何優秀的大學相比，目前中國的大學包括北大在內，其最大的問題恐怕是缺少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和體制的聯繫過於密切，行政干預的力量過於強大。北大無疑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大學，一向被國人寄予很高的期望，被視為代表着社會的良知、民族的脊梁。但是不管我們是否願意承認，目前的北大是無法承擔這些使命的。其根本原因在於今天的北大並未能真正繼承蔡元培校長的辦學思想，並未擔負起應該堅持承載的歷史責任，而是在許多方面自覺不自覺地順從並迎合了世俗的觀念、體制的需要。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總是要有一些群體、一部分人有更高的精神追求的，要能夠為全社會倡導先進的思想、文化、理念，引領時代的進步潮流，也要有一種敢為天下先的勇氣。從歷史的傳統和現實的需要來看，北大都應該義不容辭地充當這樣的角色，北大也完全有能力承擔這樣的使命。

首先，北大應該擁有一支在國內最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群體。無論是從縱向還是橫向上比，目前北大高級知識分子的數量之多，培養各類人才的規模之大，都可以說是空前的，但社會影響力卻遠不及五四時期的一小批先進知識分子，學術水平上也不及老一代大師。北大固然需要有一大批專業素養很高，甚至可以達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學者，但是北大的學者中，不要求全部，至少有一批，甚至是占主流的一批學者不僅應該在專業領域成就卓著，而且應該敢於就廣泛的公共事務發表意見。他們的研究領域可以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或人文學科，但他們同樣應該關心公共事務，關懷人民大眾，為社會的公平正義，為民智的開發，為民生的改善，為民權的保障而吶喊、而奮鬥。這也正是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一批五四時期的北大學者們所走過的，為北大帶來巨大聲譽的道路。儘管現在北大不乏這樣的學者，但總體上還形不成較大的聲勢和影響，和時代的需要，和人民大眾的期望值相距甚遠；甚至有的學者不是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不是在促進社會的進步、和諧，而是站在權貴階層的立場上，維護其既得利益，遭到人民大眾的反感。      

魯迅1925年在《我觀北大》一文中寫道“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這句話早已被我們耳熟能詳，儘管後來的北大、現在的北大都恐怕受之有愧，這還只是魯迅觀北大的第一點；魯迅觀北大的第二點：“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後來卻常常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不提。其實不必諱言今天的社會還存在許多黑暗面、陰暗面，仍然需要北大站出來與之抗戰、鬥爭，魯迅的北大觀至今並沒有過時。一支有真才實學，有真知灼見，敢於仗義直言，能夠為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奉獻全部熱情、才智、責任的公共知識分子群體應該是重鑄北大輝煌所必需的。五四時期《新青年》辦得再好，發行量最多不過幾萬份，只能在當時占人口比例極小的一部分知識群體中造成影響。而隨着人民群眾文化水平的普及、提高，電視、網絡等新媒體的應用，客觀上也為學者們提供了更廣闊的言論空間和行動舞台，就看新一代的北大學者能否傳承那些前輩的思想和精神了。

其次，北大應以自身的制度化建設推進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隨着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的政治體制也應該進行必要的改革，這已經成為全黨全社會的共識；民主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是當今中國的大勢所趨、民心所向。不久前召開的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決議強調：“堅持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但是對於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應該如何進行？民主化應該怎麼實現？都還沒有現成的路徑。眾所周知，中國的改革開放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但是對於怎樣進行改革？三中全會及以後中央的歷次決策並沒有給出全部答案。小崗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製是十幾戶農民冒着風險搞起來的，後來才得到肯定和推廣；深圳等特區是在一片非議聲中發展起來的，鄧小平對特區的建設也沒有給出很具體的指示，而是要求“你們要殺出一條血路來”，並一再強調“改革開放的膽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

既然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沒有現成的道路，那麼對於政治體制的改革同樣也需要探索和嘗試。北大作為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大學，理應在自身的制度化建設、民主化管理方面走在全國的前列，這方面的事情做好了，也就必然會產生很強的示範效應。北大如果不率先致力於管理體制深層弊端的改革，自然會有其他地方進行嘗試。從筆者了解到的有限信息中得知：原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近期出任新成立的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有志於建設一所全新管理體制的大學，據說深圳市還要出台地方法規，以保證南方科大的辦學自主權。儘管我們還無法預期這所大學的未來走向，但其着力於大學去官化、去行政化，觸動大學深層弊端的嘗試無論如何是值得肯定的；深圳大學幾年前就成立了由不擔任行政職務的教師組成的人事委員會和財務委員會，學校所有進人指標和財務預算都要分別由這兩個委員會通過後方可施行。深圳曾經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驅，在大學體制的改革方面是否也要走在全國高校前列？北大的地位和聲望固然是深圳這兩所大學無法企及的，但是不要忘了，當年的蔡元培校長也是用了很短的時間就使北大聲譽鵲起、獨領風騷；建校時間晚於北大的清華、燕京也是在不長時間內就進入了中國最好的大學之列；近期的香港科技大學建校十年就成為了亞洲一流大學，國際上排名已在北大、清華之前。北大如果不打算在深層體制的改革上有所作為，將來落在其他大學後面並非沒有可能。

大學內部常常將體制上的弊端歸咎於各級行政部門的干擾，抱怨沒有多少辦學自主權，卻很少從自身找原因。實際上包括北大在內的國內眾多高校，官僚化習氣之濃厚，行政部門之龐雜，權力運作之不公開、透明，乃至於以官場規則主導學術規則，早已成為社會輿論的眾矢之的。雖然有行政部門的多方干預，但是同歷史上的大學相比，現在的大學對行政權力的滲透不是自覺地防範、抵制，而是積極靠攏、主動迎合，甚至為了滿足自身的權力願望，在可以掌控的領域內全面貫徹。當年的蔡元培也並不如我們想象的擁有多少辦學的自由，蔡元培1919年曾發表過不願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抱怨了他任校長期間經常受到的官僚們的訓令、干涉，受到各種強權的壓力，實際上很不自由。但他仍然能頂住各種壓力和干擾，大膽改革，鑄造了北大最輝煌的篇章。如果大學不能認識到自身的問題，從改革內部的弊端做起，則大學的行政化、官僚化就真的是無可救藥了。

北大近些年來也陸續推出了一些改革方案，從前些年的人事分配製度改革、人事聘任制度改革，到最近推出的中學校長實名推薦制，無一不引起校內外激烈的爭論和質疑。這些改革舉措雖然也是必要的，但是都沒有從深層次的問題上入手，沒有着力於解決大學行政化、官僚化泛濫的問題。改革如果不是從解決這些根本問題入手，而是試圖從一些次要方面打開局面，並且這些改革本身還是由公眾最質疑的行政力量所主導，其目的和效果自然難以令人信服，出現懷疑和批評就是很正常的。現在的社會輿論已經出現了相當程度的開放，對於北大的批評和質疑更不會受到什麼約束，不僅是網絡媒體，甚至傳統媒體都可能會對北大進行激烈批評，北大必須要學會適應這種局面。從另一方面講，北大之所以受到這樣強烈的批評和質疑，也說明社會公眾對北大還抱有一定期望，希望北大能夠表現出某種特立獨行的氣質，在思想的引導和體制的創新方面為今天的社會做出表率。

現在的北大確實可能比蔡元培時期面臨着更多的壓力和干擾，但是這些力量也許並不如想象的那樣強大和不可抗拒。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斷深入，進入攻堅階段的艱難時期，北大完全應該有所作為，應該發出自己的聲音，拿出自己的行動，以強烈的使命感和無畏的勇氣，進行全面、深入、整體的改革。歷史的機遇和時代的要求使北大完全有可能再現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輝煌，完全有可能對中國的歷史進程再次產生重要的推動作用，不僅可能湧現出陳獨秀、魯迅這樣的思想界領袖，也可能湧現出蔡元培這樣傑出的教育家，就看今天的北大還有沒有這樣的信心、膽識、智慧和歷史責任感了。

（《北京大學校報》2010年1月8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