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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车是马与车组成的一个事物，马车前进的动力是马。辩证法说“马车前进的动力是马与车之间的矛盾”，这不是很荒唐吗？马与车之间的矛盾越大，越妨碍马车前进，越拖马车的后腿；马与车之间越和谐，它们配合得越默契（默契就是和谐），马车阻力越小，越能前进。一匹马是一马力吧，一般时速能跑15公里，马与车之间有矛盾，5公里的时速都跑不了。如果马与车之间矛盾无限高涨，马车分裂成马与车，马车这个事物就完蛋了，毁灭了，不存在了，还能前进？可见，“矛盾是马车毁灭的动力”。

对于赛马，辩证法说，马与骑手之间的矛盾是前进的动力。事实是，在赛马比赛中，想跑出好成绩，骑手与马必须非常和谐，否则，还不如不跑呢。越和谐，跑得越快。想通过激化与马的矛盾来提高名次，除了辩证法骑手，再笨的人都不敢这么做。骑手敢与马闹矛盾，不说想拿冠军，摔死都有份。别忘了，马不懂辩证法。

可见，矛盾斗争性是事物毁灭的动力，和睦谐调才最有利于发展，也可以说，和谐才是发展的动力。

再以家庭为例，夫妻之间有时有矛盾吵架，但更多的时候是和睦谐调的。没有人能否认这个事实吧，说明家庭的“和谐性”是存在的。当矛盾达到某一程度时，家庭就会破裂。只有和谐远远大于矛盾时，家庭才能生存下去，有生存才能有发展，生存是发展的条件。“家和”是家庭发展的动力，“家暴”是家庭毁灭的动力。

举一例子：人是一个事物，所有的器官都是这个事物的成员。必须所有的成员都和睦相处，人才能生存下去。如果有一天，左手对右手闹矛盾，说：“你力又大又轻巧，却干活轻松，好事都让你做，笨活蠢活都让我来扛，不公平，现在我要造反要革命，从今以后，吃饭时我拿筷子你端碗，写字时我拿笔你压纸。”当左手说出这些话以后，所有器官全骂起来，嘴巴眼睛耳朵脚全骂左手疯了。鼻子说，你别把筷子插到我的鼻孔里。眼睛说，你别把肉往我这里塞。耳朵说：“你不是那个料，就别争了，你让我端饭碗，我也不行，让你听声音你也不行，老天生你那个样，就是让你做那个事的，你不要抢着做别的事情，那叫越位。”嘴巴干脆说，你拿筷子我闭口不吃。

左右脚说：“我们比你更苦更累啊！天天在下面支撑着整个身体，又苦又累又脏又低下又危险，你们所有的人（器官）在上面风凉，就我们在下面挨苦，谁管过我们呀？谁想过我们呀？你左手还碰过饭碗、摸过纸笔，我们见都没见过，我们要是碰到饭碗，早被你打断腿了，你为什么就不为我们讨公平？苦大仇深的我们都不出声，你还胡闹什么？”左手说：“你们没听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吗？不想拿筷子的左手也不是好手；什么乐天知命、知足常乐、安于现状是不知上进者所为，我得进步。”左右脚说：“按你那么说，不想端饭碗的脚也不是好脚？天生我们这个笨样，我们不能妄想天开，不能僭越，我们端饭碗你走路，只能在地下爬。”

左手一意孤行： “筷子轮流拿，今日到我家。我就要革命，谁反对就是反革命。”耳朵说，瞧你的笨样，能拿得了筷子吗？左手说：“右手训练了二十多年了，我也要训练二十多年，未必不如它，我要革命，绝不放弃。”

从那以后，这个人每天吃饭就让人笑话，饭菜掉一地，左手把人整得不像样了。如果有一天，脚说要拿筷子让手走路，你说事情怎么办吧？一个器官闹矛盾，让所有的成员都受害。对于左手的胡闹，要么左手觉悟，平息革命化解矛盾；要么把左手绑起来，或者干脆剁掉，彻底解决矛盾。这个事物（人）才能很好地生存和发展。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还以人来说明。左脚说好事都让右脚做了，踢人踢球都是右脚最多，每次100米跑也都是右脚先迈出，从今以后，100米跑我要先出脚。整个身体所有的器官全部反对，但是左脚说所有反对都无效，我要公平，我要革命，你们再敢反对，我让你们好看，反正大家一起死，我也不孤单。于是100米跑时，跑到半道，左脚不往前迈，突然踢到右脚脚后跟，结果整个人扑向地面，当场摔死。这是极端的例子，当然极端才有说服力。

那么是不是有一点点矛盾，就有好处呢？不是的，一点矛盾就是一点障碍，一点内耗，绝对是不利因素，因为矛盾是毁灭的力量。还是以100米跑为例，不但要左脚右脚配合好，身体所有部分全部都得配合好。左右手要摆得和谐（合拍），嘴巴鼻子呼吸得和谐，连外部的配件也得和谐，头发不能太长，衣服也得和谐（合体），鞋子也得是最佳的跑鞋，鞋带也得系牢。只要有一个部分没有配合到最佳状态，能跑出9秒58的世界冠军，却只跑出了10秒58的成绩，从世界冠军变成第一百名，就成了彻底的失败者。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一点矛盾，就是一点内耗，就是一点失败。矛盾只有坏处，没有任何好处。只有和谐达到最高水平，效率才能达到最高水平，发展才能达到最高水平。现在是高度竞争的时代，自己的效率没有达到最高，而别人的效率达到最高，自己只能被淘汰出局，就是失败者。

有人说：“细节决定成败”。就是事情不但大的方面要和谐好，所有小的细节都要彻彻底底地和谐，事情才能圆满功成。我觉得这不但很有道理，真是至理名言，许多大的失败，都是因为细节不和谐所导致。鼓吹“矛盾是发展动力”的，就是鼓吹处处不和谐，真正目的是鼓吹自我毁灭。

百米跑的例子中，可以看出矛盾与和谐的作用：和谐是正的作用力，像+1，+1，+1这种；矛盾是负的作用力，像-1，-1，-1这种。作用力的方向不同，结果不同。有一点矛盾，肯定跑不出自己的最高水平（100%水平）。也就是，没有100%的和谐，跑不出100%水平。

又譬如，两个电视机厂生产相同的电视机，A厂和谐的好，造价380元批发430元，赚得盆满钵满。B厂内矛盾多多，各个环节都没和谐好，造价达到450元。B厂很快被淘汰，所有员工都等着下岗（失业），都是受害者。

人类社会现在正处于高度竞争的时代，内部矛盾必然影响自我的效率，削弱自我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使得自己处于劣势。哪个民族发展速度快，一定得益于他们的“和谐”发挥到高的水平。

从这点可以看出：和谐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事物内部成员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事物毁灭的动力，毁灭的不仅仅是矛盾的各方，而是这个事物中的所有成员，包括和谐之中的所有成员。

事物成员间的斗争必然会造成相互伤害，严重的会导致灭亡。无论任何事物都是由小部分组成的，一个个小事物组成大的事物，大的事物组成更大的事物。小事物的被伤害必然影响到整个大的事物，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个人组成家庭，家庭组成村庄，村庄组成地方，地方组成民族，民族组成国家，国家组成人类…现在有“地球村”一说，就是说地球只是一个村，里面装了全人类，我们人类只能同命运共患难，人类历史是一部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史，世界是一个整体，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家和万事兴，家斗万事败”，这是千古颠扑不破的真理，内斗永远是毁灭的力量。

所有的斗争都是窝里斗

和的双方或者多方，可以是距离很远，够不着也可以和——各行其是，互不相干。但是，斗争的双方或多方必需够得着，也就是说处于同一体中，所以，所有的斗争都是同一体内的窝里斗。夫妻斗争是家庭窝里斗，阶级斗争是民族窝里斗，民族斗争是国家窝里斗，国家斗争是人类的窝里斗。窝里斗是推向毁灭的力量，一定使整体受到创伤。鼓吹“斗争有益论”实际就是鼓吹“窝里斗有益论”，必然后果是欺骗人类走向毁灭。具体地讲：

夫妻斗争是家庭毁灭的动力；

阶级斗争是民族毁灭的动力；

民族斗争是国家毁灭的动力；

国家斗争是人类毁灭的动力。

夫妻斗争（矛盾）是家庭毁灭的动力

夫妻是家庭的成员。“家和万事兴”是千古颠覆不破的真理，那么家斗必然是万事败了。“两人一般心，有钱堪买金；一人一般心，无钱堪买针。”在号称“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的那个荒谬年代，大家不敢公开讲“家和万事兴”这句话。一个家庭是一个事物，夫妻是家庭中两个最主要的成员，当然夫妻有和谐也有矛盾。

夫妻越和谐，做什么都顺，家庭的生存就越好，也就越能发展，“和谐”是“良”性的力量，它能导致家庭发展。由此可见：“夫妻和谐是家庭发展的动力”。如果夫妻经常闹矛盾，其必然向心力越来越小，离心力越来越大，发展下去，最后只能离婚。以一个“王张”之家为例，分离后变成新的“王”家与“张”家，原来那个“王张”之家就灭亡了。矛盾更加激烈者，夫妻一方结束了对方，剩下一方被枪毙，不但“王张”之家灭亡，“王”家与“张”家也都不存在。夫妻吵架，做什么都不顺，你不找麻烦麻烦来找你。小矛盾小祸害，大矛盾大祸害，矛盾越大，祸害越烈。矛盾是“恶”性的力量，它必然导致恶的结果。

众所周知，夫妻吵架，不但危害自身，还毁灭下一代。在父母吵闹中长大的小孩，就是问题儿童，心里灰暗，性格比较孤僻，难以教育，对社会仇视，将来犯法和为害社会的机率非常高。这种小孩也缺乏自信，将来的生存很是问题。单亲家庭长大的小孩比这还惨。我的理解是：缺乏（长辈的）爱是根本的原因。

由此可见：“夫妻斗争是家庭毁灭的动力”。

如果谁还迷恋辩证法，认为家庭矛盾是家庭发展的动力。那请他回家与老婆无理取闹地搞矛盾，日均吵架3小时，看他老婆不把掰了才怪！

阶级斗争是民族毁灭的动力

阶级是民族的成员。这里必须特别提到“阶级斗争是民族毁灭的动力”。如果阶级是存在的，那么必然是在民族内部划分阶级，把一个民族划成两个敌对的、相互仇杀的阶级。从逻辑上讲，这就是分裂民族。搞阶级斗争就是唆使甚至强迫民族内部一部分人迫害另一部分人，使民族内部相互仇杀、民族窝里斗，这就是毁灭民族。阶级是民族内部的成员，它们的相互斗争必然导致民族自伤、瘫痪甚至灭亡。凡鼓吹“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者，无论其出自什么目的，其客观效果必然是导致民族走向灭亡。所以高喊这句话的人一定是民族之奸，在中国就是汉-奸！

搞阶级斗争，对民族起到强烈的分化作用，而分化就是弱化；我们弱化了，敌人就得到强化；就相当于帮助敌人。搞阶级斗争与通敌类似。

所以说：划分阶级就是分裂民族，搞阶级斗争就是毁灭民族。

中共的阶级革命对保卫民族有利吗？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之后，各地的罢工潮风起云涌，严重摧残了中国幼稚之工业，给这个正艰难走向工业化的落后农业国，杠上了致命的一击，给日夜窥觑中国的外国豺狼，带去了明媚的希望。

汉冶萍公司是当年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是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工人众多。被“阶级斗争有益论”者相中，要把它建成“工人运动的基地和无产阶级的大本营”（看清楚啊，不是因为工人辛苦，而是人多好利用。其实当时农民生活更苦）。中共组织了汉冶萍总工会罢工和安源煤矿工人罢工。安源煤矿是汉冶萍主要厂矿之一，文革时看到，中共的领导人夹着雨伞去安源组织罢工的巨型画像。安源煤矿罢工胜利后，工会有最高的权力，并且有法庭，有武装，能指挥当地的警察及监狱等，工人还要求扩大工会的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会范围内的事（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当然什么都得管）。工人更牛，自动将每日工作时间由12小时减至4小时，以致随便提前下班或自由旷工；不听管理人员、工头指挥，自由行动；没人敢管，导致减产。要算工人的幸福指数，古今中外都算在内，这时的安源煤矿工人算第一。汉冶萍总工会罢工和安源煤矿工人罢工，这两个罢工，致使经营异常艰难中的汉冶萍更加雪上加霜，最终停产。最后汉阳铁厂仅留下200余人看厂，其余工人遣散。汉冶萍公司名存实亡。

这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受到损失的不仅是厂家，工人也损失很惨——没有了工作，最大的损失还是国家，汉冶萍是国企，如果汉冶萍正常运转，将巨大的支撑国家的各项建设，并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奠定军事基础。同时期与汉冶萍相似的日本八幡制铁所，为日本的国力与战争提供了巨大的支撑。其实处心积虑想关掉汉冶萍的应该是日本人，无论从经济角度、战争角度和世界格局考虑都是如此，某些组织做到了日本人该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不是汉Ｘ胜似汉Ｘ。

正常罢工应该是经济斗争，当时的安源煤矿工人工资待遇并不低，共产党领导的罢工全部是政治罢工，是打击资本家的罢工。当时汉冶萍等于是“国企”，安源煤矿的管理层连股份都没有，也应该属于工人阶级，反对管理层的罢工斗争是没有道理的。第一次罢工时，提出“日工资低于4角者，直接加2角”，后来又提出“凡薪资每日在1元以上之工人，上年罢工时未增工资者，照原薪增加5％。”当时1元可以购买150斤谷子，够一个人一月的费用，在当时全国小地主普遍破产的情况下，这真是天上工资。在1976年前后，中国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在黑市上（黑市才是正常的交流市场），买不了150斤谷子（有的地方50斤都够呛）。就是说，当时安源煤矿工人的日工资超过毛时代工人的月工资。1元的日工资加上4小时的工作时间，还可以“随便提前下班或自由旷工”，这是古今中外最幸福的工人。只是用“工人”这个词合不合适？是否更应该用“工老大”、“工霸”或者“打工皇帝”？我充分理解一个词“贪婪”。汉冶萍是“国企”，可怜的中国人民，被卖了。

　　整个安源煤矿罢工过程及其后都在刘少奇的领导之下，他是个比较理性的人，都无法改变4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和改善工作纪律，他向厂方作出退让，想改善工作纪律和稳定产量，都无法实现。（社会）整个形势要求工会实行退却与防御的方针，刘少奇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具体的环境条件，确定了安源工人运动“立取守势”的策略，劝戒工人不要骄傲，不要乱动，“要遵守协议，保证矿区产量”，工人却要求进攻（获取更多利益）。这种情形使刘少奇“苦闷欲死”。可能是因为刘的这种不全部按照工人的要求、要与厂方磋商、想改善工作纪律和稳定产量的做法，几十年后，他被打成“工贼”。

安源煤矿罢工成功的原因，是工人来源集中，乡土观念浓，比较团结。上海工人罢工不成功的原因，是工人来源复杂，致使不能团结。罢工起作用的因素不是阶级因素，而是乡土因素。乡土是地缘问题，阶级是经济问题，阶级与地缘是两个不同概念又相互排斥的东西，用乡土观念搞起阶级斗争，真是荒唐。

铁路工人罢工也给中国这个准备大力建设铁路的国家，带来巨大的危难。

北伐开始以后，工人运动如野火乱烧。陈赞贤在1926年下半年到赣州从事工运，把一万多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总工会，进行各种罢工并要求加薪。要求某些商店店员的工资骤然增加到原薪的14倍，还要求“每年还应准假3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4个月，最长者可达5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的分红。”随之而来的物价飞涨，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和地方混乱，两个多月陈都不愿意退让，谁也无法作通他的思想。1927年3月，北伐军第一师在确实无奈之下把陈枪决。当时报纸控制在左派与中共手中，全国声讨该师，蒋介石只得把军官撤职。

武汉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任主席，由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左派许多是共产党人）联合执政，执行了苏联指示下的所谓“反帝反封建”的“左”的共产党工农政策。受工潮的影响，武汉企业倒闭潮、老板跑路潮涌起滔天巨浪，不少老板连厂都不要就跑掉逃命，跑慢就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砸粹，工人失业人口空前高涨，达十多万人，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致使共产党丧失了威信和在城市中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

很明显这一切是罔顾人命、罔顾公平的极左路线造成的，而这个路线出自斯大林，引起托洛斯基的批评。斯大林为了推卸罪责并打倒托洛斯基，就把中国革命的失败的原因说是“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成了替罪羊。斯大林坚持了他的错误路线，以致中国各个根据地和红军后来才有非常惨烈的“肃反”运动，中国人又经历了巨大的劫难。托洛斯基更左，是马列原教旨主义者，他掌权死的人可能更多。

刘少奇对当年工人运动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反思。十年后的1937年，他在给张闻天的一封信中说：“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停业与逃跑，物价的飞涨，物资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很明白，上述的现象，是中国革命工人运动初期的表现，幼稚的表现。‘流氓性’带得很重。”(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我想，这封信是刘被打成内奸工贼的重要原因。

农民运动也失控。毛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口号：“有土必豪，无绅不劣。”湖南等地农民运动异常激烈和极端，许多北伐军的亲人被极端迫害甚至杀害，造成各界恐慌和极端仇视，引发社会动荡，影响军队稳定，几乎断送北伐，这也是军人后来那么涌跃追随蒋介石“清党”的主要原因。在1927年1月的中央会议上，陈独秀都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

据国民党方面调查5月间湖南情况说：“先是共产党大捕彼辈所认为土豪劣绅者，各地监狱为之充满……各县乡村，同时宣布戒严，凡无农会工会之徽章，不能通行，否则视为奸细，或土豪劣绅逃亡者（连逃亡都不行，多恐怖）。于此时也，商不安于市，农不安于野，人人自危，家家恐怖。”汪精卫6月1日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气愤地说：“照他们这样胡闹，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到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只好关门，还革什么命！……我们看，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还革什么命！”

在蒋介石执行蔡元培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清党”（4.12清党）指示后，武汉政府这边的北伐军和各界纷纷响应，汪精卫只得也清理共产党，倒向南京，最后并入南京国民政府。可以说，大革命的失败原因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而是“左倾屠戮主义”，是共产党的“左倾”工农运动造成的，左派的武汉国民政府被左派的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所摧毁，武汉也失去了成为首都的机会。

可以想像，如果按照中共当时的工农路线走下去，中国没有任何力量反抗日本侵略，其实不用日本攻打就已经自己完蛋。政治罢工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有巨大危害，“阶级斗争有益论”者看不到这一点，非常可悲。

划分阶级是在民族内部划分的，阶级革命的敌人必然也在民族内部，损害的是自己的民族，损伤多了就毁灭，所以说：“阶级斗争是民族毁灭的动力”。没有“阶级斗争有益论”者的窝里斗和割地自肥的军阀，日本人是不敢侵略我们的，“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搞阶级斗争就是自伐其国。中国古人都能看到这一点，现在人为什么不懂呢？

划分阶级实际是分裂民族，搞阶级斗争实际上是搞阶级迫害、群体迫害，如果某种政策制度性地迫害别人的时候，那么受迫害的人群就当然有权反抗，有权推翻这种迫害人的制度，那么这个民族可能在相互斗争中毁灭。一旦这时外族入侵，受迫害的人群（阶级）为了活命或为了公平很可能就投向外族，这就是制造汉奸的机制。中国自古就讲“仁义礼智信”，从来没有讲过阶级，讲阶级就是制造汉奸。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时，有不少苏联人站到纳粹那边去。中华民族是比较追求公平的民族，也是比较有造反精神的民族。抗日时，在北京西面，仅杨成武部队，大的收编就收编了赵侗（11000多人）、孟阁臣（7000多人）、刘玉昆（5000多人），最终孟阁臣被中共干掉，赵侗跑掉后也被杀，赵玉昆见机不妙，带一些人投靠日军。我们臭骂汉奸的同时，更应该铲除制造汉奸的机制和理论。

日本的工业更发达，产业工人更多、比例更高，也就是日本的无产阶级更多、更集中、更广泛。如果日本人也搞工运，今天罢工明天罢工，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侵略中国。日本全体国民几乎都支持侵略，他们不懂阶级。如果想救中国的话，应该到日本宣传马列主义，造成日本八幡制铁所罢工、并最终关掉，中日战争就不会发生，中共用力用错地方了。哪一个国家想祸害中国，就派人去宣传“阶级斗争有益论”，让他们窝里斗，看着他们在窝里斗中灭亡，中国人坐享太平，多好？中国的“阶级斗争有益论”，首先是由日本传过来的，看来也不是安什么好心。

中国近代的问题不是阶级压迫问题，而是民族压迫问题，是外来民族奴役中华民族、迫使中国签署许多不平等条约，让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灭亡。在这个时候中国人搞阶级斗争，必然削弱民族的力量，无异于自我毁灭！特别是9.18日本侵略东北之后，有的党派高喊“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军队起义，武装保卫苏联”，无论它出于什么目的，它的理由表面上如何富丽堂皇，其客观效果必然是削弱中国的力量，帮助日本侵略者！

无知的人甚至高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日本侵略军也是无产阶级队伍——由日本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农民和小知识分子）组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是与日军联合，这是卖+国口号。日本皇帝连姓氏都没有，可以说是最最彻底的无产者，要不要与他联合受他领导，去完成“大世界共荣圈——共产主义”建设？

人民应该是平等的，一些理论竟然宣称某个阶级是先进阶级，并且要当领导阶级，要实行阶级专政。这是宣扬社会不公，准备建立不平等的社会。更加可笑的是，这个所谓的“先进阶级”还是一个文盲阶级，竟然是既先进且要当领导，这不是很荒谬吗？文盲都那么先进，我们还要读书、学科学技术干什么？这不是误导社会倒退吗？

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战争，无论是阶级斗争还是军阀斗争，最后都得以战争来达到最高形态。中国还是农业社会，对稳定的依赖程度远比游牧民族高。每次战争，人口流动，耽误农时，饥荒遍野，人口急剧下降，社会倒退。所以，斗争与战争是社会倒退之源，“内斗是毁灭的动力”。

在中国历史上，只要是分裂时，都是战争时，所以，分裂就等于战争。对这一时期，中国人有一个专用的名词——离乱。这时，人民生活异常困苦，文明被毁灭，人民死亡巨大，人口急剧下降，中国自古就有“离乱人不如太平犬”这一定论，这是中国人几千年痛苦得到的智慧结晶。所以，中国只要是统一，人民都是欢迎的。

斗争的双方必需处于同一体中，所以所有的斗争都是窝里斗，鼓吹斗争有益实际就是鼓吹“窝里斗有益”。斗争不但会向上延伸，从阶级斗争延伸成民族斗争和国家斗争，我们看到的马克思国家都是如此；斗争还会向下延伸，从阶级斗争延伸成阶级内部斗争和派系斗争，我们看到的马克思国家也都是如此。斯大林就不说，他杀了2000万苏联人民，列宁比他更利害。中共的内部清洗也是很利害的，大家都知道张国涛，他在红军内部搞“肃反”，杀了许多干部，连女红军长得漂亮都是被杀的罪名。张国涛不是最利害的，他是反派人物，总有人拿他说事。中央苏区抓“AB团”杀的共产党干部和红军比张国涛多得更多。据萧克将军回忆录记载，中央苏区肃反累计杀了10万红军，根据地总人口减少百分之二十。贺龙红军肃反，把三万红军杀剩三千。从数量上和比例上来看，张国涛都不算不上第一。

可见，“窝里斗有益论”其毒无比，相信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更利害，杀掉了三分之一国民；无论如何看，这都是毁灭民族的巨大灾难，红色高棉头子的中国导师却夸奖说：“你做得好啊，一举消灭了阶级。”真是愚昧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