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紅色恐怖與白色恐怖的異同 發表於 2021 年 06 月 15 日 由 徐沛 http://xu-pei.hxwk.org/2021/06/15/%E7%BA%A2%E8%89%B2%E6%81%90%E6%80%96%E4%B8%8E%E7%99%BD%E8%89%B2%E6%81%90%E6%80%96%E7%9A%84%E5%BC%82%E5%90%8C/ 二零一三年共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在北京西山公園建造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紀念上世紀五十年代為國家統一、人民解放事業犧牲於台灣的大批隱蔽戰線無名英雄”。榜上有名的八百四十六位紅色烈士比如李友邦與同年在台灣開展的“遲來的愛─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遺書特展”的名單大致相同。[1] 三年後，被稱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的台灣人陳映真（1937－2016）在北京過世後進入共產黨安葬中層以上幹部的八寶山墓地。二零一七年中共媒體紅歌網轉載陳映真一九八七年四月在其創辦的《人間雜誌》上發表的評論“為了民族的和平與團結 — 寫在《二二八事件：台中風雷》特集卷首”，但標題改為“陳映真： 1950年代比“二二八”更慘烈 — 從史的全局重新思考“二二八””，文中聲稱 “我們以為，國府作為當時中國最高的統治者，當然對“二二八”不幸事件負有最高的政治和道義上的責任”，並斷言““二二八”事變，是全中國人民共同的傷痕”。[2] 鑑於二二八一直是中共針對台灣宣傳的重點，而因二二八被陳儀政府通輯的謝雪紅在陳芳明的《謝雪紅評傳》問世後，成為連接兩岸的紅人。特以謝雪紅現象為例探討大陸的紅色恐怖與台灣的白色恐怖的異同。 面對兩岸關係，每個人的立足點決定其視角與看法，而個人的立場及觀點與其閱歷及追求尤其是價值觀密不可分。跳出個體局限，超越族群與黨派立場，探求真相，捍衛人權是我研究與寫作的動力。以真實為準，評介為禍百年的國際共運，捍衛普世價值則是我首旅台灣的初衷。北京的共產暴政侵害人權，腐蝕世界，我希望有助首當其衝的台灣人認清大陸知識人在《九評共產黨》中用血淋淋的實例為共產黨總結的九大基因：“邪、騙、煽、斗、搶、痞、間、滅、控”。 個人出發點 一九八八年，我趕在聖誕節前，從北京乘東德航班抵達東柏林，在黑暗中走過毛澤東建議打造的柏林圍牆，進入明亮如晝的西柏林，然後乘火車穿越被德共隔立的東德，前往幫我獲得杜塞道夫大學入學通知的西德擔保人家，開始了個人的求真之路。 一九八九年北京發生的六四屠殺，促使我認同以結束共產暴政為目地的民主運動。為了搞清被共產黨奉為真理的馬克思主義，我專門改修哲學，研究領域涉及東西方的傳統宗教與近現代思潮，比如浪漫主義、社民主義、三民主義、自由主義、女權主義以及極權主義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及其變種，德國與中國的歷史及其名家名作，東西德的變遷與台海兩岸的關係。在獨善其身的同時，開始公開表達對共產極權與民主憲政，共產黨文化與東西古文化的心得體會，希望有助讀者擺脫馬列枷鎖，認清充滿謊言與仇恨的共產黨文化，推崇以博愛為本的東西古文化。 簡言之，我是因為留學德國，獲知六四屠殺，親歷東西德的異同，才從一頭像奧威爾刻畫的動物農莊裡的特權豬，成長為身在德國心在華的世界公民。生長在動物農莊的大陸人難免被共產黨通過學校與媒體灌輸謊言、仇恨與鬥爭，大多失去接觸真實歷史的機會。我既有六四屠殺前在動物農莊的生活經驗，又有六四屠殺後因親情、鄉情於一九九六與二零零一年兩次試圖回國任教的切身感受。二零零二年初從香港飛回德國後，我才有緣了解被共產黨迫害的法輪功。為了捍衛以“真善忍”為宗旨的價值觀，我主動加入被共產黨迫害的龐大人群。二零零四年在大陸護照過期前，入籍德國。 共產主義為禍百年 一九九七年《共產主義黑皮書 — 罪行、恐怖與鎮壓》問世，用事實證明以蘇聯為首的所謂“社會主義陣營”在八十年裡虐殺億萬人。該書估計六千五百萬受害者在中國大陸，而二零零四年出版的《九評共產黨》推測中共在和平年代以各種名義害死的大陸人可能多達八千萬。其實中共從未停止虐殺民眾，從被所謂的“計劃生育”強制墮胎的胎兒到被活摘器官的良心犯的數目至今還在增長。 一九一七年列寧創建第一個以共產主義為指導思想的蘇維埃暴政後，共產國際在德國南部成立第二個短命的蘇維埃共和國。
一九三一年蘇聯國慶日，武裝割據江西的中共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台共為了與之呼應，在其第二個黨綱中提出“建立工農民主獨裁的蘇維埃政權”。[3]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作為戰敗國被英美法以及蘇聯先分為四塊，後在英美法的管轄區上成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而蘇聯則在其轄區建立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為名的蘇聯殖民地。 一九四五年，淪為日本殖民地半世紀的台灣被抗日勝利的中華民國接管；一九四九年，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在聽命於斯大林的各國共產黨包括台灣共產黨的支持下，把西安事變後變為“中華民國陝甘寧邊區政府”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再次改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二百萬各族各省的中華民國軍民追隨一九四八年高票當選總統的蔣中正敗退台灣，強行把淪為日本侵略戰爭後備基地的台灣建設成反共復國的根據地。 一九七一年，為了遏制蘇聯及結束與共產陣營在越南的戰爭，以基辛格為代表的美國政客背叛普世價值，向斯大林扶植起來的中共示好，導致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席位被馬列中國取代，從此台灣被剝奪參與國際事務的權利。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共用坦克鎮壓大陸民主運動，保住極權暴政，而北京大屠殺遭到國際抗議，引發共產陣營像柏林圍牆一樣被民眾推翻。然而北京繼承莫斯科的衣缽，以經濟為誘餌，赤化全球，台灣首當其衝。 兩岸被同時赤化 列寧於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共產國際，企圖赤化全球包括台灣。為了篡奪台灣政權，現在的中共像昔日的俄共一樣不擇手段，滲透台灣。 正視台灣的歷史與現狀不難發現：台灣的自由一直受到共產黨的侵蝕。像陳映真一樣信奉馬克思的史明（1918–2019）也用作品與生平證實，“台灣人的四百年史”中四分之一像中國大陸一樣遭到共產黨滲透與禍亂。 一九二零年共產國際派維經斯基到中華民國，資助並創辦共產國際在中華民國的支部 — 中國共產黨，開始系統赤化中國。孫中山為了實現三民主義，也在共產國際的統戰下主張聯俄容共。當台灣人比如蔣渭水主動追隨孫中山之時，共產國際也通過日本與中國以各種名義與渠道滲透台灣。 在國際共運史中台灣與日本及中國至今密不可分。台灣有不少共產黨員因被台日本殖民者鎮壓，逃到中國並在那裡為實現共產恐怖主義浴血奮戰而死比如與謝雪紅同居的林木順。陳芳明“非常崇拜的對象”[4] 史明就曾在中國奉共產國際之命與一女黨員假扮夫妻，假戲真做，為此結紮。正是史明告知陳芳明：謝雪紅是“台灣唯一接受共產國際訓練出來的共產黨員”[5]。而謝雪紅本人則先因在上海與林木順奉命組建共產國際地下組織被遣返回台，後因領導武裝暴動成為二二八的通緝犯逃到大陸，在中共的整肅中病逝於北京。 謝雪紅既是共產國際滲透台灣的實例，又是中共針對台灣的宣傳重點。 謝雪紅現象 二零一零年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許佳琦等四名女生共同撰寫論文《“妖魔化”？“神格化”？─1945年後謝雪紅的形象初探》，解析在兩岸對峙下與開放後，中國共產黨、國民黨、二二八受難者群體、台獨群體以及女性群體對謝雪紅形象的塑造，該文總結說：“在不同的政黨意識與時代背景下，會塑造出不同的謝雪紅形象，至於現代與謝相關的敘述已漸趨中立”[6]。然而不分善惡的中立正是令我質疑的現象。只有不問是非，謝雪紅才能被成功引入台灣主流社會，而許佳琦等台灣的新生代與她們的指導老師都把國民黨獨大的中華民國與共產黨極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混為一談，好像兩黨與兩個國家沒有本質區別，遑論意識到中共依然試圖藉助謝雪紅似的人物吞併台灣。 二零一三年林瓊華在台灣史學雜誌第十五期發表的《從遺忘到再現：謝雪紅在台灣與中國的影響與遺緒》與二零一五年劉瑀之出版的論文《欠缺的左翼視角 ─ 以謝雪紅為中心的文學與批判》都進一步證實，謝雪紅已成為台灣戲劇、小說與電影劇本謳歌的主角，而中共也因此不得不為了統戰台灣，在謝雪紅死後十六年為她“平反”，讓她比陳映真早三十年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二零一六年謝雪紅還被史明等供奉在台灣聖山。評介謝雪紅現象，尤其是與謝雪紅一起參與二二八的楊克煌遺作，有助大家以史為鑑。 連接兩岸的紅人 一九九一年《謝雪紅評傳》在台灣問世後，昔日國民政府的通緝犯並因此成為中共高幹的謝雪紅在台灣變成引人稱道的“落土不凋的雨夜花”。二零零九年該書增訂版發表後，中共媒體也加以報導，標題為《台作家陳芳明：台共領導人謝雪紅非常有魅力》[7]。 《謝雪紅評傳》不僅在台灣引發爭議，也引起中共宣傳部門重視。在此書中被陳芳明斷定為“反謝雪紅派”的周青也是二二八的參與者。一九九四年，他在北京撰寫“‘歷史造像論’的實踐 — 評陳芳明著《謝雪紅評傳》”文中說：“謝雪紅是出生在台灣的社會主義者。從出生地點說她是台灣人；從意識型態說她信仰社會主義。陳芳明研究謝雪紅，究竟是研究她的出生地點呢？還是研究她的思想信仰？謝雪紅信仰的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台獨”主義，這是最本質的。”確實如此，陳芳明無法否認：謝雪紅至死都自稱社會主義者也即共產黨員，無論她主張台獨還是自治都是奉命而為。信仰顯然比出生地更影響一個人的言行，更何況謝雪紅主動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發起過暴動；共產國際在謝雪紅等支持下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害死八千萬大陸人，而且一直威脅台灣。況且謝雪紅曾是出任中共暴政最高官位的台灣人，其中包括中蘇友好協會理事、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全國婦女聯合會執行委員、台盟第一屆總部理事會主席等多個中共官位。不僅如此，她還利用權勢誣告他人，製造多起冤假錯案，引發眾怒，自食其果。[8] 當越來越多的大陸民國派因紅色恐怖流亡海外包括台灣之時，中共及其出版物滲透台灣。涉及二二八與謝雪紅的中共出版物也在台灣發行。比如趁“二二八”六十周年之際，繼謝雪紅後在中共政權爬上最高位的台灣共產黨人張克輝推出劇本《啊！謝雪紅》，並在台灣舉辦新書發布會。參與二二八的張克輝以劇本形式謳歌謝雪紅，目的是按照中共的旨意把“台獨之母”吹捧為共產黨需要的“中國的英雄”，不過史料證明謝雪紅既是施害人，也是受害人。 二零零六年李大衛在《台灣共產黨與二二八事件》中披露謝雪紅在北京批鬥會上的自白：“同志們，是的，我下流，我卑污，我做過許多不可告人的事，但是，那種污泥式的生活難道是我要過的嗎？如果不是為了黨，為了黨的指示和黨的紀律，我會如此嗎？” 此話自證她加入共產黨後不擇手段，“下流卑污”。而且她非常清楚共產黨對她的態度：“讓我重複一遍，我對同志們這樣說的：過去中共聲言要解放台灣時，用我做對台灣的宣傳工具，現在解放台灣有困難了，就對我不滿，既然共產黨和毛主席對台灣沒有辦法，甚至蘇聯對台灣也沒有辦法，叫我謝雪紅有什麼辦法呢？即使我能再到台灣去開三美堂、大華酒家也沒有用呀，我老了，我的時代過去了，我是不願把我這條老命再到台灣去丟人的！”好在她也意識到共產黨的邪惡：“哼，我的反動歷史就是這樣，還不是昨天要利用我時，黨就把我捧成天上的神仙，今天不利用我了，就把我說得比魔鬼還壞。這簡直成了什麼世界？一點人性都沒有，一點同情都沒有，說句實在話，只有共產黨才如此待人，資產階級是不會如此沒有人情味的，至少人性的尊嚴和體面是會保留的。”[9] 馬列主義被引進台灣 在諸多與謝雪紅相關的出版物中，於一九九七年首發的《我的半生記》與二零零五年首發的《我的回憶》都由楊克煌的女兒楊翠華在台灣自費編輯發行，就是說都沒有通過中共的審查，算第一手資料。前者是楊克煌筆錄的謝雪紅口述，後者是楊克煌在謝雪紅病逝後的回憶錄。楊克煌的孤證不一定可信，但為共產黨滲透台灣提供了見證。 《我的半生記》透露，謝雪紅於一九一九年在中國青島聽聞與十月革命相關的紅色宣傳深受觸動，產生反日意識與革命幻想，雪地上遍地鮮血的照片促使她改名雪紅並為此刻章。不過報導稱陳芳明在訪談中說謝雪紅在一九二一年參加台灣文化協會時還是文盲，她欽佩被稱為台灣現代文學之父的賴和（1894–1943）。賴和在日本殖民者的迫害中過世後，謝雪紅為他提孝燈，雖然賴和與謝雪紅沒什麼交情。[10] 賴和卻被人錯誤地稱為“台灣的魯迅”，而筆者研究共運的一個成果就是論證魯迅是以宋慶齡為頭面人物的共產國際間諜網合力推出的紅色宣傳家。一九三六年魯迅之死被共產國際利用來煽動民族主義，向國民政府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促成張學良等發動西安事變，以致中共死灰復燃。[11] 因此賴和之死也有可能被謝雪紅等利用來煽動抗日，壯大組織。而中共至今借賴和之名統戰台灣。自稱是謝雪紅老朋友的周青於一九九四年在《海協評論》發表《台灣新文學的一代宗師》，結尾高歌：“讓賴和先生的精神發揚光大吧！他是台灣新文學的一代宗師！他那愛國、愛鄉、愛民的業績千古永垂！他也是我們寶島，台灣人的光輝！”[12] 林木順（1904–1931）在一九二二年就讀台北師範學校時受台灣文化協會影響，產生反日意識並在一九二四年因與李友邦等人一起襲擊日警，被退學。在去上海時結識謝雪紅，與之同居。兩人於一九二五年進入共產國際在上海創辦的學校，很快被推薦到莫斯科接受培訓。共產國際滲透世界的一個方式就是開辦文化與教育機構，激發青少年的民族意識與鬥爭精神，引誘他們投身反天理人倫的共運，打着共產主義的幌子謀財害命，最後自食惡果。有不少台灣人曾進入名為上海大學（1922–1927）的共產國際培訓學校就讀，以致在台灣共產黨的內鬥中有“上大派”之說。 一九二八年，謝雪紅與林木順被共產國際派回上海，成立全稱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的共產國際組織，林木順當選書記長，制定以台灣民主，台灣革命和台灣獨立為訴求的政治綱領，這是謝雪紅被奉為“台獨之母”的來源。謝雪紅不是像史明所言唯一一位接受過莫斯科培訓的台灣共產黨人，至少林木順也是台灣人。 該共產國際地下組織很快被上海租借地的日警破獲，謝雪紅被遣送回台，而林木順成功逃亡。回到台灣的謝雪紅秘密重建共黨，繼續從事赤化活動，包括成立國際書局，引進馬克斯書房與以列寧所創之《星火報》為名的星火書房等左翼出版社的書籍。[13]“台共在謝雪紅的領導下，以文化協會及農民組合為掩護吸收成員，並擴大於上述兩個組織內的影響力，最後成功奪取這兩個組織的領導權”[14]，這與我查閱資料後得出的判斷一致。蔣渭水創辦的文化協會與他推崇的孫中山創辦的國民黨一樣都成為共產國際滲透的對象。孫中山的名號至今都被共產黨用來欺騙世人，混淆視聽。 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勢不兩立 三民主義源自美國總統林肯，其創建者孫中山解釋說：“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為人民所共有，政治為人民所共管，利益為人民所共享。”孫中山心懷天下為公的理想，身體力行，至今感召無數追隨者。 共產主義源自馬克思，其《共產黨宣言》明確表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法律、道德、宗教，在他們看來全都是資產階級偏見，隱藏在這些偏見後面的全都是資產階級利益”。馬克思號召“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共產黨的目的！馬克思專家、《共產主義紅皮書》的作者略武在專訪《毀滅者馬克思》中告知：馬克思“是一個自信得無以復加，同時，輕視甚至蔑視他人、所有人和他們的傳統的人”。簡言之，馬克思的理想就是毀滅世界。[15] 孫中山在一九二三年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時，明確表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為奮鬥目標，反對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而共產國際作為列寧與斯大林操控的工具，為了篡奪各國政權，鼓動階級鬥爭，煽動民族主義，唯恐天下不亂，這是一九二七年國民黨被迫清共的原因。不幸的是國民黨在早期接受共產國際援助時，沾染了共產黨的匪氣，而且共產國際利用中華民國的自由滲透黨、政、軍、警、憲、特各界。共諜們比如蔣中正的文膽、陳布雷的女兒陳璉夫婦與共軍裡應外合，導致正在努力實現憲政的中華民國在大陸淪陷。 與陳芳明同齡的大陸學者辛灝年（1947*）為發表專著《誰是新中國》，於一九九四年流亡海外。以他為代表的大陸民國派看穿紅色宣傳，突破紅色恐怖，認同在大陸創建中華民國的國民黨，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就致力於在大陸光復中華民國。二零一五年辛灝年首次抵台發表講演《民國命運與台灣前途》時表示：“沒有嘗過紅色恐怖的人，何以贅言什麼叫白色恐怖啊！中國國民黨黨政軍警憲特，留在中國大陸的人員，有四百六十萬人被共產黨在短短的一年之間全部殺光！中國大陸的土改，兩百六十萬地主富農，被共產黨全部槍決，那才叫恐怖！四百萬知識分子一百萬被打成右派，家破人亡，那才叫恐怖！”[16] 目之所及的資料證明台共也像中共一樣內鬥不斷，導致一九三一年被日警瓦解。謝雪紅與楊克煌（1908–1978）等都被捕入獄，謝雪紅被判重刑，寫“轉向書”後於一九三九年出獄。楊克煌先出獄並娶妻生子，楊翠華是其中之一。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陳儀出任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最高行政長官併兼任警備司令。十月二十五日，在台北舉辦接收儀式。共產國際也分派各路人馬隨着陳儀潛入台灣，其中包括已獲得國軍中將軍銜的李友邦。[17] 當時人在台灣的共產黨員也沒閒著。謝雪紅與楊克煌在日本投降後立即前往台中從事赤化活動。他們不僅組織各種團體比如人民協會，發行紅色宣傳品包括號召謀財害命的《共產黨宣言》，楊克煌還進入《和平日報》。 從禁忌變為爭議的二二八 解嚴前，二二八在台灣算一大禁忌，達到的客觀效果就是讓中共利用參與二二八的台灣地下黨員進行的紅色宣傳比如林木順（即楊克煌）名下的《台灣二月革命》與莊嘉農（即蘇新）名下的《憤怒的台灣》等大行其道。中共的宣傳基調為：“二二八起義”是“台灣同胞反對當時國民黨當局專制統治的愛國、民主、自治運動，是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一部分，是台灣同胞光榮愛國主義傳統的重要體現”。[18] 解嚴後行政院於一九九零年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並於兩年後發布《“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但引發爭議。從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網站到台北二二八紀念碑碑文，再到台灣民視新聞台製作的二二八紀錄片比如《二二八平反運動》以及李敖在中共外宣電視台的二二八言論，都幾乎未涉及謝雪紅等共產黨人在二二八前後從事的紅色宣傳與紅色暴動。 就目之所及的爭議我先評介如下： 二二八事件中的導火索女煙販林江邁之女林明珠在二零零六年上演的紀錄片中表示，“228根本不是從‘查緝私菸’而起，也非‘外省人欺壓本省人’”，純粹是出自‘語言溝通不良’所產生的糾紛”。這種看法引來《孤寂煎熬四十五年：尋找二二八失蹤的爸爸阮朝日》的作者阮美姝（1928–2016）痛斥。阮美姝還斷言：“二二八事件絕對導因於外來政權的殖民壓迫”[19]。這說明二二八造成無數台灣人深受創傷並拒絕認同中華民國。二二八前，十九歲的阮美姝在“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交響樂團”擔任女中音，每個月有150元車馬費，陳儀“曾經多次在台下欣賞音樂會”[20]，從這點看不出陳儀是歧視台灣人的殖民者，但陳儀算缺乏危機意識的享樂者。 阮美姝有權拒絕認同丘念台等台灣世家效忠的中華民國。但如果謝雪紅們武裝奪權成功，阮美姝家一定會像大陸淪陷區的有錢人家一樣被共產黨打成“階級敵人”，遭到無產階級血腥專政。 《嶺海微飆》的作者丘念台（ 1894–1967）在事發後作為中華民國監察委員於四月九日在南京提交的報告與十號提交的意見書及建議書至今值得台灣政界參考，因為其中一筆帶過的史實“共黨潛煽於內”與“如何令共黨無隙可乘”都是台灣至今必須正視的現實。[21] 童年親歷二二八的陳若曦在《堅持無悔–七十自述》中證實二二八的受害者不只台灣人，也有無數外省人，因為“頭一星期是外省人遭殃”，他們被“浪人”追殺。
而“浪人”應該是指被日本殖民者皇民化的台灣暴徒。與他幾乎同齡的外省人陳肇家則在視頻《外省人受害真相》中證實，被派到台灣的國軍官兵確實起到平暴安良的作用，解救了只是因為省籍就遭到暴徒追殺與搶劫的外省人。 陳若曦表示：“八十年代在日本碰到鼓吹‘台灣獨立’的史明，拜讀了他寫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提到‘二二八’死亡人數竟高達十幾萬人，相當不以為然。根據事件當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新生報》公布，‘二二八’以來遭暴徒加害的，包括死亡和失蹤的，公務員七十二名，軍警一百三十名，民眾兩百六十八名，合計四百七十人。事件後國府擴大打擊面，牽連一些台籍菁英，當不止此數。二十世紀末，國府給‘二二八’死難者刻碑紀念並賠償，人數約八百出頭；據說從寬處理，包括殺人放火的流氓、政治異議份子，甚至自然死亡者在內。相信正確數字在兩者之間。”要還原歷史真相，不僅要審視公權力如何侵害人權，還應該搞清，企圖武裝暴動篡奪政權的謝雪紅等該不該被鎮壓，被通輯。剝奪他人財產與生命的“浪人”該不該被懲罰。 紅色宣傳與紅色暴動 二二八時，史明還在中國為共產黨效力包括偷運鴉片。一九四九年五月，史明回到台灣，秘密組織“台灣獨立武裝隊”，試圖謀殺總統蔣中正。一九五一年底被發現後，史明攜帶組織名冊逃到日本，開始用他在中國學到的廚藝謀生並宣傳其源於馬克思主義的台獨主義。史明親眼見證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暴行，但他不把共產黨的邪惡算在其始作俑者馬克思的頭上，而是算在遭受共產黨荼毒的中國人頭上，有意擴大台灣人與中國人的矛盾。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出版之《汪敬煦先生訪談錄》在《美麗島、台獨與共產黨》一章中透露史明屬中共情報系統，“中共透過史明支持台灣的獨立運動”，雖然中共反對台獨，“但共產黨統一戰線的最高策略是：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他的主要敵人是國民黨，因此他聯合美麗島這批人是最便宜的方法”。 “ 再者，中共希望台灣的政治與社會愈混亂，民心愈浮動，對他愈有利；要達成這種有利情勢，就必須要有一個反對的力量，而現成的反對力量就是美麗島這批人士。不論這批人的歷史背景如何，至少他們的活動對中共來說是最有利的，最起碼比中共自己來培養反對力量好得太多；同時政治癒亂，社會愈不安，愈容易製造中共對台灣採取行動的藉口：台灣地方政府控制不了這個社會，而且有台獨傾向，中共必須採取行動制止這類活動。因此無論美麗島這批人如何變化，對中共來說都是利多弊少，所以他一定支持台獨。”中共還通過史明撥出二十五萬美金，分兩次給許信良，以維持美麗島周刊的出版。[22] 涉及美麗島事件的陳若曦想來不知上述紅色背景，但在自傳中本能地表示不滿：“台獨人士把國府打成‘外來政權’，把事件（指二二八）渲染為省籍和族群對立，長年成為台灣政治與社會的最大亂源。” 楊克煌在回憶中說：“日後我們才知道，當時蔣匪介石假借參加‘台灣光復周一年紀念’的名義來台灣，而其真正目的是為了進行內戰。他和宋匪子文等一起來，在草山（即陽明山）極秘密地同美帝遠東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會談，大肆拍賣中國的領土、主權，台灣就在這時被出賣給美帝駐軍的。不久以後，就接連出現‘中美商約’等許多喪權辱國的條約。這也成了二、二八起義的一個政治背景。” 此段證實楊克煌相信並傳播共產黨的謊言宣傳，抹黑國民黨及其黨魁，抹黑美國。國民黨領導抗日，讓中華民國既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也成為聯合國的創會國以及五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出任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華民國代表的張彭春被選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副主席，參與起草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 國共兩黨的本質區別在於一個以民主憲政為目地，而共產黨不擇手段奪取政權，目地就是實行紅色恐怖。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為了實現憲政，甚至限制國民黨員參選，以便給青年黨、 民社黨等少數黨參政的機會，但共產黨當時借各種藉口大肆破壞行憲，在篡奪大陸政權後，不僅強行領導一切黨派，還殘酷迫害一切信仰。 楊克煌在《我的回憶》中具體描述了謝雪紅在二二八前後扮演的角色：“謝雪紅首先對那些青年說，剛才有匪軍要來進攻台中的消息，我們應先武裝起來，到市郊的交通要道去防衛；偽台中警察局有幾十多把步槍和日本刀，先去搬來武裝起來。 青年們去拿了武器，武裝起來後，就分頭去各交通要道站崗去了。另外有些青年說他們要去攻打派出所、匪軍的小單位，也都出發去了。 謝雪紅又叫《中華日報》分社的一個記者去組成一個小組到電台廣播，交代他要向台中地方的人民報告蔣匪軍要來進攻台中，台中市民已準備好要抗戰，並已在市內開始主動向蔣匪軍進攻了。並呼籲中部地方的人民起來進行鬥爭，占領市、區、鎮，鄉的國民黨政、軍、警、黨團的所有機關和派出武裝隊伍到台中來支援台中人民的武裝鬥爭。那個記者就去電台徹夜繼續廣播了。 ” 憑楊克煌提供的上述見證，可以確認：以謝雪紅為代表的台灣共產黨人挑唆青年，武裝篡奪政權；其時不少共產黨員滲透媒體，充當共產黨的宣傳工具。所以，陳儀在當年三月十日〈告民眾書〉上稱“少數陰謀分子，企圖利用機會，奪取政權，背叛國家”符合實際。他還上報蔣中正一份〈辦理人犯姓名調查表 〉，名列其上的阮朝日等在紅色恐怖造成的白色恐怖中被秘密槍決。不過“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 ”不是因為他們的省籍，而是因為他們的匪諜嫌疑。 阮朝日等受害者是否屬於共產地下黨，尚不得而知，但像他一樣上了名單的徐征是共產黨人在楊克煌的自傳中可找到證據。在李明典製作的《光復初期與二二八事件》中名列被冤殺的台灣精英宋斐如也屬共產黨，身為台灣行政公署教育處副處長，卻創辦〈人民導報〉為共產國際張目，他之後王添灯(1901–1947)出任社長。 共諜知多少 楊克煌的回憶錄有個小標題為“黨令如山”，僅此足以證實，謝雪紅聽命於共產國際，為此謝雪紅還違背自己的意願交出台中的指揮權。回憶錄寫道：“3月4日13時許，李喬松到作戰本部來找謝雪紅，說黨（台工委）要我們把武裝指揮權移交給處理委員會。他說：‘台工委的意見認為武裝鬥爭已基本結束了，要進入政治鬥爭的階段，如我們再掌握武裝鬥爭的領導權，這對於團結各階層人士、搞好統一戰線的工作不利；而且，要作公開的政治鬥爭除了你們兩人可以出面以外，沒有適當的人可以做，……。’謝雪紅表示不同意。她問我的意見，我說：‘這怎麼成！’過一會兒，謝富也來傳達同樣的命令，記得林兌也來說服我們。 至15時許，李喬松又來找謝雪紅，我看到李喬松講話時，幾乎流出眼淚來，這時他對謝說：‘這是蔡干的命令啊！不服從就要犯錯誤，……。我不能眼睜睜地看着老同志犯錯誤啊！’謝雪紅在我身邊低聲對我說：‘這是蔡干的命令！”我說：‘服從就服從吧！’謝這時也只好同意了。”僅這一段透露的地下黨員就有四個。 在謝雪紅被要求交權時被告知，武裝鬥爭已經結束接下來要進行的是政治鬥爭。換言之，共產黨已有統籌安排，只不過誰是他們的政治鬥爭代言人外界只能推斷。在二二八期間為〈人民導報〉工作的蘇新(1907–1981)也屬共黨陣營，他也像謝雪紅一樣成功逃亡大陸。陳芳明在發表《謝雪紅評傳》前於一九八二年在《美麗島》周報上發表〈望遠的望鄉人— 蘇新的生平與思想初論〉。蘇新於一九二一年加入台灣文化協會，任職於《台灣民報》。一九二七年到中國後加入中共。一九二九年返台，是台共的重要幹部。二二八後也逃到大陸。從與他相關的資料中可獲知，出任“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主席的〈人民導報〉社長王添灯身邊除他外還有別的共產黨人，《三十二條處理大綱》就由他們為王添灯擬就。[23] 因結識陳映真與楊逵開始研究白色恐怖的（1960*）的藍博洲則在《 台灣向何處去 —“二二八”與台盟的人民民主鬥爭》中透露蘇新在“《關於“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回憶文章中指出：“二二八”有兩條戰線的鬥爭；一條是武裝鬥爭，另一條則是談判鬥爭。而“談判鬥爭，則是以王添灯為代表的處理委員會的文斗。”[24] 李喬松的兒子李韶東也聽命於共產國際地下組織，二二八後還潛伏下來繼續奉命行事。他曾發表《懷念台盟創始人謝雪紅》，文中透露：“謝雪紅到上海不久，經李偉光介紹，接受黨的指示赴香港工作。謝雪紅到港後根據台灣人民的政治訴求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號召台灣同胞繼續高舉‘二二八’旗幟，為推翻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實現民主自治而鬥爭，並根據3月8日延安電台和3月20日《解放日報》社論《中國共產黨支持台灣人民民主自治運動》的精神，經中共上海局的同意，與楊克煌、蘇新等籌備台盟組織，於1947年11月12日正式成立”。該文還透露，謝雪紅與楊克煌不僅分別出任台盟主席與台盟秘書長，而且還在中共上海市委成立第二工作隊時，分別出任副書記兼統戰科科長與台委會委員兼統戰科副科長，就是說還有共產黨內的職務。[25] 二零零四年發表《二·二八事變第一主角謝雪紅：珍貴照片》的徐宗懋曾採訪職稱為中共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員的周青。從訪談中可知二二八時周青與吳克泰撰寫第一篇有關二二八的宣傳報導，後逃離台灣，在上海正式加入中共。一九四八年初返台繼續從事赤化活動，不久再次逃往上海，此後在大陸從事共產黨的宣傳工作。該訪談進一步佐證二二八事變之時，共產黨已秘密滲透台灣各界，尤其是報界，甚至包括國民黨與三民主義青年團。採訪中，周青透露二二八期間他是台北〈中外日報〉的記者，“任務很多，十分忙碌，基本上我每天都中山堂看‘二、二八’處理委員會開會的情形，後來才前往台中與謝雪紅會合，但任務失敗”。[26] 李大衛在《台灣共產黨與二二八事件》中也論證共產革命策略就是“利用矛盾來進行分化與破壞，就算沒有矛盾，共產黨人也擅長製造政府與人民之間的矛盾、對立，然後衍伸為衝突，再以結合次要敵人、打撃主要敵人的統戰方式，最後推翻政府，而由共產黨取得政權”。“國際共產黨人運用這個策略，成功地在二十世紀的下半葉，幾乎取得了半個地球的統治權”。[27] 許劍虹則在《中共為什麼要紀念“二二八事變”》中不僅證實台灣共產黨領袖謝雪紅在二二八期間領導“台灣民主聯軍”與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委員兼武裝部長張志忠組織“台灣自治聯軍”，同時證實曾在大陸成立台灣革命同盟會的謝南光、李友邦與宋斐如等台籍抗日誌士主張台灣人自治，都屬聽命於莫斯科的周恩來部下，被民國政府派回台灣後充當共產黨的掩護體。文中透露李友邦身為三青團中央直屬台灣支團部主任“暗中允許台共黨員加入他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等到事變爆發以後，這些具有台共黨員身份的三青團成員成為了反對陳儀的主要力量”。可惜該文認同一位大陸旅美學者把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不可調和的矛盾用“省籍衝突”來開脫。不過作者也認識到“中共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會依據自己實力的強弱，對台灣的主權提出不一樣的主張”[28]。換言之，共產黨一直利用各種矛盾尤其是省籍與族群挑起衝突，煽動群眾，從中獲利，二二八如此，現在依然如故。 楊克煌的回憶錄有如下陳述： “由於台灣人民舉行起義，蔣匪幫在後方空虛之時，被迫抽調兩個整編師到台灣，削弱匪軍內戰中的進攻力量，對造成蔣匪軍的重點進攻失敗起了一定的作用。台灣人民起義中，雖然被屠殺了幾千人，但對於牽制敵人的兵力，破壞敵人後方的物質、打擊敵人的統治和鼓舞敵占區人民的革命意志，在政治上、軍事上都有重大意義；因此二、二八起義的烈士們的血不是白流的，而二、二八起義可稱為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一個組成部份，是台灣人民民主革命歷史上最光輝的一頁。”共產黨的殺人史表明二二八不是起義，因為如果共產黨成功奪取政權的話，台灣也會遭受大陸所經歷的持續至今的紅色恐怖。 被共產黨員楊克煌誣衊為匪軍的是中華民國國軍。在一九四六年制憲國民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後，軍隊開始實行國家化並從原名國民革命軍改為中華民國國軍。不過楊克煌也證實國軍在台中沒有大開殺戒：“匪整編第二十一師開進台中後，沒有像在其他地方那樣進行大規模的屠殺（雖然也槍殺了幾個人和逮捕了不少人），其原因我想是：一、由於台中地方的武裝鬥爭勝利，敵人以為人民武裝力量還很大，又不知藏到那裡去了，不敢太大意；二、敵人的武器被起義的人民收繳了，敵人不知道這些武器現在掌握在那裡，草木皆兵；三、因二七部隊退入埔里起了牽製作用，等等，所以，敵人在台中不敢輕舉妄動。 當年武裝組織有多少，後來怎樣處置，武器的分配情況等等，僅僅謝雪紅和我二人掌握著，一般人都不了解，敵人更不了解；參加武裝鬥爭的人均只了解局部，不知道全盤情況。”既然如此，為了保家衛國，正被迫與共軍開戰的國軍如臨大敵，大開殺戒也不難理解。 白色恐怖及其根源 藍博洲於二零零四年在廣西南寧的楊逵作品研討會上宣讀《楊逵與中共台灣地下黨的關係初探》[29]，從中也可推斷台灣社會在二二八前就被共產黨滲透。這之後更多台灣青年被共產國際的間諜及其宣傳品誤導，不知不覺地被騙上賊船，淪為白色恐怖的犧牲品。估計在一九五四年前有三千人被國民政府槍決，八千人被判刑。他們不知中華民國在抗日戰爭剛結束就開始行憲，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打着民主的旗號背信棄義，操控輿論，發動戰爭。 李登輝在訪談《我為什麼加入又退出中國共產黨？》中也證實共產黨慣於滲透大學，他當年就是在台大求學時加入共黨。在二二八期間從事宣傳的共產黨人吳克泰也在台大活動。[30] 而林瓊華則透露“曾參加毛澤東領導的紅軍長征，並擔任中共江西蘇區反帝總同盟主任的蔡孝干”被派到台灣後於一九五零年初被捕並供出中共在台地下黨的黨員名單。以致“被槍決與逮捕的黨員與全台受株連者達上千人以上。可以說，台灣五零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歷史，與蔡孝干的投降有密切關係”[31]，蔡孝干就是上面提到的蔡干，這無異直接證明白色恐怖源於鎮壓威脅台灣的匪諜。白色恐怖歸根結底來自對紅色恐怖的恐懼！ 聽命於莫斯科的中共把民選的中華民國中央與各省政府打到台灣，讓台灣不堪重負，但台灣人有倖免於像大陸人一樣至今生活在紅色恐怖中，恰巧是因為以兩蔣為首的軍政要人吸取大陸淪陷的教訓被迫在台戒嚴，用白色恐布捍衛中華民國，成功抵制共產黨入侵台灣，剝奪人權。 共產黨對二二八瞭如指掌，楊克煌在回憶中對此大加讚賞：“1947年3月20日 — 這一天是台灣人民革命歷史上應該紀念的日子！
當天延安《解放日報》，即當時中共黨中央機關報，刊載了題為的社論。
這篇社論表示了當時黨中央非常關懷台灣人民的革命鬥爭，給台灣人民的起義作出了原則性的，而且具體性的重大指示，也表示了黨中央對台灣人民的革命鬥爭作出了第一次公開的直接領導，對台灣人民的革命有着重大的歷史意義，是台灣人民永遠要銘記的事情。”
五十年代初就被中共整肅的楊克煌在七十年代依然表示：“我每次想到當時黨中央在防禦蔣匪軍的‘重點進攻’之緊張情況下，仍撥出時間來關懷台灣人民的起義，並作了指示時極為感動；而很欽佩當時剛從延安撒出，在緊張行軍的路上，解放日報是怎樣發行的呢？新華通訊社是怎樣播出消息的呢？”楊克煌不知共諜早已滲透民國各界，連蔣中正身邊也潛伏共諜。共諜中不僅有孫中山遺孀身分的宋慶齡，還有國防部作戰次長劉斐、第三廳廳長郭汝槐等。維基製作的“中華民國國軍中的中共間諜列表”上的人數增長至今。 二零一六年徐宗懋發表《謝雪紅與二二八》，其中透露：“1950年初，中華民國政府已喪失大陸領土，危在旦夕，中共在福建集結了二野和三野一部約50萬兵力，準備渡海攻台，中共華東局負責政治領導，台盟中央遷到上海，訓練3000名台灣幹部，做為接管台灣的政工人員。如果成功，毫無疑問地，童養媳出身的謝雪紅將成為本省最高的統治者。”[32]可是如果了解中共歷史，就知當年共產國際支持維吾爾人的東突獨立運動。可是一九四九年，東突臨時政府主席阿合買提江．哈斯木、總理、總參謀長、民族軍總司令等五位獨立運動領導人應邀赴北京之時被克格勃綁架，在莫斯科被秘密槍殺。但北京當時發表大標題為“全國和新疆人民同聲哀悼、毛主席致電新盟極表哀悼”的宣傳報導。三萬維吾爾民族軍被中共編入共軍，一九六二年被迫充當打印度的炮灰，僥倖生還者在一九六五年被解散，文革期間全部被捕與殺害。[33]換言之，謝雪紅也可能慘遭同樣的綁架與殺害。 《二二八真相解密》的作者武之璋透露，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在二二八事變發生前蔣介石致電陳儀特別提到“據報共黨份子正潛入台灣，漸起作用，此事應嚴加防制。”中共媒體報導，一九四九年前後，中共曾派遣一千五百餘名匪諜入台。五零年代初，中共地下黨在台灣被破獲，遭大批抓捕，其中被當局公審處決的包括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等一千一百餘人。 如果兩蔣不吸取大陸淪陷的教訓，嚴厲打壓匪諜，能避免台灣被赤化嗎？即便如此，還有四百多匪諜未被抓獲！戒嚴時匪諜可能會為了掩護自己竭力表現反共，製造冤假錯案，但一有可能便會尋找機會為中共效勞，動搖軍心民心，比如馬壁（1912－1985）。馬璧曾任台灣總政治作戰部新中國出版社編輯主任及台灣警備總司令部顧問等要職。一九八一年響應中共的號召叛逃，出任中共統戰台灣的重鎮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研究員。死後被中共高規格地安葬在北京八寶山共干墓地。在為之舉辦的安葬儀式上中共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朱學范致悼詞，泄露其紅色功績：“馬璧在全國政協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期間，對國內四化建設、人民教育、對外宣傳工作提出了許多積極的建議。他孜孜不倦地勸慰在台灣的朋友、同事和學生不妨來大陸走走看看，親自了解體會，為祖國統一大業立功。直到病重之際，他仍然深切懷念在台灣的故舊好友，盼望祖國統一大業早日實現。”[34] 統戰與宣傳工具 謝雪紅與楊克煌等後來奉命到香港組建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共媒體的相關報導透露：“台盟早期刊物《新台灣叢刊》第三輯《明天的台灣》公布了《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籌備會第一次會員代表會文告》，其落款時間為‘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國父誕辰日’。”[35] 陳翠蓮則在其專著《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台灣》中透露：“一九四八年中共華東局召開之香港會議總結建議，為了統一戰線需要，‘應以台人治台的口號來號召台灣人民’，因此，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改弦更張、變換名目，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名義，吸收追求民主自治的台灣青年加入組織。 極為諷刺的是，在國共對峙的局勢下，國民黨當局為鎮壓共黨，嚴厲壓迫台灣民眾；共產黨則工具性利用台人對‘台灣自治’的期待，以圖統一戰線。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許多知識青年加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遭到國府當局逮捕或處決，更有不計其數的民眾在白色恐怖事件中遭牽連，台灣人成為國共鬥爭下的受害者。”[36]但“台灣人成為國共鬥爭下的受害者”不符合事實，因為國共兩黨都有台灣人參與，再次強調國共兩黨的本質區別在於一個以三民主義為宗旨，試圖建立保障人權的民主憲政；而共產黨奉為宗旨的共產主義以剝奪人權與自由，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為目地。二二八期間參與“台灣自治聯軍”的蔡武考飽嘗白色恐怖的苦頭，在二零零八年接受訪問時透露心路歷程並表示：“我認為不應該有共產主義，也認為共產黨不看重人的價值，他們會為了得到權力而犧牲所有人，人的價值不受肯定，這是我深刻的感覺。我會脫離共產黨，主要也是這個原因”[37]。事實上《共產黨宣言》本來就是赤裸裸的恐怖主義宣言，而三民主義依然符合普世價值，至今是大陸民國派的追求。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謝雪紅作為台盟主席跟隨毛澤東出現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自此共產黨的統治區從蘇維埃共和國擴展到中華民國的大陸地區。共產黨轄區民眾被剝奪在中華民國時期享有的人權與自由，統統淪為共產黨的人質。連謝雪紅也不例外。從一九五二年起，謝雪紅就開始遭殃，被扣上各種罪名，被抄家挨批鬥。陳若曦在自傳《堅持無悔 –七十自述》中透露：“早在六七年初，我們打聽了一陣曾找到‘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所在地，想拜訪‘二二八事件’後被陳儀定為頭號通緝犯的謝雪紅。去了發現大字報鋪天蓋地，矛頭多指向謝雪紅”。一九七零年，謝雪紅在飽嘗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折磨下死在醫院的過道上。對此陳若曦一無所知，她在自述第一百八十六頁表示：“一九七三年我再來北京，專程打聽，卻說她已於七零年去世了，葬於北京八寶山公墓，顯然視為有功黨國之士，才得以與朱德等開國元老共享墓園”。其實不然，張克輝在其劇本的自序中透露：“我在動筆之前考慮，劇本應根據1986年中共中央決定把謝雪紅的骨灰遷到八寶山儀式上發表的《謝雪紅生平》為依據”，而謝雪紅留下遺言，讓楊克煌把她的骨灰送回台中。就是說，謝雪紅生前死後都被共產黨操縱，而張克輝也只能按中共的需求謳歌生前被打成“共產黨的叛徒”的謝雪紅。[38] 簡言之，謝雪紅聽命斯大林操縱的共產國際，滲透台灣並在二二八期間領導武裝暴動，奉命逃離台灣後，淪為中共的花瓶、喉舌與受害者。還原謝雪紅的真面目，是希望讀者以她為戒，不要落入共產黨的魔掌，失去自由，遑論獨立。 謝雪紅創辦的台盟從一開始就淪為中共的八大花瓶黨之尾，而中共從一九八六年就開始利用謝雪紅、二二八及民盟與台灣的關係製造輿論，顛倒黑白，滲透台灣，誤導世人。 紅色恐怖的威脅 中共趕在中華民國的國慶日前，改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於同年底發表“告前線戰士和全國同胞書”：“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國人民在一九五O年的光榮戰鬥任務，就是解放台灣、海南島和西藏，殲滅蔣介石匪幫的最後殘餘，完成中國統一的事業，不讓美國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在我國領土上有任何立足點。” 朝共領導人金日成為了獨霸朝鮮，引發戰爭，美國為阻止赤潮蔓延，被迫加入韓戰，第七艦隊進入台海。台灣倖免戰火，但毛共從未放棄“解放台灣”。在武力攻占台灣不成之後，周恩來於一九五五年表示“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也即企圖用非軍事手段侵吞台灣。 一九五八年周恩來還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宣稱：“美國在中美會談中堅持要中國承認它霸占台灣的現狀，是同它企圖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分不開的。” 與此同時以蔣中正為首的中央政府尤其是被迫拋家棄子的國軍官兵也夢想光復大陸。可惜他們從進入台灣起就籠罩在二二八的陰影下，並因頑強抵制紅色恐怖而製造白色恐怖。 一九七一年，中共被共產陣營推入聯合國，取代中華民國，台灣從此被排除出國際組織。蔣經國上台後於一九七三年在國民黨四中全會上表示：“堅持反共立場，不與魔鬼交往”，但面臨“被包圍的孤立的局面”，不得不“根據和以往不同的觀點，來決定今後外交上所採取的方針。” 紅色恐怖的製造者毛澤東於一九七六年死後，鄧小平在權爭中勝出。在以魏京生為代表的大陸民眾的抗爭中，鄧麗君的歌聲穿破鐵幕傳遍大陸，不戰而勝要全民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等四項基本原則的鄧小平。通過鄧麗君，無數的大陸人包括我開始了解並認同中華民國。 一九七九年鄧小平出訪美國，在華盛頓重申“中國希望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對此蔣經國提出“三不”政策。 一九八一年，中共由時任其人大委員長的葉劍英提出“有關和平統一台灣的九條方針政策”，正式開啟對台灣的新一輪統戰。 國民黨“十二全”通過“貫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
一九八二年，廖承志奉命出面發表中共中央批準定稿的《致蔣經國先生信》。收到此信後，蔣經國函電宋美齡，其中表示： “……此固為匪統戰之一貫手法但顯已推向另一更邪惡之層次方向兒將一貫的置之不理並密切注意其後續發展伎倆……”，好在宋美齡出面由中央社發表《給廖承志公開信》回應，明確答覆：“ 七月廿四日致經國函，已在報章閱及。經國主政，負有對我中華民國賡續之職責，故其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乃是表達我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及中國國民黨浩然正氣使之然也”。 以蔣經國為首的民國要人因了解共產黨的邪惡，可以抵擋中共的統戰，但因赤禍隨軍來到台的大陸老兵卻再也按捺不住親情鄉情，以蔣經國為首的國民政府不得不順從民意，於一九八七年正式開放“赴大陸探親”。 各種勢力尤其是一九八六年成立的民進黨促使國民政府宣布“解除台灣地區戒嚴令”，終止因紅色恐怖威脅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令。 被遮掩的紅色恐怖 兩蔣時代，除了嚴防共產主義及其變種外，台灣人像鄧麗君一樣可以向自由飛翔。“要為自由奮鬥 要把人權伸張”是鄧麗君一九七九年在華視對聽眾的號召。
一九八一年鄧麗君拍攝的電視特輯《君在前哨》早已成為大陸網民的熱門影像。
一九九一年三月八日鄧麗君最後一次前往反共前線勞軍，她在金門留下一段至今鼓舞大陸民國派的講話，其中明確表示：“我希望大陸的同胞也可以跟我們享受到一樣的民主跟自由”[39]。 同年五月李登輝正式終止針對中共聽命於斯大林背叛中華民國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一廂情願地自我麻痹，主動繳械。但這改變不了中共一直對台灣虎視眈眈，雖然兩岸人民血脈相連。 而兩岸交流從一開始就不對等。台灣出版物要想在大陸發行，必定被中共審查與刪改，台灣人進入大陸也必須自我閹割，否則，就會像李明哲一樣被非法囚禁；而大陸人如果還想回國，即使到了國外包括台灣也不敢自由思想，遑論自由言論。一九八八年，赴大陸的台灣人就有四十四萬人次；只有三百八十六大陸人赴台。馬英九當選後，二零零九年中共開放對台觀光，人數大增到九十六萬人次，而赴大陸的台胞已達到四百一十二萬人次。不過偷渡到台灣的大陸人包括藏人不在統計中。 台商包括瓊瑤在六四屠殺後湧入大陸，養虎為患，也自食惡果，好在高為邦等及時醒悟，奮起抗爭，成立“台灣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他們通過自身遭遇認識到掠奪台商是中共的國家政策。[40] 台商投訴的受害案件平均每年二千五百件，可惜依然有不少台商前赴後繼地自投羅網。結果就是在二零零五年台灣對中國大陸貿易額首度超越美、日兩國。中國大陸取代美國成為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台灣已經被中共套牢，中共對台的統戰方式五花八門，層出不窮，它的統戰對象已從過去的“三中一青”（中小企業、中低收入、中南部，以及青年）、“一代一線”（青年一代和基層一線），擴展到“十大目標”（基層村里、青年、學生、中配、原住民、親中政黨與團體、宗教宮廟、同鄉宗親、農漁會與退將）。 綜上所述，二二八前中共就滲透台灣，二二八期間中共地下黨員主導文宣與暴動，如不被鎮壓，完全可能篡奪政權。目之所及的各種資料包括中共出版的宣傳品都提供了足夠的證據。而飽嘗共諜之苦的民選政府與國民黨丟失大陸後，面對被赤化的台灣舉措不當，防諜過急，製造冤案，造成白色恐怖。 紅色恐怖是白色恐怖的根源，兩蔣時代用白色恐怖嚴防赤禍，捍衛台灣沒被赤潮侵吞，成為亞洲四小龍的龍頭，但解嚴後，中共利用台灣的民主自由，滲透台灣，破壞民主制度，台灣已失去戒嚴時期的防衛機制，無法應對，以致共產黨的血旗在台灣飄揚。 無論台灣叫什麼名字，它現在的自由正在遭到北京的侵蝕；無論世人如何看待中華民國，它都是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並於一九四七年舉辦普選，選出政府領導人，當選的各省國大代表有幸逃到台灣後組成“萬年國代”，因為他們肩負解救自己選民的責任，是謂“毋忘在莒”。可惜中華民國的創建者被中共打到台灣後，沒能克服二二八造成的社會鴻溝，更沒有得到面對白色恐怖的美麗島人的理解，他們寧可相信紅色宣傳，也不願認同中華民國。 注釋 [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無名英雄廣場 [2] 陳映真： 1950年代比“二二八”更慘烈——從史的全局重新思考“二二八” 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17-03-02/132111.html [3] 汪暉：兩岸歷史中的失蹤者–《台共黨人的悲歌》與台灣的歷史記憶 www.cwzg.cn/history/201702/34517.html [4] 歷史－陳芳明的革命與詩：被切割的親情(上) http://radio.rti.org.tw/program/focus/?p=9&recordId=5052 [5] 同上。 [6] http://web.fg.tp.edu.tw/~tfghdb/blog/wp-content/uploads/2015/10/Z05_pp080-113_“妖魔化”？“神格化”？─1945-年後謝雪紅的形象初探.pdf [7] 台作家陳芳明：台共領導人謝雪紅非常有魅力 http://www.taihainet.com/news/twnews/twls/2012-12-19/996942.html [8] https://critiqueandtransformation.wordpress.com/2004/02/01/第四期：葉紀東談——我所認識的謝雪紅-%EF%B9%9D葉芸/ [9] 李大衛：《台灣共產黨與二二八事件》http://www.epochtimes.com/gb/6/3/9/n1248330.htm [10] 歷史－陳芳明的革命與詩：被切割的親情(上) http://radio.rti.org.tw/program/focus/?p=9&recordId=5052 [11] 受共產國際操縱的紅色文化戰線：http://blog.boxun.com/hero/201204/xupei/3_3.shtml 。 [12] https://www.haixia-info.com/articles/1082.html [13] 謝雪紅與國際書局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nntag/post/1244180342。 [1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台灣共產黨 [15] 徐沛：毀滅者卡爾· 馬克思—專訪略伍·孔拉德教授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ssgc/20170525/778069.html [16] 海外“民國派”學者辛灝年抵台演說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gangtai/hx-08302015115512.html [17]台籍抗日英雄，死於白色恐怖 http://epaper.oeeee.com/epaper/A/html/2014-11/01/content_3337010.htm?div=3 [18] 許劍虹：中共為什麼要紀念“二二八事變”？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209006210-260409 [19]阮美姝：林江邁後人說謊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09631 [20]父親阮朝日失蹤，與二二八糾纏一生的阮美姝 http://newtalk.tw/citizen/view/44414 [21] http://ebooks.lib.ntu.edu.tw/1_file/NTL/12/c9hsyquarter2.pdf [22]汪敬煦： 美麗島、台獨與共產黨/【析世鑒】製作組https://www.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07/07/200707020021.shtml [23]https://228fighter.wordpress.com/2017/04/05/周明︱王添灯與二二八《處理大綱》/ [24] 藍博洲 台灣向何處去 ——“二二八”與台盟的人民民主鬥爭 http://jiliuwang.net/archives/71144 [25]李韶東：懷念台盟創始人謝雪紅 http://historio.asia/?p=978 [26]徐宗懋： 我所認識的謝雪紅——周青訪問記 https://blog.boxun.com/hero/2006/xsj12/22_1.shtml [27] http://www.epochtimes.com/b5/6/3/17/n1258197.htm [28]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209006210-260409 https://blog.boxun.com/hero/2006/xsj12/95_1.shtml [29]楊逵與中共台灣地下黨的關係初探 http://blog.xuite.net/g1.p2/critique/3573489-第十二期：楊逵與中共台灣地下黨的關係初探%E3%80%94藍博洲%E3%80%95 [30]李登輝：我為什麼加入又退出中國共產黨？https://blog.boxun.com/hero/201002/xsj12/5_1.shtml [31]http://www.academia.edu/7276540/從遺忘到再現_謝雪紅的歷史在台灣與中國的影響與遺緒_林瓊華_ [32]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229000347-260109 [33]林保華：維吾爾人寫自己歷史與現狀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46184 [34]1985年10月15日 胡耀邦為馬璧骨灰安放儀式送花圈 http://www.5201000.com/Memorial/ReView/17961i610059.html [35]孫中山先生與台盟 http://www.tuanjiebao.com/zhuanti/2016-12/23/content_98325.htm [36]http://www.upmedia.mg/pj2_news_info.php?SerialNo=35946 [37]蔡武考先生訪問紀錄 https://blog.boxun.com/hero/201005/xsj12/3_1.shtml [38] 二二八系列（1）：啊！謝雪紅 http://www.mass-age.com/wpmu/blog/2007/02/27/1241/ [39]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v4xDh7kl8I [40]高為邦：跟中共做貿易無異於火中取栗 www.epochtimes.com/b5/17/12/6/n9929099.htm 更多參考資料
楊克煌： 謝雪紅與我在二、二八起義前後的經歷 https://blog.boxun.com/hero/2006/xsj12/95_1.shtml 陳木杉： 中共擴大召開“台灣228事件70周年”紀念活動之評析 https://www.mjib.gov.tw/FileUploads/eBooks/858acc3124c8430ba4b5fbbf10d272a1/Section_file/e6ce4c0f4e8a4199a59c03fc8eb73974.pdf faculty.ndhu.edu.tw/~e-essay/essay/chen-fangming/2007/12/12/—紀念王萬得先生/ 60年前 匪諜真的就在你身邊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409000998-260309 歐素瑛： 二二八事件期間縣市首長的角色與肆應 民國10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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