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小節摘自《人世間最大的謊言——辯證法》的第二篇第二章第三節第2.3.1小節 《人世間最大的謊言——辯證法》0元購買 鏈接https://readmoo.com/book/210234567000101 2.3.1、中國大革命時期的革命實踐安源煤礦工人大罷工 中共的階級革命對保衛民族有利嗎？你自己說吧！ 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興起之後，各地的罷工潮風起雲湧，嚴重摧殘了中國幼稚之工業，給這個正艱難走向工業化的落後農業國，槓上了致命的一擊，給日夜窺覷中國的外國豺狼，帶去了明媚的希望。 漢冶萍公司是當年亞洲最大的鋼鐵企業，是中國鋼鐵工業的搖籃，工人眾多。被“階級鬥爭有益論”者相中，要把它建成“工人運動的基地和無產階級的大本營”（看清楚啊，不是因為工人辛苦，而是人多好利用。其實當時農民生活更苦）。中共組織了漢冶萍總工會罷工和安源煤礦工人罷工。安源煤礦是漢冶萍主要廠礦之一，文革時看到，中共的領導人夾着雨傘去安源組織罷工的巨型畫像。 安源煤礦罷工勝利後，工會有最高的權力，並且有法庭、有武裝，能指揮當地的警察及監獄等，工人還要求擴大工會的權力，審理非工人，管理非工會範圍內的事（共產黨說：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當然什麼都得管）。 但是，在勝利的喜悅中，出現了新的問題。許多工人頭腦發熱，在二七大罷工失敗後全國工運處於低潮的情況下，還要盲目行動，以致提出了過高的要求（就是說如果形勢好可以提出過高要求）。例如，要求再增加工資，超過了實際可能的程度；自動將每日工作時間由12小時減至4小時以下，以致隨便提前下班或自由曠工；不聽管理人員、工頭指揮，自由行動；一些職員、工頭不敢管工人，無法對工作負責任，任憑工人自由行動，把事情做壞，使產量下降，他們說：“工人們要這樣，現在有工人俱樂部領導，我們管不着工人了。”生產減低的責任主要是工人俱樂部的。路礦當局也向工人施加壓力。當時在二七罷工失敗以後，資本家與軍閥向工人進攻，全國都是如此，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獨自為戰，猶如“海中孤島”。整個形勢要求工會實行退卻與防禦的方針，然而工人要求進攻（攫取更多利益）。這種情形使劉少奇“苦悶欲死”。（《中共往事鈎沉·浪底真金——中共十大元老》——文博 編著）（6）。 劉少奇根據形勢的變化和具體的環境條件，確定了安源工人運動“立取守勢”的策略，勸戒工人不要驕傲，不要亂動，竭力團結內部（可見，中共決定工人是否採取攻勢，是看形勢而非看公平與正義，這樣的工運真是混帳到極！）。劉少奇認為，當時最重要的是教育工人“認清自己階級的地位和真實目的”。 劉少奇指出，爭得工人直接的利益，增加工資，減少工時，並不是工人運動的最終目的，而是“使大家認識階級的利害而結合團體的一種手段”。他認為，這種經濟鬥爭，從工人將來的全部的利益看來是很小的，但是，我們必須從這種利益很小的運動做起，使工人從切身利益中看見利害，“劃清資本家與工人之界限，使工人階級自覺的團結起來”。（可見，共產黨搞罷工並不是真正為了工人的經濟利益，而是把工人拉過來，作為打擊資本家和推翻政權的棋子與工具，這種罷工不是經濟罷工，而是政治罷工，毫無正當性可言）。 要算工人的幸福指數，古今中外都算在內，這時的安源煤礦工人算第一。漢冶萍總工會罷工和安源煤礦工人罷工，這兩個罷工，致使經營異常艱難中的漢冶萍更加雪上加霜，最終停產。最後漢陽鐵廠僅留下200餘人看廠，其餘工人遣散，部分失業的礦工與礦警後來被共產黨拉走，成了共產黨的兵，漢冶萍公司名存實亡。注意，連被共產黨認為是資本家走狗的礦警也拉走，這時不講階級與階級鬥爭。 1922年漢陽鐵廠煉鋼爐全部停產。1924年漢陽鐵廠3、4號高爐停產。1925年大冶鐵廠高爐全部停產。1928年萍鄉煤礦為江西省政府接管。至此，漢冶萍公司只剩下大冶鐵礦一處繼續生產，但已被盛宣懷抵押給日本，淪為日本製鐵所的供礦單位，替日本人製造武器再侵略我們。漢陽鐵廠僅留下200餘人看廠，其餘工人遣散，漢冶萍公司名存實亡。 漢冶萍公司破產，這給需要經濟建設和軍事建設的中國，帶來巨大災難，給後來的抗日戰爭帶來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受到損失的不僅是廠家，工人也損失很慘——沒有了工作，最大的損失還是國家，漢冶萍是國企，如果漢冶萍正常運轉，將巨大的支撐國家的各項建設，並為後來的抗日戰爭奠定軍事基礎。同時期規模不如漢冶萍的日本八幡製鐵所，為日本的國力與戰爭提供了巨大的支撐。其實處心積慮想關掉漢冶萍的應該是日本人，無論從經濟角度、行業競爭角度、戰爭角度和世界格局考慮都是如此。某些組織做到了日本人該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不是漢Ｘ勝似漢Ｘ。 正常罷工應該只是經濟鬥爭，不應該牽扯政治問題。共產黨領導的罷工全部是政治罷工，是為打擊資本家的罷工，甚至與經濟無關。當時的安源煤礦工人工資待遇並不低，當時漢冶萍等於是“國企”，安源煤礦的管理層連股份都沒有，也應該屬於工人階級，反對管理層的罷工鬥爭是沒有道理的。罷工時提出“凡薪資每日在1元以上之工人，上年罷工時未增工資者，照原薪增加5％。”當時1元（大洋）可以購買150斤穀子，夠一個人一月的費用，其實農民的生活最苦，在當時全國小地主普遍破產的情況下，這真是天上工資。 工人的溫飽生活，不是個別現象。二十年代初期，開灤煤礦工人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最後勞資雙方達成協議，日工資由原來的0.90元增至1.26元，即月薪從27元漲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漲工資前，礦工的薪水也大大超過警察。包惠僧是湖北黃岡人，參與領導過二七大罷工。包惠僧在一本書中提到，只要3個銀元，就可以在旅館包吃包住1個月。 如有100畝良田的南方小地主，100畝相當於9個多足球場的大小，需要6、7個人才能耕種得了。當時豐收年畝產也就3、400斤，就按350斤算，一年兩造，100Ｘ350Ｘ2＝70000斤，全部租給別人（租出去容易算成本，收成－租金＝成本，收入＝租金），自己收一半的租金，就35000斤。35000/150＝233（天）。也就是說，一個安源煤礦井下工人233天的收入，就是一個100畝良田的南方小地主、在豐收年時一年的總收入。如果按照375租金（減租就是這個標準），地主的收入7000*0.375＝26250（斤），26250/150＝175（天）。也就是說，一個安源煤礦井下工人半年（175天）的收入，就是一個100畝良田的南方小地主、在豐收年時一年的總收入。安源煤礦工人的收入還低嗎？這樣的收入應該罷工嗎？估計小地主更願意到安源煤礦當井下工人。 在1976年前後，中國一個退休前的普通幹部月工資是50元左右，在黑市上（黑市才是正常的交易市場），差不多能買50斤穀子（有的地方夠嗆能買到）。工人的工資比普通幹部更低。就是說，大革命時期安源煤礦工人的日工資超過毛時期工人的月工資。 毛澤東曾在大城市北京北大圖書館工作時的月工資是8元，那是令一般人羨慕的工作，沒有後門還找不到呢，可見漢冶萍的工人是高薪一族。1元的日工資加上4小時的工作時間，還可以“隨便提前下班或自由曠工”，這是古今中外最幸福的工人。只是用“工人”這個詞合不合適？是否更應該用“工老大”、“工霸”或者“打工皇帝”、打工流氓這些詞？我充分理解一個詞“貪婪”。漢冶萍是“國企”，可憐的中國人民，被罷工工人賣了。 安源煤礦罷工勝利後，工會有最高的權力，並且有法庭、有武裝，能指揮當地的警察及監獄等，工人還要求擴大工會的權力，審理非工人，管理非工會範圍內的事（共產黨說：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當然什麼都得管）。整個安源煤礦罷工過程及其後都在劉少奇的領導之下，他是個比較理性的人，都無法改變4個小時的工作時間和改善工作紀律，他向廠方作出退讓，想改善工作紀律和穩定產量，都無法實現。（社會）整個形勢要求工會實行退卻與防禦的方針，劉少奇根據形勢的變化和具體的環境條件，確定了安源工人運動“立取守勢”的策略，勸戒工人不要驕傲，不要亂動，“要遵守協議，保證礦區產量”，工人卻要求進攻（用更劇烈措施獲取更多利益）。這種情形使劉少奇“苦悶欲死”。因為劉的這種不全部按照工人的要求、要與廠方磋商、想改善工作紀律和穩定產量的做法，幾十年後，他被打成“工賊”。可見，當時中共失去了對工運的強而有力的控制。 劉少奇無法說服工人，苦悶欲死，眼看企業產量下降走向破產，他也極度痛心，極度抑鬱於心，以致在十多年後的1937年，在給中央的信中說：“很明白，上述的現象，是中國革命工人運動初期的表現，幼稚的表現。‘流氓性’帶得很重。”他把中國工人與流氓聯繫起來。此信落入毛的手裡，劉少奇從延安整風時開始成為毛的極端擁護者。延安整風時，劉少奇從外地趕回延安，他一開始極端反對整風，突然一夜之間轉變了態度，從極端反對變成極端擁護，並成為運動健將。從此，他密切配合毛的各項措施，作為回報，他被提拔高位直至成為接班人。 大革命時進行了廣泛的工人罷工運動，有成功有失敗。安源煤礦罷工成功了，上海罷工失敗了。上海工人罷工不成功的原因，是工人來源複雜，致使不能團結。安源煤礦罷工成功的原因，是工人來源集中，鄉土觀念濃，比較團結，行動一致；還因為管理層連股份都沒有，以致不能堅決捍衛企業利益。罷工起作用的因素不是階級因素，而是鄉土因素。鄉土是地緣問題，階級是經濟問題，階級與地緣是兩個不同概念又相互排斥的東西，用鄉土觀念搞起階級鬥爭，真是荒唐。屬於“國際主義”中的“階級鬥爭”靠其所批判的、甚至是敵對的“民族主義”中的“鄉土主義”來實現，這就是用“民族主義”來實現“國際主義”。 可見，當時的中國工人運動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而是民族主義的變種。這也證明，中國的階級鬥爭在大革命時期都行不通。正因為不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工人運動，所以，後來中共在工人中不受歡迎，中共失去了在城市立根的根基，工人領袖也紛紛向國民黨投降，反過來清算中共，這是大革命在城市中失敗的重要原因。 陳贊賢領導的工人運動 鐵路工人罷工也給中國這個準備大力建設鐵路的國家，帶來巨大的危難。 北伐開始以後，工人運動如野火亂燒。陳贊賢在1926年下半年到贛州從事工人運動，把一萬多工人組織起來成立了總工會，進行各種罷工。總工會要求商店店員的工資驟然增加到原薪的14倍（不知道是用什麼科學方法算的14倍），這是非常高的工資，大城市都沒有這麼高，還要求“每年還應准假3個月以探親，外省店員則應准假4個月，最長者可達5個月。”、“店員不願回家者，此期間工資還應照原工資加倍發放。”、“在店供職滿一年者還應分享該店全年利潤十分之二的分紅。”隨之而來的是商店關門物價飛漲，引起了群眾的不滿和地方混亂（９）。 
（陳贊賢領導罷工，工人長14倍工資——ＱＱ新聞網） 陳贊賢可能不吃人間煙火，不明人間疾苦。當時，中國的經濟非常不好，工業化程度很低，工廠很少，當然工人就少。陳贊賢找不到產業工人，就把無產階級革命的工人運動從商店員工那裡着手，提出非常荒唐無理要求。一般的商店是小本經營，靠着薄利支撐着，長1倍工資已經是要命的事，你一下子要提高14倍工資、3個至5個月探親假，那還不虧本嗎？還想着分紅，能有紅分嗎？老闆都會去當店員而不當老闆。當然，工運中的老闆是不敢開除員工的，否則就招來殺身之禍。既然敢於向你要14倍工資，你還敢開除，不想活了？！ 陳的被殺與另一件事有關：罷工工人慾看女子第二師範學校彩排，遭拒則騷擾、污辱女二師，畫男女生殖器種種齷齪不堪入目之圖在校門照牆上，被本校職員李同志瞥見，將店員責備。彼等糾合罷工店員七八十人，將李同志捉去隨拖隨打，眾拳交加，聲言捆綁遊街。拖至七姑廟門首，將李同志推跌在地，痛毆一頓。演劇會員聞訊追至，始救李同志出險。當即扶回校中，並飛報縣署縣黨部（國民黨）、總工會。由鍾友千、陳鐵、顧光理、謝溥泉、劉甲第、張俊宰、朱鼎勛到校，看明字畫，錄下蓋章及驗明毆打傷痕，當由縣黨部召集各級黨部各公團開緊急會議，群情憤極，一致議決請該工會將肇事人查出嚴辦。 工會不交人還召集大會籌商反抗，放言非拆毀縣署縣黨部二女師不可。縣黨部繼續召集各級黨部各公團在縣署開會。該工會委員長陳贊賢、鍾友千、蕭韶笙等糾合工人千餘，包圍縣署並馮入會場。內外開會未及討論，即慫恿工人大聲叫打，會場秩序大亂，圍打縣黨部主席籌備員兼贛縣臨時政務委員會主席陳鐵、女二師校長歐陽魁及女生婦女各公團等。縣署護警出而攔阻，亦被毆傷。幸隔壁兵站派出所陸所長聞警出隊彈壓，始各陸續散去。……自工會成立，各店員不特時有毆打店主事實，抑且日有捆綁店主遊街，大書標語插在背上，如赴刑場者。工會恃其人眾，任意橫行，縣黨部縣公署俱莫敢過問。前月塗縣長因欲維持地方秩序，擁護農工政策，主張工會條例須遵照我國民政府所頒法令，乃陳贊賢、鍾友千、蕭韶笙等因恐一行遵守法令，則不能便其私圖，故次日開仲裁會議時，不待塗縣長發言，即嗾使工人將塗縣長包圍毆打，致身受重傷，當晚被迫辭職而去（9）。 
（文檔之家——贛州婦女解放協會等通電有關陳贊賢被害電文） 陳贊賢領導的罷工，造成工人無理橫行、物價飛漲、商店關門、社會混亂，兩個多月都不願意退讓，誰也無法作通他的思想。1927年3月，北伐軍第一師在確實無奈之下把陳槍決。當時報紙控制在左派與中共手中，全國聲討該師，蔣介石只得把軍官撤職。陳贊賢后來成為中共的烈士（9）。由於贛州工人運動極左和胡鬧，從此當地人都投入國民黨的懷抱，成為國民黨的模範統治區，共產黨在那裡無立足之地，這都拜陳贊賢之賜。 對於陳贊賢之死，另有一說：陳贊賢，於前一日由省返贛，意圖抵抗命令，即於是日借歡宴為名，糾集暴徒千餘人在衡府開會，並武裝遊行示威。全城市民驚恐萬狀，縣長以工會拒絕立案，請陳贊賢來磋商。初尚藉詞延宕，不料魚（6）日下午八時彼忽率領暴徒來署。陳親身闖入內室，脅迫縣長承認已經立案，氣勢洶洶，不可想象。適有軍官經過縣署，見暴徒在署哄鬧，當即入內，適陳正出手槍向縣長轟擊未中，幸軍官鄭承德等各出槍相拒，將陳格斃。暴徒一鬨而散。縣長將免於危險。除將陳手槍繳交檢察廳並請蒞場驗明外，特此電呈贛縣縣長郭鞏叩陽。
（贛縣縣長郭鞏致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蔣總司令省政府省黨部電） 看看陳等工人所為，無法無天，胡作非為，這真是天上奇談，卻是實實在在發生在中華大地上。可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是毫無公正性的可言。指揮這種工人運動的斯大林等國際人士，真是胡來！這種工運，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的工業化道路，非常有利於後來的日本侵略者。 陳贊賢之流的胡鬧，是國民黨清黨的根本原因。 這樣的工運，國民黨能不清黨嗎？如果是你，應該如何處置？ 武漢工人運動 1927年3月，武漢國民政府成立，汪精衛任主席，由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國民黨左派許多是共產黨人）聯合執政，共產黨員蘇兆征、譚平山分任勞工部長和農政部長，執行了蘇聯指示下的所謂“反帝反封建”的“左”的共產黨工農政策。在這種左的政策驅使下，在北伐軍到達前後，武漢掀起巨大的罷工工潮。受工潮的影響，武漢企業倒閉狂潮、老闆跑路狂潮湧起滔天巨浪，工廠也相繼停工停產，許多人攜家帶口逃入租界或乘船東下，僅遷入租界避難的市民即達3800戶，40000多人。不少老闆連廠都不要就跑掉逃命，跑慢就被“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砸粹，致使工人失業人口空前高漲，達十多萬人，油、鹽、柴、米和日常用品奇缺，價格陡漲，成了巨大的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最終導致工人運動徹底失敗。 在漢口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朱霽青分析工運問題說：“工人生活的痛苦，大部分由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本國的大資本家並不很多。在武漢許多大企業都是外國人經營，我國資本家經營的大企業很少。今日要增進我國工人利益，必須勞資協作來抵抗外國的經濟壓迫，要在勞資兩利中去求取工人的利益……現在共產黨動輒以罷工手段來對付本國資本家，無異摧殘我國幼稚之工業發展。工廠關閉，工人有何利益可言？反而有害。縱然以罷工手段對付外國企業家，罷工又多半是政治性的，一旦外資撤退，我國工人必然要遭受失業的痛苦。” 由於武漢政府無法通過恢復經濟來處理工人失業問題，調解勞資糾紛遂成為處理工人失業問題的主要手段。由於國共兩黨意識形態的差異性，在處理勞資糾紛的問題時，政黨分歧日益嚴重，長期受工人失業問題困擾的國民黨，徒然增加了對工人運動的惡感，由支持工人運動轉為壓制工人運動，從而加快了汪精衛集團倒向反共的進程。在國民黨的指責和干預下，中共被迫採取一系列措施來壓制工人運動，嚴重地影響了黨和工人群眾的關係，中共對於工人運動也失去了強而有力的控制能力。同時，由於共產黨在國民政府中沒有掌握真正最高權力，因此無法處理工人的的失業問題，嚴重地影響了黨的威信，國共關係破裂之後，中共喪失了在城市中賴以生存的群眾基礎。 這些是中共所領導的政策，致使共產黨喪失了威信，並喪失了在城市中賴以生存的群眾基礎，武漢也失去了作為首都的唯一機會。在工運中，工人一邊無理要求提高工資導致企業破產失去工作，一邊失去工作後又要求增加工資來補償，這就成了死循環。大革命時期的工人運動，極大地摧殘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客觀上幫助了日寇侵略。 很明顯，這一切是罔顧人命、罔顧公平正義的極左路線造成的，而這個路線出自斯大林，引起托洛斯基的批評。斯大林為了推卸罪責並打倒托洛斯基，就把中國革命的失敗原因說是“右傾機會主義”，陳獨秀成了替罪羊、成了托派在中國的首犯。斯大林堅持了他的錯誤路線，以致中國各個根據地和紅軍後來才有非常慘烈的“肅反”運動，中國人又經歷了巨大的劫難。托洛斯基更左，是馬列原教旨主義者，他掌權死的人可能更多。 劉少奇對當年工人運動的左傾錯誤進行了反思。十多年後的1937年，他在給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的一封信中說：“當時在長沙、武漢、廣州等城市，工人運動中的左傾錯誤是很嚴重的……提出使企業倒閉的要求，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時到四小時以下。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檢查火車輪船，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分配工廠店鋪，這些事在當時是較平常而且是極普遍的。”“這些事幹起來而且越干越厲害，在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人心上要發生嚴重的影響，這是無疑的。企業的倒閉，資本家的關門、停業與逃跑，物價的飛漲，物資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與農民的反感(當時有許多小城市的工會被農民搗毀，而且是農民協會領導的)。”、“資本家軟弱”、“很明白，上述的現象，是中國革命工人運動初期的表現，幼稚的表現。‘流氓性’帶得很重。流氓組織，在工人中的長期存在，也影響工人運動，在一旦工人得到解放以後，他們就隨心所欲的無所顧忌的，不估計將來與前途的行動。工會幹部沒有估計到這些，常常不能控制工人，而為工人的這種潮流所屈服或者衝倒…國家企業（指中華蘇維埃政府的企業）工人經過多次審判、開除，長期教育，雖大體上糾正過來，然而遺毒還是留存很大。然而這個錯誤一發生，影響當然重大。所以預防這種錯誤，異常重要。”(劉少奇《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的一個問題》，《黨史研究資料》第2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我想，這封信是劉被打成內奸工賊的重要把柄。 從多個例子來看，中共在工人運動中失去了強而有力的控制，中共被許多罷工工人所拋棄，工人隨心所欲，根本就不聽劉少奇等中共的領導。 農民運動更慘烈 地主生無可逃 當共產黨開始在廣東、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發起農民運動，群眾抑鬱多年的仇恨像火山一樣爆發了。各地紛紛成立農會，取代地主宗族把握鄉村的權力。對土豪劣紳，農民採取吃大戶、戴高帽子遊街、清算罰款的手段，直至公審槍斃。一時間搞得天翻地覆。 其實，大多數農民天性憨厚老實，只要有幾畝田能維持生計，一般不會去造反。特別是打人殺人這樣的暴烈行動，輕易不會去做。共產黨要發動和組織農民起來反抗地主和官府，是很不容易的。 農民運動究竟怎麼搞?開始誰也不知道。只要是造反，把過去的制度全部推翻就是了。這一來搞得鄉里大亂，地主鄉紳頭等的跑上海，二等的跑漢口，三等的跑長沙，四等的跑縣城。他們到處製造輿論，咒罵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 農民運動的慘烈，地主無處可逃。毛提出了一個驚人的口號：“有土必豪，無紳不劣。”湖南等地農民運動異常激烈和極端，許多北伐軍的親人被極端迫害甚至殺害，造成各界恐慌和極端仇視，引發社會動盪，影響軍隊穩定，幾乎斷送北伐，這也是軍人後來那麼涌躍追隨蔣介石“清黨”的主要原因。 鄉紳的輿論引起了中共領導層的關注。主持湖南農民運動的李維漢(羅邁)晚年在回憶錄中承認：“在這場農村革命的大風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左’的偏差，諸如擅自捕人游鄉，隨意罰款打人，以至就地處決，驅逐出境，強迫剪髮，砸佛像和祖宗牌位……“土豪劣紳”是農村重要的納稅人。農民的殺豬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殘殺，就使得他們失去了納稅的能力，也失去了納稅的“權利”。農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嚴重影響着農村正常的經濟運行。湖南農民禁止糧食輸出，就使得鄉村的糧食貿易無法進行，眾多操販糧之業者，本來也是要按章納稅的，現在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納稅。這樣，各級政府都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等等……此外，還衝擊了少數北伐軍官家屬，引起同湖南農村有聯繫的湘籍軍官的不滿。”(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卷，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9）。 影響北伐軍軍心的，不僅是後援問題。李宗仁北伐時任第七軍軍長，他後來在回憶錄中說，工農運動中的“過激的作風，早已引起軍中官兵的疑慮。到(民國)十六年夏季，兩湖軍隊憤懣的心情，已到無可壓抑的境地。因當時中、下級軍官多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親戚在故鄉都橫遭工會、農會的凌辱，積憤已久。而各級黨部竟視若無睹。縱使是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的父親，也被綁遊街示眾”。(《李宗仁回憶錄》，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9頁)自己在前方與北洋軍閥浴血奮戰，父母親友卻在家中遭受凌辱、迫害，心中當然不可能沒有強烈的“憤懣”。這嚴重影響着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北伐大業。 這樣的農運，國民黨能不清黨嗎？ 隨着工農運動的迅猛發展，湖北地區很快出現“商店歇業，工廠停機，市面蕭條”的失控局面。湖南地區鄉村農運伊始，即出現“華容民眾打死土豪、資興縣部驅逐知事、茶陵拘警所所長遊街等”轟動事件。中共黨內陳獨秀等人認為工農運動出現“過火”行為，在1927年1月的中共中央會議上，陳獨秀指責，農民運動“過火”、“幼稚”、“動搖北伐軍心”。應當予以控制。然而，來自共產國際的指示恰恰相反。 蔣介石4.12清黨後，由於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稱湖南農民運動還不夠激烈，還宣稱：“農民受壓迫過久，穩健分子不易起來。是要痞子、流氓做先鋒，真正農民才得起來。”但面對“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的工農運動，武漢政府與國民黨軍隊的各級軍官卻表示了強烈不滿與譴責。 在當時的武漢政府統治區，工會權力極大，可以任意抓人，私設公堂，隨便中斷交通，沒收工廠、商戶財物等；湖南農運的貧農專政則喊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不僅對土地所有者及鄉紳遊街、罰款、私分其田地、家財，而且隨意捕殺，甚至出現了截扣軍糧，抗捐抗稅的行為。 武漢政府控制的兩湖及江西三省，財政收入因此銳減2/3以上；而武漢政府賴以與蔣介石對抗的軍隊最高是湖南唐生智所部，該部官兵多來自湖南本地，農會除分其軍官家中土地外，甚至截留士兵寄回家中的錢款，再加上政府欠餉，官兵怨聲載道。武漢政府的國民黨人自然要將這筆賬記到共產黨頭上（摘自《“書生氣濃的革命家”——瞿秋白》）。 據國民黨方面調查5月間湖南情況說：“先是共產黨大捕彼輩所認為土豪劣紳者，各地監獄為之充滿……各縣鄉村，同時宣布戒嚴，凡無農會工會之徽章，不能通行，否則視為奸細，或土豪劣紳逃亡者（連逃亡都不行，多恐怖）。於此時也，商不安於市，農不安於野，人人自危，家家恐怖。”汪精衛6月1日在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上氣憤地說：“照他們這樣胡鬧，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到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只好關門，還革什麼命！本席可以大膽說一句：農民協會是一個空前的錯誤，國共兩黨同志都應該明明白白承認的。我們看，農產品被摧殘完了，工商業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還革什麼命!”（9）。這不是汪精衛個人的看法，而是武漢政府中多數國民黨人的看法。不久後，汪精衛也清共產黨，最後汪精衛放棄武漢政權，併入南京國民政府，汪蔣合流。從此，汪精衛開始了他一生的極端反共生涯（他比蔣介石還反共）。 蔣介石4.12清黨後，武漢政府這邊的北伐軍和各界紛紛響應。 5月17日，駐防武漢上游宜昌的獨立第十四師師長夏斗寅發動兵變，進攻武漢，通電聯蔣反共。 5月21日晚，駐紮長沙的第三十五軍第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部在長沙發動事變，查封了工會、農會，解除了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軍武裝，並以湖南省主席唐生智名義通電稱：“三湘七澤，已成群魔亂舞之場；城市鄉村，盡陷雞犬不寧之境。”事變發生後，湖南各地紛紛效仿。 與此同時，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也以“制止過火的工農運動”，令共產黨員全體出境，同時查封全省工會、農會、學生會（摘自《“書生氣濃的革命家”——瞿秋白》）。 湖南最大勢力者何鍵也在動手。 5月間先後發生了夏斗寅和許克祥的反共後。這在武漢國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引起很大震動。陳獨秀的秘書黃介然回憶：“陳獨秀認為都是農民‘過火’引起的，流露出一種理虧、內疚的心情。事變發生後，蔡和森、任弼時等同志和陳獨秀、譚平山等人爭論得很厲害。我記得陳曾說過：‘中央開會就像起鬨，吵吵嚷嚷的，意見難以統一。而在兩黨聯席會議上黨又要表示意見！’很覺為難。回想那時，陳獨秀真是六神無主，束手無策，情緒焦躁、慌亂，心情壞透了。” 由於工農運動過分暴力、過分殘忍，導致社會動盪、軍心不穩。汪的部下紛紛反共，促成了汪精衛的分共。 國民黨內部本有左右兩派，蔣介石本屬國民黨內的“左派”。中共熱衷工農運動，蔣本來並不反對。正如楊奎松指出的，蔣介石早年也受過激進思想影響，因而也長期贊成和擁護“扶助農工”的政策。所以，這時期，蔣介石與中共在此問題上的分歧，不是應否“扶助農工”，而是如何“扶助農工”。(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54頁)。但是，這樣的工農政策鬧下去，像蔣介石這樣有責任心的領導人能不反共嗎？汪精衛也是國民黨中的左派，最終也走反共的道路上。國民黨中真正的右派是西山會議派，早就開始反共了，他們才是先知先覺先行動者。後來的中華民國主席林森就是這一派的主力。 中共怪罪汪精衛分共，就是不看看自己的農民運動如何的暴力，為什麼不回頭看看當時的農民運動？哪一個正常的政府？哪一個有責任的政權能允許這樣的胡鬧？這樣的農民運動搞下去，這樣的階級鬥爭搞下去，還沒有等到日本人侵略，中國就全面崩潰，不但經濟崩潰、還造成社會混亂甚至相互仇殺。日本人輕易地接收中國，中國的許多人將把日本人當作救世主而幫助它，中國國民政府根本就沒有能力抗日。中國人自古就沒有把政府政權當回事，而是把仁義、公平公正當成最高追求，把親情也當成最高追求，當他的父母被無辜迫害，唯一的追求就是報仇，日本人的侵略就是契機，能不利用嗎？ 可以想像，如果按照中共當時的工農路線走下去，後來中國沒有任何力量反抗日本侵略，其實不用日本攻打就已經自己完蛋。政治罷工對社會穩定和經濟建設有巨大危害，“階級鬥爭有益論”者看不到這一點，非常可悲，斯大林等人非常愚蠢。 劃分階級是在民族內部劃分的，階級革命的敵人必然也在民族內部，損害的是自己的民族，損傷多了就毀滅，所以說：“階級鬥爭是民族毀滅的動力”。我們是大國，文化悠久、人口眾多，沒有“階級鬥爭有益論”者的窩裡鬥和割地自肥的軍閥，日本人是不敢侵略我們的。可以說：“中國歷史上的最大災難（日寇侵略）是階級鬥爭引起的”。“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搞階級鬥爭就是自伐其國。中國古人都能看到這一點，幾十年後的現在人為什麼就不懂呢？ 劃分階級實際是分裂民族，搞階級鬥爭實際上是搞階級迫害、群體迫害，如果某種政策制度性地迫害別人的時候，那麼受迫害的人群就當然有權反抗，有權推翻這種迫害人的制度，那麼這個民族可能在相互鬥爭中毀滅。一旦這時外族入侵，受迫害的人群（階級）為了活命、為了復仇或為了公平很可能就投向外族，這就是製造漢奸的機制。中國自古就講“仁義禮智信”，從來沒有講過階級，講階級就是製造漢奸。納粹德國入侵蘇聯時，有不少蘇聯人站到納粹那邊去。中華民族是比較追求公平公正的民族，也是比較有造反精神的民族，不公正的政策很容易使民族分裂。抗日時，在北京西面，僅中共楊成武部隊，大的收編就收編了趙侗（11000多人）、孟閣臣（7000多人）、劉玉昆（5000多人），最終孟閣臣被中共幹掉，趙侗跑掉後也被殺，趙玉昆的核心部下也開始被殺，他見機不妙，帶一些人投靠日軍。後來，趙玉昆帶着日軍回來進攻八路軍，狼牙山五壯士是他製造的。我們臭罵漢奸的同時，更應該剷除製造漢奸的機制和理論。 大約在1949年，在中共統治下的晉綏地區，晉綏行政公署主任武新宇家庭是大地主，土改期間，當地農民在武父的鼻子上穿洞套繩，要求武新宇牽着繩子拉他父親遊街示眾，武新宇竟然照辦。賀龍批評武新宇說：“誰不是人生父母養的，難道你武新宇是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農民要你把你父親當牛牽，你就去牽。其實，提出那種無理要求的，決不是老實農民，而是農村的流氓無產者，他們並不能代表大多數農民。你以為你在尊重群……”（林牧回憶錄《燭燼夢猶虛》）。 武新宇如果敢於不照辦，農民有的是辦法讓他與父親更加痛苦。武新宇去牽，他父親的鼻子肯定會舒服很多、起碼不會被扯掉。只是不知道武新宇這時候是怎麼想的？是不是後悔鬧革命？賀龍批評武新宇，卻沒有制止這種階級鬥爭的運動，賀龍也是階級鬥爭的踐行者，還不知道他砍殺了多少武新宇父親那樣的人，賀龍部隊的大清洗，殺的還不是階級敵人而是階級兄弟，遠比牽鼻子殘酷。1949年後的土改，是按指標殺人的，那是更加慘烈。 南京事件及寧漢合流 蔣介石一路反共，引起共產國際的不滿，為了挑起帝國主義對蔣介石的矛盾，斯大林命令中共：“必須設定一切辦法，激動國民群眾排斥外國人”，“不惜任何辦法，甚至搶劫及多數慘殺亦可實行”。 1927年3月24日，北伐軍的國民革命軍第2軍、第6軍的某黨黨員，在南京劫掠英美日領事署及外國人商店住家，用非常殘忍的手段殺害輪姦外國僑民及外交人員。在襲擊中，英國和日本領事館成為襲擊的首要目標。金陵大學副校長文懷恩(Dr.J.E.Williams，美國人)和震旦大學預科校長(意大利人)遇害，此外英國僑民死亡2人，日本僑民死亡1人，法國僑民死亡1人。死傷者多為名人（名人效果好），特別是英國領事被北伐軍士兵拉到市中心用青龍刀斬首示眾，英國領事夫人被27名北伐軍士兵輪姦至重傷，此外還有上百名外國婦女被北伐軍士兵強姦。據日本報道，日本在“南京事件”中重傷5人，被強姦者35人。 北伐軍是有理想有信念的軍隊，這些為國為民的軍人，所到之處秋毫不犯，什麼時候有過如此之差的軍紀？沒有人組織、沒有上級指揮、沒有在偉大理想誘導下怎麼可能做出如此卑劣事情？ 該事件導致在長江上的號稱文明軍人的英美軍艦向南京城內炮擊報復，打死南京市民2000餘人。日本軍艦被日本政府下令不得開炮，艦隊司令自愧不能保護國民而自殺謝罪。3月26日，林伯渠前往南京，密謀發動政變，逮捕蔣介石，不料被南京衛戍司令程潛拒絕。這就是南京事件。 南京國民政府當時下令處決該案“肇事士兵及流氓”33人，通緝第２軍與第６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中共黨員李富春（後來中共國副總理）與林伯渠（後來中共國人大副委員長）。 1927年4月6日，北京的張作霖派兵搜查蘇聯大使館，搜出蘇共給中共的秘密文件，其中就有這次的南京事件的指令。張作霖為此判了李大釗死刑，還根據李大釗的請求專門從美國買到一個絞刑架，完成了李大釗的夙願。 蔣介石當時即把事件原因查明並向外國通報、道歉及賠償，南京事件造成巨大的外交危機，幸得蔣中正處理得當，方能稍稍化解危機。該事件是十幾天后的1927年4月12日，國民黨發動四一二清黨行動的最直接原因。南京事件導致中國在世界上臭名昭著，外交處境艱難，直接導致不久後日本發動的濟南慘案（殺死殺傷1.7萬餘名中國軍民）與九一八事變、蘇聯發動的中東路事件，以及全面抗戰初期，中國沒有得到國際上應有的大力幫助。 1927年7月15日，在武漢國民黨第二屆常務委員會第二十次擴大會議上，主持者汪精衛宣讀了一份名為《五月指示》的文件，宣讀完畢後，會場先是一片寂靜，而後轉為譁然，孫科憤怒的喊道：“第三國際放個屁，也是香的！我們容納共產黨，真是太過信他們了！”早有主意的唐生智、李宗仁等人則趁機叫囂分共刻不容緩！全部與會人員除宋慶齡代表陳友仁外全部附和。這一天就是武漢國民政府正式開始清黨。 《五月指示》是什麼樣的文件？竟能激起國民黨人對中共這樣的敵視？ 農民運動比工人運動更加慘烈，農會搶劫、殺害地主及軍人家屬，動搖北伐軍心。在蔣介石執行蔡元培為首的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清黨”（4.12清黨）指示後，武漢政府這邊的北伐軍和各界紛紛響應。五月，夏斗寅進攻武漢，許克祥在長沙清除共產黨人，湖南的何鍵也在動手，江西也在動手，全國出現反共高潮。 一直指導中國革命的共產國際，鑑於中國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認為中國革命陷入危險境地，於是，5月份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八次全會，緊急討論了中國問題。6月初，共產國際向中共下達了革命行動指示，內容可以概言為“加速土改、建立共產黨軍、奪取武漢國民政府領導權、肅清有反共傾向的國民黨人”。這份指示即《五月指示》。其意是要求中共趕緊建立共軍、顛覆武漢政府、槍斃反共人士，徹底實行反帝反封建的極端無產階級革命。 這份指示首先送到了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羅易和鮑羅廷手中。鮑羅廷認為這份指示是胡言亂語，建議壓制不發，而剛剛來中國三個月的印度人羅易，則認為這是拯救中國革命前途的法寶——只要有對的人使用就可以，誰是對的人呢？汪精衛。羅易認為汪精衛是中國最革命、最值得信任、最有領導魅力的革命領袖。在一個多月前，一表人才的汪精衛來到武漢時曾高喊口號“革命的向左來，不革命的滾開去！”羅易深信汪精衛的真誠，於是他沒有將《五月指示》交由中共黨部討論，而是先拿給了汪精衛，以期得到這位“左派領袖”的支持。 中共及共產國際指責羅易把《五月指示》給汪精衛看，才導致汪精衛分共的。一直到現在，共產黨及其追隨者都是這樣的看法。我們就不明白，這是什麼邏輯？為什麼要搞秘密？既然是指示，就應該公開，讓全國全世界人民都看看，除非見不得人的東西才不敢給人看。羅易根本沒有錯，錯的是暴烈的農民運動，錯的是禍害民族的階級鬥爭。 汪精衛清理共產黨後，併入南京國民政府，這就是寧漢合流。可以說，大革命的失敗原因不是“右傾機會主義”，而是“左傾屠戮主義”、“左傾恐怖主義”，是共產黨的“左傾”工農運動造成的，左派的武漢國民政府被左派的共產黨的階級鬥爭所摧毀，武漢也失去了成為首都的唯一機會，對中國的抗日戰爭危害巨大。幾十年後的大陸教科書，還在篡改這段歷史，真可惡！ 在中國問題上，斯大林持比較現實的態度，要求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一中國以前，保持與國民黨的合作。而托洛斯基卻持比較激進的態度，要求中國共產黨拋開國民黨幹革命，通過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蘇維埃政權。革命就是應該如托洛斯基所說那樣自己干，老是附體着國民黨幹什麼？不過，如果按照托洛斯基的要求，中共根本就沒有任何奪權的機會，因為中國的民族性與俄羅斯不同，沒有多少人跟隨中共鬧革命。 斯大林通過蘇聯駐國民黨政府顧問來指導中國革命，而托洛斯基卻通過共產國際這個組織來指導中國革命。這樣的雙重指導，也給中共帶來了很多麻煩，中共內部也分為現實的斯大林派和激進的托洛斯基派，在當時似乎支持激進革命論的人占了上風。 中共就是蘇聯的線控木偶，要干什就干什，所有經費全部由蘇聯支出，蘇聯出錢出力出理論出顧問顛覆他國合法政權，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製造國際混亂。 應該到日本搞工運才是愛中國 1904年，日俄戰爭中日本能獲得勝利，其根本原因是，日本的間諜在俄羅斯發動了巨大的反對沙皇的運動，迫使沙皇用很大的力量對付國內反對力量，從而使得俄國在日俄戰爭中失敗。中共為什麼不學日本人，到日本發動工運？ 日本的工業更發達，產業工人更多、比例更高，也就是日本的無產階級更多、更集中、更廣泛。如果日本人也搞工運，今天罷工明天罷工後天罷工，提高14倍工資、4個小時工作時間、3至5個月探親假，他們不但根本就沒有能力侵略中國，可能當時日本國就報廢了。 日本全體國民幾乎都支持侵略，他們不懂階級與階級鬥爭。馬列主義者如果真的想救中國的話，應該到日本宣傳馬列主義，造成日本八幡製鐵所罷工、並最終關掉，中日戰爭就不會發生，中共用力用錯地方了。哪一個國家想禍害中國，中共就派人去宣傳“階級鬥爭有益論”，讓他們窩裡鬥，看着他們在窩裡鬥中滅亡，中國人坐享太平，多好？中國的“階級鬥爭有益論”（馬克思主義），首先是由日本傳過來的（不是首先從俄國傳過來的），看來這不是日本人安什麼好心。 中國近代的問題不是階級壓迫問題，而是民族壓迫問題，是外來民族奴役中華民族、迫使中國簽署許多不平等條約，讓中華民族一步步走向滅亡。在這個時候中國人搞階級鬥爭，必然削弱自己民族的力量，無異於自我毀滅！特別是9.18日本侵略東北之後，某個黨派高喊“工人罷工、農民暴動、軍隊起義，武裝保衛蘇聯”，無論它出於什麼目的，它的理由表面上如何富麗堂皇，其客觀效果必然是削弱中國的力量，幫助日本侵略者！ 無知的人甚至高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日本侵略軍也是無產階級隊伍——由日本的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者（農民和小知識分子）組成的。對中國人最惡毒的是日本的無產階級隊伍——來自日本北九州的久留米十八師團，它是日軍最精銳師團，這個師團來自日本貧窮的山區，師團成員大多數是來自山裡的礦工和農民，窮山惡水讓這裡的男人以當兵為出路，苦難的生活使他們心中充滿怨恨和兇惡，特殊的環境造就了這支令人發寒的魔鬼，所到之處經常大屠殺：蕪湖大屠殺、南京大屠殺、廣東登陸屠殺、惠州大屠殺、新加坡大屠殺……日軍十八師團是日軍最精銳部隊，日軍稱之為“叢林作戰之王”，但大家更願意稱呼它為“叢林惡魔”，所到之處罕有對手，連英美軍隊都無招架之力，曾以死傷9600餘人的代價，成功占領馬來半島，斃傷俘獲英美軍共14萬人，令世界為之震驚。在緬甸時，日軍十八師團打得美軍的打劫者部隊（特種部隊的前身）很恐慌。最後，也是在緬甸，該師團被中華民國新一軍乾淨徹底消滅。還是中國軍隊利害！ 
（新一軍俘獲的日軍十八師團關防大印）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就是與日軍聯合，這是賣+國口號。日本皇帝連姓氏都沒有，可以說是最最徹底的無產者，要不要與他聯合受他領導，去完成“大世界共榮圈——共產主義”或者“八紘一宇”的建設？ 中國的無產階級能當領導階級嗎 人民應該是平等的，一些理論竟然宣稱某個階級是先進階級，並且要當領導階級，要實行階級專政。這是宣揚社會不公，準備建立不平等的社會。更加可笑的是，這個所謂的“先進階級”還是一個文盲階級，竟然是既先進且要當領導，這不是很荒謬嗎？文盲都那麼先進，我們還讀書幹什麼？學科學技術幹什麼？這不是誤導社會倒退嗎？ 中國的文字是表意文字，雖然遠比拼音文字高明、效率高，比拼音文字的各方面都好，比拼音文字更加先進（漢語拼音就是拼音文字，它遠不如漢字先進）。只是中文有一個門坎，需要學習一下才能掌握。中國人生活艱苦，無產階級更艱苦，就沒有機會學習文字，所以，中國的無產階級根本上就是文盲階級。人類的知識主要是從文字上吸收的，文盲階級攝入的知識就有限，知識少能力就受到限制，所以，中國的無產階級很接近於無知階級、低能階級。這與外國有些不同，外國的文字是拼音文字，門坎低，普及率就廣，外國的無產階級雖然文化也不是很高，卻不是文盲階級，所以，還是有一些知識的，瞎指揮一下的能力還是有的。 發明“無產階級是先進階級、是領導階級”的人，壓根就沒考慮過中國的特殊情況。而相信階級鬥爭學說的中國人也跟着起鬨，讓工人階級當領導，於是就壞事了，特別是大革命時代，斯大林特意要求中國“工人階級領導一切”，於是醜態百出，那些工人出身的領導人毫無能力，只能獲得快活逍遙，權力卻落入他們的知識分子秘書們的手中，而且，中國工人的生活水平並不低，生活最苦的是農民，所以，在中國，工人的革命意志並不堅決。甚至在中共黨內，工人出身的許多領導人都投敵叛共去了。查一查前幾界中央委員中工人出身的人有多少，又有多少叛變的就知道我所言不虛。這樣的無產階級當領導階級，領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實在不夠格。到中共獲政時，中央委員中工人出身的並不多，高級領導人中幾乎沒有。所以，“工人階級當領導階級”的實踐在中國是失敗的，斯大林後來就不再“強階級所難”了。把中國的革命稱之為“無產階級革命”實在是太荒唐，只能稱為“共產黨革命”。我這些解釋，與工人打交道“苦悶欲死”的劉少奇竟然沒有想到，他真的水平也不咋的。這也是他“苦悶欲死”的原因，中國工人不但能力低，還導致道德可疑…… 劉少奇說：“很明白，中國革命工人運動初期的表現，幼稚的表現。‘流氓性’帶得很重…流氓組織，在工人中的長期存在，在一旦工人得到解放以後，他們就隨心所欲的無所顧忌的，不估計將來與前途的行動。”按劉少奇所說，中國工人又是幼稚、又是流氓性帶的很重、又是流氓長期存在、又是隨心所欲的、又是無所顧忌的、又是不估計將來與前途，再加上中國工人的文盲率高導致的知識貧乏、能力缺乏，最終在革命進步論的引導下胡來，導致道德可疑，他們根本當不了領導階級。可見，階級先進論根本不成立！ 真是工字不出頭，真讓工字出頭，就變成土字，入土了、壞事了。 據周恩來回憶，根據莫斯科意圖改造後產生的六大中央委員總共有36個，其中工人占了22個，而這22個工人委員中，除了向忠發於1931年6月22日被捕變節以外，相繼投降了國民黨的就有14個，占整個中央委員三分之一還多。這也就難怪，當向忠發被捕並被殺後，曾有另一位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員盧福坦明確表示想要接替向忠發做總書記，卻不被共產國際所考慮。繼向忠發之後，共產國際寧肯找一些自己信得過的，即使是毫無經驗的留蘇學生來維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再也不提找工人來做中共領袖的事了。 大革命後，國民黨頒行《共產黨人自首法》和設立“反省院”，效用非常明顯。中共在城市中各個秘密機關遭到巨大破壞，不但有工人領袖叛變，普通黨員也叛變。楊奎松依據台灣出版的《中國共產黨史稿》說，從1933年秋到1934年秋，一年的時間裡，國民黨在全國捕獲的共產黨員是4505人，而自首叛變者則達到4213人，“自首叛變率”竟達95%。“這足以證明國民黨這時的自首政策，對被捕的共產黨人影響極大”（179）。極左的工農運動，對中國及中共危害巨大，沒有蘇聯後來的傾力支持，中共就不再有上台機會。 越左越飛黃騰達也越整人 在共產黨內部，往往是越左越安全，越左越飛黃騰達，也越能整人。 在延安整風審幹期間，當時陳元方在中共西北中央局工作。整風前，他辦了一個牆報叫《西北風》，這個牆報上發表一些揭露延安陰暗面的文章，整風中，西北局書記高崗派人把陳元方用五花大綁從鄉下抓回來，關在邊區保安處監獄。整風轉入審幹以後，曾經同陳元方在中共陝西省委（地下）共事的H2，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並揭發陝西省委是“紅旗黨”，即“打着紅旗反紅旗”的特務黨。H2先生由於坦白揭發有功，被康生等樹立為特務投誠的典型，戴上紅花四處講演，繪聲繪色地編造他進行特務活動的故事，動員其它人也出來“坦白”。有一天，H2到監獄去對陳元方勸降。他說：“元方，我已經徹底坦白了，組織上對我很好，每天吃豬肉、戴紅花，你也坦白了吧。”陳元方問：“坦白什麼？”H2說：“就是咱們一起當特務的問題嘛！”陳元方大罵：“王八蛋，你是特務，我不是特務。”H2假坦白，一時成為延安的風雲人物；陳元方不說假話，卻坐了三年半監獄。延安審幹以後，H2在幹部中臭不可聞，但仕途卻扶搖直上。在解放戰爭中，他才是西北野戰軍政治部的一個副科長，建國後，卻成為中共甘肅省委的書記處書記，在兩次“反右”和大躍進中，左得出奇，他是造成甘肅省死人100余萬（超過當時甘肅人口10%）的四個罪魁禍首之一。 1962年，在中央工作組整頓甘肅省委時被撤消職務。無人敢用，他的老上級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歐陽欽卻當了東郭先生，把他安排黑龍江擔任副專員。“文革”初期，這個忘恩負義的H2帶上本專區造反派去造歐陽欽的反，又落得身敗名裂。“文革”後期，H2又投靠了石油部長康世恩，到石油部作了一個局長。打倒“四人幫”後，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分明知道H2的種種劣跡，卻把他要到陝西省，起先做副省長，後來又派到西安市委任第二書記，顯然是要把陳元方頂下來。H2一到西安市，就同西安市舊有的惡勢力結合起來，反對陳元方。就在1982年4月開了一周批判陳元方的會議，最後免去了陳元方的職務，讓那位品質惡劣的H2接任西安市委第一書記（林牧回憶錄《燭燼夢猶虛》）。 H2每次只會緊跟運動整人，造成那麼多人死亡，被抓包後，通過運作，依然官運亨通，再次整人得逞。這就是共產黨內部的官運模式——越左越安全，越左越飛黃騰達，越左越整人。這不是正常的社會形式。 注1：桂林史上最黑暗的259天:日本獸兵肆意蹂躪婦女 跑日本鬼受盡了苦難的桂林人！ http://bbs.guilinlife.com/thread-8218974-1-5.html 注5：金雁、秦暉：20世紀初俄國的歧路 http://cul.sohu.com/20151113/n426375499.shtml 注6：（《中共往事鈎沉 浪底真金——中共十大元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 注7：（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 注8：(劉少奇《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的一個問題》，《黨史研究資料》第2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注9：1927年蔣介石為什麼突然向中共大開殺戒 https://news.qq.com/a/20110411/000314.htm 為歷史埋單的反革命分子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2333 贛州婦女解放協會等通電——有關陳贊賢被害事件的一組電文 https://blog.creaders.net/u/13614/202206/437749.html http://www.doczj.com/doc/af14332869.html 注10：梁啓超對“大革命”的大恐懼 注11：一部顛覆性著作：《二十世紀俄國史》 http://bbs.tiexue.net/post2_4551830_1.html 注24：《二十世紀俄國史》 注84：【海那邊】中國人千萬不能移民的國家：150萬華人被驅逐 https://zhuanlan.zhihu.com/p/66150905 150萬華人被驅逐，不交12兩黃金被打死，至今未道歉無賠償 https://zhuanlan.zhihu.com/p/4401184 注87：《乙未殤思》第一集《割台之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Fu6XluGbHo 注178：侵華日軍在中國東北邊境地區修建的17個軍事要塞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0663547397248105&wfr=spider&for=pc 日本在東北建設成就是用中國人的屍骨鋪就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698083&s=fwzwyzzwzbt 179：1933-1934年：共產黨員自首叛變率為何高達95% https://jingyingtan.blogchina.com/2514232.html 180：蔣介石：消滅共產主義思想的根本方法——中華民國四十四年一月十日在國防大學演講 https://blog.creaders.net/u/13614/202206/437242.html 注181：辯證法是如何降低智商的！ https://www.sohu.com/a/256087125_681813 金劍 2016年1月 2022年6月修改
本小節摘自《人世間最大的謊言——辯證法》的第二篇第二章第三節第2.3.1小節 《人世間最大的謊言——辯證法》0元購買 鏈接https://readmoo.com/book/2102345670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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