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前，被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作家之一的卡夫卡，为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K的人，他是银行里的一个小职员，属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原本可以过着一种很安分的生活，他与周围的邻居关系良好，不时地还表现出对他人的关心和照顾。但就是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人，却突然间不明不白的被告知有罪，并接受了莫名的审判，最终竟被剥夺了生命。

具体说，K是在30岁生日那天突然莫名其妙的被捕，尽管他自知无罪，但仍摆脱不了被捕的下场。怪异的是，被捕以后他仍然可以自由的工作、生活，但需要定期接受审判。这期间，K通过多方途径试图证明自己无罪，他找律师和法官，还有所谓的证人，然而最终一切徒劳。没有人能证明他无罪，整个社会如同一张无形的法网笼罩着他，他不断地挣扎，但却无法摆脱对自己的有罪指控，直到最后“像一条狗一样”被杀死在采石场，莫名其妙地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

《法的门前》，源自K在一个教堂里与一名教士的一场邂逅。在空荡幽暗、寂静无声的殿堂里，那仅有的两人遥遥相对，教士一眼便认出了正陷入官司之中难以自拔的K，两人开始攀谈起来，当论到“欺骗”时，教士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法律面前坐着一位守门人。一位乡下人来到守门人面前，请求进入法律的殿堂。但守门人说，现在不能让他进。乡下人想了想，然后询问稍后可否允许他进去？守门人说：“可以，但现在不行。”

法律之门始终大开，守门人也让到一旁，乡下人弯下腰透过大门向里面张望。守门人发现后笑着说：

“如果你很想进去，那么尽管我禁止你这么做，你还是可以尝试一下。但请记住：我很强大。而且我只是最卑微的守门人。可每个大厅都有守门人，他们一个比一个更强大。甚至那第三个守门人，我都不敢正视他一眼！”

乡下人没想到会这么难，他想：法律难道不应该随时为所有人所用吗。可当他仔细观察那位身穿皮大衣的守门人、他那大而尖的鼻子、又长又细的鞑靼黑色胡子时，他决定最好等到获准后再进去。守门人递给他一张凳子，让他坐在大门前的一侧。

他坐在那儿等啊等，等了好多天、好多年。他多次尝试着要求进门，守门人被他弄得不胜其烦。守门人经常询问他，问他关于他的祖国以及其它许多事情，但都是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就像伟人问的问题一样。最后守门人总是告诉他，暂时还不能放他进去。

乡下人为这次旅行准备了许多东西，他花光了所有，想要贿赂守门人。守门人拿走了所有钱之后对他说：“我拿走这些钱只是为了让你觉得你没有留下遗憾。”

年复一年，这位乡下人几乎一直都在观察守门人，他已经忘掉了其他的守门人。在他看来，这第一个守门人便是进入法律大门的唯一障碍。

在最初的几年里，他无情地大声诅咒这不幸的遭遇，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只是在心里抱怨，他越来越孩子气。由于他长期观察守门人，他连守门人毛领子里的跳蚤都认识了，他甚至请求跳蚤帮助他说服守门人！

最后，他的视力变得越来越弱，他不知道周围是真的变暗了？还是他的眼睛在欺骗他？但现在，他在黑暗中感受到一道不可熄灭的光芒从法律之门中迸发出来。他已经活不了多久了。

在他去世前，他将这一生所有的经历都汇聚在脑海中，汇成了一个他一直没有向守门人提出的问题。他向守门人招手，因为他再也无法挺直冻僵的躯体。守门人不得不弯下腰去，因为两人之间巨大的形体差异，让情形愈发地对乡下人不利。

守门人说：“你真是不知足，你还想知道些什么呢？”

乡下人问：“人人都追求法律，可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除我之外，为什么没有人要求进去呢？”

守门人意识到这人已是奄奄一息，为了唤起他渐渐消失的听力，他大声对他喊道：

“这道门没有其他人能进得去，因为它专为你而开！我现在就要去关上它。”

故事至此结束，但留给人们的思考至今不绝。

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谁欺骗了谁？表面看，似乎是守门人欺骗了乡下人。但细究起来并非如此。

首先，作为一个守门人，他只是负责守门而已，对此他做到了完全的尽职尽责。尽管守门人是在真相已经对乡下人毫无意义时才告诉他，凸显他对真相的隐瞒。但另一方面，乡下人之前也从未向守门人提出过这类问题，所以责任不全在守门人，乡下人也难辞其咎。

有人会立即对此异议，因为他并没有尽到责任。他的责任本该是把其他外人都轰走，仅放乡下人进去，因为那扇门正是为乡下人所设。

然而这样的意见并非中肯。别忘了，守门人一开始就讲过：他现在不能放乡下人进去。这或许来自上司的指令，他只能照此执行。至于守门人直到最后的那句话“门是专门为乡下人而开的”，细思起来却大有深意。

说守门人忽悠了乡下人，可“现在不能放乡下人进去”不正隐含着“将来”乡下人可以进去吗？这分明是乡下人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因为对同一件事情的正确理解和错误理解并不是完全互斥的。由此说来，这与其说是忽悠，不如说是给了乡下人以希望。只不过这渺茫的希望最终竟误了乡下人的一生！所以，始作俑者不是守门人，而是他背后比他强大得多的权势，他们打着“法”为所有人服务的幌子，欺骗了所有人。

那么，如何看待守门人？

看上去，守门人是位和蔼可亲的人，也没有盛气凌人的官架子。他忠于职守、一丝不苟，数十年如一日，从未擅离过岗位，直到最后一分钟才把门关上。他尊敬上级，明白自己的职责所在。他从不越雷池一步，而且服务态度超好，涉及到原则问题，苦苦哀求也好，暴跳如雷也好，他都无动于衷。即使是面对贿赂，他也能冠冕堂皇地纳入，而且还振振有词。

至于受骗，有人认为真正受骗的其实是守门人！因为他头脑简单，对法的内部充满恐惧，而且还将这种恐惧传递给了法的外部的乡下人。他害怕其他的守门人，甚至比乡下人更怕他们！他不断告诫乡下人：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守门人的悲剧还在于，他其实对“法的内部”的重要性和人的勾当一无所知，他一直处于一种受骗的状态。他看似比乡下人高人一等，可实际上他还不如乡下人，他的饭碗正依赖于乡下人！试想，如果没有乡下人，他只能失业。况且，他比乡下人更不自由。乡下人可以愿去哪儿就去哪儿，看起来好像只有法的大门对他关着，即便是那一直到死的无尽头的等待，也完全是乡下人自愿的选择。但守门人就不同了，他就像一颗螺丝钉一样被强制性地“铆”在岗位上，他无法自由地到乡下去，甚至也不能走进法的门里更多……

一句话，守门人职责的期限，正取决于乡下人的寿命。正是那些形形色色的乡下人，才是法的门内那些人的衣食父母。事实上，守门人也没有能力去关那扇门，他在智力上还比不上乡下人，同时还有位置上的局限性。比如，乡下人所感受到的、从法的大门里射出的那束光，对守门人来说根本无法看见，因为他的岗位要求他必须背对着门。

无论如何，守门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阿伦特的“平庸之恶”。

艾希曼，前纳粹“犹太事务大臣”，在德国垮台后逃到了阿根廷，从此隐姓埋名过着逍遥自在但并不低调的务农生活，结果被以色列的“摩萨德”千里迢迢带回耶路撒冷，推上了被告席，最终被处决。阿伦特当时前往耶路撒冷目睹了那场审判。在艾希曼执行死刑的9个月后（1963年冬），阿伦特陆续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五篇报道，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审判吸引到她所关切的问题上：艾希曼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从此，“平庸之恶”就成为政治哲学中绕不过去的概念。

什么是“平庸之恶”？

所谓平庸，就像是那个守门人，他在体制内既普通又平庸，虽然权力有限，但却死心塌地地为之服务，这是一群不辨是非的人。而“平庸之恶”在阿伦特看来，算不得恶，因为不知者不为怪嘛。按照阿伦特的说法：法官不相信艾希曼，不认同他是一个平常的、普通的、既不低能也不死板、既不愤世嫉俗却又完全不能够分辨是非的人。他们宁可从偶尔的不实中推断出他是个骗子……

所以，阿伦特认定艾希曼是一个“完全不能分辨是非”的普通人，进而指责法官本着“有罪推定”的成见粗疏地断言艾希曼是在撒谎。她甚至暗示说，艾希曼只是个“案头杀人犯”，其任务就是签署一份份上级下达的命令，故而不是刽子手。他并非是罪恶的化身，他只不过是个庸庸碌碌的机会主义者。阿伦特因此对法庭的合法性问题提出了犀利的质疑。

阿伦特还有另一个用意，就是想借助解剖艾希曼的机会来解剖犹太人。她强调受害的犹太人并非无辜，当时犹太内奸就曾与艾希曼相勾结，云云。当然，阿伦特的这些说法彻底激怒了以色列，她也被打上了“自我憎恨的犹太人”的标记。

只是，近些年来针对艾希曼的研究愈发让阿伦特的立场陷于绝境。因为种种事实表明，艾希曼并非无辜，他不能以“我平庸，故我恶”来为自己开脱。

柏拉图曾说过：暴君能从哲学家的话语机锋下一闪而过，不是因为他们不懂苏格拉底在说什么，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懂。“装睡的人”是可怕的，他们善于做出无辜和无知的样子；而反思的知识分子对此却常常缺乏洞察。

事情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无论艾希曼个人平庸与否，无论犹太人是否有做错之处，无论你对纳粹军人的军纪仪表有着何等深刻的印象，也无论你怎样强调日军宁死不屈、可杀不可辱的顽强性格，恶，就是恶！没有任何借口。

有人形容二战后欧洲知识界的氛围：不知何时起，一代中欧知识分子形成了这样一种情结：他们对集体性的悲剧命运有着浓烈的审美迷恋，他们有时会一边通过躲避而沉浸在自己持续的虚幻之中，一边又注视着现实政治不可遏止地下滑、堕落。

今日之欧洲北美，依旧如此，或者更甚。

如果说，所有的罪恶都是由具体的个人所实施，那么其责任该由谁来负？是个人？还是体制？

耶稣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如此，无论是体制还是个人，没有人能逃脱罪责。尽管“平庸”有时让人觉得可悲，但是，“平庸之恶”也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