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1日，共產黨剛剛進入北京，還沒有建都稱帝，就在40年後被北大學生命名為“胡說八道”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署名陳垣的《給胡適之一封公開信》。1950年2月，胡適在台北《自由中國》第2卷3期發表《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跋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堅決否認這封公開信出自陳垣。陳垣的《給胡適之一封公開信》和胡適的《答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當年在海峽兩岸以至全世界華人中引起巨大反響，並成為1951年和1954年毛澤東兩次發動百萬知識分子對胡適政治、哲學、文學、歷史、教育思想開展聲勢浩大的批判運動的重要導火索。其影響餘波，則一直持續到21世紀。近年來，關於這段公案的研究、考證仍在不斷進行着。 陳垣是什麼人？他和胡適什麼關係？他給胡適寫信的內容和背景是什麼？胡適又為什麼不承認這封信？ 陳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字援庵，廣東新會人。早年科舉不第，1905年在廣州創辦《時事畫報》，議論時政；1913年當選中華民國國會眾議員，1919年加入新教，1921年任中華民國教育部次長。後留居北京，從事歷史研究與教育工作。陳垣無師承，靠自學闖出一條廣深的治學途徑。陳垣以《元也里可溫考》一文成名，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校勘學、考古學方面均有開創性造詣。《元西域人華化考》發表後，在中外學術界引起巨大轟動，蔡元培稱為“石破天驚”之作。20世紀20年代，陳垣被胡適、伯希和、傅斯年等中外學者公認為世界級學者之一，與王國維齊名；30年代以後，又與陳寅恪並稱為“史學二陳”。主要著述有《元也里可溫考》、《元西域人華化考》、《南宋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中國佛教史籍概論》、《火祆教入中國考》、《摩尼教入中國考》、《回回教入中國考》、《釋氏疑年錄》、《開封一賜樂業教考》、《基督教入華史略》![]() ![]() ![]() ![]() 、《校勘學釋例》《史諱舉例》、《通鑑胡注表微》等。1948年3月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陳垣曾任燕京大學、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輔仁大學教授，學生有姚從吾 、黃現璠、方國瑜、蔡尚思、鄧廣銘、單士元、柴德賡、白壽彝、牟潤孫、趙光賢、陳述、啟功、史念海、周祖謨、劉乃和、史樹青等。1927年任輔仁大學校長，1952年輔仁大學撤銷後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直至去世。![]() ![]() 同為現代史學大家，胡適、陳寅恪和陳垣三人公交私誼很好，《陳垣來往書信集》中收有胡適信17通，陳寅恪信19通，可見交往的頻繁。三人同為194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學科院士，而陳垣和胡適當時更是北京兩大名校校長。胡適對陳垣非常推崇，早在1922年胡適就斷言：“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將來中國的新史學須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學工夫，能夠融南北之長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國維與陳垣”。 更可見胡陳兩人關係非同一般的是，1948年12月7日，當共產黨大軍已經壓境北平，戰火一觸即發之際，陳垣還去信胡適，與他探討他所鍾愛的《水經注》公案，讓胡適分享自己掌握的材料——注成《水經注》案關鍵人物之一的楊惺吾（即楊守敬）所撰的《水經注》兩札時間“作於光緒廿三年丁酉（1897年）四月”。13日夜，胡適坐在燈下，認真地給陳垣寫回信：“這幾天，天天想寫信給先生，總不得閒暇，故十二月七日的信到今天還沒有奉答，千萬請恕罪。先生依據梁節庵、葉浩吾兩人在武昌的時代，修改我的結論，斷定楊惺吾的兩札作於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年）四月，當時還沒有《水經註疏》的著作，……先生這個修正，我特別感興趣，但今天翻查《鄰蘇老人年譜》，發現了一點反證，似還須再斟酌……。惺吾自記丙申年九月曾‘致書梁星海，懇求張文襄以小輪拖柩赴宜都，文襄允之’。不知此札亦在尊藏否？如此札尚存，不知其署名作何式？以上所陳，均乞先生切實指正。寫此短信，中間被電話打斷六次之多。將來不知何時才有從容治學的福氣了。” 阿基米德是古希臘著名數學家和化學家，75歲時羅馬士兵奉令來殺他，他正在地上畫幾何圖形，他頭也不抬地說：“等我一下，讓我把這條幾何定理證完！”羅馬士兵向共產黨一樣沒有風度，還是即刻舉起了刀。阿基米德臨死前大喊一聲：“我還沒有做完”。 胡適、陳垣二人在兵臨城下、圍困陸沉、朝政更迭之際的這種從容、淡定、忘我、無畏、神遊物外、視生死和世事凡俗如無物的學術大宗師氣派和偉大知識分子功夫，真可謂是阿基米德第二。 胡適、陳寅恪和陳垣同為當時中國學術界大師和標誌性人物，因此他們都在“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南京政府搶運計劃名單上。寫完復陳垣信後的14日，胡適寄出了給陳垣的信。同日，又屢次接到南京自蔣氏以下電話，力促他“即日登程，萬勿遲疑”。胡適接電後，數通致電陳垣，要陳趕緊收拾行裝準備南下，但為陳垣婉拒。15日，在傅作義幫助下，胡適和陳寅恪同機從南苑機場離開北平，直飛南京。 然而僅僅4個多月後，1949年5月11日，署名陳垣的《給胡適之一封公開信》就在《人民日報》登出了。這封“公開信”全文如下：
適之先生： 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臨行前的一封信，討論楊惺吾鄰蘇老人年譜中的問題，信末說：“今夜寫此短信，中間被電話打斷六次之多，將來不知何時才有從容治學的福氣了”。當我接到這封信時，圍城已很緊張，看報上說你已經乘飛機南下了，真使我覺得無限惆悵。 記得去年我們曾談過幾回，關於北平的將來，中國的將來，你曾對我說：“共產黨來了，決無自由。”並且舉克蘭欽可的《我選擇自由》一書為證。我不懂哲學，不懂英文，凡是關於這兩方面的東西，我都請教你。我以為你比我看得遠，比我看得多，你這樣對我說，必定有事實的根據，所以這個錯誤的思想，曾在我腦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也曾親眼看見大批的青年都已走到解放區，又有多少青年，正在走向這條道路的時候，我想難道這許多青年——酷愛自由的青年們都不知到那裡是“決無自由”的嗎？況且又有好些舊朋友也在那裡，於是你的話在我腦里開始起了疑問，我當時只覺得這問題有應該研究的必要。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兩次的用飛機來接，我想雖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經走了，但是青年的學生們卻用行動告訴了我，他們在等待着光明，他們在迎接着新的社會，我知道新生力量已經成長，正在摧毀着舊的社會制度。我沒有理由離開北平，我要留下來和青年們一起看看這新的社會究竟是怎樣的。 當南京和北平的報紙上刊載着我南飛抵京的消息，這就看出南京政府是要用我們來替他們捧場的，那對於我們有甚麼好處呢？現在我可以告訴你，我完全明白了，我留在北平完全是正確的。 今年一月底，北平解放了。解放後的北平，來了新的軍隊，那是人民的軍隊，樹立了新的政權，那是人民的政權，來了新的一切，一切都是屬於人民的。我活了七十歲的年紀，現在才看到了真正人民的社會，在歷史上，從不曾有過的新的社會。經過了現實的教育，讓我也接受了新的思想，我以前一直不曾知道過。你說“決無自由”嗎？我現在親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學生們自由的學習着、討論着，教授們自由的研究着。要肯定的說，只有在這解放區才有真正的自由。以往我一直受蒙蔽着，適之先生，是不是你也在蒙蔽着我呢？ 在這樣新的社會裡生活，怎麼能不讀新書，不研究新的思想方法。我最近就看了很多很多新書，這些書都是我從前一直沒法看到的，可惜都是新五號字，看來太費力，不過我也得到一些新的知識。我讀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認清了現在中國革命的性質，認清了現在的時代。讀了《論聯合政府》，我才曉得共產黨八年抗日戰爭的功勞，這些功勞都是國民黨政府所一筆抹殺的。讀了《毛澤東選集》內其他的文章，我更深切的了解了毛澤東思想的正確，從而了解到許多重要的東西，像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我們知識份子的舊的錯誤的道路。讀了史諾的《西行漫記》，我才看到了老解放區十幾年前就有了良好的政治，我們那時是一些也不知道的。我深深的受了感動，我深恨反動政府文化封鎖得這樣嚴緊，使我們不能早看見這類的書。如果能早看見，我絕不會這樣的度過我最近十幾年的生活。我愛這本書，愛不釋手，不但內容真實、豐富，而且筆調動人，以文章價值來說，比《水滸傳》高得多，我想你一定不會不注意的。況且史諾作這書的時候是一九三六年，那時你正在美國，難道你真沒有看見過嗎？讀了蕭軍批評，我認清了我們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在不斷的研究，不斷的改正。我也初步研究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使我對歷史有了新的見解，確定了今後治學的方法。 說到治學方法，我們的治學方法，本來很相近，研究的材料也很多有關係，所以我們時常一起研討，你並且肯定了我們的舊治學方向和方法。但因為不與外面新社會接觸，就很容易脫不開那反人民的立場。如今我不能再讓這樣一個違反時代的思想所限制。這些舊的“科學的”治學的方法，在立場上是有着他基本錯誤的，所以我們的方法，只是“實證主義的”。研究歷史和其他社會科學相同，應該有“認識社會，改造社會”兩重任務。我們的研究，只是完成了任務的一部分，既有覺悟後，應即扭轉方向，努力為人民大眾服務，不為反人民的統治階級幫閒。 說到實證，我又該向你說一個我的想法。最近有一天，我去過你住的東廠胡同房子裡，現在有別的朋友住着。我和朋友談天的時候，記憶清楚地告訴我，這屋子從前是怎樣的陳設，舊主人是怎樣的研究《水經注》。你搜羅《水經注》的版本到九類四十種之多，真是盡善盡美了。可是我很奇怪，你對政治的報告，何以只看蔣介石那一本，不注意毛澤東那一本呢？你是和我的從前一樣，真不知道嗎？我現在明白了毛澤東的政治主張和實際情況，我願貢獻你這種版本，校正你孤證偏見的危險。 我一直不同意你在政治上的活動，但是我先前並不知道你在服務於反動統治政權，我只是以為學術與政治是可以分開來看的。這種錯誤的看法，直到最近才被清除。我才知道了“一切文化服從於政治，而又指導了政治”。 你在政治上的努力，直到今日，並為減少。昨天北平《人民日報》載你二十二日在舊金山發表一段說話，說：“中國政府如證明其力能抵抗共產主義，則不待求而美援必自至”，又說“政府仍有良好之海軍與強大之空軍，如使用得宜，將為阻止共產党進入華南之有力依持。”你還在做着美國帝國主義與中國的國民黨反動統治政權的橋梁，你還有如此奇特的談論，這使我不禁驚異，難道你真不知道借來的美援和那少數反人民的統治集團的力量可以抵得過人民的武裝嗎？難道你真看不出中國應走的道路嗎？現在和平的談判，被蔣介石他們拒絕了。戰爭的責任從來就該他們擔負，他們還應該負下去。南京已經解放了，全國解放，為期不遠。如果分析一下，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已經團結起來的今日，任何反人民的武力也要消滅的。 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的導師，你在這是非分明、勝敗昭然的時候，竟脫離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團，你為甚麼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來呢？ 我以為你不應當再堅持以前的錯誤成見，應當有敢於否定過去觀點錯誤的勇氣。你應該轉向人民，要有為人民服務的熱情。無論你是崇拜美帝也好，效忠國民黨也好，是為個人的知恩感遇也好，但總應該明白這是違反人民大眾的意思，去支持少數禍國殃民的罪魁。 我現在很摯誠的告訴你，你應該正視現實，你應該轉向人民，幡然覺悟，真心真意的向青年們學習，重新用真正科學的方法來分析、批判你過去所有的學識，拿來為廣大的人民服務。再見吧！希望我們將來能在一條路上相見。 看了所謂陳垣《給胡適之一封信》，別說根深蒂固受英美自由主義精神濡染，並在民國那個寬容民主的學術和政治環境裡走完半生的當時的胡適，就是受過共產黨幾十年奴化和欺騙教育，但經過了“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今天的我們，也會覺得反感、厭惡、驚訝，繼而不怒反笑。這種充滿了謊言、下作、卑劣的文字，別說讀聖賢書、鑽故紙堆的七十老翁陳垣寫不出來，就連經過共產黨幾十年恐嚇和奴隸統治，但還有一絲氣節、一點良知、一線智慧的我們，都絕對寫不出來、也絕對不好意思寫。看了這封信，別說對陳垣相知甚深、與陳垣相從甚密的當年的胡適，就是對陳垣一無所知的如今的我們，基於對人類尊嚴和道德準則的理解，也不會相信是陳垣寫出的。 胡適第一次見到《公開信》文本，是1949年6月18日在由友人送來的英文雜誌《The Eastern Bulletin》（遠東通訊，香港1949年6月版）上。閱讀後，一向謙謙君子的胡適，做出了劇烈的反應：“此決非偽作的。全函下流的幼稚話，讀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寫的？”但是，胡適是最高貴的紳士，他反感片刻，立即平心靜氣，找來《公開信》的中文本。仔細閱讀後，認為“陳垣先生大概不至於‘學習’的那麼快，如信中及‘蕭軍批評’，此是最近幾個月前發生的事件，作偽的人未免做的太過分了！”胡適還找來對陳垣熟悉的另一史家蔣廷黻，倆人商討後的結論是“均疑陳援庵的公開信是他先寫了一信，共產黨用作底子，留下了一小部分作‘幌子’（如第一節），另由一個黨內作者偽造其餘部分”。 次年1月9日，胡適經過半年的困惑和疑慮後，證之對中共新政權形勢發展的個人觀察，下筆寫就了《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跋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全文如下：
在民國卅八年五月里，香港的共產黨報紙上，登出了一封所謂“北平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給胡適的公開信”。在六月里，這封信的英文譯本也在香港傳到各地。 這幾個月以來，這封“公開信”時常被共產黨人或他們的同路人引用。引用最多的是其中的這一段：“你說‘決無自由’嗎？我現在親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們自由的學習着，討論着，教授們自由的研究着。要肯定的說，只有在這解放區里才有真正的自由。” 我在海外看見報紙轉載的這封“公開信”，我忍不住嘆口氣說：“可憐我的老朋友陳垣先生，現在已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了！” 有許多朋友來問我：這封“公開信”真是陳垣先生寫的嗎？我的答覆是：這信的文字是很漂亮的白話文；陳垣從來不寫白話文，也決寫不出這樣漂亮的白話文：所以在文字方面，這封信完全不是陳垣先生自己寫的；百分之一百是別人用他的姓名假造的。 試看我引在前面的那一段里，有這些句子：“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們自由的學習着，討論着”、“教授們自由的研究着”，這封信，還有同類的句子：“青年的學生們卻用行動告訴了我，他們在等待着光明，他們在迎接着新的社會。”又有：“新生力量已經成長，正在摧毀着舊的社會制度。” 陳垣先生決不會用這種“在生活着”、“在等待着”、“在迎接着”、“在摧毀着”的新語法，他更不會說“學生們都用行動告訴了我”一類外國化的語法。 陳垣先生的著作，我完全讀過。我身邊還有他前年去年寫給我的幾封信。我認識他的文字，所以我敢斷定他決不會說“用行動告訴了我”、“記憶清楚的告訴我”一類的新語法。他也決不會說這樣的句子：“你並且肯定了我們舊治學方法。”“要肯定的說，只有在這解放區里才有真正的自由。” 陳垣先生若能這樣運用“肯定”一類的新字典新結構，那麼我就真不能不佩服他老人家“學習“的神速了！ 所以我說，從文字的方面來看，這封信的白話文是我的老友陳垣先生從來不會寫的，完全是別人冒用他的姓名寫的。 但是，從內容的方面看來，我不能不承認這封信里的材料有百分之十左右很像是根據陳垣先生的一封信。最明白的是這信的第一段：“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臨行前的一封信，討論楊惺吾鄰蘇老人年譜中的問題，信末說：‘夜寫此短信，中間被電話打斷六次之多，將來不知何時才有從容治學的福氣了’接到這封信時，圍城已很緊張，看報上說你已經乘飛機南下了。真使我覺得無限惆悵。” 這一段裡面有這些真實材料：（一）卅八年十二月十三夜，我有一封論學的長信，提到楊惺吾（守敬）自撰的《鄰蘇老人年譜》。（二）此信末的三十三個字，我沒有留稿，但文字大致不錯。 因此我猜想陳垣先生大概曾受命令，寫一封信給我，其中有這一段。這封信是用古文寫的，因為陳先生不會寫白話文。這封信到了北平共產黨手裡，共產黨的文人就把這封信完全改成了白話，又把這信放大了許多可做宣傳的材料，就成這封“公開信”了。 就拿這開篇第一段來看，這裡面就露出改寫的痕跡，就露出偽造的證據。我寫信給陳垣先生是在十二月十三夜，寫完已在半夜後了。信是十四日寄出的；我是十五日下午四點以後才飛離北平的。十六日的報紙才登出我南飛的消息。然而這封“公開信”開篇就說：“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臨行前的一封信”，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我寫信總在信尾標明年月日；這封信也標明“卅八，十二，十三半夜。”陳垣先生當然知道十二月十三夜他決不會“得到”我十三夜的信，但改寫這信的共產黨文人當然不主意這些小問題，所以他隨筆改寫白話時，先說“十三夜得到你臨行前的一封信”，下文又說，“當我接到這信時，看報說你已經乘飛機南下了。”作偽的人不知道，從十三夜看到報紙說我南行，中間已隔了三夜兩天半。所以我說，這封信開篇第一句就露出作偽的痕跡。 改寫這封信的人當然是以為聰明的文人，熟悉共產黨的思想路線。可惜他太聰明了，太熟悉中共思想路線了，所以他把這封信改寫得太過火了，就不像陳垣校長了！這信上說：“我最近就看了很多很多新書，這些書都是我從前一直沒法看到的，可惜都是新五號字，看來太費力，不過我也得到一些新的知識。” 這一段有兩句話，很可能是這一位七十歲老人的口氣。但改造這信的文人借這機會宣傳那“很多新書”，越說越過火了。例如他說史諾的《西行漫記》，有這些妙語：“我愛這本書，愛不釋手，不但內容真實、豐富，而且筆調動人，以文章價值來說，比《水滸傳》高得多。” 我想援庵老人不會替史諾的書對我作這樣過火的宣傳罷？更有趣的是他特別提到《蕭軍批評》：“讀了蕭軍批評，我認清了我們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在不斷的研究，不斷的改正。” 蕭軍是東北人，他回到東北，眼看見蘇聯軍隊的橫行，眼看見東三省人民遭受的痛苦，他忍不住寫了一些婉轉的公道話。因此，他觸怒了中共，於是黨中的文人群起攻擊他，中共中央逼他公開的承認自己的錯誤。《蕭軍批評》是共產黨實行殺雞警告猴子的一本書。陳垣先生何必要對胡適宣傳這本小冊子？他何必要對胡適訴說他的懺悔，他的“不斷的改正”？ 叫七十多歲的有名學者陳垣公開的說，“讀了蕭軍批評，我認清了我們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在不斷的研究，不斷的改正。”這正是共產黨自己供認在他們統治之下，決沒有自由，決沒有言論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所以我說，假造陳垣公開信的那位黨作家太聰明了，不免說得太過火了，無意之中把這位輔仁大學校長寫作一個跪在思想審判庭長面前懺悔乞憐的思想罪犯——這未免太可怕了！ 再看下去，這信上說：“我也初步研究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使我對歷史有了新的見解，確定了今後治學的方法。”又說：“說到治學方法，我們的治學方法，本來很相近，研究的材料也很多有關係，所以我們時常一起研討，你並且肯定了我們的舊治學方向和方法。但因為不與外面新社會接觸，就很容易脫不開那反人民的立場。如今我不能再讓這樣一個違反時代的思想所限制。這些舊的“科學的”治學的方法，在立場上是有着他基本錯誤的，所以我們的方法，只是“實證主義的”。 這更可怕了！在共產黨的軍隊進入北平之後三個月，七十歲的史學者陳垣就得向天下人公告，他的舊治學方法雖然是“科學的”，究竟“是有着基本錯誤的”！他得向天下人公告，他已“初步研究了辨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確定了今後的治學方法！” 所以我說，這封“陳垣給胡適的公開信”最可證明共產黨之下決沒有學術思想的自由。
胡適從沒有在共產黨統治下生活過，共產黨的所作所為早已超出了胡適所能理解、所能想象的範疇。我相信，即使在看了這封讓他目瞪口呆、難以置信的“陳垣給胡適的公開信”之後，胡適對共產黨本質和行徑的了解與體會，也遠遠不如我們深刻和切身。胡適那時，共產黨還沒有總結出奪取政權的三大法寶：“黨的領導、武裝鬥爭、統一戰線”，更還沒有李敖點石成金地道破這三大法寶原來是“黨的謊言、武裝暴力、陰謀戰線”，即共產黨是靠謊言、暴力和陰謀取得政權的。正因此，今天的我們，只要看到《人民日報》上刊登的東西，就會不假思索地斥之為“胡說八道”，而當年的胡適卻要開始將信將疑，繼而認真、費力地去考證“公開信”的真偽。
雖然不論從胡適的分析、論證還是從對共產黨戈培爾氏宣傳手段的了解，都可以毫無疑問地肯定所謂“陳垣給胡適之一封信”是打着陳垣之名搞得一次文宣戰役，用的是“拉大旗作虎皮”之計。這只不過是共產黨此類策略實施中水平很差、質量粗糙的一次，雖然水平、質量雖極爛，雖然貶低了陳垣的層次、小覷了胡適的智商、污辱了學者的人格，但從道義上來說，也並非十惡不赦。但是，讓人不能原諒的是，幾十年來共產黨的寫手們卻始終不肯實事求是，始終不敢自承其偽，始終繼續欺世盜名，哪怕事實俱在、光天化日，仍然矢口否認、信口雌黃。發表在《胡適研究》第三輯（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上，由陸發春撰寫的“陳垣《給胡適之一封公開信》歷史之謎的澄清”一文，就是其中典型。 陸發春的文章里說：
1990年6月，陳垣弟子劉乃和的弟弟，也是陳垣輔仁大學的學生劉乃崇，撰文《不辜負陳援庵老師的教誨》，評細地介紹了當年陳垣先生寫《公開信》的經過：
有一天，陳老又讓乃和姐來叫我，我到他家後，他說他已經看到了新的社會，新的國家，讀到了新書，這都是過去沒法子知道的，因此願意把所見所聞告訴那些看不到聽不到的人，比如他的老朋友胡適之，就隨國民黨政府走了，就不可能知道北平解放後的情況。我告訴陳老，我在石家莊看見《新華日報》上刊登藍公武與胡適的一封信，他立刻說胡適走前也給我寫過一封信，說罷就取出給了乃和姐，當時陳老就與此柴師（指柴德賡，引者注）乃和姐和我們共同研究，決定也用公開信的形式把自己所見所聞的新氣象寫出來。經過陳老反覆講述自己的意見，並徵求我們的意見，由乃和姐執筆寫出，再經陳老親筆改定。由陳老與乃和姐同去範文斕范老住處，請他修改。
當事人劉乃和先生，1994年，發表《陳垣的一生》長文，也追憶了《公開信》撰寫的經過：
我們共同研究也想用公開信的形式，把他所見所聞的新中國的新氣象告訴還不知道的人。陳老讓我執筆寫了文章，4月29日定稿後，送給剛來北平不久的範文斕同志修改，5月11日，《人民日報》以《給胡適之的一封公開信》為題刊出。
從文章引用的上述當事人劉乃和、劉乃崇的陳述可以看出有很大不同，雖然二人都強調信是由陳垣主動提出寫的，但劉乃崇說：“陳老就與此柴師、乃和姐和我們共同研究，決定也用公開信的形式把自己所見所聞的新氣象寫出來。經過陳老反覆講述自己的意見，並徵求我們的意見，由乃和姐執筆寫出，再經陳老親筆改定。由陳老與乃和姐同去範文斕范老住處，請他修改”；而劉乃和的回憶卻是：“我們共同研究也想用公開信的形式，把他所見所聞的新中國的新氣象告訴還不知道的人。陳老讓我執筆寫了文章，4月29日定稿後，送給剛來北平不久的範文斕同志修改，5月11日，《人民日報》以《給胡適之的一封公開信》為題刊出”，並沒有提到“陳老反覆講述自己的意見”、“再經陳老親筆改定”云云。考慮到劉乃和是真正的執筆人，因此她的記憶更為可信。但即使是按劉乃崇的說法，信是“經過陳老反覆講述自己的意見，並徵求我們的意見”，“再經陳老親筆改定”的，一句“並徵求我們的意見”把全部真相露了餡。當時，劉乃和、劉乃崇是為陳垣提供“傳、幫、帶”的黨的代表，而陳垣是需要不斷的、沒完沒了的懺悔、請罪、自污、糟蹋自己的“長期為帝國主義服務，思想模糊，敵我不分”，“愧對人民”的“井蛙夏蟲”，這樣雲泥之別，只要二劉發表了“意見”，陳垣還會、還敢不全盤接受、照單全收二劉的“意見”嗎？既然陳垣大撒手的讓大劉執了筆，他還會自找麻煩的再“親筆改定”嗎？
那麼陳垣為什麼好端端的要主動提議寫什麼信，以至於既失去了朋友，又糟蹋了自己清譽呢？是他犯賤和喜歡受虐嗎？陸發春在同一篇文章里的另一段，無意中道破了天機：
把陳垣動議撰寫給胡適的“公開信”與北平解放初期的歷史情境相聯繫，似乎更加合理。國共決戰時期，雙方都着力爭取國內著名的“高等知識分子”。國民黨方面通過傅斯年、陳雪屏等布置“搶救學人計劃”，胡適不僅親自打電話勸陳垣南下，還幾次讓北大秘書余遜（輔仁大學國文系余嘉錫教授之子，也是陳的學生）催促陳垣成行。陳垣三次拒絕國民黨南下邀請，主要是自己的選擇，也與周圍共產黨地下工作者或進步人士做的工作有關。北平解放了，陳垣依舊做輔仁大學的校長，甚至“未嘗一日廢書，書案堆書如山”。但象他這種著名學者、有帝國主義背景的教會大學校長、國民黨方面公開矚目的人物，對新政權的表態是必不可少的。據說當時由解放區進城的態度積極的進步知識分子對陳垣是有一些議論的。正如北平解放初期與陳垣每周在一起開會，討論工作的輔大教師張恆壽所言“北平解放了，以陳老的大學校長和著名老史學家的地位，必應有所表態。” 張貢獻給老校長兩本書：斯諾的《西行漫記》、馮玉祥的《我所認識的蔣介石》。從解放區歸來的劉乃崇，則把解放區的所見所聞盡述給陳垣；陳垣還找來毛澤東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手拿放大鏡，一字一句地認真閱讀。學習新理論，聽了新報告，再結合北平城內的新見聞，陳垣思想為之一變，“朝聞道，夕死可矣。”以此為思想背景，藉助“公開信”的方式，致信與國民黨站在同一陣線的老友胡適，規勸胡適脫離禍國殃民的國民黨，回歸到人民陣營，“能在一條路上相見”。就此論之，表態的意味是較濃的。
原來如此！現在所有事實都水落石出，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 陳垣雖然在關鍵時刻把自己留給了共產黨，沒有跟國民黨走，但小肚雞腸、秋後算賬的共產黨是不可能就這麼放過他的。“階級清算”是共產黨的信條和拿手好戲，其根源在於它的報復心理和迫害狂心態。我們草根樹皮、雪山草地的九死一生，你他媽一直做帝國主義校長，受國民黨優禮，今天我們終於坐江山了，你依舊舒舒服服當校長、做學問，有這麼便宜的事嗎？不折騰一下你，不糟踏一下你，不寒磣一下你，不敲打一下你，不利用一下你，你是別想混過去的。在上層這種態度下，於是有走卒們開始對“陳垣是有一些議論”，於是有黨棍們開始抱怨“北平解放了，以陳老的大學校長和著名老史學家的地位，必應有所表態”，於是有小人們攛掇陳垣“對新政權的表態是必不可少的”。一個在詩書禮儀、信義和睦環境下生活了大半輩子的舊式學者，哪裡見過這種陣勢、哪裡受過這種壓力？在領導、走卒、黨棍、小人、打手的明令暗示下，膽小但不傻的陳垣就主動提出用給胡適寫一封信的形式，以脫身求生。陳垣對黨棍們談了這一想法，黨棍們一聽大喜過望。陳垣告訴黨棍們：信的意思就是歌頌黨、歌頌新社會，批評胡適；具體內容怎麼寫，你們全權拿主意、措辭、成文，最後我署名。小黨棍們寫完後，按組織原則又上報大黨棍範文斕，讓他審閱簽批。大黨棍審定後，加上一個充滿戰鬥性的標題《給胡適之的一封公開信》送交《人民日報》發表。
了解了全部事實，我們可以看到，胡適《跋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裡，真是一個字都沒有說錯，一個細節都沒有猜錯。陳垣真是好可憐呀，不但和陳垣是多年好友的胡適同情陳垣，連我們這些素不相識者想起來都心痛他。
就是這麼鐵證如山，共產黨的寫手仍然執迷不悟，懵懂無知。上述陸發春文章的最後的結論居然是：
由上述兩人的回憶不難看出：一、給胡適寫信是陳垣自己的倡議，在報紙上用《公開信》的方式，則受劉乃崇所說的“藍公武與胡適一封信”的啟發。 三、此信寫作的方式，是陳垣反覆講述自己的意思後，會同劉乃和、劉乃崇、柴德賡商討，由劉乃和執筆初稿，最後由陳垣先生閱讀定稿的，所表達的無疑是陳垣自己的心聲。當年年輕的劉乃和先生能寫一手讓白話文提倡者胡適都認為是“很漂亮的白話文”，而陳垣以前是從來不會寫白話文的，正是這一原因，讓胡適首先覺得“在文字方面，這封信完全不是陳垣先生自己寫的；百分之一百是別人用他的姓名假造的。”僅就書面文章的考證而言，胡適的考證堪稱優秀。但揆諸於北平解放前後陳垣先生工作和學習的實際情形，對一個年屆七十的學者來說，讓弟子或助手幫助處理一些事務性函件，理屬正常。遠隔大洋的胡適，缺乏情況的了解，拿出考證大家的真工夫，作認真的書面考證，顯得書生氣十足，而“偽作”的結論，確實與事實相距太遠。
胡適寫《跋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時，共產黨的原形還未畢露，共產黨的罪行還未昭彰；胡適死於1962年，共產黨的“文化大革命”他永遠不會親眼目睹。但是，以胡適偉大歷史學家的目光如炬和深刻洞察，在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還被愚弄和欺騙的時候，他就鐵口至斷：“這封《陳垣給胡適的公開信》最可證明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學術思想自由。” 我們可以想見，在陳垣離開人世的那一刻，他肯定會記起、也肯定會比沒有生活在共產黨統治下的胡適更切膚地體會到這個斷言意味着什麼。 1949年底，在胡適赴美、陳寅恪留穗的同時，陳垣“順應潮流”留在了北京。這3個史學大師從此訣別，各自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陳垣繼續做輔仁大學的校長，還擔任過京師圖書館館長﹑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1952年院系調整，天主教輔仁大學逃不過解散的命運，大部併入北京師範大學。陳垣續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同時還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959年陳垣加入中國共產黨。 這個時期，陳垣還有身體和行動的自由，但已經完全被剝奪了學術、研究、思想的自由。這位被胡適斷言“能夠融南北之長而去其短者”的陳垣，這位被伯希和稱為“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當今中國歷史學界最高權威”的陳垣，這位被陳寅恪讚譽其書“尤為中外學人所推服”、“吾國學者，自錢曉徵以來，未之有之”的陳垣，這位被傅斯年評價“幸中國遺訓不絕，經典猶在，靜庵先生馳譽海東於前，先生鷹揚河朔於後”的陳垣，這位被毛澤東介紹成“我們國家的國寶”的陳垣，在“從賊”後的二十二年裡，![]() ![]() ![]() ![]() 再沒有什麼像樣的學術成果和著作，有的只是《斥奧斯汀侮辱中國人民》、《加強政治課程和時事學習》、《我在三反運動中的思想體會和檢討》、《遵循着斯大林同志的遺志繼續前進》等等駭人聽聞的表態文章；有的只是不斷的、一次次的、重複的、沒完沒了的懺悔、請罪、自污：懺悔自己以前“所講所學皆井蛙夏蟲之見”，請罪自己“愧對人民”，自污自己“長期為帝國主義服務，思想模糊，敵我不分……”，把自己終身服務的輔仁大學大學說得一無是處。在長達18年的晚年生涯里，作為一個木偶和傀儡，在每一次政治運動中，這位曾經的士林領袖和天下名士都被共產黨按照需要盡情戲耍、屈辱和蹂躪，把他醜化成一個被自己成功改造和轉變的舊學者的典型。 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陳垣終於連人身和行動的自由也失去了。他被軟禁，並在1971年6月齎恨以歿。 在被“人民的政權”、“新的社會”、“解放區”所污辱、所玩弄的同時，真正惦念他、真正理解他的，還是他那些投奔“反人民集團”的朋友們。1972年他的老友汪宗衍將所藏自1933年始歷時40餘年的陳垣手書，精選出30余通論學函札，影印成冊，題名《陳援庵先生論學手簡》，由香港於今書屋刊行。這是目前刊印的惟一一部陳垣的手跡集，字體飄逸瀟灑，俊秀精美，一氣呵成，疏朗有致。 而胡適，則始終沒有忘記他的老朋友陳垣。他非常擔心陳垣在大陸的處境，幾次托人打聽他的真實情況。晚年胡適還向台灣的道教人士推薦翻印陳垣所著《南宋初年河北新道教考》一書。對於一個學者，又有什麼比這種知遇、這種尊重更讓自己感動的呢？ 與陳垣的不幸相映照，出走大陸後的胡適在美國，在台灣，在世界各地，繼續秉承他偉大的自由主義者的一貫精神，竭盡全力，使中國向民主的方向頑強邁進，在這種進程中，他知道，國民黨是唯一可以依靠、唯一可以寄予希望的力量，因此，他聲稱“我要以我的道義力量，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府”，他利用各種機會做民國政府的“諍友”，他直言上書請蔣介石不要競選連任，他和雷震、殷海光辦《自由中國》，甚至，他在一切場合旁敲側擊蔣總統： 1958年4月10日，胡適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正、副總統蔣介石、陳誠悉數到場。蔣介石在致辭中讚揚胡適：“個人之高尚品德”，並號召發揚“明禮義，知廉恥之道德力量”。蔣介石致辭後，胡適講話說：“剛才總統對我個人的看法不免有點錯誤，至少，總統誇獎我的話是錯誤的。我們的任務，還不只是講公德私德；所謂忠信孝悌禮義廉恥，這不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倫理學說，都是人類共同有的。總統年歲大了，他說話的分量不免過重了一點，我們要體諒他。我個人認為，我們學術界和中央研究院應做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我們要提倡學術。”胡適侃侃而談時，聽眾驚得目瞪口呆。事後，有朋友規勸胡適，認為他當時的態度和語言有些過分，但胡適不接受。 我們相信，在整個現代中國，只有胡適敢於如此“侮公卿、慢王侯”；我們同樣確信，在整個現代中國，只有蔣介石能如此王者、寬宏、大度、優容地待胡適。直到胡適即死，蔣介石還親筆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讓胡適身後享盡哀榮。胡適不是蔣介石的股肱，不是蔣介石的元勛，不是蔣介石的王佐，甚至不是蔣介石的同道。但是蔣介石對胡適知遇之隆，優禮之盛，惺惜之切，心儀之深，即使劉備對諸葛亮也不過如此，堪稱二十世紀一大佳話。當然胡適也沒有辜負蔣介石，在風雨如晦、危機四伏、命懸一線、履薄臨淵、稍錯即毀、赤俄虎眈的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在所有中國知識階層中，只有胡適巨眼先知、目光如炬，看出只有蔣介石，才有可能阻止中國陷入一場空前絕後災難、一個萬劫不復的深淵，因此終其一生，對蔣介石不離不棄，死而後已。
所謂陳垣“致胡適之一封公開信”，是共產黨奪權之後的第一次文宣攻勢。這封信不光是對胡適的，也是對淪陷在和投奔到共產黨統治區的所有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示威、下馬威和殺雞儆猴，目的是要告訴這些知識分子們：作為學界翹首、士林領袖的陳垣都馴服了、都俯首了，你們還有別的選擇嗎？同時，它也是為共產黨計劃中的、不久之後就要進行的對所有知識分子的大規模整肅做好鋪墊。 有人說陳垣“致胡適之一封公開信”，有着共產黨希望爭取胡適投共的目的，這完全是書生一廂情願的想法。共產黨的愛好和特長是“樹敵”，而不是“愛才”。1949年4月22日胡適在舊金山發表談話說：“中國政府如證明其力能抵抗共產主義，則不待求而美援必自至”、“政府仍有良好之海軍與強大之空軍，如使用得宜，將為阻止共產党進入華南之有力依持”已經使共產黨對胡適恨之入骨，耿耿於懷地特地在“公開信”中羅列、記錄在案，共產黨又怎麼能想到把胡適爭取到自己一邊呢？除非是把胡適爭取回來然後加以迫害、侮辱。
這篇粗製濫造的宣傳品，不但在觀點上荒誕不經，在敘述上到處欺騙，而且在基本事實上也充滿無知和謊言。信中說：“讀了史諾的《西行漫記》，我才看到了老解放區十幾年前就有了良好的政治，我們那時是一些也不知道的。我深深的受了感動，我深恨反動政府文化封鎖得這樣嚴緊，使我們不能早看見這類的書。如果能早看見，我絕不會這樣的度過我最近十幾年的生活。況且史諾作這書的時候是1936年，那時你正在美國，難道你真沒有看見過嗎？” 事實是：不是1936年的美國，而是1937年10月的英國倫敦維克多·戈蘭茨公司出版了斯諾的英文初版《Red Star Over China（紅星照耀中國）》。1938年2月10日，由胡愈之策劃，林淡秋、梅益等十二人集體承譯，以復社名義出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在孤島上海問世。考慮到發行的緣故，譯本改名為《西行漫記》。此書在短短的十個月內就印行了4版，在香港及海外華人集中地還出現無數的重印本和翻印本。陳垣要想看，絕對是看得到的，只是他當時根本沒有興趣。黨棍們更沒有想到的是，讓更多中國青年“不能早看見”《西行漫記》的，不是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文化封鎖”，而是共產黨反動政府的思想專制。1949年後斯諾的書繼續照耀世界各地，而在中國反倒被打入黑牢。《西行漫記》只是在1960年2月由三聯書店根據復社版印了一小部分作為內部讀物，限於內部發行，這還是因為新中國成立後斯諾第一次訪華而特批的。文化大革命期間，《西行漫記》更難逃劫，被加蓋嚴控之類印記，密封於圖書館和資料室書庫中，禁止借閱。 這次文宣攻勢短期里似乎成功了。但是，從長期看，從歷史看，更深遠的意義上看，這次攻勢徹底失敗了。這種失敗是必然的，其原因正在於共產黨對人類基本的價值、倫理、道義、良知、德行、準則、尊嚴和廉恥的無知、無視與踐踏。 胡適以大學者的自信說：“陳垣先生的著作，我完全讀過”。我相信，陳垣先生的著作，黨棍們完全沒有讀過。不但如此，黨棍們也肯定沒有讀過聖賢書。因此，他們無法了解陳垣的精神世界，他們無法理解知識分子的靈魂和尊嚴，他們無法想象出人類的友情和道德準則；因此，他們才會、才敢以陳垣的名義寫出那些最無恥、最肉麻、最下作、最讓人作嘔的文字，以至失去了半點真實感；因此他們才會用這種最卑鄙的手段毀滅了二十世紀兩位學術巨人幾十年的公交私誼。
這封欲蓋彌彰、弄巧成拙的所謂陳垣“致胡適之一封公開信”，就是站在共產黨自己的角度看，也起到了極其惡劣的影響、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這封信讓全世界的華人知識分子看到，中國共產黨在剛剛執政之始，就迫不及待地開始了對知識分子的踐踏、侮辱、蹂躪，就急不可耐地開始了剝奪自由的運作，而且剝奪的是學術旗幟、士林領袖的思想和精神自由。這封信更讓胡適感到震撼，並得出最後、最堅決的結論：“這封《陳垣給胡適的公開信》最可證明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學術思想自由。” 雖然胡適基于堅定自由主義的立場，始終對共產黨有着比當年其他知識分子更清醒的認識，比如，當共產黨兵圍北京西郊時曾對胡適有留下來可以做“北平圖書館館長或北大校長”的利誘廣播喊話，胡適不加理睬；比如，在北平陷落，人在美國時，胡適旗幟鮮明地聲明：“我要以我的道義力量，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府”。但是，也正是基於自由主義的溫和立場，胡適對共產黨還長期存在着寬容和幻想。據羅爾綱回憶說，胡適曾異想天開地寫過一篇文章，主張把東北讓給中國共產黨，由他們去試驗搞共產主義，試驗好後，再行推廣，“這篇論文他寫了一個通宵，曾拿給我看過，但不敢用，感到很為難”。胡適的這一思想和主張，在美國作家史沫特萊《中國的戰歌》一書的59頁上，也有反映。三十年代初期，史沫特萊到北平，曾會見過胡適等人。她在書裡回憶說：在一次談話中，“有一位（指胡適）對我說，應該拔給共產主義者一個省去實驗他們的主張。如果證明切實可行，其他各省可以仿效”。 廣州暴動滿城被濫殺的無辜百姓尺骨剛寒，各地蘇區肅反殺AB十萬人的血海未乾，富田事變的屠刀方落，王實味的冤魂不遠，俄羅斯文明倒退幾百年的慘劇上演正酣，胡適居然主張“把東北讓給中國共產黨，由他們去試驗搞共產主義，試驗好後，再行推廣”，可見胡適並不是永遠清明，可見胡適曾經多麼糊塗、多麼“亂命”！然而，就是這篇共產黨下層打手們急功近利、承風希旨、求賞心切、亂干一氣的《陳垣給胡適之公開信》偽作，卻直接導致了胡適對共產黨政權的深刻認識、完全清醒、徹底絕望和公開對抗。不久後，胡適又一篇反共文章《斯大林征服世界策略下的中國》成稿發表，就是這封公開信的直接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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