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此文儘量模仿了魯迅先生（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的文風甚至剽竊了他的文字，算是一種調侃，一種懷舊，一種證明，一種紀念——為了忘卻的紀念。】

　　魯迅先生的誕辰又快到了，估計關於先生的輿論又會多起來。我一直希望寫一篇關於先生的文字，他在世的時候我不可能。兩年前先生唯一的兒子周海嬰也去世了，於是我想我實在不能再等，不能再等到先生的孫子作古的時候。

　　在我所崇敬的近代作家中，第一位當是魯迅，第二位……，唉，還是魯迅罷。我對先生是如此地熟悉，可稱作忘年之交——然而，我其實是不可能見過他的——先生在世的時候我尚未出生，而我出生時他早已故去多年了。其實我早已寫過一篇關於先生的紀念文章，不過用的是英文罷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到美國西部的一所大學讀書，指導教授要求我修一門英文的寫作課。教寫作的教師是一位金髮女郎，雖然算不得美女，倒也活潑有趣。她出了一個《我最喜歡的——》的題目，於是我寫了一篇《我最喜歡的作家——魯迅先生》。那時尚未有互聯網檢索工具，完全憑着記憶，我概述了魯迅先生的生平和思想，包括生卒年份。金髮女教師對我的作文大為讚賞，說我應該考慮去當作家——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有人這樣誘惑我了。然而許多年來，我一直有意無意地遵循着先生的教導：“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我出世的時候，是共產黨打下了“紅色江山”不久，大略是“紅朝”的少年時代，國家正處在欣欣向榮的建設之中。童年的記憶大多是美好的。然而好景不長，小學伊始不久，中國便發生了一場持續十年的動盪，名為“文化大革命”——其實是革了文化的命。那時的政府對於讀書的孩子，使讀一定的書，即“紅寶書”、批判文章或英雄人物故事；使看一定的戲，即所謂“樣板戲”；使寫一定的文章，即批判稿、“活學活用”體會一類。然而這些千篇一律的孩子們，倘是中國的政治，那是很知道的，但一涉及到世界上的事情，便很是糊塗了。當一九六九年美國人登上月球的時候，仍處在文革高潮中的我們對此是一無所知。

　　“四舊”是很快就被破除了，長衫不能穿，西裝也在革除之列。中外作家的書也都從書店裡撤下，連唐詩宋詞也沒了。然而卻有極個別的例外，有俄國作家高爾基的自傳體小說三部曲《我的童年》、《在人間》和《我的大學》，還有中國作家浩然的《艷陽天》等，作為那時的遺物，現在還可以間或在舊書鋪子裡看到。先生的書也是這例外之一。當時正統治着中國並領導着“文革”的最高領導者，已經有了“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這些闊得可怕的頭銜，不消說，正是“毛的思想”支配了全國的時代。先生的書所以能成為例外，是因為“他老人家”對其有着極高的評價。毛澤東在自己走上神壇的同時，也捎帶上了魯迅先生。我想，先生一定是不願這樣的。記得他在一篇文章里，特別提到偉大人物被神化的現象，提醒人們不要忘了偉人們跟凡人一樣，也是要吃喝拉撒甚至也要性交的。他在小說《故鄉》裡，對童年夥伴閏土稱他為“老爺”而不是以前的“迅哥兒”，很覺悲哀。

　　小時候我的家裡貼着魯迅先生“橫眉冷對千夫指，優俯首甘為孺子牛”的條幅，父親的書架上有一本《魯迅先生文選》。父親是教高中數學的，我從未聽他談過文學，我懷疑他是否真的讀過或讀懂過魯迅的文章，大抵是附庸風雅罷了。聽說我的祖上也曾闊過，多少也算是“書香門第”，因為家裡曾掛着外公的寫意山水畫。外公是與張大千同時代、同故鄉的人，據說對張大千的早期學畫有一定的影響。可惜外公早逝，我從未見過。到了父母這一代，家道雖已敗落，但小資的情調尚遺存了一些。我那時求知慾極強，而學校又教得極少。語文課文的內容大都是很革命而且形式化的東西，作文也都是“文革”時代的“八股文”，開頭一定是“形勢大好”，末尾則是“爭取更大勝利”一類。偶爾會有一些令我感興趣的課文，如毛澤東的詩詞，高爾基的《海燕》和魯迅的文章。

　　在閱讀和寫作是那樣單調的時代，先生的書便成了自己課外的主要讀物。開始是隨便翻翻父親的那本《魯迅先生文選》，選讀一些自己能夠讀懂的文章，漸漸地便入了佳境。書店裡開始有魯迅著作的單行本，從《吶喊》、《彷徨》開始，又陸續出版了《且介亭雜文》、《二心集》、《華蓋集》、《而已集》、《野草》、《朝化夕拾》、《花邊文學》、《准風月談》和《三閒集》等十來本。我都買回來一一閱讀，大部分都是能讀懂的。隔壁鄰居住着一位語文老師，一天拿了新的課本來與父母閒談，說是課本里選了魯迅的《“友邦驚詫”論》，未必太難為學生。她說我自己還似懂非懂呢，怎麼給學生講呢？我聽了心裡有些得意，心想這有什麼難的呢，我早已讀過了。不僅如此，我開始有了寫作的衝動。我的故鄉是難得下雪的。有一天起來，一場雪居然覆蓋了地面，到處是白茫茫的一片。我於是寫下了自己的處女作散文——可惜原文已失，不過末尾還清楚地記得——“我知道，一場雪在北方也許是不足為奇的，但我想北方人未必見過這樣的雪——這是南方的雪。我愛雪，希望能再看見那飄揚在空中的燦爛的雪花。”顯而易見，這是很有點先生的文風了。

　　“文革”的時代，著名的科學家、學者和藝術家大多被打倒，“成名成家”是受批判的壞思想，知識分子成了“臭老九”，政府推崇的模範人物都是“工農兵”或“革命英雄”，但包括先生在內的幾位作家卻倖存了下來。於是很多青年們便做起了文學夢，連我這小小少年也不能倖免了。其實我連文章、詩詞也未多寫，只是比同齡孩子閱讀多些，“文革八股文”做得還算可以。那個時代意識形態的嚴格控制是現在的青年們難以想象的。我的一兩篇稍為出格的作文已經受到老師的批評，更遑論其他文學創作了。一次我被特邀參加了樓下幾位文學大青年的討論。事後一位看上去已經有點作家風度的大哥鄭重其事地送了我一本《怎樣學寫作》的書。回家後參照此書，自以為是地對一本中篇革命小說進行了人物和結構分析，也算是少年老成之舉。  

　　我當年對魯迅先生的崇拜，以現在的時髦語言，可以叫做“鐵杆迅絲”或“骨灰級魯粉”了。既然先生小時候有“百草園”，我便將家附近的一座小山叫做“樂園山”。我居然希望將來也能長出先生那樣的鬍髭來。不僅是魯迅文字的深刻、細膩和邏輯的嚴謹給了我很大的影響，更為嚴重的是，我看人看事，常不免以魯迅似的目光，變得善於發現別人的缺點和社會的弊端，很有些疾惡如仇了。這使得我的思想和心理明顯地較別的孩子早熟。目睹當時社會的一些不良現象，我曾寫下了“現在雖然是春季，我卻感到了秋意——但日曆上明明是春天”這樣反動的句子。倘不是先生的薰陶或毒害，這是一個小小少年在那個年代所能想得出來的麼？

　　八十年代在杭州求學時，常去西湖邊散步。記得過了白堤斷橋不遠的公園裡有一座先生的塑像。那裡其實是情侶們的好去處，而先生的塑像與那裡的氣氛有些相悖，所以有人調侃道：“情人攜手來散步，怕聽先生咳嗽聲。”因為先生似乎總是有些抑鬱，這極可能與他的肺病有關。但先生總是誠摯的，深刻的，也是嚴謹的。他在抑鬱的黑暗中渴望着光明，在荊棘中探尋着路徑。

　　在《野草》題辭里，先生表達了這樣的願望，寧願社會的進步使自己的文字及早成為腐朽。先生的文章，據說已從中國的語文課本里刪除。現在的年輕人能夠讀懂並喜歡先生的是越來越少了，似乎先生“成為死亡與腐朽”的願望正在到來。不過中國人的國民性雖然有了長足的進步，但似乎尚未進化到可以使我們完全把先生的作品作為文學史來讀的程度——尤其是在中國的文人們大都成了政府官僚的幫閒的時代。

　　魯迅先生曾說他已不能做明白的夢了。我也到了不能做明白的夢的年齡，而曾經仰慕過的先生——抱歉，我也要將你遺忘了。

　　——忘掉罷，連着我的這一篇回憶！

2011年6月初稿/2013年9月3日改後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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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消息：
《語文教材趕絕魯迅 被斥：奴化新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