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柳依

我常常想，是不是對於身邊的大多數人來說，普通人的人生在世就該做一個樂觀的集體主義者。大概因為樂觀的集體主義者的世界裡不會有意想不到的大災大難，即使有，也是屬於大家，而不單是自己的。最好的情況，無論什麼時候，跟隨組織、隨着主流，不開小差、不掉隊，在集體中不要刻意表現自我，就是容易被接受的一種行為模式。集體主義的世界觀里，自我僅僅是群體中的微不足道的組成部分；集體之於個人，顯然是更高級、更重要的存在。這個樸素的真理，貫穿了我們從小到大的整個成長過程，我記得老師和家長一次次地對我們言傳身教。終於，潛移默化地，不論我願不願意，這種意識形態已經成為了自我組成的一部分。每天只要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集體主義價值觀，是不會錯的。我當然不會，也懶得多花一絲力氣去想：這樣的、屬於絕大多數人定義出來的集體價值觀，是適合自己的嗎？

選擇隨大流自然是安全的，不必因為接受別人異樣審視的目光而感到不安；而選擇誠實地做真實的自己，像極了對集體的背叛，總之是要被定義為另類、不成體統之類的。可是有一天，當我們遵循了所謂的集體主義的決策之後，不但我個人的生活，甚至整個社會上所有人都遭遇了極大的痛苦和挫折，而當集體主義在錯誤的漩渦里打轉了這麼久，卻沒有一個實時的糾錯機制可以暫停這一切悲劇的發生的時候，我陷入了隨之而來、無法自拔的懷疑。為了服從而服從，不斷犧牲個人的權益和空間，讓一些錯誤行為和思考方式無限地造成對個人和對社會無法挽回的侵害，面對這樣的局面我應該無動於衷嗎？伏爾泰那句：“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難道說的不是每一個不相識的你我嗎？

若干年前，有人預言，2019 年將是前 10 年裡最差的一年，卻是未來 10 年裡最好的一年。一語成讖，難以置信地，這成為了事實。2020 年初，突如其來的 Covid-19 肆虐了全國，伴隨着人們的全球旅行步伐，新冠病毒隨着傳染的人群散播到了全世界，隨後也在全世界引起了疾病的大爆發。幾年的時間，全世界人民經歷了共同的災難，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人們也經歷了不一樣的命運。對於在中國的我們來說，終於在 2023 年，疫情帶來的一切戲劇性的社會管理模式、每個中國人坐牢般被監管和控制的感受終於劃上了句號。失去的自由終於可以回來了，時代的鬧劇終於收場了，只是結束這場鬧劇的代價過於巨大，大到除了可以被統計的醫保花費的天文數字以外，還有無法統計的國內各行各業的企業和家庭蒙受的巨大損失。三年的封控到底耗幹了國家多少資源，新聞聯播上是永遠看不到的。醫保資金在這場浩劫里被衝擊得很厲害，大水池子被無休無止、夜以繼日的核酸檢測抽幹了。不知道是不是幸好沒錢再鬧了，不然解封還會來得更晚一點。

不敢想象的是，在 2023 年 12 月的某一天，疫情突然解封，全國上下所有曾經嚴格的管控手段都立刻取消了。有陽性患者的小區不再隔離，人們不必做檢測了；沒有刷碼，沒有行程單，核酸亭子都停工、拆掉，支付寶上的新冠疫苗接種信息也被清除。曾經疫情期間搭起來的小區隔離牆、隔離帶全拆掉，隨處可見的大白也消失在了我們肉眼可見的世界裡。國外來的旅客也無需任何酒店或居家的隔離。關於疫情相關的一切痕跡突然被人為地抹平，無聲無息地消失了，甚至一度讓經歷這場浩劫的人們懷疑，病毒是不是出現過，還是大家只是做了一場不甚清晰的夢。畢竟大多數人都是善於遺忘的。

但事實是，最後一波大規模的人群死亡高潮，才是這場鬧劇結束前最慘烈的一幕。無數城市的街道上，停着來不及火化、也買不到棺材和祭祀用品的普通人屍體。過去的那三年，14 億人每天被強制檢查、強制刷碼報備的那種生活方式，像極了二戰前夕納粹政府要求每個猶太人按時打卡的另一個版本。刷完碼才具有身份：有陽性的給紅碼，沒陽性的給綠碼，疑似的給黃碼。沒有綠碼的人無法參與任何公共活動，更別說出行和社交了。無論是孕婦在醫院門口急着生孩子，或者是其他突然疾病，沒有綠碼或實時核酸檢測結果的患者，只能眼睜睜在醫院門口等死。

我的一位外企同事，因為在封控前一天沒有核酸檢測結果，心臟病突發，被浦東一家醫院拒絕診治。獨身一人回到住處後，第二天死亡。這件事在我們公司圈子裡，在海外被傳得沸沸揚揚，可國內依然一片死寂。綠碼、核酸檢測高於一切。

每天聽着大喇叭的喊叫，抽象的大白，口罩，棉簽拭子，安全碼，行程碼，疫苗……這些曾經伴隨每一個人工作、生活、社交的一切，隨着 Covid-19 而來，火速裹挾了整片大地，又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真的一點蹤跡都沒有留下。這些曾經每天被反覆提起的關鍵字眼，隨着新冠劇情的結束突然就煙消雲散了。

當初一群人以一種難以置信的方式，躲在沒有開燈的餐廳里黑着燈小心翼翼地點菜，不發出一絲聲響地吃飯，似乎只是一場夢。夢裡我們在慌亂地躲避什麼，記不得了；夢醒了，當時的恐懼和害怕卻沒有散去。那段日子我不解：為什麼我們沒有逃跑？為什麼我們沒有反抗？

我出國前的整整三年，伴隨着疫情管控的加強，生活變得很奇怪、很難適應。所有正常的工作及活動都是可以隨時叫停的。很長一段時間，火車上運載的乘客一旦有感染，全部都被遣返。更可怕的是，怎麼會從成千上萬的人裡面找到這些感染或疑似感染的人呢？任何人自己可以沒感覺，但是如果你的行程碼不巧被大數據匹配到與感染的人群出現在同一個區域，那這個倒霉的朋友就像極了以前抓特務行動中被連累的無辜群眾。你雖然什麼都不知情，但強大的大數據系統已經定義了你“有罪”。

Covid-19 從武漢開始發源，並很快肆虐全國。不是每個城市都經歷過與武漢相當的全城封控。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上海這座城及身在其間的所有人，成為了最不該忍受如此折磨和屈辱的一個。

2022 年年初 3 月 28 日開始的上海所經歷的那場世紀大封鎖，至今都令人膽顫心驚、沒齒難忘。一瞬間，整個城市從車水馬龍、勃勃生機，突然就變成了一片死寂。由於 2 月初上海華亭賓館作為境外旅客集中隔離點，被爆出因為酒店排風系統內部循環問題引起酒店客人集體感染，當年 3 月底上海市政府宣布浦西、浦東兩地要分別進行整體封閉，初步預計 1 周時間。

因為政府說依據浦江為界，將浦東、浦西兩邊各自進行分控，當時還有人戲稱之為“鴛鴦封”。只是當初大家為了配合政府管控，認為陰性的小區最多封控 1 周；最後卻是整個上海所有核酸陰性的樓棟和小區一直封控到 5 月 31 日。

全城 lockdown 之前，上海的應對政策曾被曝出：有感染人群的小範圍從最開始按十字形小區 lockdown，發展到整個小區 lockdown；再到後來華亭賓館案出來，全城約 2500 萬人被集體關禁閉。

然而之前上海政府的花式風控政策貌似不為中央所滿意。新聞聯播里每天放出國家領導人要全面清零的決心，社會也欣然鼓舞，全盤接受。在這樣的背景下，有了華亭賓館事件的推波助瀾，非常迅速地，全市停工停產。政府並沒有呼籲大家做 1～2 個月的準備，就這樣，我們都被以病毒清零的名義關了起來。

後來我才知道，有人居然在封控當天被關在電話亭里，腿都伸不直好多天。不少做小本生意的，被關在狹小的店鋪里，不讓打開捲簾門；還有那些被滯留在工地上、什麼物資都沒有的農民工，他們是否選擇在街上搭帳篷過了幾個月，也無人知曉。

解封的第一天，我和家人出去走了很久。街上還是沒有什麼車，去公共場所依然要刷健康碼。我們看到的世界已經變得不認識。一大堆被廢棄的帳篷躺在人行道上，銀行 ATM 小房間裡還有破舊的棉被，看上去曾經有人住在那裡。所有的商店都關着門，門上殘留着破碎的封條。以往永不關門的便利店也關起捲簾門。街上除了無人打掃的垃圾和空曠的道路，荒蕪得像跨越了時空般不真切。

後來的好多天，我都站在天橋上看着車來車往，感受這座城市慢慢復甦的心跳。

被封控之後，家以外的世界已經無法想象，除了沒有被斷網斷電以外，其他什麼都缺。同在一城的朋友或慌張、或關切、或擔心，開始互發信息，分享實時了解的情況並尋求解決辦法。最初，小區很多樓棟出口被貼上封條，我看對面單元的樓棟看得真切。平時小區里來往晃悠的大爺大媽、帶着孩子的年輕媽媽、背着書包的孩子們，所有的一切都不在了。

突如其來的變故使得我們在家裡抱怨，是不是接下來要面臨生活上的麻煩。新聞聯播里很快播出上海某超市物資豐富、秩序井然的畫面。然而細心的觀眾發現：除了擺拍的貨架，其他貨架空空如也。我在手機上截下央視的報道畫面，覺得這樣的荒誕竟然發生在我生活的時代，實在太戲劇化了。

大約半個月後，傳出全國支援上海的大行動，據說全國各地的食物都往上海運。我們這些被關在家裡、失去自由的人們當然充滿期待，但依然無法正常買到任何東西。黑市和小區內的交換貿易逐漸興起。絕大多數人什麼都缺，如果再缺錢，則更可怕。

與此同時，上海某食品倉庫的監控流出：有人在倉庫里放火，火勢初時可控，卻長時間沒有消防車前來。火從一樓燒到二樓，再到三樓，整個倉庫最終化為灰燼。新聞聯播不播的內容，往往更精彩，也留下無盡的想象。

被封控、失去自由的人們失去了所有平時唾手可得的必要物資。我當初沒有心理準備，雖然我媽 3 月底囤了一些食物，但我討厭囤積生活用品（我沒經歷過“三年自然災害”，以為這個時代不會再回到那種貧困絕望的狀態），所以拒絕提前準備大量食物和物資。然而事實證明是我的無知和愚蠢。很快家裡就只剩下一塊過期的奶酪。小區發的菜一個禮拜一次，很快蔬菜、肉、魚、調料、飲料都沒了。

恐慌、不解、困惑久久徘徊在心頭。我無法相信這是在當代上海。這樣的景象不該出現在非洲的落後國家或戰亂地區嗎？

更離奇的是，一位住在陸家嘴豪宅里的金融界成功人士，因為買不到雞蛋給孩子吃而拍視頻抱怨。網上憤怒或無聊的人們開始自製段子、諷刺視頻。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條寵物狗趴在鐵窗縫隙里痴痴望向自由天空的短片。原來大家只是缺少展示才華的機會：對聯、字謎、藏頭詩、打油詩、小故事，甚至被關着的迪士尼員工，也在各樓層組織歌舞節目。

封控初期，無聊與無奈催生了很多創造力，人們用苦中作樂來反抗極端限制自由的政策。

最令我難忘的是：上海市委宣傳部準備辦一場抗疫歌舞表演，歌頌英雄、大白和專家，給大家“打氣”。然而清醒的上海人堅決反對，拒絕浪費金錢和時間在虛偽的歌舞昇平上。最終這場演出未能成形。

疫情管控持續到 5 月，許多小區的綠化帶都被飢餓的人挖得七零八落。絕望如同土地被薅禿，已經無法萌發希望。

一個多月過去了，依然沒有結束封控的消息。城市焦慮加劇。無端坐牢般的生活讓人難以忍受。病毒來無影去無蹤，有人莫名其妙就被查出陽性。

無休止的核酸沒停，又上了抗原。每天兩次“自己插喉嚨”的檢測成為常態。而更底層的群體，不僅要忍受檢測，還要承擔高額房租、天價食物，許多人沒有收入，逼近絕望邊緣。

他們的選擇不是反抗，而是離開。

聽說虹橋火車站和機場恢復部分運作。我們看到視頻裡，許多人拖着行李，步行 10 公里、20 公里到火車站，買不到票的人只能露宿草坪。他們既無處可去，也無處可留。

拖着行李、背着包走在路上的人們，一個個都絕望、傷感而無奈。城市容不下他們，而地鐵、公交、出租完全停擺。

這樣的畫面，居然發生在國際大都市上海？

憤怒和抱怨在網上沸騰，而城市卻安靜到驚人。以往市中心的車聲轟鳴消失了，只剩下清晨鳥鳴。四月的風雨滋潤着土地，小區的花草無聲盛放。

那時我每天最放鬆的，是站在樓上看植物生長——它們無聲卻頑強，給人自由的嚮往。

而我們，一群普通人，精神與肉體都快枯萎。

為什麼我們不把封條撕開、把門推倒？為什麼不反抗？

我無數次衝動，但終究被無力感吞噬。

幸運的是，小區裡的花草樹木陪着我。當它們衝破寒冬、靜默復甦，我看見了生命的堅韌。

人類天生愛自由，沒有人會習慣這種生活。但大家卻選擇遵守。

副總理孫春蘭、書記李強來到上海“視察”，帶來鼓勵的話語並要求繼續堅持。鏡頭感動全國，卻沒改變上海人的實際苦難。

隔離牆越建越高，高壓政策持續不退。

每天：

一日三餐求溫飽；
一日三測查陰陽；
一日三省求平安。

核酸頻率從三天一次，變成每天一次或兩次。大喇叭從清晨喊到午後。居民排着長隊，掃碼、張口、捅喉嚨、回家，如此循環。像囚籠里被放風的犯人。

晚上等新聞播報，看有沒有新的陽性。

最怕被查出陽性，會被全小區“仇恨”。陽性者會被悄悄帶走，去向不明。

有人在對面樓徹底崩潰，日夜哭號，持續數日，無人干預，那哭聲像鬼哭狼嚎，令人心碎。

一個月後，部分小區可下樓活動，但不能出小區。團購興起，菜價暴漲 5～10 倍。每天半夜搶菜成必修課。

鄰居們反而變得互助。煙酒可樂巧克力成為珍品，一顆蔥、一頭姜都彌足珍貴。

有音樂鄰居組織小型演出，卻被公安以“散播風險”理由叫停。

終於在 2022 年底，我選擇逃離這令人窒息的環境。刷碼、核酸、封控、盤查、警察電話……連出差回家都會被層層質詢。

我申請國外工作簽證離開中國。飛機起飛的那一刻，我恍惚得不敢相信一切是真的。到達後看到城市燈火，我突然感到一種久違的安寧——曾經一切強制要求，都在這裡消失了。

我發現：在這裡，沒有人會以管控之名隨意打擾你。

同一個地球，卻像不同的時空。

離開那場鬧劇，我期盼那些荒誕、痛苦、憤怒與無奈隨着時間走遠，永不再來。

願民族迎來真正的新生。願每個人在災難里獲得反思與勇氣。

“集體利益”的名義曾帶給我們什麼？這一切值得深思。被美化的集體主義，也許只是少數人用來剝奪個人權利的藉口。歷史無情。一個缺乏反思的民族，會像失控的馬車，裹挾每個個體奔向深淵。災難往往是集體性錯誤，盲目跟風就是火上澆油。有人利用集體主義的外衣，從別人的悲劇中吸取養分；如寄生蟲般靠他人的鮮血成全自己。

我意識到：一些看似天生擁有的東西，絕不該被剝奪——自由、人權。

生命中無價的事物：健康、生命、親情、愛情、理想、信仰……都是必須保護的“生命之重”。

我們必須勇敢捍衛，而不是任由權力以“集體”之名摧毀。

上海爆發白紙革命，全國接連出現抗議。越來越多人厭倦“集體壓個人”的敘事。

遠在千里之外，我思念祖國、家人、朋友、師長。然而我也知道：

即使只是沙粒，也必須隨風向上掙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