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當年哭笑不得的“入團”經歷(2015-06-23 09:55:44) 話說當年“偉人”駕崩時,我上高一。
不久以後,就宣布恢復高考了。
在這之前的N多年,農村人唯一能夠跳出農門,換個城市戶口的途徑,就是當兵後提干。對農村人來說,弄個城市戶口,好比登天。
這恢復高考的政策宣布後,我上高二了。就要畢業。但我和我家,對高考無動於衷。
我的父親,雖然只上了三年學,卻因為會打算盤,又寫得一手好字和好文章,從16歲起,就做大隊會計。20歲左右當大隊長。幾年後又兼任大隊書記。不過,這就是他最高的官位了。當了十多年的大隊長和大隊書記後,在我上初中時,被公社裡派去縣裡的化肥廠,負責我們公社在化肥廠做包裝合同工的30多位老鄉。這,說起來是縣裡對我們這個貧困公社的照顧。其實,那活太苦太累又臭氣衝天。也只有像我們那樣的窮地方,才有人願意去幹這種活,而且大家還爭着去。只有當過小隊長的,或家裡特別貧困的,才能爭到這個工作。為了爭取這些農民工的最基本權利,父親曾領着這些人罷工。像他這樣不知道討好上面的幹部,是沒有官途的。
我的母親,聰慧又爭強好勝。當年,她是我們生產隊裡連續幾年拿公分最高的社員。讓我從小就覺得,母親高大強壯無比。其實,母親身高不過1.6米吧。如今的她,那麼矮小,因年輕時的勞累而滿身病痛。
那高考的消息,為什麼我會無動於衷呢?因為,我壓根就沒聽說過什麼“大學”,也從來沒想過這“大學”和我有什麼關係。像上大學這樣的好事,反正也輪不到咱。
那時我們的高中老師,很多是從城裡或大學裡下放來的。粉碎“四人幫”恢復高考後,他們個個精神振奮,人人努力,全心全意,為考生着想。
首先,他們在課堂上對學生的要求嚴了起來。以前大家都是混日子。現在,他們好像有目標有奔頭了。可大部分學生不明就裡,還是照樣混日子。因為他們和我一樣,覺得上大學猶如登天,太遙不可及了。
也是。我們整個公社,77年幾百人去趕考,也就一個女同學考上了中專。許多教我們的代課老師,都沒考上。可想而知,我們這些學生對高考的自信心了。
學生們混日子,可把老師們急壞了。在一堂語文課上,我們的班主任劉老師要我們背誦辛棄疾的“京口北固亭懷古”。被叫起來背的,都是平時班上的好學生。可沒人能背。整個班50多人,差不多全站在那。劉老師氣得滿臉通紅。我一看,大事不妙。就舉手,自告奮勇站起來,背了。
從此,劉老師對我刮目相看。
離78年高考還有幾個月,老師們又開辦了晚自修補習班。老師們自己出錢,在教室里點個大大的煤氣燈。學生們只要願意去,老師們都歡迎。還不用交一分錢。
劉老師也要求我參加晚自修。我自己心裡沒底,徵求母親的意見。母親說,家裡這麼多活,哪裡有時間去自修?也是,那時,母親一天到晚在地里勞作掙工分。家裡做飯,洗衣,打豬草,餵豬,洗碗洗鍋什麼的,都得我和我弟弟妹妹們做。
於是,我沒去。
一個月明星稀,蛙聲四起的夜晚,劉老師要我帶他去我們家,做母親的工作。從學校到我家,也就300米路吧。路上,劉老師說,你不僅要爭取考上大學,還要考上清華北大。我蒙蒙的,心裡說,什麼青蛙田雞的,能給我換個城市戶口就好 (我們家鄉話里,清華和青蛙發音完全一樣)。
劉老師在我母親面前把我大大地誇獎了一番,說我是我們350多個畢業生里最有希望考上大學的。母親也就同意我晚上去參加補習班。
之後的兩個月裡,我的各科成績突飛猛進。在縣裡的幾次模擬考試中,我每門課的成績都比各科的第二名高20分左右(英語除外,當年高考不算分的,所以不浪費時間)。
這下熱鬧了。學校里大會小會,我被樹成了典型。什麼樣的刻苦學習的故事都編出來了。校長也信誓旦旦地在大會小會上說,我是我們畢業生里唯一有希望考上大學的,我們公社今年一定會有零的突破。
當這“零的突破”的希望放在我身上時,校領導們突然發現,我,這個“唯一的希望”,居然還不是團員!
學校有些不好意思。 學校團委書記巢老師來找我,要我寫一份入團申請書。 巢老師新近師範畢業(應該是工農兵學員),人高馬大,梳着分頭,一臉的嚴肅正經。他弟弟和我是同班同學。 我說,我寫過了。不重寫。 他說,可是找不到你的申請書啊。 我說,那一定是你們搬家的時候搬丟了。我們學校剛剛從2里之外的村莊搬到我們的鄰村。 他要我補寫一個。我說我不寫。 因為,我曾暗暗下過決心,“有你們這樣的人在團里,我就不入團”。 那,還是初中的事。 小學5年級時的林彪事件,讓我對偉大領袖,政府官員,和老師,以及共產主義什麼的,產生了懷疑,甚至不屑。其實,更早些,昨天批判“劉少奇的讀書無用論”,今天又批判“劉少奇的讀書做官論”,已經讓我覺得政府和老師咋就像小孩一樣,反手覆手,毫無定性。我看不起這樣的人。 到初中時,老師要我們放學後去上團課(那時我是班長),爭取入團。一來我放學後有很多家務要做,哪裡有時間去上團課?二來我實在不想入團。於是,我每次都逃團課。 久而久之,團委對我也不感興趣了。 後來,幾個學習成績平平常常的同學入團了。同學們中的傳言是,他們放學後去給老師倒尿壺洗馬桶。 我就暗下決心,有你們這樣的人在團里,我就不入團。 所以,到高中快畢業了,也沒寫過申請書,當然也沒入團。 可現在,團書記讓我再寫申請書,我的倔脾氣又來了。就不寫。反正是你們讓我入的,又不是我想入。 書記也沒轍。就說好吧,就當你是寫過的。填表吧。 於是就填表。然後就等公社團委批了。 一天下午,巢書記把我和其他7,8個同學叫去開會,說公社團委的批覆下來了,要我們輪流表態。 於是,我們就開始表態。“如果我這次被批准入團了,我一定戒驕戒躁;如果這次沒被批准,我也不氣餒,要加倍努力”等等。每個人都說的一模一樣的。 輪到我表態時,正好這巢書記去辦公室拿什麼東西。我就說,“大家說的一模一樣,拿個錄音機錄下來,放放就好”。還沒說完,巢書記回來了。 然後書記宣布公社團委的批覆。前面的都被批准同意了。每個人都很激動的樣子。我是最後一個。沒批准。 這下,我可下不來台了。這一批的,就我是高二的。其他的,有很多是初中的小弟弟小妹妹。大家也都認識。這不是拿我出醜嗎? 巢書記非常嚴肅地說,你到我辦公室來一趟。 在辦公室,巢書記端坐在辦公桌後,冷冷地說,公社團委沒批准,因為你不誠實。 為什麼?我有些氣憤。我歷來最討厭的就是不誠實說謊話。 “你家在小河一帶有沒有親戚?” 我想了想,從來沒聽說過那裡有我們什麼親戚(小河離我們家約5公里)。就說沒有。 “那你回去,好好問問你的父母”。 這鬧得。於是趕快回去問母親。母親說,小河那邊從來沒有過親戚啊。 於是,第二天我去和巢書記說,問過我母親,小河那邊我們沒有親戚。 但巢書記不信。 這,事態嚴重了。不入團不要緊,對組織撒謊,可不得了。肯定有人在背後搞鬼了(文化大革命把村里人全都搞成了派別重重,互相明爭暗鬥,互相陷害)。 於是,趕快托人給在縣化肥廠工作的父親捎信。 父親回來問明情況後,就去公社團委打聽。 因為公社黨委的辦公地點就在我們大隊。父親又是大隊長又是書記的幹了十幾年,公社的大小官員他都熟悉。 下午,父親回來了。一副又好氣又好笑的樣子。 他說,公社團委的一幫人在審批我的申請時,突然一個團委委員說,這個XXX不誠實啊。他把他家表現好的親戚,什麼小學校長的舅舅,上海當工人的姨夫,都寫上了。為什麼他另一個吃官司的舅舅,就是那個蔡XX,就沒寫上? 這個委員這麼一說,其他人也附和,說是啊是啊,為什麼沒寫上呢?不誠實。 以前,我唯一的舅舅在我們中心校當過校長。我上中學起,他就病休在家了。他姓蔡。正好學校里也有一個姓蔡的老師,家住小河,因為調戲女老師而吃官司了。 父親告訴他們,那個姓蔡的,和我們根本不搭界。我的親舅舅就只有一個,是我們同村的。 我聽後,也只能哭笑不得。姓蔡的都是我舅舅啊?那那個蔡暢(好像是當時的人大副委員長什麼的)是不是我姨媽啊? 就是這樣一幫弱智,就是這麼個荒唐的程序,卻要決定誰是先進分子,誰是落後分子,誰有前途,誰只能啃泥土。 後來,在高考前幾個星期,我入團了。 只是可惜,78年,我們那個公社仍然沒能實現“零的突破”。350多個應屆生里,我是唯一一個過了體檢線的 (326分)但沒被錄取。倒是有兩個教我的代課老師,考上了大專。 一年以後,我以我們公社的最高分考取了北京的一所名校。 按我老爸的說法,入團的出師不利,是我對政治生命和組織不感興趣的原因。其實,這個經歷,只是加深了我對那個組織由來已久的厭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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