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德经”评说：雷锋与全民造假

前两天发了一个如何解读老子“道德经”第一章的短文。一位网友说，“道德经”倒是读过几遍，但除了读来朗朗上口，没其它感悟。

的确，古文难断意难解，尤其是“道德经”开头第一章。我看，是老子以后的学人，包括我们的先贤，把它断句错了解读歪了，把本来清澈明透，开宗明义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读成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样一来，“道德经”的第一句就变成了说不清道不明，没法解读清楚的意思。这给整个“道德经”蒙上了神秘的不可解读不可读懂的玄学阴影。

当年我从一书难求的农村去到北京的一所大学图书馆，感觉就像饿了几辈子的老鼠掉进了米缸里。每次我都八本十本的把书背回来，乱啃。即使是在课堂上，我也坐到教室的最后一排，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书放在桌面底下来读。但唯一一本让我逐字逐句抄录下来的，就是“道德经”。在我当时读来，“道德经”就像白话文，非常直白，比那些老子以后几百上千年的之乎者也的东西，好懂多了。

“道德经”里，有些话给我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有些让我震撼，怀疑是不是写错了或印错了。有些话让我受益匪浅，成为我终身待人处事处世的理念。也有好些地方读来读去还是不甚了了。

这篇就说说“道德经”第二章第一句，“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对我的启示。这和雷锋和学雷锋运动有关。所以，先说个我学雷锋的故事。

“你的外公真不少”

在我看来，雷锋和学雷锋运动是中国近几十年来全民弄虚作假的鼻祖。

弄虚作假绝的事，在雷锋和学雷锋之前的中国人里，肯定存在。其实又何止是中国人里？凡是有人的地方，就肯定有弄虚作假的人。但，举国上下十几亿人口，全民弄虚作假，而且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弄虚作假，甚至得意洋洋地弄虚作假，则得益于雷锋同志和学雷锋运动。

也许，雷锋同志原本没有弄虚作假的意思。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一个普通人正常人，看到老大爷推车上坡非常吃力，想都不用想，就会去帮一把。看到老太太摔倒了，想也不用想，肯定会去扶一把。正常人普通人帮完以后，会说一声“不用谢”，然后就该干什么干什么。不会以为这是做了好事，也会很快忘了曾经做过这样的好事。

可雷锋同志不是普通人。这样的举手之劳，雷锋同志做之前，首先想到的是毛主席的教导“为人民服务”。如果碰巧那天他记性不好没记起来，或者他判定了那个老大爷是个地主，那个老大娘是个坏分子，而不是“人民”，那他肯定是不做的。做完以后呢，第一他觉得这是做了好人好事，第二做好人好事的缘故是因为学习了毛主席思想。所以，他要把做过的这些好人好事详细地记录下来，并归功于毛主席。

官方的说法是雷锋很傻。但在我看来，这真是中国人聪明的地方。聪明中国人的心机高深莫测。我大学一年级时（79年），一位家庭成分是贫农的同学，就在中青报上发了一篇文章，说班里的团委为他这位穷学生庆祝生日，而他自己连生日都记不得了。于是，我们全班同学都知道了他的生日，都知道了团委专门为他开了生日party，他是团的红人了。哎，我真真切切地记着自己的生日，但四年大学，团委可从来没有为我开过party啊 （并无羡嫉恨的意思。团啦档啦什么的从来不入我的法眼）。

当然，那个社会也不是个正常社会。伟大领袖一看，自己还有雷锋这么好的粉丝，不仅立场坚定，而且爱憎分明，连开车都在学毛选，赶紧互粉吧。于是，颁发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圣旨。

从此可就苦了咱学生们。常年的说教，早已把耳朵里磨出了老茧。到了每年的三月十五左右，每人都得写一篇学雷锋的心得体会。有些年份，老师还规定，得写自己是如何以实际行动学雷锋的。

我的老家地处江南水乡，地平如镜，很难找到帮老大爷推车上坡的机会。我们那里也没驴没马，捡不着大粪。每个生产队里只有一两头耕牛，但这些牛都训练有素，肥水不流外人田，尿粪拉在自己家。我们那也不通公共汽车，没有机会给老人让座。那些年，大家都穷得差不多夜不闭户了，哪里来的钱包汽车钥匙让你捡？如果那天幸运了，真的在地上捡着了一分钱，那也绝对没有人会去交给警察叔叔的。一来，农村哪里来的警察？再说，一支铅笔三分钱，我们得厚着脸皮跟父母磨蹭好多天才讨到。如果真的老天开眼地上捡了一分钱，我们一定会偷偷地高兴半天，然后就小心翼翼地把它藏在自己用纸折叠起来的“钱包”里。

可你不能这么写啊。总得写些高大上的东西啊。于是，我们就只能年年编故事了。

话说就到了78年了，我上高二就要毕业了。应该是78年的三月，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刘老师，又要我们写学雷锋的作文，而且规定，必须写自己的所见所闻，最少必须有两个故事。

虽然我喜欢作文课，但我最不擅长的就是编故事。

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挤牙膏，瞎编吧。反正每个人都知道，人人都是在编故事。反正老师也知道，大家是在编故事。反正我们也知道，老师知道我们是在编故事。

我的亲外公是个瞎子，是我们本村的。我编了一个外公外出迷路了，好心人把他送回家的故事。其实我外公在我五岁时就已经过世。

我的母亲有个“寄爹”（相当于西方的God Father意思吧），住在十八里路外的大桥村。我编了个当地的学生帮他们挑水的故事，虽然他们家的后门口就是清清小沟，夏天里开满了莲花菱花。

我们那，把外祖父和同级别的人都称作“公公”。我们小孩从小就称呼我母亲的寄爹为“公公”。于是，在这篇胡编乱造的作文里，我就有了两个“外公”。

终于把故事编完凑合着交了上去。我自己对这样的作文是很不满意也不上心的。

没想到，刘老师居然把我的作文当范文，在课堂上当着全班的面，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

等读到第二个故事时，刘老师停下来，笑眯眯地瞧着我说，“某某某，你的外公真不少啊”。

老师虽然是笑说，我坐在那，却一下子脸红到了脖子根。

我在作文里没交代清楚，此外公非那外公。而刘老师又是外地下放来的，不懂我们乡里的这个风俗。

好在，老师和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是在编故事，所以大家也只是笑过而已。

就这样，到了七八十年代，学雷锋完完全全成了弄虚作假的代名词。弄虚作假被整个社会所认同，被整个社会所接受，被整个社会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正常的事，弄虚作假甚至成了本事的象征，大家互相攀比，看看谁能把弄虚作假发挥到更高的水平。

只是，始于作伪，必终于无耻。今天的中国，遍地都是假货毒货和假大空恶的官员。这一切，雷锋同志和学雷锋运动功不可没。

那这和“道德经”有什么关系呢？圈子绕得有点大。前面说过，到高中时，我已经对雷锋和学雷锋运动厌烦至极，觉得这雷锋和学雷锋运动，是造成社会上的弄虚作假成风的原因。但我找不到理论根据。等到了大学，读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时，我豁然明了。对呀对呀，把本来一件稀松平常的小事，拼命分化成两极，极力夸张放大，并作为典型宣遍全国，让全国每个人都知道什么叫好人好事，怎么做好人好事。于是全体国人个个争相模仿，而且是心怀鬼胎弄虚作假来争相模仿。这不正是“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于是，我觉得老子真了不起。两千多年前，他就能总结得如此到位。

（补记：正是这位刘老师，在当年的四五月，两次去我家做我母亲的工作，让我在晚饭后少做家务去参加学校免费的晚自修。也正是因为他的鼓励和支持，我才能考上大学和留学。在此，再次感谢我敬重的刘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