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g long ago long ago.

恍如昨天。

我學英語第一本課本也是文革前初中英語。高中在學校/分校學的是 Long live Chairman Mao，Along long life to Chairmsn Mao，以及Fear neither hardship nor death。再後來，Hands up！ Don't move。

好記性。

俺家還有文革前初中英語第一冊唱片，是向60年代末鄰居買的（他家小兒子已下鄉，如果賣到收購站，唱片只能當爛塑料賣）。記得有四首歌《ABCsong》、《生日快樂（改為happy new year to U）》、《團結就是力量(solidarity forever)》和《long long ago》（歌詞：tell me the tale that to me were so dear…）

》

記得靈格風第一課開始是這樣的：

Many people live in the suburbs of London. We, too, have a house in the suburbs of London. It consists of two stories.

跟上圖很相似（僅顏色不同）。下面的五個鍵，最左是“關”，中間是“中波”，右邊兩個分別是“短波一”和“短波二”。左邊第二個是“拾音”，用於插電唱機。家裡買了套靈格風英語唱片。

俺家是六十年代後期買的上海牌六燈交流機。也有個綠燈：信號好就一片淺綠；如果信號不好，淺綠變成中間細條，兩邊深綠。

記得剛買就收到“平壤，朝鮮中央廣播電台”，那些歌很好聽。北韓當時是“戰友”，所以不怕別人告發“收聽敵台”。

但偶爾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驚異，或表感服。我曾在家鄉看見鄉農父子一同午飯，兒子指一碗菜向他父親說：“這不壞，媽的你嘗嘗看！”那父親回答道：“我不要吃。媽的你吃去罷！”則簡直已經醇化為現在時行的“我的親愛的”的意思了。- 魯迅

“入關之滿清+進京趕考的黃土高坡農民。”

滿口他媽的的軍乾子弟上層多是南方山溝出來的，少數中底層出自黃土高坡。

旗人禮數多，絕對不髒話罵人，這就是老北京人說話不帶髒字兒傳統的由來。你這個只會說丟他媽的夷蠻刁民不懂北京文化別在這裡胡說八道。

太祖好“操娘”，儘管毛著中未收入。

老蔣據說愛說“娘西匹”，不知是唐人誹謗還是實有其事。這些粗語本來不登大雅之堂，人們用之大概是為了增添幾分豪氣。

@都帶着“匪氣” 不以為恥反以榮，比如滿口“他媽的”。

入關之滿清+進京趕考的黃土高坡農民。

講“他媽的”之類，全世界皆然，因夠Relaxing 。但一般是下里巴人的身份象徵，陽春白雪一般不屑講的。像我黨前三十年把之作為陽春白雪高大上的象徵，應該是全世界，包括其它共產國家，是絕無僅有的。不知是否太祖的“放屁”詩垂範呢？

有個妹妹是北理工畢業的，故有此問。

譚力夫的名字，文革初誰人不曉，當時傳是譚政之子，其實是譚政文之子。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反“血統論”冒出個“紅色基因”也夠荒唐的。不過，也不完全錯。都帶着“匪氣” 不以為恥反以榮，比如滿口“他媽的”。

因為我們學的是電子管，駕輕就熟，複習所學知識，喜歡攢五燈機，趕時髦的攢晶體管，1968年畢業前同學逛北海，就有一個帶了自己攢的晶體管收音機拿手裡晃蕩。我爺爺家在西四牌樓西羊市大街，周末回去必逛丁字街處理電子元件商店。西四路口同和居旁邊有個正品電子商店，貴得嚇人。

北京工業學院是北京理工大學前身，不過遠不如北京工業大學出名，文革北工大出了個譚力夫，一句話“共產黨的幹部犯錯誤你們高興什麼，他媽的”（高乾子弟講話結尾必帶他媽的仨字兒，是身份的象徵）而名聞全國。京工出了個北京高校紅衛兵司令，譚震林兒子譚淮遠卻無人知曉。不過京工無線電系是中國電子專業老二，錄取分僅次於清華電機系。

謝謝美言，我雖然領會能力還可以，學過的課基本都能明白，但成績始終在班裡居中，在小學，初中老師眼裡不是聽話的好學生。但是在關鍵時候總能爆冷門。

我在“咕嚕肉隨想曲”中提到的長輩“肥公”就當過“水客”。小時候不太明白，只聽大人說是幫人帶東西回國湊夠旅費。記得當年肥公給我家帶回的是派克筆、墨水和梅花表。墨水其實買得到，不知是否因為派克筆是“貴重物品”，普通墨水不好使。那時筆筒里插的是蘸墨水的筆，不是自來水筆。我是小學二年級才開始用自來水筆，永生牌的。八毛錢。

從時間上講可謂持久戰，從數量上講差得遠，從質量上講不值一提。南來客 初來萬維，正趕上畢作家大戰嘎拉哈。作家日發一詩，把嘎博罵得狗血淋頭，嘎博居然閉門不戰。南來客斗魯九，數日一戲，曠日持久，數量有限。何況魯九乃等而下之之網氓，豈能與嘎博相提並論。只是“刀不磨要生鏽”，聊發少年狂，陪他練練。

文革前，僑居海外的華人中有“水客”這一行業，每隔六個月，回國一次，除了帶糧油副食品，還可以帶手錶、收音機、衣服鞋帽等日用品，國內有專人收貨後轉手倒賣圖利。

我下鄉之前，母親托一位“水客”給我帶來了一台日本產的“標準牌”收音機。扁扁的像一塊磚頭，還有一個皮套。“文革”時，每當有“最高指示”發布，隊裡就會徵用它， 一群人一路播放着從隊裡走到場部，好不拉風。

“ 1968年自己到西四丁字街買處理原件自己裝五燈機”

這一句話勾起了我的記憶，我也去過西四丁字街。也是67-68年那會兒，不過那會已經不興電子管的五燈機，而是二極管，三極管的半導體了。那會的半導體管很貴。分軍品的和民品的。型號還永的是俄文字母坡，如坡-401，坡-402 等等。

看萬維評論時間長了就知道了，誰和誰不對復，例如，南來客與魯迅九就一直對着幹。每次看都笑很長時間！

我家那兩部半導體收音機比普通中華字典略大一點，有皮套，帶伸縮天線。上小學的時候帶過一次回校顯擺，好“威水”。

@這兩部五十年代末的日本無線電半導體收音機性能很好

在七十年代初，印象中也有一部，好像也是香港的親戚帶回來的還是老革命大伯特供的，忘了，日本產的。大概一個成年人巴掌大小，喇叭蓋是金色的。

@隔壁遠洋貨輪大副陳叔叔家也有一部收音機，上海凱歌牌的。機上有個小窗，泛着綠光，

小時候見到鄰居有一部電子管收音機，像今天的微波爐大小，也是“機上有個小窗，泛着綠光”，我還以為那就是傳說中的電視機。

廣州在無線電廣播方面在解放後在技術上一直是全國前面，曾有最高的電視塔，最早的調頻立體聲廣播，大概是因為廣州相對富裕，且黨中央也想在這裡試點，也可以裝點門面，畢竟是南大門，唯一的對外開放的窗口。

你一定是好學生！

我也聽過“孫爺爺”講“雞毛信”之類的。

一直想擁有一台電唱機，無奈老爹不感興趣。文革期間，一位當醫生的堂叔奔赴四望嶂煤礦前，送給我張唱片，有膠板的，也有透明塑料的，趁着父親在幹校，我設法弄到工業票，買了台上海產的電唱機（一時忘了品牌，最流行的那種，大盒子），要連接收音機才能播放，費用好像八十來塊，清理家中舊物給一個發小抱走了。大概也是懷舊。

京工是北京理工大學的前身嗎？

我並非和魯九置氣，瞅個空借題發揮戲弄他一番而已。

糧食困難時期前我祖母回國探親，帶了自行車、無線電收音機、以及大量食物（糖、牛油、餅乾、面、煉乳等），分裝在七八個大木箱，由十幾個“古力”拖着平板車 ，浩浩蕩蕩運到沙面的家-如今星巴克。東西太多，不得不占用部分樓道。現在回憶起來，想來是我祖父在南洋聽到風聲。城市人口有糧食定量，一般不至於餓死，當年我沒挨餓，全靠這些食品了。前幾年回穗見到當年的鄰居，大家都還記得我家的餅乾。不說別的，有僑匯券都大不同，可以買好米富強麵粉。

說起來，五十年代國內外在物質享受方面的差距還真不小。我 58 年回國之前所居住的東南亞小國，只有大約 18 萬平方公里，人口四百多萬。報社裡有電子設備自不待言，外祖父家裡也有一台木製立櫃式，帶唱機的收音機。收音機在中間，有兩扇小木門，要打開來才能調頻。

當然我們那時也算小康之家，比當地原住民的生活條件要好些。

我是聽星星火炬開始廣播，聽孫敬修講豬八戒偷吃人參果。我還給節目組寫過一封信，還收到了回信。我家的一直是五燈機，市面上簡陋點的是三燈機。1955年我爸爸分期付款買了一台紅燈牌帶唱機的，240塊，從此不僅可以聽廣播，還可以聽馬連良，裘盛戎的京劇，周小燕的《小杜鵑》。我是京工無線電系的，1968年自己到西四丁字街買處理原件自己裝五燈機，當接收到電台廣播時候，很有成功感。1974年父親買了一台晶體管收音機，後來給了我，1978年電台有廣播英語節目，我每天早上抱着收音機到廚房一邊做早飯一邊學英語。

你跟魯九內個農村土鱉置什麼氣，他連什麼是五燈機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