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g long ago long ago.

恍如昨天。

我学英语第一本课本也是文革前初中英语。高中在学校/分校学的是 Long live Chairman Mao，Along long life to Chairmsn Mao，以及Fear neither hardship nor death。再后来，Hands up！ Don't move。

好记性。

俺家还有文革前初中英语第一册唱片，是向60年代末邻居买的（他家小儿子已下乡，如果卖到收购站，唱片只能当烂塑料卖）。记得有四首歌《ABCsong》、《生日快乐（改为happy new year to U）》、《团结就是力量(solidarity forever)》和《long long ago》（歌词：tell me the tale that to me were so dear…）

》

记得灵格风第一课开始是这样的：

Many people live in the suburbs of London. We, too, have a house in the suburbs of London. It consists of two stories.

跟上图很相似（仅颜色不同）。下面的五个键，最左是“关”，中间是“中波”，右边两个分别是“短波一”和“短波二”。左边第二个是“拾音”，用于插电唱机。家里买了套灵格风英语唱片。

俺家是六十年代后期买的上海牌六灯交流机。也有个绿灯：信号好就一片浅绿；如果信号不好，浅绿变成中间细条，两边深绿。

记得刚买就收到“平壤，朝鲜中央广播电台”，那些歌很好听。北韩当时是“战友”，所以不怕别人告发“收听敌台”。

但偶尔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惊异，或表感服。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 鲁迅

“入关之满清+进京赶考的黄土高坡农民。”

满口他妈的的军干子弟上层多是南方山沟出来的，少数中底层出自黄土高坡。

旗人礼数多，绝对不脏话骂人，这就是老北京人说话不带脏字儿传统的由来。你这个只会说丢他妈的夷蛮刁民不懂北京文化别在这里胡说八道。

太祖好“操娘”，尽管毛著中未收入。

老蒋据说爱说“娘西匹”，不知是唐人诽谤还是实有其事。这些粗语本来不登大雅之堂，人们用之大概是为了增添几分豪气。

@都带着“匪气” 不以为耻反以荣，比如满口“他妈的”。

入关之满清+进京赶考的黄土高坡农民。

讲“他妈的”之类，全世界皆然，因够Relaxing 。但一般是下里巴人的身份象征，阳春白雪一般不屑讲的。像我党前三十年把之作为阳春白雪高大上的象征，应该是全世界，包括其它共产国家，是绝无仅有的。不知是否太祖的“放屁”诗垂范呢？

有个妹妹是北理工毕业的，故有此问。

谭力夫的名字，文革初谁人不晓，当时传是谭政之子，其实是谭政文之子。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反“血统论”冒出个“红色基因”也够荒唐的。不过，也不完全错。都带着“匪气” 不以为耻反以荣，比如满口“他妈的”。

因为我们学的是电子管，驾轻就熟，复习所学知识，喜欢攒五灯机，赶时髦的攒晶体管，1968年毕业前同学逛北海，就有一个带了自己攒的晶体管收音机拿手里晃荡。我爷爷家在西四牌楼西羊市大街，周末回去必逛丁字街处理电子元件商店。西四路口同和居旁边有个正品电子商店，贵得吓人。

北京工业学院是北京理工大学前身，不过远不如北京工业大学出名，文革北工大出了个谭力夫，一句话“共产党的干部犯错误你们高兴什么，他妈的”（高干子弟讲话结尾必带他妈的仨字儿，是身份的象征）而名闻全国。京工出了个北京高校红卫兵司令，谭震林儿子谭淮远却无人知晓。不过京工无线电系是中国电子专业老二，录取分仅次于清华电机系。

谢谢美言，我虽然领会能力还可以，学过的课基本都能明白，但成绩始终在班里居中，在小学，初中老师眼里不是听话的好学生。但是在关键时候总能爆冷门。

我在“咕噜肉随想曲”中提到的长辈“肥公”就当过“水客”。小时候不太明白，只听大人说是帮人带东西回国凑够旅费。记得当年肥公给我家带回的是派克笔、墨水和梅花表。墨水其实买得到，不知是否因为派克笔是“贵重物品”，普通墨水不好使。那时笔筒里插的是蘸墨水的笔，不是自来水笔。我是小学二年级才开始用自来水笔，永生牌的。八毛钱。

从时间上讲可谓持久战，从数量上讲差得远，从质量上讲不值一提。南来客 初来万维，正赶上毕作家大战嘎拉哈。作家日发一诗，把嘎博骂得狗血淋头，嘎博居然闭门不战。南来客斗鲁九，数日一戏，旷日持久，数量有限。何况鲁九乃等而下之之网氓，岂能与嘎博相提并论。只是“刀不磨要生锈”，聊发少年狂，陪他练练。

文革前，侨居海外的华人中有“水客”这一行业，每隔六个月，回国一次，除了带粮油副食品，还可以带手表、收音机、衣服鞋帽等日用品，国内有专人收货后转手倒卖图利。

我下乡之前，母亲托一位“水客”给我带来了一台日本产的“标准牌”收音机。扁扁的像一块砖头，还有一个皮套。“文革”时，每当有“最高指示”发布，队里就会征用它， 一群人一路播放着从队里走到场部，好不拉风。

“ 1968年自己到西四丁字街买处理原件自己装五灯机”

这一句话勾起了我的记忆，我也去过西四丁字街。也是67-68年那会儿，不过那会已经不兴电子管的五灯机，而是二极管，三极管的半导体了。那会的半导体管很贵。分军品的和民品的。型号还永的是俄文字母坡，如坡-401，坡-402 等等。

看万维评论时间长了就知道了，谁和谁不对复，例如，南来客与鲁迅九就一直对着干。每次看都笑很长时间！

我家那两部半导体收音机比普通中华字典略大一点，有皮套，带伸缩天线。上小学的时候带过一次回校显摆，好“威水”。

@这两部五十年代末的日本无线电半导体收音机性能很好

在七十年代初，印象中也有一部，好像也是香港的亲戚带回来的还是老革命大伯特供的，忘了，日本产的。大概一个成年人巴掌大小，喇叭盖是金色的。

@隔壁远洋货轮大副陈叔叔家也有一部收音机，上海凯歌牌的。机上有个小窗，泛着绿光，

小时候见到邻居有一部电子管收音机，像今天的微波炉大小，也是“机上有个小窗，泛着绿光”，我还以为那就是传说中的电视机。

广州在无线电广播方面在解放后在技术上一直是全国前面，曾有最高的电视塔，最早的调频立体声广播，大概是因为广州相对富裕，且党中央也想在这里试点，也可以装点门面，毕竟是南大门，唯一的对外开放的窗口。

你一定是好学生！

我也听过“孙爷爷”讲“鸡毛信”之类的。

一直想拥有一台电唱机，无奈老爹不感兴趣。文革期间，一位当医生的堂叔奔赴四望嶂煤矿前，送给我张唱片，有胶板的，也有透明塑料的，趁着父亲在干校，我设法弄到工业票，买了台上海产的电唱机（一时忘了品牌，最流行的那种，大盒子），要连接收音机才能播放，费用好像八十来块，清理家中旧物给一个发小抱走了。大概也是怀旧。

京工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吗？

我并非和鲁九置气，瞅个空借题发挥戏弄他一番而已。

粮食困难时期前我祖母回国探亲，带了自行车、无线电收音机、以及大量食物（糖、牛油、饼干、面、炼乳等），分装在七八个大木箱，由十几个“古力”拖着平板车 ，浩浩荡荡运到沙面的家-如今星巴克。东西太多，不得不占用部分楼道。现在回忆起来，想来是我祖父在南洋听到风声。城市人口有粮食定量，一般不至于饿死，当年我没挨饿，全靠这些食品了。前几年回穗见到当年的邻居，大家都还记得我家的饼干。不说别的，有侨汇券都大不同，可以买好米富强面粉。

说起来，五十年代国内外在物质享受方面的差距还真不小。我 58 年回国之前所居住的东南亚小国，只有大约 18 万平方公里，人口四百多万。报社里有电子设备自不待言，外祖父家里也有一台木制立柜式，带唱机的收音机。收音机在中间，有两扇小木门，要打开来才能调频。

当然我们那时也算小康之家，比当地原住民的生活条件要好些。

我是听星星火炬开始广播，听孙敬修讲猪八戒偷吃人参果。我还给节目组写过一封信，还收到了回信。我家的一直是五灯机，市面上简陋点的是三灯机。1955年我爸爸分期付款买了一台红灯牌带唱机的，240块，从此不仅可以听广播，还可以听马连良，裘盛戎的京剧，周小燕的《小杜鹃》。我是京工无线电系的，1968年自己到西四丁字街买处理原件自己装五灯机，当接收到电台广播时候，很有成功感。1974年父亲买了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后来给了我，1978年电台有广播英语节目，我每天早上抱着收音机到厨房一边做早饭一边学英语。

你跟鲁九内个农村土鳖置什么气，他连什么是五灯机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