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有没有权威？答案是肯定的。中央为什么要有权威，中央的权威是先天就有，还是后天才有？

众所周知，我党是在苏联引领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党的一大纲领第三条说：“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苏维埃管理制度指什么呢？苏维埃管理制度的根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设计确立的。列宁主张，“全党要有统一计划，统一步调，统一行动，要有严格统一的纪律”，“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象军事纪律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中央有直接掌握每一个党员的绝对权力”，“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

由此可见，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党，其中央机关，对其它党组织，对全体党员，天生具有绝对的权威。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列宁创造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后，把遵循“民主集中制”作为加入共产国际的前提条件。在中共第一个党章，二大党章中，虽未使用“民主集中制”这样的字眼，但规定了“两个服从”：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二大党章还规定：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党的各级组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

所以说，二大实质上已经确立了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和纪律。与此同时，二大也确立了中央在党内的绝对权威，二大明确规定，中央的决议、指示、命令一经形成，各级组织、全体党员必须绝对地服从和执行。

此后到五大间的各个党章，都强调：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决议；必须坚决执行上级机关命令；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之最高责任。

1928年7月，民主集中制被正式写入六大党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其他支部一样，其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

1938年9月-11月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民主集中制作出了更简明的表述：“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一毛泽东提出的“四个服从”从此成为中共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坚持民主集中制，强调对中央权威的绝对服从，使我党成为一个组织严密，有铁的纪律，执行力强大，行动高效，“战无不胜”的政党。

民主集中制虽然名含“民主”二字，但它并未真实提供由广大党员决定各级领导人，决定中央构成的机制。民主集中制下领导人的产生决定于任命，而非选举。在党的选举中，人选是上级指定或推荐的，同时，选举结果必须由上级批准。因此，党的各级领导是由少数人，而非多数人决定的。党内领导层政治生活中的“少数服从多数”，是少数人中的少数，服从少数人中的多数。民主集中制实质上是“多数服从少数”，是少数人对多数人发号施令，并控制和主宰无数人。

为了使全党“统一计划，统一步调，统一行动，在严格统一的纪律下”运转，民主集中制强调“全党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也就是逐步落实、逐级贯彻实施中央指示。各级党组织的所有活动，其实都是围绕中央决策、指示展开的，各级党组织，全党党员没有独立性可言的，他们是中央执行、实施政策的驯服工具，党员和党组织对中央指示，没有不服从的权利，也没有纠错的能力。

中央的绝对权威在中共早期就制造了许多权力灾难。博古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甫到苏区就全面接管了党政军大权，他（以及他的朋友李德）几乎没有军事经验，却指挥千军万马，加速了红军的惨败；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空降”鄂豫皖，一众叱咤风云的革命家都要唯其马首是瞻（不否认张在党内也很有资历），白雀园肃反杀掉数千人，徐向前的妻子也不能幸免；中央权威的另一代表者夏曦，湘鄂西肃反杀死上万人，其疯狂无法形容，但无人能制止，无人敢反抗，包括根据地的创建者贺龙；忠诚执行中央命令的陈昌浩、徐向前，率领西路军忽而攻向新疆，忽而掉头东返，忽而就地发展根据地，未已再又向西。。。面对机动性远胜于己的马家军骑兵，陈、徐清楚服从中央权威的后果，却不敢自做主张，2万多西路军在茫茫河西戈壁反复折腾，终至全军覆灭。

中央权威可以决定千万人的生死，血流成河可以，但反抗中央权威不可以。在中央权威面前，人命，包括许继慎、段德昌、旷继勋、曾中生这些国民党想杀却杀不掉的一时之雄者的生命，西路军数万战士、妇女师战士的生命，轻贱如草芥。中央权威到底大不大？可以大到让“我们自己杀了不少自己的好同志。共产党杀的甚至比国民党杀的还要多”。

坚决服从中央决定，自觉呵护中央声誉，积极维护中央权威，是全体党员的纪律和责任。反对中央及其权威，不是普通错误，而是等同反党，后果很严重。高敬亭被处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反对中央”。当然，承认中央下达了处决命令或批准了处决申请，有损中央慈悲形象，进而有损中央权威。所以应判定，高敬亭是为某人所私杀，中央不仅没有批准，两位最高领导还为此大动肝火，蹉叹不已。

中央历来是有权威的，中央权威历来是不容触犯的。对国内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而言，中央的绝对权威也是勿庸置疑的。中央的权威是不是至高无上的呢？并非一直如此。43年之前，中央之上还有更大的中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中共必须服从总部-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共中央必须服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共产国际由苏联控制，形同苏联的传声筒，中共实际上在苏联领导之下。

共产国际起初以向各国派驻代表的方式领导各国共产党，后来改为在国际设立代表团，由各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本国共产党。因此，1931年11月至1937年11月间担任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的王明（陈绍禹）在这一期间是共产国际的代言人，和中共（中央）的领导者。从1923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到抗战中期，20年间（与共产国际电讯中断的长征期间除外），中共中央的每一个重大方针、政策、决定，要么本身是来自共产国际（即苏联）的指示，要么颁布前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至少贯穿在以下事件或环节中，并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其间的国共关系，反帝运动，北伐，农民运动，国共决裂（27年），全国性的暴动、起义，第一次国共内战，长征，西安事变及同时期的西路军河西作战，国共再次合作并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等等。共产国际的指示有些是英明的，有些也给不折不扣地执行指示的历任中共领导人带来了左倾、冒险，或右倾、投降的帽子。毛泽东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在不产生公然对抗的前提下，他敢于最大限度地贯彻自我意志，自我判断，并化国际指示为已用。毛泽东深刻掌握了“胜利者不受审判”的法则。共产国际不仅决定着中国历史的进程，还长期决定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任免和更替。

1943年5月，斯大林解散了共产国际，头上的婆婆没有了，有的只是老大哥。中共逐步摆脱了外部控制，中共中央的权威也趋于至高无上。

也许对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张闻天而言，中央权威不期而至，又在无可挽留下，或急或缓地转身别去；张国焘一度有希望战胜张（闻天）-毛（泽东）联盟，将这一权威据为已有，却因张浩的介入功败垂成。苏区的几度沉浮，让毛泽东深刻体会到中央权威的重要性。1945年4月-6月，中共召开七大，毛泽东思想被写入党章；在那之前，毛泽东还获得了对中共重大事务的最后决定权。毛泽东将中央权威与个人权威熔为一体，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拥有者，并将之一直保持到1976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