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有沒有權威？答案是肯定的。中央為什麼要有權威，中央的權威是先天就有，還是後天才有？

眾所周知，我黨是在蘇聯引領和幫助下建立起來的。黨的一大綱領第三條說：“本黨承認蘇維埃管理制度”。蘇維埃管理制度指什麼呢？蘇維埃管理制度的根本原則是“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列寧設計確立的。列寧主張，“全黨要有統一計劃，統一步調，統一行動，要有嚴格統一的紀律”，“共產黨必須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組織起來，在黨內實行象軍事紀律的鐵的紀律，黨的中央機關必須擁有廣泛的權力”，“成為一個有權威的機構”，“中央有直接掌握每一個黨員的絕對權力”，“只有這樣，黨才能履行自己的義務。”。

由此可見，按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起來的布爾什維克黨，共產黨，其中央機關，對其它黨組織，對全體黨員，天生具有絕對的權威。

1922年7月，中共二大決定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其一個支部，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列寧創造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後，把遵循“民主集中制”作為加入共產國際的前提條件。在中共第一個黨章，二大黨章中，雖未使用“民主集中制”這樣的字眼，但規定了“兩個服從”：全國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本黨黨員皆須絕對服從之；本黨一切會議均取決多數，少數絕對服從多數。二大黨章還規定：下級機關須完全執行上級機關之命令；黨的各級組織須執行及宣傳中央執行委員會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

所以說，二大實質上已經確立了民主集中制這一組織原則和紀律。與此同時，二大也確立了中央在黨內的絕對權威，二大明確規定，中央的決議、指示、命令一經形成，各級組織、全體黨員必須絕對地服從和執行。

此後到五大間的各個黨章，都強調：必須堅決執行中央決議；必須堅決執行上級機關命令；嚴格遵守黨的紀律為所有黨員之最高責任。

1928年7月，民主集中制被正式寫入六大黨章：“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其他支部一樣，其組織原則為民主集中制。”

1938年9月-11月間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對民主集中製作出了更簡明的表述：“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一毛澤東提出的“四個服從”從此成為中共最根本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

堅持民主集中制，強調對中央權威的絕對服從，使我黨成為一個組織嚴密，有鐵的紀律，執行力強大，行動高效，“戰無不勝”的政黨。

民主集中制雖然名含“民主”二字，但它並未真實提供由廣大黨員決定各級領導人，決定中央構成的機制。民主集中制下領導人的產生決定於任命，而非選舉。在黨的選舉中，人選是上級指定或推薦的，同時，選舉結果必須由上級批准。因此，黨的各級領導是由少數人，而非多數人決定的。黨內領導層政治生活中的“少數服從多數”，是少數人中的少數，服從少數人中的多數。民主集中制實質上是“多數服從少數”，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發號施令，並控制和主宰無數人。

為了使全黨“統一計劃，統一步調，統一行動，在嚴格統一的紀律下”運轉，民主集中制強調“全黨服從中央，下級服從上級”，也就是逐步落實、逐級貫徹實施中央指示。各級黨組織的所有活動，其實都是圍繞中央決策、指示展開的，各級黨組織，全黨黨員沒有獨立性可言的，他們是中央執行、實施政策的馴服工具，黨員和黨組織對中央指示，沒有不服從的權利，也沒有糾錯的能力。

中央的絕對權威在中共早期就製造了許多權力災難。博古作為中共中央負責人，甫到蘇區就全面接管了黨政軍大權，他（以及他的朋友李德）幾乎沒有軍事經驗，卻指揮千軍萬馬，加速了紅軍的慘敗；中共中央代表張國燾“空降”鄂豫皖，一眾叱咤風雲的革命家都要唯其馬首是瞻（不否認張在黨內也很有資歷），白雀園肅反殺掉數千人，徐向前的妻子也不能倖免；中央權威的另一代表者夏曦，湘鄂西肅反殺死上萬人，其瘋狂無法形容，但無人能制止，無人敢反抗，包括根據地的創建者賀龍；忠誠執行中央命令的陳昌浩、徐向前，率領西路軍忽而攻向新疆，忽而掉頭東返，忽而就地發展根據地，未已再又向西。。。面對機動性遠勝於己的馬家軍騎兵，陳、徐清楚服從中央權威的後果，卻不敢自做主張，2萬多西路軍在茫茫河西戈壁反覆折騰，終至全軍覆滅。

中央權威可以決定千萬人的生死，血流成河可以，但反抗中央權威不可以。在中央權威面前，人命，包括許繼慎、段德昌、曠繼勛、曾中生這些國民黨想殺卻殺不掉的一時之雄者的生命，西路軍數萬戰士、婦女師戰士的生命，輕賤如草芥。中央權威到底大不大？可以大到讓“我們自己殺了不少自己的好同志。共產黨殺的甚至比國民黨殺的還要多”。

堅決服從中央決定，自覺呵護中央聲譽，積極維護中央權威，是全體黨員的紀律和責任。反對中央及其權威，不是普通錯誤，而是等同反黨，後果很嚴重。高敬亭被處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反對中央”。當然，承認中央下達了處決命令或批准了處決申請，有損中央慈悲形象，進而有損中央權威。所以應判定，高敬亭是為某人所私殺，中央不僅沒有批准，兩位最高領導還為此大動肝火，蹉嘆不已。

中央歷來是有權威的，中央權威歷來是不容觸犯的。對國內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而言，中央的絕對權威也是勿庸置疑的。中央的權威是不是至高無上的呢？並非一直如此。43年之前，中央之上還有更大的中央-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作為共產國際的支部，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中共必須服從總部-共產國際的領導，中共中央必須服從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領導。共產國際由蘇聯控制，形同蘇聯的傳聲筒，中共實際上在蘇聯領導之下。

共產國際起初以向各國派駐代表的方式領導各國共產黨，後來改為在國際設立代表團，由各國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領導本國共產黨。因此，1931年11月至1937年11月間擔任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團長的王明（陳紹禹）在這一期間是共產國際的代言人，和中共（中央）的領導者。從1923年第一次國共合作到抗戰中期，20年間（與共產國際電訊中斷的長征期間除外），中共中央的每一個重大方針、政策、決定，要麼本身是來自共產國際（即蘇聯）的指示，要麼頒布前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批准。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指示，至少貫穿在以下事件或環節中，並發揮着重要作用：第一次國共合作，其間的國共關係，反帝運動，北伐，農民運動，國共決裂（27年），全國性的暴動、起義，第一次國共內戰，長征，西安事變及同時期的西路軍河西作戰，國共再次合作並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戰期間的國共關係，等等。共產國際的指示有些是英明的，有些也給不折不扣地執行指示的歷任中共領導人帶來了左傾、冒險，或右傾、投降的帽子。毛澤東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在不產生公然對抗的前提下，他敢於最大限度地貫徹自我意志，自我判斷，並化國際指示為已用。毛澤東深刻掌握了“勝利者不受審判”的法則。共產國際不僅決定着中國歷史的進程，還長期決定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的任免和更替。

1943年5月，斯大林解散了共產國際，頭上的婆婆沒有了，有的只是老大哥。中共逐步擺脫了外部控制，中共中央的權威也趨於至高無上。

也許對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張聞天而言，中央權威不期而至，又在無可挽留下，或急或緩地轉身別去；張國燾一度有希望戰勝張（聞天）-毛（澤東）聯盟，將這一權威據為已有，卻因張浩的介入功敗垂成。蘇區的幾度沉浮，讓毛澤東深刻體會到中央權威的重要性。1945年4月-6月，中共召開七大，毛澤東思想被寫入黨章；在那之前，毛澤東還獲得了對中共重大事務的最後決定權。毛澤東將中央權威與個人權威熔為一體，成為至高無上的權威擁有者，並將之一直保持到1976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