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促成逼蒋抗日，促成抗日统一战线，实现化日苏战争为中日战争等斯大林-苏联远东战略目标过程中，张学良居功至伟，宋氏家族的宋庆龄、宋美龄、宋子文等人也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本人的系列文章“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隐秘联络、合作”以大量事实证明：张学良是一个隐秘的红色代理人；宋庆龄的红色代理人身份早已被揭开；进一步的问题是：与张学良关系极为密切的宋美龄、宋子文，是否与张学良，与他们的二姐有着相同的隐秘身份？他们对张学良、宋庆龄的众多配合、协助，是被利用，还是同样在履行使命？

1925年1月底，奉系大将张宗昌（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任镇威军第二军副军长，战后任宣抚军第一军军长）率领的远征军跃马长江，挺进上海。2月初，张宗昌与孙传芳（时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妥协，双方签订“江浙二次和约”，相约“浙军退松江，奉军退昆山，上海永不驻兵”。5月，应上海总商会所请，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同意在上海设立独立于江苏省的自治市，此举一定程度上使上海处于无政府状态。

自治市设立当月，上海爆发“五卅运动”，5月30日，发生死13人，伤数十人的“五卅惨案”。经张学良本人向张作霖（再三）要求，老张派小张率一支约2000人的部队乘津浦路列车南下上海，调查“五卅风潮”、“五卅惨案”，调停中外冲突、维持秩序。6月中旬，宋美龄先在上海北站的欢迎人群中进入张学良视线，当晚又现身美国上海领事馆招待张学良的鸡尾酒会，与张学良相识、共舞，用英语交谈。张学良本人的英语相当过硬，但他仍以“初识”的宋家三小姐宋美龄为其英语翻译，张在宋陪同下出席各个外交场合，“虽只短短旬日，然尽显风华，折冲樽俎于华洋各方，敢向外人兴师问罪，勇为同胞报仇雪耻，谱写了一篇爱国主义华章”。在沪期间，张学良与宋美龄频频约会，二人成双结对，共同出入上海社交界，相处非常愉快，从此“结下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友谊”。张学良、宋美龄的上海“初遇”可能只是戏剧性的偶然邂逅，也可能是事先安排好的，二人的频频约会，可能是同志间的碰头。在沪搭档出席外交场合，是张学良、宋美龄默契合作的开始。

破解张学良、宋美龄身份隐秘的一把关键钥匙是著名红色特工阎宝航，阎宝航是张学良与宋龄的重要联络纽带之一，他是从张学良身边来到宋美龄、蒋介石身边的。

“1995年11月1日，俄国驻华使馆举行了一个特别的仪式。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向肃然而立的人们宣读了叶利钦总统签署的授予阎宝航及他领导的情报小组成员阎明诗、李正文同志以“伟大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章”的命令。罗高寿大使评价说：‘阎宝航同志1941年6月16日提前向苏联提供了关于德军进攻苏联日期的准确情报，在二次大战最后阶段在苏军对日作战前提前向苏联提供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详细军事部署资料。这两件事将载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

罗高寿提到了阎宝航对苏联的两项重大功绩。关于第二项功绩，身在抗战大后方重庆的阎宝航如何能获得千里之遥的关东军东北详细军事部署资料呢？按流行的说法，有关部署资料（包括关东军陆海空军的部署、设防计划，要塞地址，兵种、武器，翻译人数、将领姓名等）是阎宝航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借阅得到的；阎宝航怎么知道第三厅有上述资料呢？按流行的说法，是第三厅副厅长钮先铭透露给阎宝航的。不难判断，以上流行说法其实是编造的谎言。何以见得？抗战结束前，国民党从未统治过东北，“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统治者一直是张氏父子，“东北易帜”名义统一后，东北仍是张学良的天下，东北的官员都是张学良任命的，军队都在张学良控制之下，张学良不容中央插足东北事务，国民政府从未向东北派出过一官一卒（除了几位名义上的中央政权驻东北代表），不仅军务、政务，就连东北的国民党党务工作也完全由张学良及其心腹把持。国民政府在东北的情报体系、人脉资源一片空白，绝不可能先于张学良的东北军系统获得关东军军事部署资料；可以断定，相关军事部署资料一定来自阎宝航的前东北同僚，“九·一八事变”后奉张学良指示以“汉奸”身份潜伏在伪满洲国与日本周旋的前东北军高级官员张景惠、藏式毅、邢士廉、于镜涛等人。

相比上述两项功绩，阎宝航的成名之作对苏联的贡献更为巨大。1929年10月底、11月初，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三届太平洋会议上，时任“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的中国代表阎宝航，与另一位中国代表，同为张学良核心幕僚的王卓然等人抛出了“田中奏折”，在会场上向各国代表散发这一伪造之作的英文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田中奏折”有中文版、英文版，却没有日文版）。阎宝航、王卓然等人在京都抛出“田中奏折”时，正值中苏中东路事件后期，苏联红军正对西线满洲里、札兰诺尔（今扎赉诺尔）的两支东北军孤军梁忠甲（时任中东铁路西线护路司令）第15混成旅、韩光第第17混成旅发动最后的猛烈进攻，这两只部队自8月苏、中开战以来未得到张学良一枪一弹一卒的支援，“田中奏折”抛出后的11月中下旬，第17混成旅、第15混成旅先后被苏军歼灭，韩光第、所部两个团长及全旅官兵几乎全部战死，梁旅数千官兵弹尽被俘，梁忠甲释放回东北后被谋杀（伪装成煤气中毒死亡）。在应当积极谋划反击苏联入侵，解救梁、韩两旅官兵的时刻，张学良、阎宝航、王卓然等人却在煞费苦心地为苏联做舆论善后工作。“田中奏折”的抛出让国人淡漠了一万东北将士的战死，奏折中“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等措辞深深刺痛了无数中国人的神经，因苏联入侵而高涨的中国国内反苏舆论迅速被反日狂潮所替代、所淹没。“田中奏折”成功转移了视线和仇恨焦点，给中日关系打上了一个难解的仇结，摧毁了两国间的互信。关于张学良与苏联合演中东路事件双簧戏（延续苏联中东路控制权），及张、苏联手炮制《田中奏折》的有关细节、有关分析，可参阅：
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隐秘联络、合作（中）

伪造、抛出“田中奏折”，使中日成为死敌，并一步步走向全面战争，阎宝航（、张学良）这一对苏联巨大贡献，罗高寿无法宣之于口，各种文章也每每回避或不予深究。

1995年11月1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追授阎宝航及阎领导的“奉天情报组”“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勋章”，表彰他（他们）对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所做的杰出贡献时，代授勋章的罗高寿还称赞道，“阎宝航的功绩可以同苏联著名的情报人员佐尔格相媲美。。。阎宝航的功绩是俄罗斯人民的宝贵财富。”

这不是对友人的赞誉，这是对自己人—前苏联间谍们的褒奖，是对张学良的不明言的授勋。“奉天情报组”的真正领导人和首功之臣是张学良，阎宝航只是张学良情报组的核心成员之一。

张学良、阎宝航们的功绩是“俄罗斯人民的宝贵财富”，却是中国人民的没顶之灾，张学良、阎宝航们的勋章，是无数中国人鲜血、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张学良、阎宝航们伪造、抛出“田中奏折”，摧毁中日互信，激化中日矛盾，激发中日全面战争，用中国人的尸山血海将日军拖在了中国，用中国人的血肉长城保障了苏联东线的安全，将日本长期准备的对苏战争化于无形。崔可夫元帅《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一书中写道：“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又无可争辩的事实。”

众所周知，阎宝航加入中共后并不归地下党组织领导，他是周恩来亲自单线掌握的“特殊人物”，其职责是做“国际情报”。那么，是谁把阎宝航安插到国民党要害部门的？是周恩来吗？不是。阎宝航与周恩来首次谋面是在“七七事变”后的1937年8月，周恩来与朱德、叶剑英代表中共赴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国防会议期间，而早在1934年10月，阎宝航就已经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了，早在1929年，阎宝航就与张学良，与苏联人联手炮制，并亲自抛出《田中奏折》了，早在1916年~1918年间，阎宝航就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与“一生挚友”张学良相识了。

把阎宝航安插到国民政府要害部门的人，是张学良、宋美龄。

1934年5月，蒋介石实际控制的“复兴社”与张学良实际控制的“复东会”合并为“四维学会”，“复东会”的重要创建、领导者阎宝航作为张方代表成为“四维学会”的15名理事之一。

“四维学会”成立后，全体理事到南昌面谒蒋介石，宋美龄与阎宝航见面，邀其出任蒋、宋共同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促进委员会的总书记(后改为总干事)。阎起初婉辞不就，宋美龄又与蒋介石共同约见阎宝航说，“新生活运动是社会运动，是为抗日作准备”，表示要对阎现在所做的抗日工作给以援助。7月，阎就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一说“新生活运动”的总会主任干事为熊式辉）。10月，阎宝航获得了最重要的一个职务，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抗战爆发后，阎宝航又担任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这两个职务使阎宝航可以接触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核心机密。

注：阎还身兼国民党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理事、大明实业公司总经理等职务；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先后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陪都劝募公债运动主任干事。

半个世纪后，阎宝航的亲属这样回忆：“阎宝航认为情报工作如大海捞针，除抓住重要关节展开活动外，为广泛搜集情报，他无时无刻不活跃在一切可能利用的场合。有时他以富商大贾的身份，西装革履出现在美军俱乐部的舞池；有时打着V字手势搭乘美军汽车；有时又挽起袖子和国民党军官聚会在赌场。有一次地下组织的情报送迟了，误了接头时间，阎宝航就利用警方拦住郊线客车进行检查，亲自把情报交给在车上的我方交通员。”

1934年冬，得知（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把负责支援东北、华北抗日工作的中共党员张希尧（1933年入党）等6位同志逮捕，阎宝航立即找到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推行股长邵华并说：“北平党部逮捕的那几个人，是我的东北老乡，他们一直跟着我搞救亡工作，他们在北方的活动是按我的指示搞的，请你转告中统副局长徐恩曾先生。”不久，张希尧等人获释。

1935年11月，阎宝航又得知，华北冀政务整理委员会，把一批青年列入黑名单，交给日本驻天津司令部，他亲自去找中统头目贺衷寒交涉，贺诿责于华北当局，称与他无关。阎宝航问道：“华北当局是你们中央政府的一部分，（他们）把抗日青年出卖给日本人，而你们中央政府不问不管，你们是什么政府？”由于他的严正抗议，这批青年免遭罹难。当东北抗日联军代表李延禄（中共党员，1931年7月入党），在沪、宁等地与各界爱国人士接洽援助东北军代表事宜，受国民党跟踪、限制时，阎宝航也亲自出面交涉，使其免遭迫害。

阎宝航来到了蒋介石身边（阎曾和蒋介石共用一个大办公室），成为蒋、宋夫妇的红人，打入国民政府核心军事部门，广交国民党CC系、军统、黄埔系、政学系等各个“派系”、“山头”的朋友，与陈立夫、戴笠、康泽等人建立“特殊关系”，巧妙周旋于冯玉祥、孙科、张群、于右任等要人、名流之间，长袖善舞、纵横捭阖，成为戴笠（戴与张学良也是结拜兄弟）、徐恩曾、贺衷寒等军统、中统特务头子“高看一眼”、“礼让三分”的人物，正是张学良、宋美龄共同布局的结果。

帮助张学良、张治中、阎宝航等人获得蒋介石信任、重用，为他们提供保护伞、护身符及各种便利，不着痕迹地与其它红色代理人、红色特工、红色人员配合、协作，是蒋夫人宋美龄被忽略的真实人生写照。

阎宝航的身份极度隐秘，按目前已公开的说法，阎宝航是1937年9月加入中共的。15年后的1952年，中共中央批准阎宝航在外交部内部公开中共党员身份（阎时为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主任为王炳南），但仍不向社会公开他的党员身份。阎宝航应该是由国际党员转为中共党员的，阎成为联共（布）或俄共（布）党员的时间不会晚于1929年10月，即不晚于他参与伪造、抛出“田中奏折”的时间。

在国民政府时期如鱼得水、左右逢源、风光红火的阎宝航在中共建政后未获重用、未授军衔，文革中被打成“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成员，“现行反革命分子”，惨死秦城监狱，“不通知家属、不留骨灰、不留遗物”。阎有此遭际并不奇怪，他不是知根知底的中共“自己人”，他本是中共系统之外的苏联间谍，是毛泽东最猜忌的一类人。

阎宝航是照出张学良、宋美龄隐秘身份的一面镜子；从张学良身边来到宋美龄、蒋介石身边的人，除了阎宝航，还有澳大利亚人端纳，端纳是解开宋美龄隐秘身份的另一把关键钥匙。

端纳行事极为谨慎周密，但可由“全程陪同了张学良旅欧”这一情况判断出端纳的隐秘身份。

1933年3月11日，因热河不战沦陷，张学良通电下野，翌日飞抵上海。33年4月11日，张学良、于凤至、赵一荻（、端纳）一行从上海出发，乘船前往意大利，开始了历时八个月的欧洲之旅。

张学良旅欧期间做了一些非常隐秘，近几年才被披露的事情。

1933年5月，黑龙江望奎县人，留学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英国共产党党员、中国语言组书记于炳然（原名于斌，有些文章称其为余斌）与时在意大利的张学良建立了联系，7月下旬，张学良、于炳然在伦敦见面并共进晚餐，之后两人多次相聚长谈。孙果达教授《西安事变最大的未解之谜——张学良秘密访俄？》一文说余斌当时和张学良一起同住了整整一个月。1934年8月，已回国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的张学良致信于炳然，说已为他办好了赴苏联留学的手续。于炳然赴苏前联系了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1934年10月抵达莫斯科后，于炳然与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明多次接触。一直到西安事变后的1937年3月，于才奉命回中国，这一指示应该来自王明，于回国的原定工作与巩固东北军中的党组织有关。于炳然应该是以“留学苏联”的名义担任张学良的常驻莫斯科代表，张与苏联、与王明的联络人。

孙果达教授《西安事变最大的未解之谜——张学良秘密访俄？》一文还披露，1933年10月中旬（结束与于炳然的“同居”之后），张学良从瑞典秘密前往赫尔辛基，在绝密的情况下会见了苏联公使‘斯坦因’，随后又飞赴列宁格勒。张学良从未对外提及秘密访问列宁格勒一事，他谎称苏联拒绝了自己的访苏要求，《张学良年谱》中的相应描述是：“10月14日乘飞机赴芬兰访问。访问芬兰后本拟访问苏联，经联系，因于某种原因，苏不予接待而作罢。在结束对芬兰考察后，仍飞回伦敦。”

张学良无法对全程陪同自己旅欧的端纳隐瞒他与苏联、共产国际的绝秘接触，特别是与于炳然的长期相处；只有绝对信任端纳，完全把他看成自己人，才会让其全程陪同自己旅欧。一个外国人能够获得张学良绝对信任，只有一种可能：端纳是张的同志，端纳与张学良有着相同的隐秘身份—联共（布）党员。

据有关资料，不晚于1928年夏秋，端纳已成为张学良的政治顾问，并参与了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决策。在与苏联的关系不能公开的情况下，实行“易帜”，与苏联烙印深入骨髓、反帝特别是反日情绪根深蒂固的国民党“统一”、合作，是秉持极端反日立场的张学良生存的必然选择、最佳选择。在张学良-苏联的中东路事件双簧戏中，端纳应该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参与了“田中奏折”的伪造。

1934年1月8日，由欧洲回国的张学良在端纳陪同下抵达上海。张回国后即发表公开谈话，宣称拥戴蒋介石为最高领袖，倡言仿效德、意法西斯主义，实行领袖独裁，武力统一中国。以此番言论博得蒋介石欢心的张学良迅速重获兵权。2月，张学良被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蒋介石）职权，翌年3月又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仍驻节武昌，继续主持华中地区军政事务）。张学良并不信仰法西斯主义，张的真正信仰一直是共产主义，张多年前就以黎天才为师；约在1932年，他又以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马列专家潘文郁（潘东周）为师；驻节武昌后，张学良仍对共产学说、马列著作勤学不辍。张当时家住武昌徐家棚，办公地为望山门原两湖总督衙门，两地车程约40多分钟，张学良常要两位老师潘文郁、吴雨铭随车讲课。潘文郁、吴雨铭两位“前共产党人”当时都是鄂豫皖剿总特务机构—机要处的中校秘书，机要处少将处长则是张学良首席幕僚，李大钊曾经的左右手黎天才（即李渤海）。

关于黎天才的更多情况，可参阅：
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隐秘联络、合作（上）

关于潘文郁、吴雨铭的更多情况，可参阅：
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隐秘联络、合作（下）

张学良回国后不久，宋美龄把端纳要走，以之为自己与蒋介石的私人顾问。有说法称，宋美龄把端纳要到身边，是让端纳帮助她处理与“新生活运动”有关的信件和报告。这只是托辞而已。在担任张学良政治顾问前，端纳还做过孙中山和两广总督张人骏的顾问，端纳不是，宋美龄也不会让端纳做处理信件、报告等俗务的办事员。不难推测，宋美龄把端纳从张学良身边要到自己和蒋介石身边，真实目的应该包括：
1、进一步拉近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
2、以端纳为她和张学良的（阎宝航之外的又一）联络人；
3、以端纳为她在蒋身边的帮手，唱和、配合者，宋美龄自己不便说的话，可以先由端纳之口道出，宋再予以呼应，以更有效地影响蒋的决策；
4、端纳也将是苏联-斯大林埋在蒋介石身边的另一只耳目，另一颗钉子。

为什么斯大林对蒋介石认识非常深刻，判断极为准确，对蒋“充满信心”？因为斯氏在蒋的身边布下了宋美龄。

张学良旅欧回国后迅速再获要职、重掌兵权，固然与他用“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等言辞取悦蒋介石、骗取其信任有关，但也不应忽略宋美龄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其机要秘书、马列老师潘文郁向中共北京特科输送大量机密情报，事泄后张本人不受任何影响；在鄂豫皖指挥十几万大军假剿共，对数千红军屡战屡败，不仅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反而在1935年9月得到了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命--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获得了救红军于危亡的绝佳机会，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对张学良不加防范。。。凡此种种，不会与宋美龄的枕边风无关。

张学良被任命为鄂豫皖“剿总”副总司令的当月，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宋美龄共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这一运动是宋美龄先提议，而后获得蒋介石共鸣的。通过怂恿并与蒋介石共同发起“新生活运动”，宋美龄获得了众多参政、干政的机会，她之后又不断扩张着自己参政、干政的机会。宋美龄通过“新生活运动”提高妇女地位，首先被大大提高的是其本人的政治地位，她不再仅仅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参政、干政之过度，在民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