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张学良为什么诛杀杨宇霆、常荫槐？

有多少张作霖“旧臣”死于张学良之手？

1月11日清晨，张学良把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臧式毅、郑谦、孙传芳等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委员请进大帅府，宣布了对杨、常的处决。

张学良命郑谦（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部秘书长）到另一房间草拟电报，以报告南京，并昭告东北各县市。郑谦两眼呆直，提笔良久，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过了一会，郑谦将笔丢下，起身要走，高纪毅将其拦往并警告：“从现在起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郑谦只好重新坐下，但依旧呆若木鸡，久久未能动笔。最后改由刘鸣九（张学良机要秘书，前镇威军第三、四联合军团司令部秘书处处长）执笔将电报稿拟好。这时始将杨、常尸体用地毯包裹抬出从老虎厅，用汽车送到奉天城南风雨台姜庙（杨宇霆为纪念姜登选修的庙）装棺，供杨、常亲友吊祭。

杨、常被杀后的第18天（1929年1月28日）郑谦也突然身亡（也有死于4月之说），死因的流行说法有病故、吓死两种，他更可能是被张学良杀死的。郑谦应该是常、杨提议设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一事的知情者，他当时兼任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而且，1924年9月“奉俄协定”（“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政府与苏维埃社会联邦政府之协定”）的奉方签字人，就是郑谦，签署“中俄协定”、“奉俄协定”后，苏联如愿以偿，得以以沙俄继承者的身份进入东北接收中东铁路资产，经营、管理中东铁路（两个协定规定中东铁路为中苏合办共管）。常荫槐、杨宇霆很可能事前就设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一事征求过郑谦的意见，得到了郑的支持，他们两人10号下午请求张学良批准提案时，很可能也转述了郑谦的意见。郑谦不难判断出张学良杀杨、常的真实目的、动机。

和杨宇霆、常荫槐一样，郑谦也是多年追随张作霖左右，极得张作霖信任、倚重的奉系“肱骨重臣”。郑谦原是张作霖亲家鲍贵卿（1917年7月~1919年7月任黑龙江督军）的秘书长（黑龙江督署秘书长、黑龙江省政务厅厅长），后被张作霖“抢到”自己身边，并于1922年任命郑为东三省保安司令部秘书长（首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为张作霖，张任安国军总司令后由吴俊升继任前职），郑谦随后又历任安国军司令部秘书长、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府秘书长，1922年后张作霖不同任职时期的秘书长，一直是郑谦，这充分证明，郑谦是张作霖最亲信的人。郑谦曾与杨宇霆搭档治苏，1925年8月底，经张作霖举荐，杨宇霆被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任命为江苏军务督办，此前的1925年2月，郑谦被任命为江苏省省长。

作为张作霖的核心助手，杨宇霆、郑谦、常荫槐三人多年来深度参与了奉系及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众多重大内政、外交事务（包括对日、俄的外交交涉），对政事、对官场、对张学良知情极深、极广。这三个异路人都是张学良在东北暗中通苏、联苏、利苏，推行反日政策的绊脚石，也是张学良红色代理人隐秘身份和政治安全的巨大威胁。

11日清晨，孙传芳也被张学良召入大帅府。张学良对他说：“馨远（孙传芳字），我又放了一炮，邻葛（杨宇霆字）和瀚襄（常荫槐字）被我处决了。”

孙传芳内心无比震骇，但他强作镇定，大拇指一伸说：“英雄，英雄！要想做大事，不杀几个人行么？杀得好，杀得好！”

回到家中，孙传芳对夫人周佩馨说：“杨常被张学良杀了，我很危险，奉天待不了了，你留在奉天，我马上离开奉天去大连。” 次日清晨，孙传芳乘早班火车孤身逃回大连（1928年6月初孙传芳在北京宣布下野后避居大连，后被张学良“请”至奉天。旅顺、大连时为日本租借地）。

孙传芳与张学良的两大死敌张宗昌、杨宇霆都很亲近。

1926年10月中旬，浙江省长夏超易帜倒戈，孙传芳虽于当月下旬迅速击败、处决夏超，但后院起火使孙军在江西的战局优势被逆转。11月上旬，孙传芳主力在九江、南昌连遭北伐军重创，孙传芳败出江西。11月中旬，孙传芳乘津浦路火车北上天津，先见张宗昌，再由张宗昌陪同、引介拜会张作霖，得到后者原谅，与奉系化敌为友。1926年冬至1928年春期间，孙传芳、张宗昌在苏、皖、鲁、直等省共同对敌北伐军，二人常联署办公、并肩作战，相处融洽、惺惺相惜。

孙传芳与杨宇霆也走得很近，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中说，“孙传芳白天在帅府办公，晚上则在杨宇霆家中打牌（张学良在大帅府内给孙传芳设了一个‘孙联帅办公室’）。”

孙传芳与张学良政治立场势不两立的程度，比之杨宇霆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由于张学良非常注意掩饰、模糊自己的政治立场，所以杨宇霆、孙传芳、张宗昌等人对张学良的深重敌意、杀机都缺乏清醒的认识。张作霖反苏反赤政策最坚定、最具实力的支持者首推张宗昌，其次就是孙传芳。1926年11月底，孙传芳、张宗昌领衔通电，率十五省军政长官拥戴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领导北洋各系对抗苏联扶植的国民党北伐军；1927年6月中旬，孙传芳、张宗昌又联袂入京，强烈反对南北议和（张学良是和谈的力主者，但国民党的和谈方案是不对等的，其基本和谈条件是北方必须服从三民主义并易帜，等同于要求北方归顺、投降），力主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国家元首），以领导北方各省抗衡南方的两个国民政府（当时宁汉分裂，同时存在南京、武汉两个国民党建立的国民政府），对抗北伐军。

1月11日（杨常被杀次日），张学良发表通电，通告“杨常事件”，通电中宣布的杨宇霆罪状包括“现远因则酿成战祸之罪魁；观近因则破坏和平之祸首，论其罪状，不独害我东省，实害我中华。”张宗昌、孙传芳对抗北伐军之坚定、不妥协的程度，远胜杨宇霆，安给杨宇霆的罪名，更适用于张宗昌、孙传芳，同样更适用于张作霖（北伐与对抗北伐，孰为破坏和平？张学良的逻辑是，“酿成战祸之罪魁”不是苏联扶植的北伐者、不中止北伐者，相反，抵抗、对抗北伐者才是“破坏和平之祸首”），当然，刚刚杀死杨宇霆、常荫槐的张学良未必会立即对孙传芳下手。

孙传芳暂时逃出生天，但7年后，他还是未逃过谋杀，透过直接刺杀者施剑翘（施谷兰）及帮助施完成刺杀的人，隐约能看到苏联-共产国际势力的身影。施与冯玉祥有很深的渊源，（40年代）执行过周恩来安排的任务，她还与多位隐秘红色代理人有过往来。1932年9月张宗昌陨命济南火车站，1935年11月孙传芳血溅天津居士林佛堂，都是精心设计的以私人仇杀为掩护的政治谋杀，两个明面上的刺客，一个是养子（张宗昌所杀的郑金声养子郑继成），一个是养女（孙传芳所杀的施从滨养女施剑翘）。孙传芳被杀案幕后情况仍迷雾重重、扑朔迷离，相比之下，张宗昌被杀案的脉络则已非常清晰，韩复榘并非真正的主谋，他只是谋杀的济南布局人，真正的全局主谋是济南设局者韩复榘、石友三背后坐镇北京的二人的上司张学良，最需要致张宗昌于死地，以绝后患的，同样是张学良，而不是韩复榘、石友三或郑继成。对张宗昌的谋杀经过了周密策划和耐心准备。张学良1931年秋冬之交将流亡日本的张宗昌诓到北京（时称北平。张宗昌到达北平的时间为31年11月初，赴津、京前张在大连住过几个月。张宗昌是接到张学良所发电报后赴北平的。），将其先养起来（唐德刚著《张学良口述历史》中说，那时张学良一个月给张宗昌三万块钱，让他好好待着，等中国和日本打起来，去东北组织游击队）；1932年7月，张学良在北平召集华北军事会议，韩复榘与会期间上门拜谒张宗昌，拜张母侯氏为干妈，与张宗昌结为把兄弟；8月，韩复榘将张宗昌诓到山东；在张宗昌返北平前的饯行宴上，石友三骗走了张宗昌随身携带的防身手枪；9月3日晚，在济南站杀死张宗昌的致命一枪不是明面上的刺杀者，持手枪的郑继成、陈凤山射出的，那是一颗步枪子弹，致命一击来自暗藏的步枪杀手。

如果张宗昌是张学良要保护的人，韩复榘、石友三敢设局杀他吗？

注：张宗昌被杀时张学良是韩复榘、石友三的上司。1931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平行营改组为北平绥靖公署，副总司令张学良（原辖八省三市）改任绥靖公署主任，仍然手握华北五省（热、察、绥、冀、晋）三市（北平、天津、青岛）军政大权（原辖包括东三省在内的八省三市）；1932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宣布北平绥靖公署改组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9月1日正式成立），张学良任副委员长、代理委员长（委员长由蒋介石兼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统辖华北六省（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热河）二市（北平、天津两特别市）军事（军政、军令、国防、绥靖等）事务。

张学良对谋杀张宗昌的介入很隐蔽，从准备（邀张宗昌至北平）到实施谋杀等待的时间相当长；张学良与张宗昌的过往恩怨及政治上的势同水火也很少有人关注、提及，几乎没有人怀疑过张学良与张宗昌之死的关系。

张学良内心对张宗昌极为仇视。西安事变前的1936年11月下旬，极力煽动立即对日作战，频频给各地军事实力派发电报的救国会（全名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的外围组织）“七君子”被逮捕，张学良飞洛阳请蒋介石释放七君子，被蒋拒绝后，张作愤怒正义状质问蒋介石：“你这样听不得劝谏，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主动与日本开战，将日本长期计划、准备的日苏战争转化为中日战争，用中国人的尸山血海把日本拖在中国，确保苏联东线的安全才是从善如流，才是开明，才是爱国吗）

张学良1927年就明确计划除掉张宗昌，消灭其部队。27年夏，张学良、韩麟春率安国军三、四联合军团从郑州撤退到黄河以北的新乡。在中原战事的暂歇期，张学良制定了“新乡兵谏计划”（张学良在“滦州兵变”、“西安事变”之间策划一个兵变计划），计划与阎锡山、孙传芳联手，消灭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军，同时由北京的亲信禁锢张作霖，逼其下野（张学良曾派奉军炮兵司令邹作华赴北京向其另一亲信，负责京畿警备的高仁绂传达该“兵谏计划”）。孙传芳与张宗昌、张学良都换过兰谱结过拜（张学良、张宗昌也结拜过），实力已大损的孙传芳两边都不想得罪，也谁都得罪不起（他内心应该更倾向于张作霖、张宗昌）。因为某些原因，兵变一直未发动，大约在10月之前，孙传芳将“兵谏”一事委婉透风给了张作霖（透露的应该是淡化处理后的局部信息），已焦头烂额的老张将小张召至北京，臭骂了一顿便了事（张学良有可能将兵谏计划栽赃到了韩麟春头上）。“新乡兵谏计划”未实施的原因应该是有了更可靠更隐秘更干净利落的替代方案--“皇姑屯爆炸谋杀”计划。关于“新乡兵变计划”的详细介绍，可参阅：
张学良弑父调查（中）

奉军自京津北撤时（张作霖被炸死前后），张学良派胡毓坤（时任安国军第四方面军团第十六军军长，一说为第十七军军长）率部扼守滦河，将垫后位置的张宗昌、褚玉璞直鲁军残部（连家属共约六、七万人，但仅有两万多条枪）堵在滦河以西的唐山、滦州（今滦县）一隅，不准其东渡出关容身。28年9月初，北伐军白崇禧部对直鲁军发起攻击，张部无奈之下以家属开道，强行冲过滦河铁桥向昌黎、秦皇岛进军，张学良随即派早已候命的重兵（于学忠、王树常、戢翼翘、富双英四个军）入关，与白崇禧部对张、褚残部前后夹击，张宗昌被迫离开部队，孤身乘小船逃往大连，后流亡日本。

张宗昌和孙传芳都是民国北京政府（安国军政府）末期的重要领导人，曾同为安国军副总司令，是张作霖的两大副手，他们对张学良知情太多，他们有可能接触到了张学良通苏、弑父的线索、证据。

1932年1月17日晚，张宗昌曾在北京私邸招待新闻界，还请了旧戏班子现场表演助兴。张宗昌当晚发表讲话说：国难严重，殊堪痛心，日本约我去东三省做皇帝，本人誓不做卖国贼，设法逃脱出大连，来北平做一百姓。国家养兵数百万，关外一枪不放，失地数万里，究有何用？各派门户之见太深，太重私利，不顾国家，致不能统一御侮，望舆论界主持正义公道，如有再发起内战者，应予以攻击。如果国家无内战，我张宗昌也可卖卖老，拿回东三省来。现在一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而国家丧地，责任竟无人负，权利尽在党员，义务乃在四万万人民，能算天下为公吗？望全国舆论界统一以国家为前提，主持公道正义。

这番话得罪了太多活人、死人，包括张学良、孙中山，包括整个国民党集团，后者将乐见张宗昌的死亡。

张宗昌是国共两党共同的敌人。为证明北洋的反动，标榜孙中山、国民党、北伐的正义，自国民党时代就已开始对北洋人物加以系统的诬毁，张宗昌是被丑化、黑化最严重的北洋要人。张宗昌有两项重要反动、残暴罪名：杀害报人邵飘萍、林白水。事实上，处决邵飘萍的决定是张作霖、吴佩孚共同作出的，邵深度参与了李大钊策动的反奉活动，包括“滦州兵变”；杀林白水的真凶同样不是张宗昌，而是潘复，潘复抢在张宗昌放人手令到达前派人私杀了林白水。潘复的真正后台不是张宗昌，而是张学良，潘复后来官至北洋政府末代国务总理，也是因为张学良，张宗昌重用潘复（任命其为山东督署总参议），是在讨好张学良。各位读者可以网搜并阅读一下张宗昌部下丁治磐先生及张宗昌女儿张端的有关回忆书籍、文章，与广为流行的张宗昌“故事”作个比照。

张学良也是张宗昌长期副手褚玉璞（曾任直隶军务督办兼直隶省长）被杀的幕后主使人。褚是被占据胶东的前部下刘珍年先软禁后杀死的，死亡时间有1929年（8月20日）、1931年两种说法。褚玉璞被杀前，张学良曾派人赴胶东，假意劝说刘珍年放人，实则授意、催促刘下手杀人。如果张学良真的要救褚，小小的刘珍年绝不敢忤逆张命私自杀害褚玉璞。

左起：褚玉璞、张宗昌、张学良

1928年6月4日清晨在皇姑屯（站东三孔桥）炸死张作霖和奉系二号人物吴俊升的真正的凶手不是日本人，而是苏联和张学良，皇姑屯事件是张学良与苏联共同策划、精心布局，里应外合联手制造的。苏联、张学良同时是皇姑屯事件的两个最大受益者，苏联除掉了其在中国的头号死敌，张学良则将政治立场与自己格格不入的生父取而代之。张作霖、吴俊升是张学良代父主政的头号、二号障碍，坐镇奉天（沈阳）的吴俊升本来不会死在皇姑屯，但张学良心腹周大文（时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府电务处长）给吴俊升发了一封电报，吴俊升接电报后便从奉天南下山海关远迎张作霖并陪张作霖北上，进入了张作霖的死亡车厢。皇姑屯事件一个月后（7月3日），张学良接任吴俊升死后空缺出来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一职，名正言顺地成为东北最高军事、行政长官，代父主政东北。张作霖是日本在中国的头号盟友，张与时任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是日俄战争时结识的多年好友，即使奉、日双方存在某些分歧，即使日本对张作霖不完全满意，即便张作霖有对日不履约之举，双方也依然是遇事可以商量，问题可从长计议的朋友关系，日本怎么会愚蠢到杀死自己最重要、最稳定的盟友，与奉系结仇，帮自己的死敌苏联和一向仇视日本的国民党除掉死敌，让二者拍手称快呢？日本与中国的反苏亲日势力是皇姑屯事件的两大输家。如果日本是杀害张作霖的真凶，张学良为什么从未向日本发出公开指控，甚至从未对皇姑屯事件进行调查？如果张学良真与日本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从沈阳、锦州到热河，张学良会一次次地不战弃地，一次次地不抵抗吗？关于张学良与苏联合谋制造皇姑屯事件的更多分析，参见
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隐秘联络、合作（中）
及
皇姑屯谋杀内奸分析

据说，孙烈臣曾预言：将来杀戮自家人的事情只有少帅做得出来。张学良1925年就开始了对“自家人”的杀戮，第一个遇害的奉系高层是25年11月下旬在滦州兵变中被杀的镇威军（奉军）第一军军长、安徽军务督办，不久前被任命为第四方面军（也称第四军团）军团长的姜登选。直接下令杀姜登选的虽是郭松龄（张学良副手，时任奉系精锐“津榆驻军”副司令兼第十军军长，司令为张学良），但我强烈认为郭的杀姜之举出自张学良授意，郭与姜没有深仇大恨，郭没有必要做这种断绝后路的事情；而且郭松龄为人较直来直去，在姜登选自南方返奉路过滦州时将其扣留、拘禁、杀害这一卑鄙做法更符合张学良城府极深、阴鸷狠辣、不择手段的性格。旨在推翻苏联头号死敌张作霖，逼其下野的滦州兵变是郭松龄站在前台，张学良隐身幕后二人一明一暗共同发动的，有关细节及详细分析，可参见
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隐秘联络、合作（上）

及
张学良弑父调查（上）

杀死杨、常，起草好电报稿后，张学良派人用汽车将二人尸身送到奉天城南的风雨台姜庙（杨宇霆为纪念姜登选修的庙）装棺，可能是下意识之举：让三个直接或间接死于已手的人阴间作伴。

姜登选豪爽轻财、重义轻利，性格温和，和蔼可亲，能与士卒共甘苦，与奉系高层中的各种势力也都相处较融洽，在奉军中口碑极佳；《南宫市志》记载（姜登选是直隶南宫人）：“姜登选性情刚毅果敢，待人诚实，为官清廉，不唯荣利，治军严明，平易近人，为驻地军民及家乡人民所怀念。”张学良授意郭松龄杀姜登选，目的是卸掉张作霖的臂膀，去一劲敌；姜登选的才干、声望、人品、人缘，在奉系内的人际粘合、团结力都是张学良代父的重大障碍。

发动“滦州兵变”时，在张学良暗中部署、帮助下，郭松龄拘捕了忠于张作霖、不愿附从兵变的“津榆驻军”四个师长赵恩臻、高维岳、齐恩铭、裴春生和30多名军官，将他们押解到协从兵变的李景林（李时任直隶军务督办，驻天津）处关押。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上述四位师长，除高维岳外，其它三人齐恩铭、赵恩臻、裴春生，都人间蒸发，下落不明，再无任何消息音讯。

另一位奉系重要将领，姜登选的前副手韩麟春也很可能是张学良所杀。25年冬姜登选被害后，韩麟春接任第四方面军军团长，与第三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合署办公，共同指挥镇威军（后称安国军）三、四联合军团。

1927年4月，蒋介石、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蔡元培等人发动“四一二清共”，宁汉分裂，南京国民政府与仍坚持联俄容共政策的武汉国民政府各自北伐。27年5月中旬至月底，武汉国民政府北伐军与张学良、韩麟春统率的安国军三、四联合军团在河南西平、上蔡、逍遥镇、临颖等地持续激战，在5月下旬双方最大规模、最惨烈的一战--临颖战役中，张学良在占据明显优势的情况下突然下令撤退，放生了已濒临绝境、难以支撑的北伐军张发奎（武汉国民政府北伐军第一纵队司令官兼第四军军长，第四军即著名的“铁军”）部。河南战事期间，张学良以作战失职、作战不利等罪名处决了数名军官（一名旅长、三名团长），其中包括韩麟春、姜登选的老部下，时任十七军（军长时为荣臻）炮兵旅旅长的陈琛。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的1924年10月前后，郭松龄（、张学良）就要杀掉陈琛，当时姜登选给张学良下跪，哭着为陈琛求情，陈琛才暂免一死（某些文章将此事偷梁换柱为张学良给郭松龄下跪为陈琛求情）。张学良是在借机剪除、削弱韩麟春的势力。因此事及其它纠纷，张、韩多次大吵。奉军撤至黄河以北后不久，42岁的韩麟春中风（约在6~7月间，具体时间也有其它说法）。

1927年夏，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军与张宗昌、孙传芳联军在徐州一带拉锯激战（张、孙联军一度大胜并攻至江北，但8月底9月初孙传芳冒险渡江攻击南京，在龙潭战役中惨败），在此期间，蒋介石派何成濬（又名何成浚）北上山西游说阎锡山（易帜加入国民革命军），何取道北京，拜访了韩麟春。何、韩二人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兼好友，韩当时应已卧病在床。何成濬对韩麟春明言自己要赴晋游说阎锡山，对张学良认识颇深的韩麟春对何成濬说：“阎可运动，未必张不可运动，须知张学良为人，不但可做革命党（国民党），并且可做共产党。”（韩麟春的话出自何成濬：《八十自述》，第28—29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28—29页。）

网络上有一个何成濬口述自传版本（与《八十自述》的关系不详）记载了韩麟春一句类似的话：“汉卿连共产党亦当得，何以与蒋不能合作?”。这句话是何从山西返回北京后与韩再度见面时韩所说的，而且按上下文，当时张学良也在场。我认为韩麟春不太可能当着张学良的面说这种话。

何成濬与张学良的关系极不寻常，诸多迹象显示，何极有可能也是隐秘红色代理人，是张学良的同志，《八十自述》中披露的韩麟春的话恐怕是何成濬埋藏心中多年的秘密，韩麟春对他的这番直言相告应该已被他转告了张学良。

韩麟春的死亡时间有1927年底、1929年底、1930年1月18日、1930年3月2日、1931年等多种说法，死亡原因也有病故、脑溢血、被（张作霖或张学良）毒杀等不同说法。一个屈指可数的奉系顶级将领，其死亡时间、死亡原因居然不明不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连个明确可靠的记载都没有，这太反常了。韩麟春应该不是正常死亡的，他的死因一定有难言之隐。

韩麟春有个弟弟叫韩麟征，参加过1927年秋冬奉军对晋军傅作义部的涿州战役（涿州围困战），他当时是张学良卫队旅（旅长王以哲）第三团团长。这个人的记录到涿州战役为止，此后便人间蒸发、再无下文。

注：张学良卫队旅于1928年初扩编为陆军第十九师，东北易帜后，张学良整编军队，化师为旅，第十九师又改编为独立步兵第七旅，驻奉天（沈阳）。王以哲和第七旅曾在“杨常事件”中负责外围城防警备。

韩麟春极大可能也死于张学良谋杀。

张学良杀害、罢斥卓有能力、经验丰富、老成持重的张作霖旧臣，代之以年轻气盛、眼高手低、轻率鲁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对自己盲目崇拜、唯命是从的少壮派亲信；

张学良破坏了张作霖时代不杀戮高层的传统；他制造恐怖气氛，制造个人崇拜，独断专行，决策过程不透明，破坏了张作霖时代大家敢说话的议事氛围，和高层间宽松平和、畅所欲言的议事风格；

因为有无法公开的（身份）隐秘，张学良必须处处诈伪，时时对人小心防范，无法象张作霖那样胸怀坦荡、开诚布公、从善如流、博采众议；

张学良将张作霖近日反苏的外交政策彻底逆转，在暗中通苏、联苏、助苏的同时极端地敌日、反日、排日；对日本的“维权”及落实协约要求（日本与张作霖及北京政府签订的相关协约中规定的日人居住往来自由权、土地商租权、满蒙铁路敷设权等）一直蓄意推脱、敷衍、拖延，并以东北外交由中央负责，中日条约中方文本均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焚毁等理由拒绝与日方进行协商、谈判。对日本军界，特别是少壮派军人而言，既然协商交涉之路已绝，那么就惟有付诸武力一途了。

抓获在东北、外蒙边界进行对苏作战情报调查的中村震太郎一行被后，张学良没有通过公开渠道处理，而是授意关玉衡秘密处死中村等四人，并毁尸灭迹，这恐怕是张学良苏联代理人、特别党员的本能反应，他要让中村手上有助于日本对苏作战的情报彻底毁灭。

不幸的是，张学良的自作聪明之举被土肥原贤二侦破了。“中村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日军少壮派的神经，他们早就想用武力解决“满蒙悬案”了，他们维护帝国尊严和帝国军人尊严的时刻到来了。“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点燃了，中日关系从此走进了难以化解的悲途。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