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隐秘联络合作 6

红军长征抵陕北后张学良的穿针引线，“抗日统一战线”从设想走近现实（下）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陈绍禹）等人撰写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全名为《为抗日救国告全国胞书》），其后一二个月间，王明又组织撰写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可能吗？》、《国难声中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推测》等文章，这些文章先后刊登在共产国际及中共代表团的机关刊物、杂志上。

1935年12月上旬，中国政府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邓文仪回国述职，邓向蒋介石提交了王明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及王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发言摘要（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当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跻身共产国际最高领导层）。

早有对日作战之心，一直隐忍未发的蒋介石决定派邓文仪联系王明，与之就国共停战、再次合作进行谈判，蒋还期盼通过国共合作获得苏联援助，甚至与苏联缔结军事条约。1936年初（一说35年12月21日），邓文仪匆匆返回莫斯科。

蒋介石随后又派亲信陈立夫（化名李融清，一说李竹清）携俄文翻译张冲（化名江淮南，张冲时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并担任中统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以驻德大使程天放随员的身份前往柏林，准备在邓文仪、王明谈判顺利的情况下，从柏林前往莫斯科，与王明进一步谈判，并尝试与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军事互助协定。

略经周折，1936年1月13日，邓文仪在胡秋原（十九路军流亡将领建立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驻莫斯科代表）寓所首先见到了为王明打前站的潘汉年。其后的1月17日、22日、23日，王明、邓文仪三次会谈或碰面，邓文仪希望与王明在莫斯科达成国共合作抗日的协议，再交给中共中央及红军执行，但王明坚持国民党方面应与中国国内的毛泽东、朱德等人谈判具体的合作条件，双方遂约定同年7月潘汉年赴南京与陈果夫、陈立夫继续谈判，潘同时负责联络陕北中共中央加入谈判。潘汉年回国前，王明要求他向张闻天（当时张是陕北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等人强调，中共应把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当前首要任务，把与蒋介石商谈“合作抗日”作为第一位的核心工作来抓。

1936年2月24日，潘汉年、胡愈之（当月中旬刚刚到达莫斯科汇报红军、张学良情况的宋庆龄秘使）乘希腊客轮离开列宁格勒，准备假道希腊回国，不料希腊政治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客轮出海两天后又折回列宁格勒。一个多月后的4月8日，潘汉年、胡愈之再次启程，时值旅游旺季，他们扮成旅游者从莫斯科乘国际列车前往巴黎，接着乘车至马赛，继而从马赛乘船赴香港，5月中旬，潘、胡抵达香港。

抵港当月，潘汉年（、胡愈之）约见了在港隐居的叶挺。大约在6月，潘汉年（、胡愈之）拜会了老朋友，刚刚成立不久的救国会（即“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成立于上海）在港领导人邹韬奋、陶行知等人。潘汉年还安排胡愈之去上海，与陕北中共中央4月下旬派至上海的冯雪峰见面，再一同来港与潘会面。

潘汉年在香港滞留了一个多月，在等待陈果夫与他联络期间，他办妥了一项重要任务：协调张学良秘使莫德惠赴苏，顺便把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捎往苏联。

1936年7月1日，化名“伯林”的潘汉年向王明发出一封密码信，信中有如下内容：
1、与张学良取得了联系（应指胡愈之在上海见到了张学良，潘本人稍后才与张学良见面）：“同张学良已经达成协议，我们在他那里已设有代表（应指宋庆龄自上海派出，3月20日抵西安在张学良身边工作，后被中共中央认可的刘鼎）。”
2、与冯雪峰取得了联系：“冯雪峰同志和另一些人已从苏区（陕北）被派往上海。”
3、任务进展顺利：“现在冯雪峰同志同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1933年至1937年担任苏联驻中国大使）一起派李杜与张学良的代表（指莫德惠）取道法国去苏联，与他们一起去你们那里的还有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共产党员。30日他们已动身（或将动身）绕过香港前去。”
（【《伯林同志的密码信》，1937年7月1日于香港，绝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21页】）

潘汉年的密码信表明，协调、安排张学良秘使莫德惠赴苏，是王明委托的绝密任务。此事应当是张学良在两赴上海期间（35年11月下旬，及35年12月中下旬至36年1月上中旬）向宋庆龄提出的，是宋庆龄秘使胡愈之赴苏报告的事项之一。除了潘汉年，介入并参与促成莫德惠赴苏的人还有王明、鲍格莫洛夫、冯雪峰和张学良本人，张学良为李杜安排了一个赴西欧考察实业的机会，以此为掩护将莫德惠（等人）护送至欧洲。

莫德惠、毛岸英、毛岸青、李杜、杨承芳（冯雪峰派出同行的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即潘密码信中提到的女共产党员）、董寿祺（董健吾儿子）一行六人6月28日从上海出发。冯雪峰6月27日给陕北中共中央写过一份报告，说李杜一行“明天即启程赴法转俄，俄亦已有电来促其前往，这里派了一党员同往帮助他。”（【《党的文献》2004年第3期，第89页】，直接摘录自孙果达《解谜潘汉年事件》）。冯雪峰只知道爱国将领李杜帮忙把毛岸英、毛岸青带出国，但不知道此行的本意是护送张学良秘使莫德惠，在介入者中，确定的知情莫德惠赴苏的是张学良本人、王明和潘汉年。

一行六人抵巴黎后，获得苏联驻法使馆颁发的签证，入境苏联的是莫德惠、毛岸英、毛岸青三人，另三人李杜、杨承芳、董寿祺则循原路经马赛返回上海。莫德惠同年9月中旬从苏联返回中国。

1936年7月7日至9日，陈果夫派至香港的张冲（前面提到过的曾随陈立夫赴柏林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按照事先约定，化名黄毅在《生活日报》上连续三天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叔安弟鉴：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启。”在莫斯科与邓文仪接触时，潘汉年所用的化名为肖叔安。

潘汉年、张冲在一间咖啡屋接上了头，随后一同前往上海、南京。

抵南京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得知潘尚未至陕北，尚末获得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授权，便不肯亲自出面，来见潘汉年的是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曾要潘先回陕北，拿到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具体谈判条件，再来南京正式谈判。曾为潘汉年办理了特别通行证。

约在7月中下旬，潘汉年又从南京赴上海，通过刘鼎（一说杜重远）安排，潘在市郊法租界一家大饭店与（化了妆）张学良秘密会面（据【张云：《潘汉年的一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等），这应该是二人的初次谋面。张、潘此次会面的谈话内容未见文字记载，但不难猜测应涉及莫德惠秘密访苏、红军与东北军合作、国共合作、逼蒋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事宜。二人应该还约定了稍后的西安再会。

在港、沪期间，潘汉年、胡愈之还完成了另一项重要工作：策划《八一宣言》救国会版的创作、发表。潘、胡从苏联带回了《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在港期间，胡愈之按潘汉年的要求，以中间派的口吻将《八一宣言》改写为《告全国同胞书》，尔后，潘汉年说服救国会驻港负责人，老朋友邹韬奋、陶行知在文件上签了名。潘、胡随后将《告全国同胞书》带至上海，再请救国会驻沪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签名。章乃器嫌文件太“右”，起初不肯签名，为满足其“口味”，胡愈之等又对文件作了若干折衷修改。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四人联署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又称《四人宣言》）在香港《生活日报》发表。《四人宣言》就是胡愈之《告全国同胞书》的再修改版，也就是《八一宣言》的“救国会版，和《八一宣言》一样，其核心要旨也是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团结一致、抗日救国。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提议在上海设立这一组织的是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救国会合并了“一二·九运动”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界人士成立的众多救国会组织，它的作用，是把共产党的声音，通过第三者之口发出来。潘汉年安排胡愈之专门负责救国会的工作。

36年8月16日，毛泽东发表了《致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四先生的公开信》，对《四人宣言》予以热情响应：“我们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我代表我们的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表示诚恳的敬意，并向你们和全国人民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地愿意与你们，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组织或个人合作，以便如你们的纲领与要求上所提出的一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信中最后说：“我们诚恳的愿意在全国救国联合会的纲领上加入签名。”

1936年7月23日（一说8月1日），潘汉年乘火车抵达西安，24日，张学良也从上海或南京回到西安，张、潘二度相会。两位相识不足半月，只见过一次面的同志这时已经亲密无间、如胶似漆了，潘汉年离西安赴保安前，“张学良几乎每晚都与潘见面，无话不谈。在谈到红军北上问题时（红二、四方面军当时正从川北、陇南北上），前线的军事情报，张都送给潘看。”（据张魁堂先生《党的文献》撰文）

张学良还请潘向中共中央转达他的一些建议、设想，如建议红军九月后实施打通苏联的行动（东北军予以隐蔽的配合），并将攻击方向指向绥远（绥远、察哈尔一带日本支持的内蒙德王势力）；建议红二、四方面军以一部出陇西攻击毛炳文（抗战名将，时任第37军军长兼西北剿总第一路第三纵队司令官，所部为湘军。第一路总指挥兼驻甘绥靖公署主任为朱绍良）部，他借机调动东北军于学忠部控制兰州（于学忠为军长的东北军51军驻防兰州、天水之间，于兼任甘肃省主席），另以一部出夏河攻击马步芳老家河州，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部队东援，东北军则趁机接防河西走廊，以便东北军、红军接通新疆等等。

8月6日（一说8月8日），离开莫斯科四个月后，潘汉年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潘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传达了共产国际有关指示，汇报了王明在莫斯科与邓文仪接触、谈判的情况，他在香港、上海、南京同张冲、曾养甫接触的情况，报告了张学良的建议、设想等。

潘汉年到来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正热衷于“西北大联合”计划，计划与东北军、西北军（甚至统治新疆的张学良前部下盛世才）联合组织“西北抗日联军”，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并拟推举张学良为联军总司令和政府首脑。

8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联名致信张学良（信中称张为“同志”），在回应张学良建议的同时，继续推销“西北大联合”计划，并请张学良“加紧配合实施”。信中说，趁蒋介石忙于处理“两广事变”（1936年6月至9月，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广东陈济棠以抗日名义发动的反蒋事件）之机，“我们以突然的姿势占领兰州，打通苏联”，信中还说，“红军之另一部，则在陕甘宁交界控制黄河东岸，并准备南下策应东北军主力抵抗蒋之进攻”。毛、周等人的计划将导致张学良与蒋介石公开冲突甚至反目，他们忽略了张学良一直避免与蒋介石公开为敌的一贯立场。

8月12日下午，潘汉年从安塞出发，携毛周等人致张学良的联名信经肤施（延安）前往西安。潘汉年此次（或他月底赴西安时）可能与叶剑英、张文彬（毛泽东秘书 ，前红十五军团保卫局局长）、汪锋（中共中央西北军特派员，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红二十六军代政委）等人同行，叶剑英将成为中共中央驻西安的最高代表，张文彬、汪锋的任务是统战杨虎城，他们携有毛泽东致杨虎城、杜斌丞（杨虎城重要幕僚、智囊）的亲笔信。

张学良和中共中央都主张东北军、红军、西北军西北联合，但双方的主张有本质的区别。张的西北联合是为了推动实现国共抗日统一战线，促成逼蒋抗日，而中共中央的“西北大联合”则是为了建立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西北“割据”。潘汉年和张学良都非常清楚，中共中央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与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八一宣言的精神（集中中国全部力量，建立全国一致的抗日统一战线）是背道而驰的，这样一个反蒋割据计划肯定无法联合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其结果不是一致抗日，而是导致更大规模的内战。张学良不可能真心响应这样的计划，但他又难以明言反对（无法直言你们的计划违反苏联-共产国际指示），张学良没有明确拒绝中共中央的“西北大联合”计划并对其有所迎合，合理的解释是，张不只是虚与委蛇，他还在策略性地引导中共中央靠向苏联-共产国际的政策。在8月19日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潘汉年报告说：“来了这么久，尚未见到张学良。他确实患病，但尚能起坐与邵力子对弈，而不急欲见我，未知何故。”张对潘的“怠慢”，应该是二人合演的双簧，既不能响应又不便明言反对，那就拖延、冷处理，给中共中央的“西北大联合”兴致泼点凉水。甚至同一时期杨虎城对汪峰等人的冷淡态度，也可能是张学良或王炳南（36年3月被共产国际从柏林、莫斯科直接派到杨虎城军中）施加影响的结果。

张学良早在半年前就开始贯彻、履行斯大林-苏联-共产国际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了，张曾多次向中共中央作出建议、暗示。1936年1月20日、3月4日，与李克农两次洛川密谈时，张学良都明确提出“抗日必须联蒋”，劝中共中央放弃“抗日反蒋”政策，代之以拥蒋抗日或联蒋抗日（同时放弃苏维埃和暴动政策）；4月9日与周恩来肤施秘密夜会时，张学良再次提出应将蒋介石纳入抗日统一战线，实行联蒋抗日或逼蒋抗日。张学良的这些意见，与苏联-共产国际的政策、方针，与王明及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主张毫无二致，张学良实际上是在向中共中央暗中传达苏联-共产国际的指示，但中共中央一直不解其意，不明所以。

潘汉年在之后的一则报告中说，张学良21日和24日晚（终于）和他见了两面，并对中共中央致张信作出了回应。潘说，张研究信件后，（就中共中央借钱一事）问也不问就拿出5万元，并表示愿意多借；但张说许多事情没有准备，对中共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很难主动配合，并称宁愿部队与红军作战受损，也不愿因配合红军行动而使秘密外泄。潘汉年电报称：“彼同意原则，但对(为)团结自身仍不敢公开联红，须继续对蒋保持灰色与忠顺。因此对兰州可由彼军设法控制，至固原以北诸地任我攻击取道，听诸少数骑兵牺牲，彼未便明令退出（不便明令东北军不战而退）。”

在8月致毛泽东、张闻天的另一信件中，潘汉年报告说，“毅与我现能每晚见面”（又恢复到潘初抵西安时的亲密状态了）。李毅是张学良与中共中央通信、通电时所用的代名。（以上两段摘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首段内容在不改变原意情况下有所调整）

与苏联-共产国际电讯联络恢复后（1936年6月底7月初），（及潘汉年抵陕北后）由于中共中央仍迟迟未改变其反蒋政策，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向中共中央下达“八月指示”，严厉批评了中共以往“对南京、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治方针”，这份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文中说：“把蒋介石与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抗日。。。要切实有效地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必须停止红军与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司令部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建议，立即就停止军事行动和签订共同抗日具体协议进行谈判。共产党和红军司令部应该宣布他们准备马上派出代表团，或者在苏区接待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团。”

电文还要求中共中央提出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准备停止推行苏维埃制度，谋求在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10天后的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转全体国民党党员的公开信，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信中表示：“早已准备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中共中央在该信中首次尊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

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在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篇首明确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

9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了关于具体讨论落实共产国际政治指示的政治局扩大会议（9月11日从西安回到苏区的潘汉年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张闻天在会上作报告说：“从前把抗日与反蒋是并提的，这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对南京的策略，虽有些修改，但基本上是没有转变的，并没有明显的指出‘抗日反蒋’的口号并提(的错误)。后来接到国际的电报，才完全转变过来。。。如今，我们要联合蒋介石抗日，要指出认为反蒋战争有进步性质的看法是错误的。。。当然，对蒋介石仍要看到他动摇妥协的一面，要看到他镇压民众和进攻红军的一面。”毛泽东也发表讲话说，对于蒋介石，要看到“他和我们联合是可能的，但哪天可实现联合是说不定的”，因此“我们的警戒是不能放松的”。“要用各种方法逼蒋抗日。。。并争取实现自己在未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至此，中共中央彻底放弃了“西安大联合计划”，组织“西北抗日联军”，成立“西北国防政府”，推举张学良为联军总司令和政府首脑，都成了昨日黄花。会后，中共中央打电报给张学良身边的刘鼎（约在8月下旬，张学良设置了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系的电台，之前张通过王以哲电台可与中共中央通电报），通报政策的大转弯。张学良的反应出乎中共中央意料，他不仅毫不失落，而且一得知中共中央准备实行联蒋方针的消息，立即要求刘鼎转告中共中央，表示完全理解和支持，并希望能就此再与周恩来一晤。刘鼎9月20日“十万火急”的电报转述张学良的话说：对中共新方针极表赞成，并愿进京面蒋，力主和平统一，结力抗日，请为蒋使，冒险说和，不论成绩如何。丞（亟）愿为此与周一晤。。。（以上两段内容参考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

36年9月下旬（有说9月24日，潘离开保安赴南京），潘汉年携带毛泽东致宋庆龄和章乃器的信经西安赴南京、上海（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潘为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在此前的潘、张秘谈及张学良与中共中央的信件、电报往来中，双方多次提到在9月以后出兵绥远，以攻击日本支持的德王来发动抗日、号召国人，这为同年11月的“绥远抗战”（又称“绥远事件”）埋下了伏笔。

潘汉年未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自己与张学良的全部秘密联络，特别是受王明委托安排张学良秘使莫德惠赴苏一事。此事肯定是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批准的，不向中共中央透露这一绝密任务，也肯定是斯大林本人的旨意，张学良的隐秘身份是对中共中央也需隐瞒的最高机密。在前面提到过的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季米特洛夫还否决了中共中央发展张学良入党的计划。一方面，中共中央想发展张学良入党，与之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另一方面，张学良也曾向刘鼎提出加入中共。至于后者，我认为这是张学良的试探策略，他在试探中共中央对其隐秘身份的知情程度（附带试探对其的评价）。季氏否定张学良入党的理由是：张学良不是最可靠的盟友，两广反蒋事件失败后，他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背叛我们。这一理由非常牵强。一方面，张学良并不支持两广反蒋，这与苏联-共产国际的立场是一致的，张与苏联都不站在两广一边，两广失败对张无所谓打击，何谈张因两广失败而产生动摇？另一方面，张学良对苏联-共产国际极为忠诚，他为苏联、为共产国际、为中共不仅做出了无可比拟的巨大贡献，而且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就我所知，张学良从未有过背叛苏联-共产国际之举。我认为，苏联-共产国际不允许中共中央发展张学良入党的真正原因是，张学良早已是俄共（布）或联共（布）或第三国际特别党员，不便、不可以再加入中共（可以转入中共，但那意味着其隐秘身份的暴露）。很可能和陈翰笙一样，张学良也是经加拉罕、李大钊介绍成为国际党员的。张学良的入党时间应在1925年冬之前，即在滦州兵变之前，这场旨在推翻苏联在华头号敌人、张学良生父张作霖的兵变就是加拉罕、李大钊策动、运作（策动张、郭发动，联络冯玉祥与郭结盟，派遣国共两党北方党员赴东北组织配合、呼应行动，通过邵飘萍等予以舆论支持、配合。。。），张学良隐身幕后，郭松龄站在前台，张郭二人共同发动的（参见本系列首篇文章）。斯大林需要的是身份最隐秘、知情人最少的特别党员张学良（有可能知道张学良隐秘身份的三个苏联人加拉罕、布柳赫尔、鲍格莫洛夫全都在1937~1938年间死于苏联肃反，不知道这是否只是巧合）。要么，季米特洛夫是在配合斯大林演戏（如出一辙的中共吸收入党、国际反对入党戏码，在张学良、郭松龄前部下盛世才身上也上演过），要么，连季米特洛夫也不知道张学良的隐秘身份。除斯大林，除张学良核心幕僚外，知情人或许只有王明、于炳然（本系列首篇文章介绍过的张学良常驻莫斯科代表，张与王明的秘密联络人）、宋庆龄及宋家的其它隐秘红色代理人，也许还包括胡愈之，应该还包括盛世才，接受王明绝密任务后，潘汉年应该也知道了。季氏电报告诫中共中央不应太信任张学良（“不是最可靠的朋友”），这倒完全可能源自斯大林的真实想法，斯大林对人一向既用且疑，他对张学良的信任程度，大概一如他对佐尔格。

对毛泽东隐瞒王明委托的绝密任务，隐瞒张学良与王明（、斯大林）的秘密联络情况（同时使毛泽东未能及早了解张学良的隐秘身份），这应该是潘汉年1955年获罪的重要原因之一。文革很大程度上也是毛泽东对共产国际派、王明派的进一步大整肃。

1937年3-4月，于炳然奉命离开莫斯科（命令应该来自王明），他回国后的党内联络人，是另一个与张学良关系非同寻常的人-潘汉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