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11日，因熱河不戰淪陷，張學良通電下野，翌日飛抵上海。1933年4月11日，張學良、于鳳至、趙一荻一行從上海出發，乘船前往意大利，開始了八個月的歐洲之旅。

1933年5月，黑龍江望奎縣人，留學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的英國共產黨黨員、中國語言組書記於炳然（原名于斌，和有些文章所說的余斌應該是同一個人）設法與時在意大利的張學良建立了聯繫。7月下旬，張學良、於炳然在倫敦見面並共進晚餐，之後兩人多次見面長談（孫果達教授的一篇文章說二人曾同住了整整一個月）。1934年8月，已回國就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權）的張學良致信於炳然，告訴他已為其辦好了赴蘇聯留學的手續。赴蘇前，於炳然聯繫了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1934年10月來到莫斯科後，於炳然與駐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團長王明多次接觸。於炳然直到西安事變後的1937年3月才奉命返回中國，安排他回國的應該是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他回國的原定工作與鞏固東北軍中的黨組織有關。於炳然是以“留學蘇聯”為掩護擔任張學良與蘇聯-共產國際的聯絡人。

曾任北洋政府農工部總長的奉系元老、張學良的鐵杆心腹（1921年，時任吉林省依蘭道道尹的莫德惠與在吉林剿匪的張學良相識，後被張學良推薦給張作霖）莫德惠也擔當過類似使命，莫曾多次秘密代表張學良與蘇聯接觸（莫德惠精通俄語）。中東路事件（1929年）後，莫德惠曾以南京國民政府赴蘇談判首席代表的身份前往莫斯科，在蘇聯呆了一年半（自1930年5月至1931年底）。莫德惠的公開身份是南京國民政府的談判代表，秘密身份則是張學良的駐蘇代表（於炳然的前任）。離開蘇聯後，莫德惠滯留歐洲各地“旅遊”，未立即回國。1933年春，莫德惠以“謁天主教宗”的名義來到羅馬，張學良也在大致相同的時間抵達意大利，二人時常在羅馬會面。莫德惠另一次赴蘇是在西安事變前的1936年6月底、7月初，經潘漢年安排（潘受張學良的秘密委託安排莫德惠赴蘇，張學良與潘漢年的聯絡、接觸情況將在後文交待），自香港啟程，取道法國秘密前往莫斯科（回國時間是同年9月中旬），同行赴蘇的還有董健吾收養的毛澤東的兩個兒子毛岸英、毛岸青。莫這次短期出使蘇聯的使命應該與促成蘇聯-共產國際的抗日統一戰線、逼蔣抗日及張學良謀劃的（東北軍、中共、西北軍三方的）西北大聯合等重大戰略的溝通、協調有關。

“九·一八”事變前，通過蘇控中東鐵路，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等機構，張學良可以非常方便、幾乎不受限制地與蘇聯聯絡（雖然在東北一手遮天，但張與蘇聯的聯繫仍然是私密的）。這組渠道的首席聯絡人，應該是張學良任命的東省特別區（跨吉林、黑龍江兩省的中東鐵路北滿段沿線地區，與省同級）長官，常駐哈爾濱的張景惠。張景惠是張作霖的結拜兄弟，張學良的四大爺，張作霖髮妻趙春桂懷着張學良時，在張景惠家住過幾個月。（據說）張學良出生那天（1901年6月4日），懷孕八個月的趙春桂及長女張首芳（張冠英）在從張景惠家前往趙的堂侄、張學良表兄趙明德家的途中遭遇土匪襲擊，在顛簸的逃難馬車上，趙春桂早產生下了張學良。張學良出生後，趙春桂奶水不足，張景惠幫她在鄰屯找了一位姓王的奶媽。張景惠自己曾說，趙春桂和剛出生的張學良在他家又住了五六個月才被張作霖接走。

張景惠是皇姑屯謀殺的關鍵人物。暗殺即將發生前，張景惠在皇姑屯車站登上了張作霖專列。張上車不是為了和兩位結拜兄弟嘮嗑，因為幾分鐘後三孔橋（今稱三洞橋）爆炸發生時，張景惠根本不在張作霖、吳俊升所處車廂。

皇姑屯事件爆炸地點三孔橋在皇姑屯站東1.3公里，奉天總站（專列的終點）西1.2公里。

張景惠為什麼要在專列行將抵達奉天總站時登車？他的目的是什麼？要確保暗殺成功，必須有人在三孔橋前的皇姑屯車站登車，完成以下三項工作：
1）確認張作霖仍在專列上，沒有中途下車或換車；
2）確認後向潛伏在三孔橋的特工發出實施暗殺的信號；
3）清晰指示（如用掛彩燈的方式）張作霖、吳俊升所在車廂，以便三孔橋的特工在天剛蒙蒙亮的情況下，算準時機精確引爆炸藥（爆炸發生的時間是清晨5點30分左右，天色仍很昏暗）。
相關文章：皇姑屯謀殺內奸分析

張景惠曾在第一次直奉戰爭（1922年4月底至5月初）時背叛張作霖導致奉軍戰敗，後雖得到張作霖的原諒，但在奉系中已被邊緣化。張學良代父主政後，張景惠鹹魚翻身，重返奉系權力核心，兼任東北政務委員會（東北最高權力機關）委員（共13人，委員會主席為張學良），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國民黨哈爾濱（東省特別區）黨務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三大要職。在張學良大力舉薦下，張景惠在南京國民政府中央也出任多項要職：1931年3月，張景惠任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院長；6月，兼任國民政府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

可擔當張學良對蘇聯聯絡人的還有張的頭號幕僚黎天才。張學良無法使李大釗免死（加拉罕、李大釗，或李大釗、羅章龍，很可能是張學良加入第三國際的介紹人），但他假手京師警察總監陳興亞，以假自首、假悔過的方式營救了李大釗的左右手，才幹非凡的李渤海（如果李渤海是真自首、真叛變，他絕不會成為東北軍集團中最受張學良推崇、倚重、信任、尊敬的人。張學良和黎天才用同樣的方式營救了多位共產黨人，並把他們留在張學良身邊工作，包括後面將談到的潘文郁即潘東周）。李渤海此後改用筆名黎天才，他名義上跟隨陳興亞，實際上暗中為張學良工作，為張獻計獻策（1929年，黎天才曾作“易幟後的東北黨務計劃”一文，幫助張學良化解了南京國民政府通過黨務工作滲透東北政務、黨務、人事任命的威脅。），並秘密領導東北軍的情報、特工工作。1932年下半年（8月後），久慕其名，早想將其收為已用的蔣介石任命黎天才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前身為北平綏靖公署）政訓處副處長（處長為曾擴情）。張學良是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的副委員長、代理委員長（委員長一職由蔣介石自兼），蔣介石的這一任命使張學良、黎天才有了公開的工作關係，不必再象以前那樣避人耳目地秘密接觸（暴露與黎天才、李大釗的關係淵源，相當於暴露張學良的隱秘身份）。蔣介石之後還專門在南昌召見黎天才以示恩寵，並讓鄧文儀（蔣介石侍從秘書）交給黎一個密碼本以便雙方秘密聯絡。蔣介石不知道黎天才與張學良的隱秘關係，一廂情願地把黎天才看成是自己人，一直把黎天才當作自已安插在張學良身邊的內線。西安事變前一天（1936年12月11日）晚上，蔣將黎天才找來問話，詢問張學良及東北軍的情況，談了一個半小時。離開臨潼華清池後，黎天才馬上去見張學良告之與蔣談話情況，使張學良決定立即行動。子夜零點，張學良讓劉鼎電告中共中央“我已（準備）發動捉蔣，請予支持。”12日子夜2點，東北軍開往華清池，西安事變爆發。

李大釗死後，黎天才一度繼任了李在國共兩黨的任職，他也繼承了李大釗與蘇聯的聯繫渠道（李大釗生前許多對蘇、對外聯絡工作就是黎天才在操辦），足以勝任張學良的對蘇聯絡工作。

張學良的玩伴、伴讀、結拜兄弟周大文也是張對蘇聯絡的重要橋梁。張作霖主政東北及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期間，張學良一直通過周大文實際掌控着奉系的電訊系統。1917年從日本進修電報回國後，周大文先後擔任奉天督軍署、省長公署電務處處長，東三省巡閱使署秘書處處長，東三省巡閱使署政務處處長，北京張作霖大元帥（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府電務處處長等職。官至少將，名聲不顯的周大文是張學良安插在其父身邊的一顆非常重要的棋子。

皇姑屯事件不是單純的外部暗殺，而是裡應外合的協作謀殺，謀殺的里外雙方通過電報協調行動。張學良方面的謀殺行動總指揮應該就是張的情特工作負責人黎天才，將張作霖的返奉行程，所乘列車情況，所處車廂位置、車廂特徵等情報秘電蘇聯指揮中心的人就是黎天才、周大文。周大文還給坐鎮奉天（瀋陽）的吳俊升發了一封電報，誘其趕到山海關遠迎張作霖，踏進了專列上的張作霖死亡車廂。奉系二號人物吳俊升是張作霖入關就任中華民國北京政府首腦（陸海軍大元帥）後安排在東北的“看家人”，他當時最重要的一項職務是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張學良要主政東北，就必須將這一職務拿到手。奉系一、二號人物同時被炸身亡，這不是巧合，是精心布局的結果。皇姑屯事件後，張學良順利接任了吳俊升死後空缺出來的東三省保安總司令一職，名正言順地成為東北最高軍事、行政長官，得以代父主政東北。
參考文章：謊言、捏造、線索，評析《皇姑屯事件親歷記》 上

合謀、協作製造皇姑屯事件（1928年6月4日），弒殺政治立場根本對立的生父，除掉蘇聯在中國的頭號死敵張作霖，是張學良與蘇聯的一次重大合作。支持其父張作霖與孫中山結盟（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戰爭敗北後，張作霖與占據廣東的孫中山及皖系浙江督軍盧永祥結成了三角反直同盟；張學良對孫中山、汪精衛等人極有好感，多次與孫中山通信；不過，一般認為，蘇聯希望孫中山與吳佩孚聯合，不支持孫與張作霖結盟，），及在第二次直奉戰爭期間用50萬銀元收買直方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據《唐德剛：張學良口述歷史》），使其從前線回師發動北京政變，推翻已與蘇聯背道而馳的吳佩孚（吳佩孚曾是蘇聯最看好、最重視的親蘇親共派），可能是張學良與蘇聯更早的合作記錄。張學良與蘇聯的秘密合作遠不止此，下面概括介紹不同時期張學良與蘇聯的其它秘密合作情況。首先要說的是--

灤州兵變（1925年11月22日~1925年12月25日）

1925年11月下旬，經過與加拉罕（蘇聯駐華全權大使，加拉罕對華宣言的發表者）、李大釗共同策劃，張學良隱身幕後，由其副手郭松齡（津榆駐軍副司令兼第十軍軍長）出面聯絡了馮玉祥、李景林（奉系將領，著名武術家，時任直隸軍務督辦），並與二人結盟；11月22日，仍由郭松齡出面發動了以推翻張作霖（促其下野）為目的的“灤州兵變”（也稱“郭松齡反奉”事件）。兵變軍起初勢如破竹，張作霖一度打算下野；但12月中下旬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是起初中立的日本決定支持張作霖，二是黑龍江、吉林的南下奉軍陸續匯集瀋陽。23日，郭松齡兵敗巨流河（遼河），24日，郭松齡被吳俊升（時任黑龍江督軍、省長，東三省保安副總司令，1926年10月被張作霖任命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東三省邊防司令）部下旅長王永清抓獲，25日，郭松齡及其妻韓淑秀在押解瀋陽途中被槍決（據說是楊宇霆為保全張氏父子關係而下的命令）。

津榆駐軍由第二次直奉戰爭（1924年9月~10月）時的鎮威軍（奉軍）第一軍（軍長姜登選，副軍長韓麟春）、第三軍（軍長張學良、副軍長郭松齡）合編而成（共7萬餘人，裝備精良，集中了奉軍絕大多數的火炮）。戰後，姜登選被張作霖推舉為安徽軍務督辦（即督軍），離開第一軍南下就任，這支合編精銳的指揮權被張作霖交給了兒子張學良。津榆駐軍官兵都是吃“老張家飯的”，他們的效忠對象是張氏父子，而非郭松齡，他們要麼忠於老帥張作霖，要麼唯少帥張學良馬首是瞻，軍中的青年軍官（特別是來自第三軍的少壯派軍官，如鄒作華、高紀毅、高仁紱、陳再新等人）大多是張學良一手提拔起來的。津榆駐軍副司令郭松齡是個“半外來戶”，他的權力完全來自張學良（為樹立郭的權威，張學良經常對部下說，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茂宸是郭松齡的字），他的超常升遷也完全是張學良極力舉薦、要求的結果（張作霖不喜歡郭松齡，而且張、郭兩人的戰功加一塊再乘以10，也比不上率先打入關內，從東北打到上海，飲馬長江的張宗昌）；郭松齡人緣也很差，除了張學良，他在奉軍中沒有其它根基、人脈，甚至沒有其它朋友。沒有張學良暗中授意、布置，郭松齡根本指揮不動這支奉系精銳，更無力拘押忠於張作霖、反對兵變的四個師長趙恩臻、高維岳、齊恩銘、裴春生和30多名軍官。其實，只要張學良回到軍中說一句話，兵變就可立即中止。但直到12月下旬巨流河之戰前，張學良知道事不可成（起初中立的日本明確站到了張作霖一邊，而策動兵變的蘇聯則不願出兵公開介入，不願與日本對抗），他才通過親信鄒作華（炮兵第一旅長，被郭松齡任命為叛軍參謀長，1926年任奉軍炮兵總司令，西安事變時選擇與兵變慣犯張學良分道揚鑣）等人指示兵變軍官們轉向。郭松齡隨即成為孤家寡人（仍效忠郭的只有魏益三），叛軍須臾間土崩瓦解，幾乎不戰而潰。

灤州兵變是郭松齡站在前台，張學良居於幕後，二人一前一後、一明一暗共同組織、發動的。
兵變發動前張學良與郭松齡多次秘密謀劃。1925年11月19日，郭松齡通電反奉前三天，張學良、郭松齡、李景林三人曾在天津開會密商，當晚，郭松齡在天津國民飯店（一說意大利租界醫院）召集劉偉、范浦江、霽雲、劉振東等高級將領，再次開會；11月22日，郭松齡在郭、馮（玉祥）密約上簽字的當晚，張學良與郭松齡再次碰面，郭松齡在張學良走後的當夜即通電反奉。

12月25日（郭松齡被槍決當天），張學良在韓麟春陪同下“訓視”投降的兵變軍官，他裝模作樣地責問劉偉（津榆駐軍第二軍軍長，一說第二軍參謀長）：“你是不是事先知道郭要反叛？”，不料遭劉憤怒反嗆：“你自己知道的一點都不比我少。”

按參與灤州兵變的張學良另一親信高仁紱（“九一八事變”導火索“中村事件”肇事者關玉衡的上級）的說法，“兵諫”命令是張、郭二人聯銜簽發的。

1927年夏，駐軍新鄉奉命對抗北伐軍的張學良再次謀劃兵變，再次準備推翻其父張作霖，並消滅張作霖反蘇反赤與北伐軍作戰的最堅定支持者張宗昌及其張統率的直魯軍。他派時任奉軍炮兵司令鄒作華前往北京，向負責京畿警備的高仁紱傳達準備“兵諫”的指示。按照“兵諫”計劃，高仁紱有兩項任務：一是指揮在北京附近的15個奉軍步兵和炮兵團，消滅張宗昌在京津地區的軍隊；二是如果張作霖拒不採納張學良的建議（不要與北伐軍對抗作戰），高仁紱即率奉軍包圍張作霖居住的北京順承王府，切斷王府同外界的一切通信聯絡和交通。高一聽說又要造反，立即表示拒絕：“郭茂宸領導的灤州起義，是軍團長（張學良1927年任安國軍第三方面軍軍團長）與郭茂宸聯銜下的命令，我才誓死追隨，不意到了錦州起了變化，造成相反的後果。那一次算我上了當，這一次再不上當了，我決不接受這個任務。”

“新鄉兵變計劃”後來並未實施，它應該是被皇姑屯謀殺計劃取而代之了。

如果灤州兵變成功，那麼張學良代父主政的時間將從1928年夏提前到是1925年底或1926年初。

1926年1月，吳佩孚與張作霖化敵為友，聯手討伐馮玉祥（討赤）。4月15日，馮軍撤離北京，退守南口。4月26日凌晨，深度介入郭松齡兵變等事件的京報社長邵飄萍經張作霖、吳佩孚共同決策，被槍決於天橋先農壇二道壇門刑場。邵飄萍是李大釗發展的秘密黨員，與馮玉祥交誼很深，邵同時還是張學良的好友（張學良曾說，他與邵飄萍“私交亦不淺，時有函札往來”）。邵飄萍是幫助李大釗促成郭松齡、馮玉祥結盟反奉的重要人物，郭起兵前後，邵飄萍曾派其如夫人祝文秀多次喬裝往來於北京西郊（馮玉祥）、北京（李大釗）、天津（郭松齡）之間，充當李大釗、馮玉祥、郭松齡三方的信使。

李大釗、張學良同為當時聲名赫赫、極具影響力且交遊極為廣闊的人物，他們不可能不知道對方，不可能不想見識對方；但非常奇怪的是，兩人竟沒有留下一絲一毫接觸、見面的記錄。他們是從未接觸過？還是總在避人耳目地秘密接觸（張學良精於化裝）？或者儘量通過中間人接觸？對應後一種情況，二人的秘密聯絡人應該就是邵飄萍。

1986年7月10日，中共中央組織部正式確認邵飄萍為中共秘密黨員，入黨時間是1925年，入黨介紹人是李大釗、羅章龍。


（本文系基於“隱秘蘇諜張學良與蘇聯的隱秘聯絡”一文的框架修改、擴展而成）。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