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11日，因热河不战沦陷，张学良通电下野，翌日飞抵上海。1933年4月11日，张学良、于凤至、赵一荻一行从上海出发，乘船前往意大利，开始了八个月的欧洲之旅。

1933年5月，黑龙江望奎县人，留学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英国共产党党员、中国语言组书记于炳然（原名于斌，和有些文章所说的余斌应该是同一个人）设法与时在意大利的张学良建立了联系。7月下旬，张学良、于炳然在伦敦见面并共进晚餐，之后两人多次见面长谈（孙果达教授的一篇文章说二人曾同住了整整一个月）。1934年8月，已回国就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的张学良致信于炳然，告诉他已为其办好了赴苏联留学的手续。赴苏前，于炳然联系了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1934年10月来到莫斯科后，于炳然与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明多次接触。于炳然直到西安事变后的1937年3月才奉命返回中国，安排他回国的应该是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他回国的原定工作与巩固东北军中的党组织有关。于炳然是以“留学苏联”为掩护担任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联络人。

曾任北洋政府农工部总长的奉系元老、张学良的铁杆心腹（1921年，时任吉林省依兰道道尹的莫德惠与在吉林剿匪的张学良相识，后被张学良推荐给张作霖）莫德惠也担当过类似使命，莫曾多次秘密代表张学良与苏联接触（莫德惠精通俄语）。中东路事件（1929年）后，莫德惠曾以南京国民政府赴苏谈判首席代表的身份前往莫斯科，在苏联呆了一年半（自1930年5月至1931年底）。莫德惠的公开身份是南京国民政府的谈判代表，秘密身份则是张学良的驻苏代表（于炳然的前任）。离开苏联后，莫德惠滞留欧洲各地“旅游”，未立即回国。1933年春，莫德惠以“谒天主教宗”的名义来到罗马，张学良也在大致相同的时间抵达意大利，二人时常在罗马会面。莫德惠另一次赴苏是在西安事变前的1936年6月底、7月初，经潘汉年安排（潘受张学良的秘密委托安排莫德惠赴苏，张学良与潘汉年的联络、接触情况将在后文交待），自香港启程，取道法国秘密前往莫斯科（回国时间是同年9月中旬），同行赴苏的还有董健吾收养的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莫这次短期出使苏联的使命应该与促成苏联-共产国际的抗日统一战线、逼蒋抗日及张学良谋划的（东北军、中共、西北军三方的）西北大联合等重大战略的沟通、协调有关。

“九·一八”事变前，通过苏控中东铁路，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等机构，张学良可以非常方便、几乎不受限制地与苏联联络（虽然在东北一手遮天，但张与苏联的联系仍然是私密的）。这组渠道的首席联络人，应该是张学良任命的东省特别区（跨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中东铁路北满段沿线地区，与省同级）长官，常驻哈尔滨的张景惠。张景惠是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张学良的四大爷，张作霖发妻赵春桂怀着张学良时，在张景惠家住过几个月。（据说）张学良出生那天（1901年6月4日），怀孕八个月的赵春桂及长女张首芳（张冠英）在从张景惠家前往赵的堂侄、张学良表兄赵明德家的途中遭遇土匪袭击，在颠簸的逃难马车上，赵春桂早产生下了张学良。张学良出生后，赵春桂奶水不足，张景惠帮她在邻屯找了一位姓王的奶妈。张景惠自己曾说，赵春桂和刚出生的张学良在他家又住了五六个月才被张作霖接走。

张景惠是皇姑屯谋杀的关键人物。暗杀即将发生前，张景惠在皇姑屯车站登上了张作霖专列。张上车不是为了和两位结拜兄弟唠嗑，因为几分钟后三孔桥（今称三洞桥）爆炸发生时，张景惠根本不在张作霖、吴俊升所处车厢。

皇姑屯事件爆炸地点三孔桥在皇姑屯站东1.3公里，奉天总站（专列的终点）西1.2公里。

张景惠为什么要在专列行将抵达奉天总站时登车？他的目的是什么？要确保暗杀成功，必须有人在三孔桥前的皇姑屯车站登车，完成以下三项工作：
1）确认张作霖仍在专列上，没有中途下车或换车；
2）确认后向潜伏在三孔桥的特工发出实施暗杀的信号；
3）清晰指示（如用挂彩灯的方式）张作霖、吴俊升所在车厢，以便三孔桥的特工在天刚蒙蒙亮的情况下，算准时机精确引爆炸药（爆炸发生的时间是清晨5点30分左右，天色仍很昏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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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惠曾在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年4月底至5月初）时背叛张作霖导致奉军战败，后虽得到张作霖的原谅，但在奉系中已被边缘化。张学良代父主政后，张景惠咸鱼翻身，重返奉系权力核心，兼任东北政务委员会（东北最高权力机关）委员（共13人，委员会主席为张学良），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国民党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三大要职。在张学良大力举荐下，张景惠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也出任多项要职：1931年3月，张景惠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6月，兼任国民政府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

可担当张学良对苏联联络人的还有张的头号幕僚黎天才。张学良无法使李大钊免死（加拉罕、李大钊，或李大钊、罗章龙，很可能是张学良加入第三国际的介绍人），但他假手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以假自首、假悔过的方式营救了李大钊的左右手，才干非凡的李渤海（如果李渤海是真自首、真叛变，他绝不会成为东北军集团中最受张学良推崇、倚重、信任、尊敬的人。张学良和黎天才用同样的方式营救了多位共产党人，并把他们留在张学良身边工作，包括后面将谈到的潘文郁即潘东周）。李渤海此后改用笔名黎天才，他名义上跟随陈兴亚，实际上暗中为张学良工作，为张献计献策（1929年，黎天才曾作“易帜后的东北党务计划”一文，帮助张学良化解了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党务工作渗透东北政务、党务、人事任命的威胁。），并秘密领导东北军的情报、特工工作。1932年下半年（8月后），久慕其名，早想将其收为已用的蒋介石任命黎天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前身为北平绥靖公署）政训处副处长（处长为曾扩情）。张学良是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副委员长、代理委员长（委员长一职由蒋介石自兼），蒋介石的这一任命使张学良、黎天才有了公开的工作关系，不必再象以前那样避人耳目地秘密接触（暴露与黎天才、李大钊的关系渊源，相当于暴露张学良的隐秘身份）。蒋介石之后还专门在南昌召见黎天才以示恩宠，并让邓文仪（蒋介石侍从秘书）交给黎一个密码本以便双方秘密联络。蒋介石不知道黎天才与张学良的隐秘关系，一厢情愿地把黎天才看成是自己人，一直把黎天才当作自已安插在张学良身边的内线。西安事变前一天（1936年12月11日）晚上，蒋将黎天才找来问话，询问张学良及东北军的情况，谈了一个半小时。离开临潼华清池后，黎天才马上去见张学良告之与蒋谈话情况，使张学良决定立即行动。子夜零点，张学良让刘鼎电告中共中央“我已（准备）发动捉蒋，请予支持。”12日子夜2点，东北军开往华清池，西安事变爆发。

李大钊死后，黎天才一度继任了李在国共两党的任职，他也继承了李大钊与苏联的联系渠道（李大钊生前许多对苏、对外联络工作就是黎天才在操办），足以胜任张学良的对苏联络工作。

张学良的玩伴、伴读、结拜兄弟周大文也是张对苏联络的重要桥梁。张作霖主政东北及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期间，张学良一直通过周大文实际掌控着奉系的电讯系统。1917年从日本进修电报回国后，周大文先后担任奉天督军署、省长公署电务处处长，东三省巡阅使署秘书处处长，东三省巡阅使署政务处处长，北京张作霖大元帅（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府电务处处长等职。官至少将，名声不显的周大文是张学良安插在其父身边的一颗非常重要的棋子。

皇姑屯事件不是单纯的外部暗杀，而是里应外合的协作谋杀，谋杀的里外双方通过电报协调行动。张学良方面的谋杀行动总指挥应该就是张的情特工作负责人黎天才，将张作霖的返奉行程，所乘列车情况，所处车厢位置、车厢特征等情报秘电苏联指挥中心的人就是黎天才、周大文。周大文还给坐镇奉天（沈阳）的吴俊升发了一封电报，诱其赶到山海关远迎张作霖，踏进了专列上的张作霖死亡车厢。奉系二号人物吴俊升是张作霖入关就任中华民国北京政府首脑（陆海军大元帅）后安排在东北的“看家人”，他当时最重要的一项职务是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要主政东北，就必须将这一职务拿到手。奉系一、二号人物同时被炸身亡，这不是巧合，是精心布局的结果。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顺利接任了吴俊升死后空缺出来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一职，名正言顺地成为东北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得以代父主政东北。
参考文章：谎言、捏造、线索，评析《皇姑屯事件亲历记》 上

合谋、协作制造皇姑屯事件（1928年6月4日），弑杀政治立场根本对立的生父，除掉苏联在中国的头号死敌张作霖，是张学良与苏联的一次重大合作。支持其父张作霖与孙中山结盟（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败北后，张作霖与占据广东的孙中山及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结成了三角反直同盟；张学良对孙中山、汪精卫等人极有好感，多次与孙中山通信；不过，一般认为，苏联希望孙中山与吴佩孚联合，不支持孙与张作霖结盟，），及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用50万银元收买直方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据《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使其从前线回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已与苏联背道而驰的吴佩孚（吴佩孚曾是苏联最看好、最重视的亲苏亲共派），可能是张学良与苏联更早的合作记录。张学良与苏联的秘密合作远不止此，下面概括介绍不同时期张学良与苏联的其它秘密合作情况。首先要说的是--

滦州兵变（1925年11月22日~1925年12月25日）

1925年11月下旬，经过与加拉罕（苏联驻华全权大使，加拉罕对华宣言的发表者）、李大钊共同策划，张学良隐身幕后，由其副手郭松龄（津榆驻军副司令兼第十军军长）出面联络了冯玉祥、李景林（奉系将领，著名武术家，时任直隶军务督办），并与二人结盟；11月22日，仍由郭松龄出面发动了以推翻张作霖（促其下野）为目的的“滦州兵变”（也称“郭松龄反奉”事件）。兵变军起初势如破竹，张作霖一度打算下野；但12月中下旬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起初中立的日本决定支持张作霖，二是黑龙江、吉林的南下奉军陆续汇集沈阳。23日，郭松龄兵败巨流河（辽河），24日，郭松龄被吴俊升（时任黑龙江督军、省长，东三省保安副总司令，1926年10月被张作霖任命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东三省边防司令）部下旅长王永清抓获，25日，郭松龄及其妻韩淑秀在押解沈阳途中被枪决（据说是杨宇霆为保全张氏父子关系而下的命令）。

津榆驻军由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年9月~10月）时的镇威军（奉军）第一军（军长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第三军（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合编而成（共7万余人，装备精良，集中了奉军绝大多数的火炮）。战后，姜登选被张作霖推举为安徽军务督办（即督军），离开第一军南下就任，这支合编精锐的指挥权被张作霖交给了儿子张学良。津榆驻军官兵都是吃“老张家饭的”，他们的效忠对象是张氏父子，而非郭松龄，他们要么忠于老帅张作霖，要么唯少帅张学良马首是瞻，军中的青年军官（特别是来自第三军的少壮派军官，如邹作华、高纪毅、高仁绂、陈再新等人）大多是张学良一手提拔起来的。津榆驻军副司令郭松龄是个“半外来户”，他的权力完全来自张学良（为树立郭的权威，张学良经常对部下说，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茂宸是郭松龄的字），他的超常升迁也完全是张学良极力举荐、要求的结果（张作霖不喜欢郭松龄，而且张、郭两人的战功加一块再乘以10，也比不上率先打入关内，从东北打到上海，饮马长江的张宗昌）；郭松龄人缘也很差，除了张学良，他在奉军中没有其它根基、人脉，甚至没有其它朋友。没有张学良暗中授意、布置，郭松龄根本指挥不动这支奉系精锐，更无力拘押忠于张作霖、反对兵变的四个师长赵恩臻、高维岳、齐恩铭、裴春生和30多名军官。其实，只要张学良回到军中说一句话，兵变就可立即中止。但直到12月下旬巨流河之战前，张学良知道事不可成（起初中立的日本明确站到了张作霖一边，而策动兵变的苏联则不愿出兵公开介入，不愿与日本对抗），他才通过亲信邹作华（炮兵第一旅长，被郭松龄任命为叛军参谋长，1926年任奉军炮兵总司令，西安事变时选择与兵变惯犯张学良分道扬镳）等人指示兵变军官们转向。郭松龄随即成为孤家寡人（仍效忠郭的只有魏益三），叛军须臾间土崩瓦解，几乎不战而溃。

滦州兵变是郭松龄站在前台，张学良居于幕后，二人一前一后、一明一暗共同组织、发动的。
兵变发动前张学良与郭松龄多次秘密谋划。1925年11月19日，郭松龄通电反奉前三天，张学良、郭松龄、李景林三人曾在天津开会密商，当晚，郭松龄在天津国民饭店（一说意大利租界医院）召集刘伟、范浦江、霁云、刘振东等高级将领，再次开会；11月22日，郭松龄在郭、冯（玉祥）密约上签字的当晚，张学良与郭松龄再次碰面，郭松龄在张学良走后的当夜即通电反奉。

12月25日（郭松龄被枪决当天），张学良在韩麟春陪同下“训视”投降的兵变军官，他装模作样地责问刘伟（津榆驻军第二军军长，一说第二军参谋长）：“你是不是事先知道郭要反叛？”，不料遭刘愤怒反呛：“你自己知道的一点都不比我少。”

按参与滦州兵变的张学良另一亲信高仁绂（“九一八事变”导火索“中村事件”肇事者关玉衡的上级）的说法，“兵谏”命令是张、郭二人联衔签发的。

1927年夏，驻军新乡奉命对抗北伐军的张学良再次谋划兵变，再次准备推翻其父张作霖，并消灭张作霖反苏反赤与北伐军作战的最坚定支持者张宗昌及其张统率的直鲁军。他派时任奉军炮兵司令邹作华前往北京，向负责京畿警备的高仁绂传达准备“兵谏”的指示。按照“兵谏”计划，高仁绂有两项任务：一是指挥在北京附近的15个奉军步兵和炮兵团，消灭张宗昌在京津地区的军队；二是如果张作霖拒不采纳张学良的建议（不要与北伐军对抗作战），高仁绂即率奉军包围张作霖居住的北京顺承王府，切断王府同外界的一切通信联络和交通。高一听说又要造反，立即表示拒绝：“郭茂宸领导的滦州起义，是军团长（张学良1927年任安国军第三方面军军团长）与郭茂宸联衔下的命令，我才誓死追随，不意到了锦州起了变化，造成相反的后果。那一次算我上了当，这一次再不上当了，我决不接受这个任务。”

“新乡兵变计划”后来并未实施，它应该是被皇姑屯谋杀计划取而代之了。

如果滦州兵变成功，那么张学良代父主政的时间将从1928年夏提前到是1925年底或1926年初。

1926年1月，吴佩孚与张作霖化敌为友，联手讨伐冯玉祥（讨赤）。4月15日，冯军撤离北京，退守南口。4月26日凌晨，深度介入郭松龄兵变等事件的京报社长邵飘萍经张作霖、吴佩孚共同决策，被枪决于天桥先农坛二道坛门刑场。邵飘萍是李大钊发展的秘密党员，与冯玉祥交谊很深，邵同时还是张学良的好友（张学良曾说，他与邵飘萍“私交亦不浅，时有函札往来”）。邵飘萍是帮助李大钊促成郭松龄、冯玉祥结盟反奉的重要人物，郭起兵前后，邵飘萍曾派其如夫人祝文秀多次乔装往来于北京西郊（冯玉祥）、北京（李大钊）、天津（郭松龄）之间，充当李大钊、冯玉祥、郭松龄三方的信使。

李大钊、张学良同为当时声名赫赫、极具影响力且交游极为广阔的人物，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对方，不可能不想见识对方；但非常奇怪的是，两人竟没有留下一丝一毫接触、见面的记录。他们是从未接触过？还是总在避人耳目地秘密接触（张学良精于化装）？或者尽量通过中间人接触？对应后一种情况，二人的秘密联络人应该就是邵飘萍。

1986年7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确认邵飘萍为中共秘密党员，入党时间是1925年，入党介绍人是李大钊、罗章龙。


（本文系基于“隐秘苏谍张学良与苏联的隐秘联络”一文的框架修改、扩展而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