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11日，因热河不战沦陷，张学良通电下野，翌日飞抵上海。1933年4月11日，张学良、于凤至、赵一荻一行从上海出发，乘船前往意大利，开始了长达八个月的欧洲之旅。

1933年5月，黑龙江望奎县人，留学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英国共产党党员、中国语言组书记于炳然设法与时在意大利的张学良建立了联系。7月下旬，张学良、于炳然在伦敦见面并共进晚餐，之后两人多次见面长谈。1934年8月，已回国就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的张学良给于炳然去信，告诉他已为其办好了赴苏联留学的手续。赴苏前，于炳然联系了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1934年10月，于炳然来到莫斯科。在莫斯科期间，于炳然与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明多次接触。“留学苏联”的于炳然是张学良的驻苏秘密联络人。

张学良的心腹，曾任北洋政府农工部总长的莫德惠与于炳然角色类似。1936年6月底、7月初，在潘汉年的安排下，莫德惠自香港启程，秘密前往莫斯科，之后于同年9月中旬返回中国。莫德惠1936年可能不只一次赴苏。莫德惠以往也曾多次代表张学良与苏联接触，其中一次是1929年中东路事件（张、苏双簧）的善后。莫、于两人的区别是，莫德惠是身负专门使命的张学良秘使，而于炳然则是张学良的常驻莫斯科秘密代表。

1931年“九·一八”离开东北前，张学良与苏联有着丰富的联络渠道；1933年春离开华北前，张学良与苏联仍有多种联络渠道。

“九·一八”事变前，通过苏联控制的中东铁路，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等机构，张学良与苏联可以非常便利地联络。这组渠道的首席联络人，是张学良任命的东省特别区（跨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中东铁路沿线地区，与省同级）长官，常驻哈尔滨的张景惠。张景惠是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张学良的四大爷。张作霖的发妻赵春桂怀着张学良时，在张景惠家住过几个月。（据说）张学良出生那天（1901年6月4日），怀孕八个月的赵春桂及长女张首芳（张冠英）正从张景惠家前往堂侄、张学良的表兄赵明德家，途中遭遇土匪袭击，在颠簸的逃难马车上，赵春桂早产生下了张学良。张学良出生后，赵春桂奶水不足，张景惠帮她在邻屯找了一位姓王的奶妈。张景惠自己曾说，赵春桂和刚出生的张学良在他家又住了五六个月才被张作霖接走。

张景惠是皇姑屯谋杀的关键参与者。爆炸暗杀发生前，张景惠在皇姑屯车站登上了张作霖列车，但几分钟后爆炸发生时，张景惠却不在张作霖、吴俊升所在车厢（暗杀地点三孔桥在皇姑屯车站东1.3公里处）。

事发地点三孔桥在皇姑屯站东1.3公里，奉天总站（列车的终点）西1.2公里。张作霖是在距奉天近在咫尺时被炸身亡的。

张上车不是为了和两位结拜兄弟唠嗑。张景惠为什么要在皇姑屯车站上车？他要做什么？要确保暗杀成功，必须有人在皇姑屯车站上车，完成以下三项工作：
1）确认张作霖仍在列车上，没有中途下车或换车；
2）向三孔桥的特工发出实施暗杀的信号；
3）以某一方式（如挂灯）清晰指示张作霖、吴俊升所在车厢，以便三孔桥的特工在天色昏暗的清晨精准触发爆炸（爆炸发生的时间是清晨5点30分左右）。
参考文章：皇姑屯谋杀内奸分析

张景惠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曾背叛张作霖，后虽得到张作霖的原谅，但已边缘化，不再属于奉系权力核心圈。张学良代父主政后，张景惠咸鱼翻身，重返权力核心，成为了东北炙手可热的人物。张景惠在东北所兼的职务包括：东北最高权力机关--东北政务委员会的13名委员之一（委员会主席为张学良），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国民党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张学良的大力举荐下，张景惠在国民政府中央机构也担任多项要职：1931年3月，张景惠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6月，兼任国民政府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

张学良的第一心腹干将黎天才也是张学良与苏联联络的重要桥梁。张学良无法使李大钊免死（加拉罕、李大钊，或者李大钊、罗章龙，很可能是张学良加入第三国际的介绍人），但他假手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以假自首、假悔过的方式营救了李大钊的左右手，才干非凡的黎天才（李渤海）。黎天才此后名义上跟随陈兴亚，实际上暗中为张学良工作，并成为张学良情报系统的秘密负责人。1932年下半年（8月后），久慕其名，欲将黎收为已用的蒋介石任命黎天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前身为北平绥靖公署）政训处副处长（处长为曾扩情）。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委员长由蒋介石自兼，张学良为副委员长、代理委员长。蒋介石的这一任命使张学良、黎天才有了公开的工作关系，不必再象以前那样避人耳目地秘密接触。蒋介石后来还在南昌专门召见黎天才以示恩宠，并让邓文仪交给黎一个密码本，以便双方秘密联系。蒋介石不知道黎天才与张学良的隐秘渊源，一厢情愿地把黎天才当成是自己人，当成是自已安插在张学良身边的内线。直到西安事变前一天（1936年12月11日）晚上，蒋还将黎天才找来问话，谈了一个半小时，结果黎天才回见张学良后，张立即在几个小时后的12日子夜2点发动了西安事变。李大钊死后，黎天才一度继承了李大钊的党内职务和工作，他也继承了李大钊与苏联的联系渠道（李大钊生前的许多对苏联络工作本就是黎天才在操办），足以胜任张学良与苏联的联络桥梁。

人际联络之外，张学良与苏联当然也通过电讯联络。在张作霖主政东北及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期间，奉系的电讯系统实际掌握在张学良手中，其直接负责人一直是张学良的玩伴、伴读、结拜兄弟周大文。1917年从日本进修电报回国后，周大文先后担任奉天督军署、省长公署电务处处长，东三省巡阅使署秘书处处长，东三省巡阅使署政务处处长，北京张作霖大元帅（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府电务处处长等职。官至少将，但名声不显的周大文是张学良安插在其父身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棋子。

皇姑屯事件不是单方面的暗杀，而是合作谋杀。张学良方面负责与苏联方面秘密电报联络，协调双方行动、约定相关暗号的是黎天才或周大文；将张作霖的返奉行程，所乘列车情况，所处车厢位置、车厢特征等情报秘电苏联方面的，也是黎天才或周大文；（黎天才、）周大文还给坐镇奉天（沈阳）的吴俊升发报，诱其从奉天赶到山海关远迎张作霖，踏进了死亡车厢。奉系二号人物吴俊升时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是张作霖入关后安排在东北的“看家人”。张作霖、吴俊升同时被炸身亡后，张学良接任了空缺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一职，名正言顺地成为东北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几乎毫无障碍地成功代父主政东北。
参考文章：谎言、捏造、线索，评析《皇姑屯事件亲历记》上

张学良与苏联合谋、合作制造了皇姑屯事件（1928年6月4日），弑杀了自已的生父，苏联的死敌张作霖。张学良与苏联的其它重要合作还包括：
1）1925年11月下旬，由副手郭松龄（奉军精锐-津榆驻军副司令兼第十军军长）出面发动滦州兵变（郭松龄反奉事件），以推翻其父，苏联在中国的头号敌人张作霖。如果滦州兵变成功，那么张学良代父主政的时间将不是1928年夏，而是1925年底或1926年初。
2）主政东北期间释放了大批共产党员。1928年6月，张作霖被谋杀的当月，张学良以为父治丧的名义宣布特赦政治犯，释放了被其父关押的大批国共两党党员（6月19日，返回奉天两天后，张学良就任奉天军务督办）。1928年12月底东北易帜时，以及1931年的元月，张学良还实施了另外二次大赦。张学良主政东北期间释放的共产党人包括刘少奇和饶漱石。张学良表面上仍延续其父的反苏反赤化政策，但在其主政东北时期，没有任何共产党人被处决（的文字记录）。
3）1929年，与苏联合演中东路事件双簧戏：先蓄意制造过激反苏事件，为苏联出兵入侵东北制造口实；再蓄意牺牲对苏作战的两支孤军（吴俊升死忠梁忠甲的第15混成旅及韩光第的第17混成旅），制造惨败；继而以惨败为借口，私自越权与苏联签订《伯力会议议定书》（按东北易帜时张学良与国民政府的约定，东北的外交事务由中央处理，张学良没有外交谈判签约权），成功维持了苏联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张学良以假反苏的方式助苏，制造既成事实，使中国由主权的正当申张方变成行为的过错方，使国民政府已开始研讨的通过“改订新约运动”逐步收回或赎回中东铁路的计划胎死腹中，化为泡影。
4）在中东路事件期间，伪造、抛出《田中奏折》，成功将中国国内的反苏情绪转化为反日情绪。伪《田中奏折》极大激化了中日矛盾，加剧了中日双方的不信任和敌对意识。张学良暗中通苏，伪造《田中奏折》，对张作霖与日本达成的协议一概不认帐，拒绝与日方进行相关谈判，以各种明暗手段反日、敌日、辱日、排日，凡此种种，近则激发日军少壮派酝酿、发动“九·一八”事变，远则为中日全面战争埋下了致命的种子。
5）主持华北军政期间（1930年10月~1933年3月）通共、济共。
例如，通过于毅夫向苏联-共产国际提供机密情报。于毅夫是张学良及其弟张学铭的部下，做过张学铭的秘书。1933年春，于毅夫加入了佐尔格间谍团队平津间谍站。平津间谍站的负责人兼于毅夫的的单线联系人是于的燕大同学张放（当时佐尔格已离开上海赴日本），有多个化名，原名张金增的张放就是佐尔格的重要助手方文。加入平津间谍站不久，经张学铭推荐，于毅夫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的参事，北平军分会的（代）委员长是张学良。于毅夫利用这一身份，和北方军政要人的助手们密切交往，积极收集军事、政治情报。于毅夫多次将自己经手的，以及东北军将领、东北籍军官有意或无意提供的军政情报或机密文件转交方文，包括从东北军一○五师副师长董彦平手上拿到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围剿”红军鄂豫皖根据地的军事部署图。一直到1935年夏张放离开北平时，于毅夫与张放的合作才告一段落。张放是于毅夫的燕大同学和单线联系人，张放的入党介绍人和曾经的单线上级是谁呢？是张学良的头号智囊和首席情报官黎天才（李渤海）。
再如，1931~1933年间，平津和华北被捕的数百共产党员，绝大多数以各种形式先后获释，经办人分别是黎天才、王卓然、潘文郁等张学良核心幕僚。
具体事例一：1933年初，借孙殿英请求保释韩麟符之机，张学良派黎天才、潘文郁（已任其机要秘书）出面，未经任何正式手续，将韩麟符、杜真生、郑丕烈、李希逸、许权中、刘尊棋六名中共党员从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释放（另说，刘尊棋是张学良另一重要幕僚王卓然于1933年5月营救出狱的）。
具体事例二：1933年3月11日，张学良因热河沦陷通电下野赴上海，离任前，张学良派黎天才再次释放了一批北平监狱的政治犯。
6）任职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期间（及前后）通共、假剿共。例如，通过潘文郁（即潘东周）等人向中共北京特科提供机密军事情报。潘文郁当时是鄂豫皖“剿总”情报机构--机要处成员，同时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张的马列著作、共产理论老师。机要处的头头，少将处长是黎天才（李渤海）。
7）任职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期间通共、济共、助共、假剿共。不举例了，这期间的例子广为人知，不胜枚举。
8）西安事变。我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首要动机是拯救中共。事变发生后，张被苏联斥为叛徒的原因是，他的这一自作主张的作法与斯大林的战略规划相悖。在斯大林心目中，蒋介石是唯一能把日本拖在东方，拖在中国，使苏联东线安全得到保障的人，蒋介石的安全远比中共的安危重要。不过，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忠实而坚决地配合、执行了斯大文关于事变善后的指示，包括放蒋及避免中国内战，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善后中执行斯大林指示的忠实度、坚决度，胜过中共。西安事变既拯救了中共（张学良的首要目标），又促成了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斯大林的首要目标），从苏联-共产国际的利益角度看，西安事变是一次结果“完美”的行动。

回归正题。除于炳然、莫德惠、张景惠、黎天才等人外，另一位红色代理人、共产国际间谍宋庆龄也是张学良与苏联的秘密联络桥梁。

1935年10月，张学良被任命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蒋介石）职权。1935年11月底，参加完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张学良自南京赴上海；35年12月中下旬至36年1月上中旬间，参加完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等会议的张学良再次自南京赴上海。

在两次赴上海期间，张学良会见了心腹部下、抗日将领李杜，秘密探监（化妆探监）了更重要的心腹幕僚杜重远（12月中旬）。阎宝航、王卓然、杜重远、高崇民、王化一、卢广绩等人是张学良最核心的几个幕僚，他们对张学良的重要性仅次于黎天才。杜重远入狱是因为其创办并担任主编的《新生》周刊发表了艾寒松（邹韬奋的得力助手）的《闲话皇帝》一文，文章对日本天皇有“不敬之辞”，为平息日方愤怒，1935年7月，江苏省高等法院以“共同散布文字诽谤”为由，以“共同诽谤罪”“象征性地”判处杜重远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杜重远入狱期间的看管极为宽松，“在狱中，杜重远每天都受到工人、学生、实业家、文化界人士、东北军官兵探监慰问。他还阅读了周恩来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孙达生送来的大量马列主义刊物，并和来探监的中共地下党员胡愈之、孙达生等人讨论时局。”

探监者中的胡愈之是一名重要的苏联-共产国际间谍，以实业家为掩护身份的“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也是一名苏联-共产国际间谍。杜重远与张学良、阎宝航等人，长期致力于激化中日矛盾（包括在中东路事件张-苏双簧戏期间伪造、抛出《田中奏折》），以将中日引向全面战争（而将日本长期计划、准备的日苏战争转化为中日战争，正是斯大林东方战略的核心）。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这位极力煽动他人抗日，煽动全民族抗日的著名“爱国者”，没有出现在抗战的前线（日军近在眼前的时候绝不抗日，只在远离日军的地方“抗日”，这是张学良集团成员的共性）。1939年1月，应另一位红色代理人盛世才之邀，杜重远以建设抗日大后方之名，第四次前往最远离日军锋芒的新疆，去巩固这块中国的红色代理人基地。这一次，他踏上了自己的不归路。 约在1943年10月（具体时间有不同说法），杜重远被自己的开原同乡，小学、中学同学，前同志，张学良的前部下，已投向蒋介石的盛世才秘密处死灭口。

1935年11月~1936年1月两次赴上海期间，张学良以秘密会面或其它方式，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军事情报）告知了宋庆龄。这次联络最可能发生在张学良第二次赴上海期间（35年12月中下旬至36年1月上中旬）。

注：1935年9月15日，徐海东等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等领导的陕北红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于陕西延川永坪镇，成立红十五军团；10月19日，红军陕甘支队（中央红军一、三军团）抵达陕西保安吴起镇；11月初，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在象鼻子湾地区会师，重组红一方面军。

1934年11月底，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失去了唯一一部100瓦大功率电台，与苏联-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中断；陕北中共中央直到1936年6月底、7月初，才恢复了与苏联-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遵义会议后中共派出的陈云、潘汉年虽先后到达莫斯科，但他们只能汇报出发前（1935年3月前）中共中央与红军的情况。张学良两次上海之行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向苏联-共产国际系统汇报红军的最新情况，而苏联-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触角，就是宋庆龄团队。得知红军抵达陕北，宋庆龄、路易·艾黎、史沫莱特等人在艾黎的三层洋房内兴奋地举杯庆贺。宋庆龄上海团队的电台，就秘密设置在艾黎三层洋房顶楼的小间内。

经李杜介绍（介绍人也可能是宋庆龄），张学良认识了中共党员刘鼎，与之一见如故。刘鼎之前是方志敏的兵工厂政委。1935年1月，红十军团兵败怀玉山，6月，刘鼎在国军搜山时被俘，同年秋，刘从俘虏营逃脱，经九江到上海，此后一直潜藏在路易·艾黎家中。刘鼎的夫人吴先清是著名的共产国际间谍，曾任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谍报组组长。

张学良还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等“爱国民主人士”见了面。张学良在上海秘密会见的人中，还包括共产国际宋庆龄上海团队成员，与自己的核心幕僚杜重远来往密切的胡愈之。张、胡还有另外一重关联：胡愈之与前北洋政府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罗文干关系非同一般，而罗文干又是张学良的密友。按公开的说法，胡是1933年9月加入中共的。但是，胡可能是由国际党员转为中共党员的。1930年至1931年初在苏联期间，或1928年至1930年在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期间，胡愈之可能已加入了苏共（联共）或法共。
注：1925年12月至1952年10月间，苏共的准确名称是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18年3月至1925年12月间，其名称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52年10月，联共（布）十九大将党名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胡愈之即将成为又一位张学良的对苏秘密联络人。（前面提到，1935年12月中下旬至36年1月上中旬间，参加完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等会议的张学良再次自南京赴上海。）1936年1月20日，胡愈之自上海启程，秘密前往莫斯科。胡愈之是张学良、宋庆龄上海之会后，由宋庆龄派出的，其使命包括：
1）向苏联-共产国际汇报张学良提供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情况；
2）汇报张学良的东北军-红军-西北军西北大联合计划；
3）领取指示，协调中国国内的红色代理人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工作目标、工作步调。

1936年1月8日，榆林桥战役（1935年10月下旬）中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一0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自红军驻地返回洛川王以哲（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驻地。张学良自上海、南京回到西安后（一说高福源返回洛川的第二天），立即接见了高福源，高福源将周恩来的亲笔信交给了张学良。经高往来中介，1月20日晚（胡愈之离开上海赴苏联的同一天），张学良亲自驾机（自西安）飞至洛川，与李克农秘密会面；3月4日下午，张学良、李克农在洛川第二次秘密会晤；4月9日夜，张学良、周恩来秘会于肤施（延安）天主教堂；5月12日夜，张学良、周恩来再次秘会肤施。。。这样，张学良又与陕北中共中央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36年2月胡愈之在莫斯科的汇报，以及35年12月~36年1月邓文仪（时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与苏联、王明在莫斯科的接触，引发了以下后续事件：共产国际、王明将潘汉年（胡愈之）、王炳南派回中国。

王炳南的使命是统战杨虎城、西北军。1936年2月，与杨虎城渊源深厚的王炳南被共产国际自柏林召至莫斯科，3月，王炳南携同德国妻子王安娜（安娜·利泽）经西伯利亚返回西安，再次来到杨虎城军中。

同一时期（36年2月），留守上海的中共党员谢华（谢兹山）从上海来到西安，也进入杨虎城军中，任职于杨虎城为主任的西安绥靖公署。谢华应该是宋庆龄直接或间接派出的。

36年3月，张学良的高级参议赵毅前往上海，3月20日，赵毅将刘鼎接至西安张学良军中。与刘鼎同行抵达西安的，还有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刘鼎随张学良参加了4月9日夜的张、周肤施密会，会后又随周恩来至瓦窑堡，向中共中央其它领导人汇报。在周恩来提议下（这应该也是张学良的期望或要求），刘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的正式代表。刘鼎来自上海，而非陕北，刘鼎自上海前往西安，是张学良、宋庆龄协商的结果，而非中共中央的指示。当时陕北中共中央与上海的电讯联络仍然中断。

有文章推测，1935年冬（11月下旬）陕北与上海宋庆龄的电台已经接通。这一判断是错误的，理由如下：
1）（至少）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间，陕北中共中央与宋庆龄之间没有任何电报记录。
2）1936年5月28日，冯雪峰给中共中央写信说：“未知国际方面已通电否？此地可设法打通。”如果中共中央与宋庆龄已可互发电报，那么，何须冯雪峰写信告知“此地（上海）可设法打通国际”？冯雪峰的信件表明，直到1936年5月下旬，陕北中共中央仍不能与宋庆龄电报联络。
3）如果双方35年11月下旬已可电报联络，那么，宋庆龄不会迟至2个月后的1936年1月20日，才派人赴莫斯科汇报。
4）苏联-共产国际不会在1935年冬至1936年2月间毫无动作，不会直到1936年2月后才派潘汉年（潘汉年1935年9月中旬已到莫斯科）、王炳南回国。

最早向宋庆龄通报红军到达陕北消息的，是张学良而非中共中央自己；张学良向宋庆龄提供相关情报的时间，最可能介于35年12月下旬至36年1月上旬之间；第一个在莫斯科向苏联-共产国际汇报红军到达陕北情况的，是张、宋联络后宋庆龄从上海派出的胡愈之。

在瓦窑堡，刘鼎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上海方面的情况（当时上海的中共党组织已形同瘫痪），中共即于当月派冯雪峰率干部自陕北赴上海，恢复上海的党组织、并领导其工作。这样，在张学良的（暗中）帮助下，陕北中共中共与共产国际宋庆龄上海小组，及留守上海的仅存的几位中共（特科）地下人员恢复了联系。

1936年2月底，潘汉年、胡愈之首次返程因故折回。4月中上旬，二人扮作旅游者，再次离开莫斯科，经巴黎，从马赛乘船前往中国。5月中旬，二人抵达香港。

潘汉年有三个重要使命，其中两个使命对中共中央是透明的：向中共中央传达苏联-共产国际有关指示；代表中共中央，或促使中共中央，与国民政府进行联合抗日的谈判。7月，陈果夫、陈立夫派出的铁道部次长曾养甫与潘汉年在南京见了一面，要求潘先回陕北，明确陕北中共中央的谈判条件后再回南京正式谈判。潘汉年持二陈、曾养甫提供的特别通行证，乘火车于1936年8月1日抵达西安，8月8日，潘汉年到达陕北保安，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

（内部多次讨论、辩论后）8月25日，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国共两党重新合作；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布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将“抗日反蒋”的口号调整为“逼蒋抗日”的方针。1936年9月24日，潘汉年离开保安前往南京。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潘为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

潘汉年还有一个隐秘的，不向中共中央公开的重要使命：代表王明（王明则代表苏联最高层）联络张学良，并安排、帮助张学良的秘使（莫德惠）前往莫斯科。

1936年7月1日，（可能尚身在香港的）潘汉年化名“伯林”给王明发出了一份密码信，信中有以下内容：
1.与张学良取得了联系（应该不是指潘、张面谈形式的联系）：“同张学良已经达成协议，我们在他那里已设有代表（应指3月20日抵达西安的刘鼎）。”
2.与冯雪峰取得了联系：“冯雪峰同志和另一些人已从苏区（陕北）被派往上海。”
3.任务进展顺利：“现在冯雪峰同志同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1933年至1937年担任苏联驻中国全权大使）一起派李杜与张学良的代表（指莫德惠）取道法国去苏联，与他们一起去你们那里的还有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共产党员。30日他们已动身（或将动身）绕过香港前去。”
（【《伯林同志的密码信》，1937年7月1日于香港，绝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21页】）

1936年7月上旬，潘汉年自香港抵上海，经刘鼎安排，潘与张学良在市郊租界的一家大饭店秘密会面（这应该是二人的第一次谋面）。
（【张云：《潘汉年的一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

8月初，潘汉年自南京抵西安，与张学良再度相会（同在8月初，张学良的秘使莫德惠抵达莫斯科），两位相识仅一个月，仅见过一次面的同志这时已经如胶似漆、亲密无间了，潘汉年离西安赴保安前，“张学良几乎每晚都与潘见面，无话不谈。在谈到红军北上问题时，前线的军事情报，张都送给潘看。”

与张学良的秘密联络（包括安排、帮助张学良的代表莫德惠秘密赴苏），是王明委托的秘密使命，这一使命应该来自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潘汉年并未向中共中央汇报自己的这一秘密使命，这应该是斯大林的要求，斯大林一直对中共中央刻意隐瞒张学良的隐秘身份。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否决了中共中央发展张学良成为中共党员的计划（一方面，中共中央想发展张学良入党；另一方面，张学良也曾向刘鼎提出加入中共。至于后者，我认为，这是张学良的试探策略，张既是试探中共对其的评价，又是试探中共是否对其隐秘身份知情），季氏的理由是：张学良不是最可靠的朋友，两广反蒋事件失败后，他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背叛我们。事实上，张学良对苏联-共产国际极为忠诚，张学良为苏联，为共产国际，为中共做出了无可比拟的极其巨大的贡献，说张学良为苏联-共产国际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不为过，我认为，张学良从未有过背叛苏联-共产国际之举。为什么苏联-共产国际不允许中共发展张学良入党？因为张学良已是俄共、联共或第三国际特别党员，无须、不宜再加入中共；而且，斯大林需要的是身份最隐秘、知情人最少的特别党员张学良。要么，季米特洛夫是在配合斯大林演戏；要么，连季米特洛夫也不知道张学良的隐秘身份。除斯大林外，除张学良核心幕僚外，知情人或许只有王明、于炳然、宋庆龄及宋家的其它隐秘红色代理人（也许还包括胡愈之，应该还包括盛世才），后来又多了一个潘汉年。

执行王明（斯大林）安排的隐秘任务，未向毛泽东吐露张学良的真实身份，未向毛泽东汇报张学良与王明（斯大林）的秘密联络情况，这应该是潘汉年1955年获罪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7年3-4月，于炳然奉命离开莫斯科，他回国后的党内联络人，正是潘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