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姑屯事件亲历记》，又名《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亊件亲历记》，作者周大文，是张学良的把兄，曾任辽吉黑三省电政监督、本溪湖煤铁公司总办、北平市长等职。在1928年6月4日的皇姑屯事件中，周大文与张作霖同车，手部轻伤。

《皇姑屯事件亲历记》写作的具体年、月不详，目前，只能粗略判断其成文于1949~1971年之间。该文的一个参考地址是：皇姑屯事件亲历记
https://www.sohu.com/a/205394416_651763

以下引号内的黑体字来自《皇姑屯事件亲历记》一文。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早，我到中南海内福禄居密电处上班，在中南海丰泽园后上房与大元帅府秘书长任毓麟相晤，他匆忙地告诉我：“大元帅今天决定回奉，你可以回家作些准备。”我听到这话，即时回家把行李收拾好，随即回到中南海待命出发。是日午后六时，我率领密电处全体人员约二十余名到东车站，并在行前发了一件密电致奉天留守吴俊升，通知他如有要电可拍到京奉沿线专。。。”

这里的时间略有错误。张作霖元帅专列自北京出发的时间应为6月3日凌晨1点15分，因此，周大文发送密电、准备行李、到达车站的时间应为“六月二日”。有个细节提醒大家注意，6月2日出发前，周大文给在奉天的奉系二号人物吴俊升发了一封密电，稍后将分析这封密电与吴俊升之死的关系。

“我们这次随张作霖出关回奉，许多人心里都有些忐忑不安，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故，因为前些日子张作霖同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有过一场面对面的严重冲突。

五月十七日晚上，张作霖正和梁士诒、李宣威等几位客人打麻将牌的时候，芳泽来访（是预先约定的）。。。只听到张作霖说：“我这臭皮囊不要了（“臭皮囊”是张作霖常用的口头语），也不能做这件教我子子孙孙们抬不起头来的事情。”跟著，不待芳泽辞去，他就先离开了客厅进入里间。当时留在里间的几位客人都很惊讶，不知道芳泽究竟提出什么问题惹起这么一场严重的冲突。

事后据张作霖的承启官长赵锡福和当时在场的差官们透露，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天晚上芳泽来见张作霖，向他提出了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合同的无理要求，并且诱惑张作霖说，如果他能答应这个要求，日本可以设法阻止北伐军过黄河。张作霖未为所动，正色回答说：“我们家中的事，不劳邻居费心，谢谢你们的好意。”芳泽说：“你们打得过北伐军吗？”张作霖说：“若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出关外。”芳泽说：“恐怕未必能回得去吧？”张作霖说：“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芳泽见张作霖不能上当，就进一步采取威胁手段，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单来交给张作霖 （可能就是日本政府关于满洲问题警告南北两方的觉书），接著又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张作霖回答说，他尚未接到报告。芳泽竟然用恫吓的口吻对他说：“张宗昌的军队是你的部下，你对此事应该负一切责任。”张听罢此言勃然大怒，由座位上站起，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向地下一摔，摔成两段，声色俱厉地对着芳泽说：“此事一无报告，二未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巴子的，岂有此理！”他说完之后，就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三个多小时的会谈就这样收场了。”

可以断定，上述张作霖与芳泽谦吉的对话完全是周大文捏造的。这段对话始于“吉会铁路合同”问题，然而，“那天晚上芳泽来见张作霖，向他提出了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合同的无理要求”这件事根本不可能发生，原因如下：

1。1927年10月15日，张作霖在《满蒙新五路协约》上签字，同意向日本借款修筑五条满蒙新铁路，这五条铁路是：吉会（吉林市——朝鲜会宁）、长大（长春——大赉）、吉五（吉林——五常）、洮索（洮南——索伦）、延海（延吉——海林）。请注意，吉会铁路是上述新五路之一，也就是说，吉会铁路（借款）协定已于1927年10月签订，包含在《满蒙新五路协约》之中。签订了借款协定，不等于签订了修筑合同，那么，吉会铁路的修筑合同，是不是一直到上述对话发生时的1928年5月17日还没签订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1925年10月24日，满铁理事松冈洋右与中华民国交通总长叶恭绰签订了《吉敦铁路承造合同》。吉会铁路跨越中朝两国，在中国境内又分二段：吉敦段（吉林市至敦化）和敦图段（敦化至图们江），吉敦铁路即是吉会铁路的第一段。1926年1月，北洋政府交通部曾致函满铁，试图撤销上述合同，但在日本反对下，合同仍然维持；1926年6月1日，吉敦铁路正式动工，1927年10月12日通车至六道河站，1928年1月17日通车至至老爷岭站，6月21日通车至蛟河站，10月10日正式通车。也就是说，吉会铁路第一段--吉敦铁路的承造合同早在1925年10月已经签订，在《满蒙新五路协约》签订时，该路已部分通车，到皇姑屯事件前已接近全线通车。

3。1928年5月13日，张作霖命航政司长赵镇兼任交通次长，代理部务（因为交通总长常荫槐避去天津、路政司长刘景山临时辞职），在敦图、长大两路承造合同上签字用印。敦图铁路是吉会铁路的第二段。也就是说，在周大文所杜撰对话发生前四天，吉会铁路第二段的承造合同已经签订了。

简单总结一下：吉会铁路借款协定已于1927年10月签订，吉会铁路之吉敦段在此之前已经动工，吉会铁路之敦图段承造合同已于1928年5月13日签订。该签的都已经签了，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怎么会在4天后的1928年5月17日，向张作霖“提出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合同的无理要求”？对话的基本前提都不存在，又怎会有其它后续内容呢？周大文讲的故事是彻头彻尾的编造！

周大文在编造时还罔顾了以下常识：

一、周大文以为世界各国的外交家都和中共的战狼外交官王毅、华春莹、赵立坚、耿爽一样，流氓无耻，毫无节操、礼节、风度、涵养、教养可言。

二、张作霖不仅是中华民国元首，而且是时任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多年的知交好友。张作霖麾下安国军虽多次败于苏联扶植、武装的北伐军，但除龙潭战役外，并无大败，安国军主力犹在，仍拥有几十万强大的军队，相比之下，以关东军（旅大驻军和南满铁路的守备队）为主的日本驻华军队，仅有一万五千人左右，芳泽谦吉什么身份，什么资格，什么实力胆敢在中国的地面上对中华民国元首无礼，赤裸裸地进行要胁、恫吓？这样的事情，在中共无底线贬低民国、丑化日本的伪史、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会屡屡出现，但绝不会发生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中。

三、国民党是一个赤化严重、苏联烙印极深的组织，即使在四一二清共、七一五分共，遣返苏联顾问之后，国民党仍反共（中共）而不绝苏，仍与苏联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仍对苏联支持满怀期待，仍在为苏联消灭其在中国最大的敌人-张作霖元帅；而日本，则一直被国民党视为帝国主义国家，主要的敌人。以反苏反赤为基本国策的日本国的公使可能会公然冒犯、要胁、企图伤害自己在中国最重要的盟友，最坚决反苏反赤的张作霖元帅吗？显然，周大文把日本公使转基因成了一头发狂的中共战狼。

四、张作霖与日本之间不可能亲密无间，但是，他们之间的分歧、矛盾，是盟友、合作者间的常见问题，相比张作霖与苏联间的生死相搏，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日本人与张作霖互为倚靠，彼此都没有更好的替代者，他们之间的事情，完全可以喝着茶、聊着天，慢慢商量慢慢谈，完全没有恶言相向的必要，根本没有翻脸的可能。

周大文为什么要编造前述谎言？为了虚构、夸大张作霖与日本之间的矛盾，嫁祸与人，掩盖真凶。

“张作霖和芳泽既有了这么一场严重的冲突，所以我们大家在临行时都有一种惴惴不安的预感，惟恐在山海关出事。我在出发时私自备妥一个裹伤包，还有两盒饼干，以防万一。”

这个SB还专门给自己准备了裹伤包。他怕什么？张作霖与芳泽的冲突出自他的捏造，他何须担心日本人呢？他是怕被同伙的爆炸暗杀误伤而已。

“专车由北京开出后，直驶天津，过津时靳云鹏、潘复、杨毓珣和日籍顾问町野等在津站下去（町野闻系张作霖派往联系阎锡山，他因与阎不熟，准备在天津找一个与阎认识的日军官同去。）专车到山海关时，车站上只有一两名日本守备队站岗，态度如常，看不出紧张的样子。吴俊升已先由奉天赶到山海关站迎接，他还向我说： ‘老弟，给来的电报看见了，你们都辛苦了。’”

据有关资料，专列到达山海关的时间是6月3日下午4时；另有资料称，吴俊升登上专列的时间是晚餐后；还有资料称，张作霖在山海关曾应吴俊升的要求，向吴俊升带来的军官团（团以上军官）发表讲话，鼓舞士气。综合这些资料，我猜测情况是这样的：
3日下午4时，专列到达山海关，吴俊升上车与张作霖见面，应吴俊升要求，张作霖下车向军官团发表讲话，晚餐后，张作霖和吴俊升返回专列。

吴俊升专门提到了周大文6月2日发给他的秘电。我认为，吴俊升3日从奉天远迎至山海关，极有可能就是缘于这封密电。如果吴俊升不到山海关，而是在奉天迎候，那么，他不会在6月4日清晨与张作霖一同堕入鬼门关。

吴俊升时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东三省边防司令，黑龙江督军、省长，是张作霖元帅安排的东三省看护人、奉天留守，就地位而言，吴是奉系的二号人物。奉系一、二号人物同时死亡，这绝非偶然，吴俊升也是皇姑屯谋杀的既定目标。如果吴俊升不死，那么，一个月后的1928年7月4日，张学良将无法顺利就任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一职，成为奉系的接掌者；如果吴俊升不死，按职位、资历自然接掌奉系的，大有可能是吴俊升。张学良需要吴俊升以死亡的方式让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一职。

吴俊升必须死，还有以下原因：

1。吴俊升吴大舌头是张作霖的最大死党。25年末郭松龄兵临奉天时，吴俊升率两师骑兵自黑龙江星夜兼程，千里驰援（苏联拒绝张作霖、吴俊升使用两国共管、合营的中东铁路运送奉军南下），因为他的及时到来，张作霖免于众叛亲离，免于焚烧大帅府，落荒亡命；巨流河之战中，吴俊升所部穆春师、王永清旅奇袭、攻占了设在白旗堡火车站的郭松龄司令部，并炸毁了白旗堡的郭军弹药库，为粉碎郭松龄兵变立下了头功。因为吴俊升的到来，张学良取代张作霖的日程推迟了两年半。郭松龄兵变就是张郭兵变，前台郭松龄，后台张学良。叛军骨干全是张学良提拔的亲信，没有张学良在幕后操纵，郭松龄根本指挥不动叛军。关于这一点的详细分析，可参见“张学良弑父调查（上）”中的“郭松龄反奉”一节。

2。王永清活捉郭松龄后，张作霖原本下令将郭押回沈阳审问，但吴俊升建议就地正法；也有说法称，促成郭松龄迅速被杀的是杨宇霆。建议就地正法，既是为了杀郭，也有以郭顶罪，避免张氏父子彻底决裂的考虑。

3。郭松龄之变平息后，吴俊升曾建议张作霖枪毙叛军营以上军官，并说：“这些人帮郭松龄反大帅，不能留着。”附逆的叛军军官几乎皆为张学良一手提拔的少壮派亲信，此建议相当于拔除张学良在奉军中的根基、爪牙，自然被张学良恨之入骨。

4。吴俊升是张作霖亲日反苏政策的坚定支持者，是张学良与苏联秘密勾结，大肆赤化、反日的重大绊脚石。

5。杀死吴俊升后，吴的势力将随吴的死亡而瓦解，吴带到奉天的5万黑龙江军群龙无首，不会再对张学良入主奉天及东北造成威胁。黑龙江军将由吴的老部下万福麟掌握，而万福麟大致在25年底前，已经投向了张学良。

在天津、山海关等车站的迎送活动，以及张作霖在山海关专程下车，向军官团发表讲话，这些情况，也非常有可能是周大文促成的。这么做的目的是延缓列车的行程，使专列到达暗杀地点三孔桥时，不再是漆黑的夜晚，而是天半亮的清晨。皇姑屯暗杀发生时的5:23分或5:30分，正是暗杀的黄金时间。半亮的天色，足以分辨目标；而天未全亮，又便于暗杀者隐蔽，伪造现场，及得手后转换身份或逃匿。

专列到达山海关的时间是6月3日下午4点，这时距皇姑屯谋杀发生还有13个半小时；山海关距奉天（沈阳）约460公里，假设专列时速为50公里/小时，那么，粗略估计，专列在山海关滞留了约3、4个小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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