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修改自《张学良弑父调查（中）》一文的后半部分“皇姑屯谋杀 上”。

1928年6月4日5点30分（一说5点23分），张作霖元帅的专列行至皇姑屯站与奉天（今沈阳）站之间，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的老道口三孔桥（现称三洞桥）时，突然遭遇剧烈爆炸，张作霖元帅被炸成重伤，当天不治身亡。当时，身为中华民国元首（陆海军大元帅）的张作霖元帅，在北伐军的进逼下，正乘专列自北京沿京奉铁路撤返奉天。

三孔桥爆炸现场

当年的三孔桥，一列火车正沿南满铁路自南向北开过。三孔桥桥上是南北走向的南满铁路，桥下是东西走向的是京奉铁路。这张照片是在桥的东面，自东向西拍摄的。

事发地点三孔桥在皇姑屯站东1.3公里，在奉天总站（专列的终点）西1.2公里。张作霖元帅是在离奉天近在咫尺时被刺杀的。

世人长期忽视的一点是：皇姑屯事件不是单纯的外部暗杀，它是一次计划周祥，实施缜密的里应外合的谋杀。没有来自奉系内部的配合、协作，皇姑屯暗杀不可能成功。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其中的道理。

首先，三孔桥的暗杀者需要知道张作霖元帅的启程时间以做好暗杀准备。

张作霖元帅一度打算乘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后因安全评估、公路坎坷、汽车颠簸等原因放弃了这一方案。确定乘火车出关后，动身前，张元帅一再释放烟幕：先宣布6月1日启程；随后改成2日，但2日上车的只有寿夫人（五夫人）等家眷；6月3日凌晨，张作霖元帅才终于登上专列。

理论上，下列人员有可能将张作霖元帅的启程时间提供给暗杀者：
1。安国军政府的高层；
2。张作霖元帅的近亲属；
3。前往车站为张作霖送行者，其中除了安国军政府的部分高层外，据说还有社会名流、商界代表、外国使馆人员等等；
4。为此次行程提供服务、安保的某些官员。

也就是说，能提供张作霖元帅动身时间的人范围比较大，并不能得出奉系存在内奸的结论。没关系，我们接着往下分析。

暗杀所设炸药在第10车厢，即张作霖元帅所在车厢进入三孔桥下时准确启爆，这说明，暗杀者准确定位了目标车厢，或准确把握了起爆时间。这对暗杀成功至关重要，如果不能准确定位车厢，不能准确把握起爆时间，那么只能将爆炸作为暗杀的前奏，爆炸之后，还须再发动人员攻击。

定位车厢或决定起爆时间的方式可能有如下几种：
1。通过车厢排序来定位。如知道目标车厢是第10节车厢，那么可通过数车厢来定位和决定起爆时间；
2。通过车厢外观特征来定位；据说，张作霖元帅所在的第10车厢是慈禧用过的“蓝皮花车”，它可能有与其它车厢明显不同的外观特征，如外皮为蓝色或有花样图案。
3。通过目标车厢上的其它标识物来定位。如人为设置的彩旗，彩灯或闪烁的灯。这些标识物只能在临近暗杀时秘密设置。
4。通过更特殊的信号来决定起爆时间。比如，经过三孔桥时，在列车上先起爆一枚炸弹，车外的暗杀小组随即引爆三孔桥上的炸药。这种方式无须定位目标车厢。

注：案发时张作霖元帅所在车厢，还有第8，第2，第11车厢等多种说法。

第一种方式不必依赖奉系内部人员，去过送行现场的人即可将张作霖元帅所在车厢序号提供给暗杀实施者。不过，专列共20节车厢，如果张作霖元帅所在车厢为第10、第8或第11车厢，那么，即使火车当时正慢速行驶，用数车厢的方式来定位车厢和决定起爆时间仍比较容易出错。只有目标车厢较靠近车头时，这种方式的可靠性才较高。

从下面两张现场照片看，爆炸发生时，专列的车头好象刚穿出三孔桥没多远，爆炸命中的车厢似乎并不位于专列的中部，应该比较靠近火车头才对。如果这个判断无误，那么，用数车厢来定位还是比较可靠的。

不过，皇姑屯事件当天或次日（5日），奉方调查科长关庚泽、安祥曾给东三省交涉总署署长高清和提交了一份“现场调查书面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张作霖元帅的包厢为第10节车厢。报告所指与我的上述观察不太一致。暂且记录和留置此问题，继续往下分析。

第二种定位方式是根据目标车厢的外部特征，这种方式和第一种一样，也不必依赖奉系的内部人员。不过，爆炸发生的时间是5点30分左右，由上述照片看，当时，天色尚未大亮，在这种天色下分辨厢体的颜色或图案，同样有一定难度。

也就是说，第一、第二种定位车厢的方式虽然对奉系内部人员的依赖度较低，但存在一定的不可靠性。

还有一个问题。这趟专列在自京返奉的路上多有耽搁，几乎每到一站，都有人来迎送，车到山海关，张作霖还曾下车，与吴俊升部下团以上干部见面，并发表了一番讲话。假如没有上述耽搁，那么，专列到达三孔桥时，天可能还未亮，暗杀者通过第一、第二种方式定位车厢的难度会加大。暗杀策划者一定通盘考虑了各种可能性，并就这种情况做出了安排，比如：如果专列通过三孔桥时天还未亮，那么，要安排一个人提前登车，为目标车厢设置一个醒目的标识，如一盏彩灯，或一盏闪烁的灯。登车的最佳地点，就是三孔桥西1.3公里处的皇姑屯车站。这种安排就是采用第三种定位方式。

也可采用第四种方式：车到三孔桥下时，内应先引爆专列上的炸药，专列外的暗杀小组再随即引爆三孔桥上的炸药。

也就是说，没有奉系内部人员的参与、配合，就不能确保皇姑屯暗杀在各种情况下皆成为必杀一击，这次暗杀将沦为一场撞大运式的赌博。

专列上还可能发生暗杀小组无法了解的其它情况：如张作霖元帅在接近奉天时，下了火车，改乘汽车；或中途更换了车厢。如果暗杀小组仍按原计划实施暗杀，那么就会炸空或炸错。要想万无一失，必须安排某人在皇姑屯车站登车，以确定张作霖元帅仍在专列上，同时确定张作霖元帅所在车厢并作出标识，或发出信号、指示。

张作霖元帅在专列上可能真的换过车厢。有几个资料指出，吴俊升在山海关登上专列后，张元帅和吴从原车厢换到了旁边的另一车厢（可能是第11车厢）。如果此说属实，那么，可以做出以下推断：
1。爆炸命中的车厢可能并非曾供慈禧专用的蓝皮花车；
2。没有内奸配合，皇姑屯暗杀更不可能成功；
3。有一内奸在山海关之后某站上车，确认了张、吴所在车厢，并为三孔桥的暗杀小组标记、指示了这一车厢。

因为张作霖元帅所在车厢存在多种可能性，为方便叙述，以下称这一车厢为“死亡车厢”。也有说法称，爆炸发生时，张作霖、吴俊升分处两个相邻的车厢（第10、第11车厢）。如果此说属实，那么，相当于死亡车厢有两个，是相邻的两个车厢。

皇姑屯事件中毁坏最严重的车厢--第11号车厢，它是列车上的饭车。

第10号车厢，张作霖元帅的包厢。

据说这是张作霖元帅六夫人马岳清当时所在的车厢


内应的作用还体现在暗杀的效果上。威力巨大的爆炸及炸塌的三孔桥钢板几乎将“死亡车厢”完全摧毁，其后的一节车厢也严重毁坏；按正常的想象，专列上人员伤亡一定非常惨重，但事实却相去甚远，当时专列上的四百多名乘客中，有多少人死亡呢？张学良在1957年的自述文章《我的父亲及我的家世》一文中说，遇难者只有两个人：张作霖和吴俊升；另据关庚泽、安祥提交给东三省交涉总署署长高清和的“现场调查书面报告”，除张作霖、吴俊升外，现场还发现了另外3名遇难者。也就是说，暗杀结果出奇地精准，事件的遇难者只有寥寥数人。由此推断，爆炸发生时，暗杀同谋和知情者均已躲到了较远的其它车厢，他们还体现出了人性的一面：将部分面临劫难的乘客也支到、或安排到了较安全的位置。爆炸发生前，内应们可能控制了死亡车厢，车厢内的张作霖、吴俊升或许已处于不自由，或不清醒的状态。


注：关于伤亡情况，最常见的说法“爆炸现场惨不忍睹，皇姑屯事件中共有20人死亡，53人受伤”是伪说，详情见《皇姑屯事件遇难人数、爆炸次数、另一处炸药位置》一文。

同被暗杀的吴俊升时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东三省边防司令，黑龙江督军、省长，是张作霖元帅（时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元首）安排的东三省留守人，在地位上是奉系的二号人物。吴俊升才能或许并不出众，但对张作霖赤胆忠心。25年末郭松龄兵临奉天时，吴俊升率两师骑兵自黑龙江千里驰援，使张作霖免于众叛亲离，免于落荒亡命；巨流河一战中，吴俊升所部穆春师、王永清旅奇袭、攻占了郭松龄设在白旗堡火车站的司令部，并炸毁了白旗堡的郭军弹药库，为粉碎郭松龄兵变立下了头功。吴俊升之死并非偶然，决定从奉天远迎到山海关之前，吴俊升曾接到了某个人的电报（此人也是皇姑屯谋杀团队成员，容我卖个关子，另文再述）。作为对张作霖忠心耿耿的奉系二号人物，吴是阴谋篡夺奉系大位者的重大障碍，如果吴俊升不以死亡的方式让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等职，那么，张作霖元帅死后，自然接掌奉系的，将是吴俊升。

杀死吴俊升，也是为了让当时奉天的5万黑龙江部队群龙无首。

如果皇姑屯的暗杀小组是外来者，那么，他们还需要从奉系内线获得如下帮助：提供掩饰身份和行动的便利；提供暗杀所需要的大量炸药、起爆器、起爆线，装置炸药所需的工具；提供日本军服或奉军军服。其中，暗杀所用的大量炸药最不可能是外来暗杀者自备的，它有两个最可能的来源：南满铁路的日本守备队，或奉军中的谋杀内应。

皇姑屯谋杀团队除了三孔桥的暗杀实施小组，（专列上和专列下的）奉系内应小组外，还有一个指挥、协调、通讯小组，该小组负责为前二个小组转发电报，传递情报，协调二者的配合。

下面是抓内奸时间，本文先抓几个专列上的内奸。

“张作霖是1928年6月3日从北京登车的。这天凌晨1时10分，张作霖及随行人员，抵达北京前门东站。。。前来送行的有北京元老、社会名流、商界代表，以及外国使馆要人等。少帅张学良、总参议杨宇霆、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北京警备司令鲍毓麟等也到站台送行。”

“凌晨1时15分，列车鸣笛开动。登车随行的有民国前国务总理靳云鹏、现国务总理潘复、东北元老莫德惠、军事部长何丰林、军事部次长于国翰、财政总长阎泽溥、教育总长刘哲等官员，还有张作霖的日本顾问町野武马、仪峨诚也。另有张作霖的六夫人马岳清及三儿子张学曾、随身医官杜泽先等。”


莫德惠。莫时任安国军政府农工（商）总长，曾任奉天代省长、财政厅长，后与刘尚清职务对调。此人有何问题？莫德惠是张学良在奉系高层的第一亲信，多次为张执行秘密使命，在“中东路事件”、“西安事变”等张学良主演的重大历史事件中，莫德惠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张学良被蒋介石禁锢后，探访他最多的人，也是莫德惠。然而，对这个极为关键，极为亲密的人，张学良晚年几乎从不提及，在口述历史时，张学良总是小心翼翼地刻意回避莫德惠。如此反常，原因何在？莫德惠是解开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真相的重要钥匙，也是映着张学良隐秘身份的一面镜子。相关细节，我将在其它文章中再作展开。

“4日晨，回奉专车抵达皇姑屯车站，刘尚清（时任奉天省长、财政厅长、东北大学校长）、张景惠等在那里迎候，并说明其余家人和文武官员，都在奉天新站等候。张作霖同迎侯人员招手后，专车继续前进，只有张景惠上车同行。”

张景惠。曾任中华民国安国军政府陆军总长，后改任实业总长。张景惠是张作霖最早的把兄弟，张上车后，1910年洮南关帝庙结拜的八兄弟，已有三人在专列上：张作霖、吴俊升、张景惠。以三人18年的交情，照常情和礼节，张景惠上车后，应该和张作霖、吴俊升多亲热会，多唠会才对；张景惠并未如此，他的举动与吴俊升、张作霖二人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亲热劲形成巨大反差。可以确定，张景惠登车后，即使进入过死亡车厢，也很快就离开了。原因如下：
1。专列在皇姑屯车站停留时间不长，张景惠一上车，火车就再次开动了。
2。皇姑屯车站距三孔桥不足1.5公里；
3。三孔桥爆炸发生时，张景惠不在死亡车厢；


列车驶离皇姑屯站，驶向终点奉天。张作霖元帅本人不知道，他叱咤风云、英豪非凡的一生，将在几分钟后走到终点。

“6月4日清晨，张作霖和专门从山海关赶来随他一起回奉的吴俊升谈笑甚欢，校尉处长温守善小心作陪。清晨的凉风丝丝吹来，大家在焦急中享受着这仅有的畅快。列车就这样沐着晨曦驶离了皇姑屯车站、进入了不远处的三洞桥。”

“在慈禧太后曾经坐过的蓝皮花车上，只有张作霖、吴俊升、温守善3人。张作霖拄着战刀，吴俊升站在张作霖的右侧，温守善双手紧握两把长瞄匣子枪守卫在张作霖身后，专列即将驶入三洞桥涵洞，3个人紧张地望着窗外，窗外已是细雨霏霏。”

（注：以上描述无法印证，不足为信。）

“突然之间，轰隆两声巨响，天地变色！张作霖的专车猛然被炸裂，一时间飞沙走石。原本从容行驶的列车车厢东倒西歪，有的脱轨、有的爆裂出熊熊火焰。而张作霖所在的那节车厢显然已面目全非，车身崩裂出好几丈远。”

温守善。爆炸发生时，温守善真的随侍在张作霖车厢吗？剧烈的大爆炸使吴俊升当场死亡，张和霖重伤不治，而应与张、吴同在死亡车箱的温守善呢？他几乎没受什么伤！

暗杀发生后，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开汽车赶到现场，温守善、张学曾（张作霖第三子）把张作霖抱上齐的汽车，一同返回大帅府（把张作霖抱上汽车者，同返大帅府者，有不同说法）。目睹张作霖死前惨状，照常理估计，温守善应该留下来，做点什么，比如，为故主善后，扶助少主，再比如，就算无力为故主报仇，也出份力，尽份心。但是，温守善没有这么做。皇姑屯事件后，温守善迅速离开了大帅府，离开东北，隐居起来了（在天津）。

除了避祸远遁，防被灭口，这还有其它解释吗？温守善知道什么重大秘密？什么人让温守善如此恐惧？连大帅府都庇护不了他？是日本人吗？

张作霖元帅不知道自己登上的是死亡列车；然而，专列上知道这一秘密的人，却不只三位。

潘复，也叫潘馥，中华民国安国军政府的总理，也是北洋时代最后一任总理。潘复在北京也上了张作霖专列，车到天津站，潘复下车。这本来没什么不正常的，但在天津站下车的人中，还有一位是靳云鹏。靳是两任北洋政府总理，张作霖的准亲家。潘、靳同时在天津站下车，本来也没什么特别不正常的，因为在天津下车的人至少有四位。什么地方不正常呢？潘复是自己主动下车，而靳云鹏呢，是被人诓下车的。据说，靳云鹏原本要陪张作霖回奉天，可车到天津，他的副官上车报告说，日本领事馆送信，他的好友坂西利八郎要找他商量要事，请他立即回宅。靳云鹏在天津家里等了一夜，也没等到坂西利八郎。最巧合的是，同在天津下车的潘、靳二人，关系非同寻常：靳云鹏是潘复的奶兄，靳云鹏的生母邱莹莹，是喂养了潘复6年的乳母。

注：在天津下车的除了潘复和靳云鹏，还有日籍顾问町野武马和谈判专家杨毓旬，有资料说，二人临时受张作霖所托，转道赴山西与阎锡山谈判去了。

靳云鹏被诓下车这件事，如果不是靳自已导演的，那么极可能是潘复设计安排的。虽然潘、靳这对异姓兄弟似乎因总理职位之争而不和，但潘复不忍心坐视奶兄继续身处死亡列车。潘、靳二人的人际关系都极为复杂，靳云鹏本人也存在知情的可能性，潘、靳二人中，至少有一人是皇姑屯谋杀的知情人，潘复知情的可能性更大。

潘复因为结识了张学良，与张学良投机才被张作霖所用。张作霖首次重用潘复，是26年9月任命潘为财政总长，这次任命，是张学良、李景林（曾任直隶督军）联名保荐的结果。26年11月中旬，在张宗昌引介下，被北伐军击败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赴天津投靠张作霖，张作霖不计前嫌，要张学良等人好生接待孙传芳，在老帅授意下，孙传芳、张学良、张宗昌、褚玉璞、潘复、杨宇霆等人交换金兰谱，结拜为异姓兄弟，后面4人中，与张学良交好的，只有潘复。上述5位张学良的结拜兄弟，杨宇霆死于张学良之手众所周知，世人不知道的是，张宗昌、褚玉璞、孙传芳三人的死，也都与张学良有关。张学良执掌东北后，潘复被聘为张学良的高级顾问。

为避免被误杀，潘复或靳云鹏选择了中途下车；温守善在车上是职责所在；如果莫德惠、张景惠也是谋杀知情人，那么，莫德惠为什么要冒险上车呢？张景惠又为什么要在暗杀发动前一刻亲临险境呢？因为莫、张二人是皇姑屯谋杀团队内应小组的核心成员，他们和张作霖身边的温守善负有配合谋杀的重要任务（温守善可能是被收买或被逼迫而协从的）：

1。监视张作霖，暗中控制专列；
2。为谋杀成功创造有利条件，比如，看似不经意地影响列车行程，使专列在有利于谋杀的时间点到达三孔桥（爆炸发生时的5：30分可能正是暗杀的黄金时机，再晚一会，天大亮的话，暗杀小组将很难隐蔽）；
3。在暗杀临近时，设法使张作霖留在死亡车厢，甚至将张作霖控制在死亡车厢，确保张不会意外脱险；
4。消除现场的线索和证据；
5。在暗杀发生后看守张作霖，即使张未当场死亡，也确保其不能说话，不能提供事关真凶、真相的证词，不能做出不利于已方的后事安排；
6。以当事人的身份编造证词，编造事件过程描述，编造有利于已方的张作霖遗言，将凶嫌指向它方。

已在列车上的莫德惠、温守善等人不能完成上述任务吗？张景惠有必要在皇姑屯站上车吗？

有。莫、温等人在北京登车后，可能一直未与车下的同伙进行联系，无法交换后续情报（假如张作霖曾换过车厢，他们无法及时通知同伙），也不知道谋杀团队的后续安排（比如，车到三孔桥时，如何配合暗杀）。更具体地说，张景惠在车近三孔桥时上车，以下几个原因：
1。确定张作霖仍在专列上，确定张作霖所在车厢；
2。向三孔桥的暗杀小组发出可按计划实施暗杀的确认信号；
3。如果需要的话，为死亡车厢设置清晰、醒目的标识，以便暗杀小组精准启爆；
4。与莫德惠交换情报，帮助莫加强对死亡车厢甚至整个专列的控制。
5。让火车慢速行驶，提高爆炸的准确度。

以上原因可概括为：确保皇姑屯暗杀不因意外情况而失败或落空：

留在奉天的张景惠应该还为三洞桥的暗杀实施小组提供了合法的活动身份，暗杀所需的炸药、起爆器、起爆线、望远镜，及其它工具、器材、武器、服装等等。内应小组与实施小组之间的联系应该是间接的，两个小组成员不必见面，甚至不必相识，他们之间的联络、配合由指挥小组通过电报转发来安排和协调。凭心而论，皇姑屯事件整个谋杀团队的表现堪称专业、谨慎、细腻、安全、隐秘、优秀的典范。

专列接近三孔桥，隐蔽在周围某处的暗杀小组成员看到了张景惠给出的确认信号（可能还有张设置的车厢识别标识），在死亡车厢穿过桥下的一瞬，炸药被准确启爆。

现场的大爆炸，有两声、一声两种说法。

如果爆炸有两次，那么炸药就设置了两处。三洞桥上至少有一处，另一处设置在哪里呢？第一次爆炸已经将三孔桥炸塌，在同一桥洞上设置两处炸药来制造两次爆炸，恐怕并不可行。实际上，据关庚泽、安祥提交的“现场调查书面报告”，三孔桥上只设置了一处炸药，设置于“北桥洞南侧石垛上方”。因此，另一处炸药应该就设置在列车上。如果是这样，那么，莫德惠、温守善及其它同伙还有一个重要任务：设置、看护火车上的炸药。这一炸药可能放置在车体内外某个不为人注意的位置，可能伪装成了其它物品（如麻将牌），也可能夹藏在某一物品中。

注，关于炸药位置，可参考以下两篇文章：

《皇姑屯事件遇难人数、爆炸次数、另一处炸药位置》

《皇姑屯谋杀车内炸药进一步分析》

专列上的炸药可能是辅助性的，比如，它的爆炸是三孔桥上炸药起爆的信号，再比如，它先从内部对厢壳造成创伤，以加剧车外爆炸的杀伤力；它也可能同样致命，因为它可以放置得离目标非常近，并且无需穿破死亡车厢的厚钢板厢壳（有说是防弹厢壳）。总之，两处炸药确保了皇姑屯暗杀万无一失，张作霖元帅难逃一死。乍看上去，皇姑屯谋杀天衣无缝。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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