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修改自《張學良弒父調查（中）》一文的後半部分“皇姑屯謀殺 上”。

1928年6月4日5點30分（一說5點23分），張作霖元帥的專列行至皇姑屯站與奉天（今瀋陽）站之間，京奉、南滿鐵路交叉處的老道口三孔橋（現稱三洞橋）時，突然遭遇劇烈爆炸，張作霖元帥被炸成重傷，當天不治身亡。當時，身為中華民國元首（陸海軍大元帥）的張作霖元帥，在北伐軍的進逼下，正乘專列自北京沿京奉鐵路撤返奉天。

三孔橋爆炸現場

當年的三孔橋，一列火車正沿南滿鐵路自南向北開過。三孔橋橋上是南北走向的南滿鐵路，橋下是東西走向的是京奉鐵路。這張照片是在橋的東面，自東向西拍攝的。

事發地點三孔橋在皇姑屯站東1.3公里，在奉天總站（專列的終點）西1.2公里。張作霖元帥是在離奉天近在咫尺時被刺殺的。

世人長期忽視的一點是：皇姑屯事件不是單純的外部暗殺，它是一次計劃周祥，實施縝密的裡應外合的謀殺。沒有來自奉系內部的配合、協作，皇姑屯暗殺不可能成功。下面，我們來分析一下其中的道理。

首先，三孔橋的暗殺者需要知道張作霖元帥的啟程時間以做好暗殺準備。

張作霖元帥一度打算乘汽車，取道古北口出關，後因安全評估、公路坎坷、汽車顛簸等原因放棄了這一方案。確定乘火車出關後，動身前，張元帥一再釋放煙幕：先宣布6月1日啟程；隨後改成2日，但2日上車的只有壽夫人（五夫人）等家眷；6月3日凌晨，張作霖元帥才終於登上專列。

理論上，下列人員有可能將張作霖元帥的啟程時間提供給暗殺者：
1。安國軍政府的高層；
2。張作霖元帥的近親屬；
3。前往車站為張作霖送行者，其中除了安國軍政府的部分高層外，據說還有社會名流、商界代表、外國使館人員等等；
4。為此次行程提供服務、安保的某些官員。

也就是說，能提供張作霖元帥動身時間的人範圍比較大，並不能得出奉系存在內奸的結論。沒關係，我們接着往下分析。

暗殺所設炸藥在第10車廂，即張作霖元帥所在車廂進入三孔橋下時準確啟爆，這說明，暗殺者準確定位了目標車廂，或準確把握了起爆時間。這對暗殺成功至關重要，如果不能準確定位車廂，不能準確把握起爆時間，那麼只能將爆炸作為暗殺的前奏，爆炸之後，還須再發動人員攻擊。

定位車廂或決定起爆時間的方式可能有如下幾種：
1。通過車廂排序來定位。如知道目標車廂是第10節車廂，那麼可通過數車廂來定位和決定起爆時間；
2。通過車廂外觀特徵來定位；據說，張作霖元帥所在的第10車廂是慈禧用過的“藍皮花車”，它可能有與其它車廂明顯不同的外觀特徵，如外皮為藍色或有花樣圖案。
3。通過目標車廂上的其它標識物來定位。如人為設置的彩旗，彩燈或閃爍的燈。這些標識物只能在臨近暗殺時秘密設置。
4。通過更特殊的信號來決定起爆時間。比如，經過三孔橋時，在列車上先起爆一枚炸彈，車外的暗殺小組隨即引爆三孔橋上的炸藥。這種方式無須定位目標車廂。

註：案發時張作霖元帥所在車廂，還有第8，第2，第11車廂等多種說法。

第一種方式不必依賴奉系內部人員，去過送行現場的人即可將張作霖元帥所在車廂序號提供給暗殺實施者。不過，專列共20節車廂，如果張作霖元帥所在車廂為第10、第8或第11車廂，那麼，即使火車當時正慢速行駛，用數車廂的方式來定位車廂和決定起爆時間仍比較容易出錯。只有目標車廂較靠近車頭時，這種方式的可靠性才較高。

從下面兩張現場照片看，爆炸發生時，專列的車頭好象剛穿出三孔橋沒多遠，爆炸命中的車廂似乎並不位於專列的中部，應該比較靠近火車頭才對。如果這個判斷無誤，那麼，用數車廂來定位還是比較可靠的。

不過，皇姑屯事件當天或次日（5日），奉方調查科長關庚澤、安祥曾給東三省交涉總署署長高清和提交了一份“現場調查書面報告”，該報告明確指出，張作霖元帥的包廂為第10節車廂。報告所指與我的上述觀察不太一致。暫且記錄和留置此問題，繼續往下分析。

第二種定位方式是根據目標車廂的外部特徵，這種方式和第一種一樣，也不必依賴奉系的內部人員。不過，爆炸發生的時間是5點30分左右，由上述照片看，當時，天色尚未大亮，在這種天色下分辨廂體的顏色或圖案，同樣有一定難度。

也就是說，第一、第二種定位車廂的方式雖然對奉系內部人員的依賴度較低，但存在一定的不可靠性。

還有一個問題。這趟專列在自京返奉的路上多有耽擱，幾乎每到一站，都有人來迎送，車到山海關，張作霖還曾下車，與吳俊升部下團以上幹部見面，並發表了一番講話。假如沒有上述耽擱，那麼，專列到達三孔橋時，天可能還未亮，暗殺者通過第一、第二種方式定位車廂的難度會加大。暗殺策劃者一定通盤考慮了各種可能性，並就這種情況做出了安排，比如：如果專列通過三孔橋時天還未亮，那麼，要安排一個人提前登車，為目標車廂設置一個醒目的標識，如一盞彩燈，或一盞閃爍的燈。登車的最佳地點，就是三孔橋西1.3公里處的皇姑屯車站。這種安排就是採用第三種定位方式。

也可採用第四種方式：車到三孔橋下時，內應先引爆專列上的炸藥，專列外的暗殺小組再隨即引爆三孔橋上的炸藥。

也就是說，沒有奉系內部人員的參與、配合，就不能確保皇姑屯暗殺在各種情況下皆成為必殺一擊，這次暗殺將淪為一場撞大運式的賭博。

專列上還可能發生暗殺小組無法了解的其它情況：如張作霖元帥在接近奉天時，下了火車，改乘汽車；或中途更換了車廂。如果暗殺小組仍按原計劃實施暗殺，那麼就會炸空或炸錯。要想萬無一失，必須安排某人在皇姑屯車站登車，以確定張作霖元帥仍在專列上，同時確定張作霖元帥所在車廂並作出標識，或發出信號、指示。

張作霖元帥在專列上可能真的換過車廂。有幾個資料指出，吳俊升在山海關登上專列後，張元帥和吳從原車廂換到了旁邊的另一車廂（可能是第11車廂）。如果此說屬實，那麼，可以做出以下推斷：
1。爆炸命中的車廂可能並非曾供慈禧專用的藍皮花車；
2。沒有內奸配合，皇姑屯暗殺更不可能成功；
3。有一內奸在山海關之後某站上車，確認了張、吳所在車廂，並為三孔橋的暗殺小組標記、指示了這一車廂。

因為張作霖元帥所在車廂存在多種可能性，為方便敘述，以下稱這一車廂為“死亡車廂”。也有說法稱，爆炸發生時，張作霖、吳俊升分處兩個相鄰的車廂（第10、第11車廂）。如果此說屬實，那麼，相當於死亡車廂有兩個，是相鄰的兩個車廂。

皇姑屯事件中毀壞最嚴重的車廂--第11號車廂，它是列車上的飯車。

第10號車廂，張作霖元帥的包廂。

據說這是張作霖元帥六夫人馬岳清當時所在的車廂


內應的作用還體現在暗殺的效果上。威力巨大的爆炸及炸塌的三孔橋鋼板幾乎將“死亡車廂”完全摧毀，其後的一節車廂也嚴重毀壞；按正常的想象，專列上人員傷亡一定非常慘重，但事實卻相去甚遠，當時專列上的四百多名乘客中，有多少人死亡呢？張學良在1957年的自述文章《我的父親及我的家世》一文中說，遇難者只有兩個人：張作霖和吳俊升；另據關庚澤、安祥提交給東三省交涉總署署長高清和的“現場調查書面報告”，除張作霖、吳俊升外，現場還發現了另外3名遇難者。也就是說，暗殺結果出奇地精準，事件的遇難者只有寥寥數人。由此推斷，爆炸發生時，暗殺同謀和知情者均已躲到了較遠的其它車廂，他們還體現出了人性的一面：將部分面臨劫難的乘客也支到、或安排到了較安全的位置。爆炸發生前，內應們可能控制了死亡車廂，車廂內的張作霖、吳俊升或許已處於不自由，或不清醒的狀態。


註：關於傷亡情況，最常見的說法“爆炸現場慘不忍睹，皇姑屯事件中共有20人死亡，53人受傷”是偽說，詳情見《皇姑屯事件遇難人數、爆炸次數、另一處炸藥位置》一文。

同被暗殺的吳俊升時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東三省邊防司令，黑龍江督軍、省長，是張作霖元帥（時任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是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的元首）安排的東三省留守人，在地位上是奉系的二號人物。吳俊升才能或許並不出眾，但對張作霖赤膽忠心。25年末郭松齡兵臨奉天時，吳俊升率兩師騎兵自黑龍江千里馳援，使張作霖免於眾叛親離，免於落荒亡命；巨流河一戰中，吳俊升所部穆春師、王永清旅奇襲、攻占了郭松齡設在白旗堡火車站的司令部，並炸毀了白旗堡的郭軍彈藥庫，為粉碎郭松齡兵變立下了頭功。吳俊升之死並非偶然，決定從奉天遠迎到山海關之前，吳俊升曾接到了某個人的電報（此人也是皇姑屯謀殺團隊成員，容我賣個關子，另文再述）。作為對張作霖忠心耿耿的奉系二號人物，吳是陰謀篡奪奉系大位者的重大障礙，如果吳俊升不以死亡的方式讓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等職，那麼，張作霖元帥死後，自然接掌奉系的，將是吳俊升。

殺死吳俊升，也是為了讓當時奉天的5萬黑龍江部隊群龍無首。

如果皇姑屯的暗殺小組是外來者，那麼，他們還需要從奉系內線獲得如下幫助：提供掩飾身份和行動的便利；提供暗殺所需要的大量炸藥、起爆器、起爆線，裝置炸藥所需的工具；提供日本軍服或奉軍軍服。其中，暗殺所用的大量炸藥最不可能是外來暗殺者自備的，它有兩個最可能的來源：南滿鐵路的日本守備隊，或奉軍中的謀殺內應。

皇姑屯謀殺團隊除了三孔橋的暗殺實施小組，（專列上和專列下的）奉系內應小組外，還有一個指揮、協調、通訊小組，該小組負責為前二個小組轉發電報，傳遞情報，協調二者的配合。

下面是抓內奸時間，本文先抓幾個專列上的內奸。

“張作霖是1928年6月3日從北京登車的。這天凌晨1時10分，張作霖及隨行人員，抵達北京前門東站。。。前來送行的有北京元老、社會名流、商界代表，以及外國使館要人等。少帥張學良、總參議楊宇霆、京師警察總監陳興亞、北京警備司令鮑毓麟等也到站台送行。”

“凌晨1時15分，列車鳴笛開動。登車隨行的有民國前國務總理靳雲鵬、現國務總理潘復、東北元老莫德惠、軍事部長何豐林、軍事部次長於國翰、財政總長閻澤溥、教育總長劉哲等官員，還有張作霖的日本顧問町野武馬、儀峨誠也。另有張作霖的六夫人馬岳清及三兒子張學曾、隨身醫官杜澤先等。”


莫德惠。莫時任安國軍政府農工（商）總長，曾任奉天代省長、財政廳長，後與劉尚清職務對調。此人有何問題？莫德惠是張學良在奉系高層的第一親信，多次為張執行秘密使命，在“中東路事件”、“西安事變”等張學良主演的重大歷史事件中，莫德惠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張學良被蔣介石禁錮後，探訪他最多的人，也是莫德惠。然而，對這個極為關鍵，極為親密的人，張學良晚年幾乎從不提及，在口述歷史時，張學良總是小心翼翼地刻意迴避莫德惠。如此反常，原因何在？莫德惠是解開若乾重大歷史事件真相的重要鑰匙，也是映着張學良隱秘身份的一面鏡子。相關細節，我將在其它文章中再作展開。

“4日晨，回奉專車抵達皇姑屯車站，劉尚清（時任奉天省長、財政廳長、東北大學校長）、張景惠等在那裡迎候，並說明其餘家人和文武官員，都在奉天新站等候。張作霖同迎侯人員招手後，專車繼續前進，只有張景惠上車同行。”

張景惠。曾任中華民國安國軍政府陸軍總長，後改任實業總長。張景惠是張作霖最早的把兄弟，張上車後，1910年洮南關帝廟結拜的八兄弟，已有三人在專列上：張作霖、吳俊升、張景惠。以三人18年的交情，照常情和禮節，張景惠上車後，應該和張作霖、吳俊升多親熱會，多嘮會才對；張景惠並未如此，他的舉動與吳俊升、張作霖二人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的親熱勁形成巨大反差。可以確定，張景惠登車後，即使進入過死亡車廂，也很快就離開了。原因如下：
1。專列在皇姑屯車站停留時間不長，張景惠一上車，火車就再次開動了。
2。皇姑屯車站距三孔橋不足1.5公里；
3。三孔橋爆炸發生時，張景惠不在死亡車廂；


列車駛離皇姑屯站，駛向終點奉天。張作霖元帥本人不知道，他叱咤風雲、英豪非凡的一生，將在幾分鐘後走到終點。

“6月4日清晨，張作霖和專門從山海關趕來隨他一起回奉的吳俊升談笑甚歡，校尉處長溫守善小心作陪。清晨的涼風絲絲吹來，大家在焦急中享受着這僅有的暢快。列車就這樣沐着晨曦駛離了皇姑屯車站、進入了不遠處的三洞橋。”

“在慈禧太后曾經坐過的藍皮花車上，只有張作霖、吳俊升、溫守善3人。張作霖拄着戰刀，吳俊升站在張作霖的右側，溫守善雙手緊握兩把長瞄匣子槍守衛在張作霖身後，專列即將駛入三洞橋涵洞，3個人緊張地望着窗外，窗外已是細雨霏霏。”

（註：以上描述無法印證，不足為信。）

“突然之間，轟隆兩聲巨響，天地變色！張作霖的專車猛然被炸裂，一時間飛沙走石。原本從容行駛的列車車廂東倒西歪，有的脫軌、有的爆裂出熊熊火焰。而張作霖所在的那節車廂顯然已面目全非，車身崩裂出好幾丈遠。”

溫守善。爆炸發生時，溫守善真的隨侍在張作霖車廂嗎？劇烈的大爆炸使吳俊升當場死亡，張和霖重傷不治，而應與張、吳同在死亡車箱的溫守善呢？他幾乎沒受什麼傷！

暗殺發生後，奉天憲兵司令齊恩銘開汽車趕到現場，溫守善、張學曾（張作霖第三子）把張作霖抱上齊的汽車，一同返回大帥府（把張作霖抱上汽車者，同返大帥府者，有不同說法）。目睹張作霖死前慘狀，照常理估計，溫守善應該留下來，做點什麼，比如，為故主善後，扶助少主，再比如，就算無力為故主報仇，也出份力，盡份心。但是，溫守善沒有這麼做。皇姑屯事件後，溫守善迅速離開了大帥府，離開東北，隱居起來了（在天津）。

除了避禍遠遁，防被滅口，這還有其它解釋嗎？溫守善知道什麼重大秘密？什麼人讓溫守善如此恐懼？連大帥府都庇護不了他？是日本人嗎？

張作霖元帥不知道自己登上的是死亡列車；然而，專列上知道這一秘密的人，卻不只三位。

潘復，也叫潘馥，中華民國安國軍政府的總理，也是北洋時代最後一任總理。潘復在北京也上了張作霖專列，車到天津站，潘復下車。這本來沒什麼不正常的，但在天津站下車的人中，還有一位是靳雲鵬。靳是兩任北洋政府總理，張作霖的准親家。潘、靳同時在天津站下車，本來也沒什麼特別不正常的，因為在天津下車的人至少有四位。什麼地方不正常呢？潘復是自己主動下車，而靳雲鵬呢，是被人誆下車的。據說，靳雲鵬原本要陪張作霖回奉天，可車到天津，他的副官上車報告說，日本領事館送信，他的好友坂西利八郎要找他商量要事，請他立即回宅。靳雲鵬在天津家裡等了一夜，也沒等到坂西利八郎。最巧合的是，同在天津下車的潘、靳二人，關係非同尋常：靳雲鵬是潘復的奶兄，靳雲鵬的生母邱瑩瑩，是餵養了潘復6年的乳母。

註：在天津下車的除了潘復和靳雲鵬，還有日籍顧問町野武馬和談判專家楊毓旬，有資料說，二人臨時受張作霖所託，轉道赴山西與閻錫山談判去了。

靳雲鵬被誆下車這件事，如果不是靳自已導演的，那麼極可能是潘復設計安排的。雖然潘、靳這對異姓兄弟似乎因總理職位之爭而不和，但潘復不忍心坐視奶兄繼續身處死亡列車。潘、靳二人的人際關係都極為複雜，靳雲鵬本人也存在知情的可能性，潘、靳二人中，至少有一人是皇姑屯謀殺的知情人，潘復知情的可能性更大。

潘復因為結識了張學良，與張學良投機才被張作霖所用。張作霖首次重用潘復，是26年9月任命潘為財政總長，這次任命，是張學良、李景林（曾任直隸督軍）聯名保薦的結果。26年11月中旬，在張宗昌引介下，被北伐軍擊敗的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赴天津投靠張作霖，張作霖不計前嫌，要張學良等人好生接待孫傳芳，在老帥授意下，孫傳芳、張學良、張宗昌、褚玉璞、潘復、楊宇霆等人交換金蘭譜，結拜為異姓兄弟，後面4人中，與張學良交好的，只有潘復。上述5位張學良的結拜兄弟，楊宇霆死於張學良之手眾所周知，世人不知道的是，張宗昌、褚玉璞、孫傳芳三人的死，也都與張學良有關。張學良執掌東北後，潘復被聘為張學良的高級顧問。

為避免被誤殺，潘復或靳雲鵬選擇了中途下車；溫守善在車上是職責所在；如果莫德惠、張景惠也是謀殺知情人，那麼，莫德惠為什麼要冒險上車呢？張景惠又為什麼要在暗殺發動前一刻親臨險境呢？因為莫、張二人是皇姑屯謀殺團隊內應小組的核心成員，他們和張作霖身邊的溫守善負有配合謀殺的重要任務（溫守善可能是被收買或被逼迫而協從的）：

1。監視張作霖，暗中控制專列；
2。為謀殺成功創造有利條件，比如，看似不經意地影響列車行程，使專列在有利於謀殺的時間點到達三孔橋（爆炸發生時的5：30分可能正是暗殺的黃金時機，再晚一會，天大亮的話，暗殺小組將很難隱蔽）；
3。在暗殺臨近時，設法使張作霖留在死亡車廂，甚至將張作霖控制在死亡車廂，確保張不會意外脫險；
4。消除現場的線索和證據；
5。在暗殺發生後看守張作霖，即使張未當場死亡，也確保其不能說話，不能提供事關真兇、真相的證詞，不能做出不利於已方的後事安排；
6。以當事人的身份編造證詞，編造事件過程描述，編造有利於已方的張作霖遺言，將兇嫌指向它方。

已在列車上的莫德惠、溫守善等人不能完成上述任務嗎？張景惠有必要在皇姑屯站上車嗎？

有。莫、溫等人在北京登車後，可能一直未與車下的同夥進行聯繫，無法交換後續情報（假如張作霖曾換過車廂，他們無法及時通知同夥），也不知道謀殺團隊的後續安排（比如，車到三孔橋時，如何配合暗殺）。更具體地說，張景惠在車近三孔橋時上車，以下幾個原因：
1。確定張作霖仍在專列上，確定張作霖所在車廂；
2。向三孔橋的暗殺小組發出可按計劃實施暗殺的確認信號；
3。如果需要的話，為死亡車廂設置清晰、醒目的標識，以便暗殺小組精準啟爆；
4。與莫德惠交換情報，幫助莫加強對死亡車廂甚至整個專列的控制。
5。讓火車慢速行駛，提高爆炸的準確度。

以上原因可概括為：確保皇姑屯暗殺不因意外情況而失敗或落空：

留在奉天的張景惠應該還為三洞橋的暗殺實施小組提供了合法的活動身份，暗殺所需的炸藥、起爆器、起爆線、望遠鏡，及其它工具、器材、武器、服裝等等。內應小組與實施小組之間的聯繫應該是間接的，兩個小組成員不必見面，甚至不必相識，他們之間的聯絡、配合由指揮小組通過電報轉發來安排和協調。憑心而論，皇姑屯事件整個謀殺團隊的表現堪稱專業、謹慎、細膩、安全、隱秘、優秀的典範。

專列接近三孔橋，隱蔽在周圍某處的暗殺小組成員看到了張景惠給出的確認信號（可能還有張設置的車廂識別標識），在死亡車廂穿過橋下的一瞬，炸藥被準確啟爆。

現場的大爆炸，有兩聲、一聲兩種說法。

如果爆炸有兩次，那麼炸藥就設置了兩處。三洞橋上至少有一處，另一處設置在哪裡呢？第一次爆炸已經將三孔橋炸塌，在同一橋洞上設置兩處炸藥來製造兩次爆炸，恐怕並不可行。實際上，據關庚澤、安祥提交的“現場調查書面報告”，三孔橋上只設置了一處炸藥，設置於“北橋洞南側石垛上方”。因此，另一處炸藥應該就設置在列車上。如果是這樣，那麼，莫德惠、溫守善及其它同夥還有一個重要任務：設置、看護火車上的炸藥。這一炸藥可能放置在車體內外某個不為人注意的位置，可能偽裝成了其它物品（如麻將牌），也可能夾藏在某一物品中。

注，關於炸藥位置，可參考以下兩篇文章：

《皇姑屯事件遇難人數、爆炸次數、另一處炸藥位置》

《皇姑屯謀殺車內炸藥進一步分析》

專列上的炸藥可能是輔助性的，比如，它的爆炸是三孔橋上炸藥起爆的信號，再比如，它先從內部對廂殼造成創傷，以加劇車外爆炸的殺傷力；它也可能同樣致命，因為它可以放置得離目標非常近，並且無需穿破死亡車廂的厚鋼板廂殼（有說是防彈廂殼）。總之，兩處炸藥確保了皇姑屯暗殺萬無一失，張作霖元帥難逃一死。乍看上去，皇姑屯謀殺天衣無縫。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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