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实现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习近平总书记也指示过：
“我们要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抓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坚信，中国人民生活一定会一年更比一年好。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

下面要谈什么呢？扶贫脱贫、共同富裕的中国效率。

2004年3月23日，在中国与世界银行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宣布：中国的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目前的2900万。出乎刘坚意料之外，他遭到世界银行副行长弗兰妮的当场反驳，弗兰妮说，按照他们综合各类数据和折合不同系数得出的结果，中国的贫困人口只是由1981年的6.34亿下降到2.1亿。现场国际记者一片哗然。

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为他的来访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发表演讲，习近平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美国的七分之一，排在世界80位左右。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中国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则还有两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国城乡有7000多万低保人口，还有8500多万残疾人。

中国贫困人口数量的中外认定差距如此巨大，关键是标准不同。

中国的标准。2011年11月30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决定将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比2010年的标准提高了80%，比2009年标准提高了92％。之前，
2010年的国家扶贫标准为人均年收入1274元人民币；
2009年的标准为人均年收入1196元；
2000年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865元；
1985年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200元。

世界银行的标准。世界流行的贫困线标准，是由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有二条线，其一是极端贫困线（赤贫线），每人每天消费1.25美元；其二是相对贫困线，每人每天消费2美元。这一标准是2008年8月实行的，在此之前的赤贫标准是1993年的1.08美元和1990年的1.01美元（简称1美元）。
（注：1.08美元赤贫标准的实行时间，另一说法是2001年）

2015年10月，世界银行又将赤贫标准提高为1.9美元；随后，将相对贫困线由2美元提高为3.2美元，作为中等偏低收入贫困线，适用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2017年，又补充了每人每天 5.5 美元的中等偏高收入贫困线，适用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中国贫困标准与世界银行贫困标准有哪些不同呢？
1。中国的贫困标准以收入衡量，而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以消费能力，或者说购买力衡量。若每天收入大于1.25美元，但将大部分收入贮蓄起来，消费少于1.25美元，按中国标准，已经脱贫，按世界银行标准则属于赤贫。
2。中国2011年制定的贫困线为年收入2300元，折算为一天6.3元，按2016年初的市场汇率（约6.49），6.3元仅相当于0.97美元，不仅不及2008年的世界银行赤贫线1.25美元，甚至低于20年前，即1990年的世界银行赤贫线（1.01美元）；
3。2011年的贫困线是延用至今的中国最新贫困线，与2015年后世界银行的贫困线对比更为悬殊。

（注1：如以2011标准确定当日11月30日的汇率中价6.348折算，6.3元相当于0.992美元）
（注2：中国贫困标准的折算方法，最简明的是按“市场汇率”换算；此外，还有一种按“购买力平价汇率”换算的较复杂算法。2011年的扶贫标准2300元人民币/年，如按“购买力平价汇率”换算，则折合1.33美元，高于1.25美元的世界银行标准。）

据官方统计（按较早的贫困线），新世纪头1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2000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2010年底的2688万人，平均每年减少670多万人。

由于贫困标准“大幅”提高，按2011年的新贫困线(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年)，2012年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增加为9899万人；到了2014年，中国贫困人口再降为约8200万，占农村总人口的13%，占全国总人口近十五分之一。

2017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称：“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2016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4335万人，比上年减少1240万人。”

此外，到2017年，我国“减贫幅度接近70%，从2012年末起，年均脱贫人数1370万人。”

基于上述减贫步幅和已取得的减贫成就，中共十九大（2017年10月）报告提出了“脱贫攻坚的总体目标”，明确“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过去40年，中国贫困人口数量从1978年末的7.7亿人下降到2017年末的3046万人，累计减贫7.4亿人，年均减贫人口规模接近1900万人；贫困发生率也从97.5%下降到3.1%。

从官方数据看，扶贫成就不小。但问题也不少，一个明显问题是，在我国的脱贫战略中，没有贫困标准的更新计划，而是要10年不变地沿用2011年的贫困标准，一个远低于现行世界标准的贫困标准来实现整体脱贫。

2008年世界银行的赤贫线为1.25美元/天，按2016年初1：6.49的汇率，相当于3000元/年。根据中国人权研究会2011年8月出版的《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报告（2011）》，如果将贫困线由2300元/年提高到3000元/年，中国的扶贫对象将额外增加2000万；如果将贫困标准提高为世界银行2015年的赤贫线1.9美元/天，中国的扶贫对象还将进一步大幅增加；

鉴于我国已于2010年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一说2014年），如果严格要求的话，我国当前应采用于世界银行5.5美元标准。有网友根据世行最新东亚太平洋经济半年报（2019年10月10日发布）中的数据，计算得出，按世行5.5标准，2019年秋我国贫困人口为2.238亿。

如上表所示，2019年秋，东亚太平洋地区5.5标准贫困人口共495.8百万，其中，中国以外5.5标准贫困人口为272.0百万，从而，中国5.5标准贫困人口数=495.8-272.0=223.8百万=2.238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过去40年，中国贫困人口数量从1978年末的7.7亿人下降到2017年末的3046万人，累计减贫7.4亿人，年均减贫人口规模接近1900万人；贫困发生率也从97.5%下降到3.1%。

另一个问题是，实施2011年贫困标准“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时，在不同年份如何与2010年的物价进行折算？每年该应用什么样的通胀数字？均未见文字说明。通胀因素在扶贫中是否被考虑了？如果考虑了，那么，就应该明确各年的通胀率，明文公告收入折算率或折算公式，或者直接升级标准，制定更具向前兼容性的新贫困标准；如果根本不考虑通胀因素，默认地、机械不变地沿用2300元/年这一数字，以之确定贫困人口、扶贫对象，那么。。。

需要审视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

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说过：“一切通胀都是货币现象”。物价上涨，东西越来越贵，钱越来越毛，最大的原因是货币供应量增加。

考查一下我国（2011年贫困标准制订之后）2012年至2017年间的货币超发情况。对将要用到的术语M2做一个“非专业”的说明：M2指“广义货币”，是货币供应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可以简单理解为，某个时间点，个人、企业与政府所有现金与所有存款的总额。

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多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例如2012年，我国的新增广义货币接近当年世界新增广义货币总量的一半。

凭着超高的增长速度，我国广义货币总量滚雪球般膨胀，世界占比越来越大，以惊人的频率陆续对其它经济体完成“超车”：2009年M2超过“美元”，2013年超过“美元+英镑”，2016年超过“美元+日元”；

2018年3月，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达到173.99万亿元人民币，按照当月汇率折算，相当于27.67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元”、“欧元”的总和。

广义货币超过了“美元+欧元”，而GDP总量却低于美国，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我国的货币严重超发了！货币超发，必然导致购买力下降，必然造成通货膨胀，钞票自然越来越贬值。

（注：广义货币M2的跨国对比是相对性的，因为各国广义货币的定义不完全相同，如中国的M2包含定额存款，外币存款，而美国的M2不包含10万美元以上大额存单，及定期欧洲美元存款。）

下面我们应用通货膨胀率估算公式：通胀率=M2增长率-GDP增长率，简单估算一下我国2012~2017年通货膨胀率。

我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单位：人民币），2012年12月份为97.4万亿，2017年12月份为169万亿，2012年末~2017年末，我国M2增长率=(169-97.4)/97.4=73.5%；

我国GDP（单位：美元），2012年为8.53万亿，2017年为12.14万亿，2012年~2017年，我国GDP增长率=(12.14-8.53)/8.53=3.61/8.53=42.3%；

从而，2012~2017年我国总的通货膨胀率（参考值）=M2增长率-GDP增长率=73.5%-42.3%=31.2%~=30%。

下图显示了2008~2017年十年间我国的逐年通胀率。其中，差值=通胀率=M2增长率-GDP增长率。

将2012~2017年间的6个差值求和的结果是28.9%，与我们上面估算的结果31.2%非常接近。

由图还可见，2008~2010三年的数字明显高出其余年份，对应着2008年的“四万亿”及后续经济刺激动作。

假定2011年的贫困标准2300元/年是合理的。如果计入2012~2017年的通货膨胀率（31.2%），粗略地说，2018年，我国的贫困标准至少应在2300元/年的基础上再提升30%左右，达到约3000元（2300+690=2990），才相对更合理。

如果不考虑通胀因素，通胀就是“扶贫”的强力助推剂；不考虑通胀因素，靠通胀就能“扶贫”，加速通货膨胀，就能高效“扶贫”。

我国扶贫的投入力度。据国新办2011年11月发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我国每年扶贫投入从2001年的127.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49.3亿元，年均增长11.9%。据统计，同期中国GDP年均增长率约为14.9%，公共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1%，我国扶贫投入的年增长率仅为财政的收入增长率的一半多一点。

相比之下，2004年，我国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旅游、出国及接待）达到9000亿（据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等人推算）；2007年，我国行政支出占政府支出比例接近40%；2009年，我国维稳经费（公共安全支出）达到5140亿元（2008年财政收入为6.3万亿）。这些数字远远高出我国2010年的扶贫投入。

我国扶贫投入的准确率。国家统计局出版的《2008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指出，2007年所调查的农村贫困户中，只有19.5％的农户得到扶贫项目支持；而在低收入户中，该比例只有20％；世界银行农业发展部首席农业经济师伏悦耕•伏格乐的研究也指出，对贫困县以县为单位下拨的扶贫资金，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真正分配给了贫困人口。

除了贫困标准低，通胀高企，扶贫投入不足，扶贫款项不能有效落实等问题，中国贫困及扶贫的问题还包括：税费沉重，政府的公共服务严重缺失，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民生支出高昂，国民收入增长缓慢等等，种种因素，使贫困线之上的群体，也随时可能跌入贫穷人口之中。

2010年7月，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指出：中国制造业工人一小时的薪酬是美国同行业工人的3%，美国同行业工人每小时酬金是中国工人的30倍左右。跟中国最接近的是菲律宾，其制造业工人报酬差不多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的6%，墨西哥约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的12%。
陈教授还指出，从1995年到2007年，如果去掉通货膨胀率，国家财政税收累计增长了6.7倍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1.7倍，而农民才增长了1.2倍。
2009年，我国的财政税收接近6万亿元人民币，据陈教授估算，这相当于3.9亿个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总和，也相当于13.8亿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总和。

建国以来主要年度税收收入情况

中国需要扶贫吗？其实不需要，把税费降一半，政府不与国民争利，人民自然就富裕起来了。

陈志武教授指出：如果不对征税权进行根本性制约，不对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那么政府得到的只会继续越来越多，民间得到份额，劳动者的所得份额只会越来越少。以低人权的方式将GDP做得越来越大，表面看来国家更富强了，但国富民穷的局面会越来越恶化，没有政治改革、民有化改革，这个趋势就很难改变。

2015年7月30日，自中牟开三轮车来郑州卖水果的一对老夫妇，晚上在一家酒店门口过夜。31日凌晨，外侧的老大爷睡梦中遭到一辆轿车碾压，当场身亡。在酒店入住的张先生之前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成为老夫妇最后的合影。

2018年12月，安徽某县一民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