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历史真相，帮助人们摆脱伪史、假相的欺骗、愚弄和洗脑，是历史研究者的良知和责任。


接续：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隐秘联络、合作（上）


继续介绍张学良在各个时期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隐秘合作。


主政东北期间（1928年6月~1931年9月）的赦共、宽共之举


张学良主政东北期间，表面上仍执行其父的反苏反赤化政策，但对共产党人非常宽待，不仅多次以大赦等形式释放或赦免了大批共产党员，而且对共产党人每每（不着痕迹地）从轻判罚、从轻处理。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车站东侧的三孔桥被爆炸谋杀，6月17日，张学良返回奉天，19日，张就任奉天军务督办，7月3日，张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东北最高军事、行政长官），代父主政东北。

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降下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五色旗，换升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中华民国形式上恢复了统一。12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奉军改称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1929年1月12日，东北最高行政机关—东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共有委员13人，张学良任委员会主席。易帜后的东北高度自治，张学良依然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一手遮天的东四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东北最高统治者。

1928年6月，时任奉天（东北易帜后奉天省改称辽宁省，奉天市改称沈阳市）军务督办的张学良以为父治丧的名义宣布特赦政治犯，释放了大批张作霖、吴俊升主政东北时期关押的国共两党党员；28年12月底“东北易帜”时，张学良又实施了一次大赦；1931年元月，张学良实施了第三次大赦。

张学良主政东北期间被释放、赦免或轻判的共产党人包括中东路事件期间煽动、组织罢工支持苏联，反国民政府、“反张学良”的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1929年8月22日被捕，9月中旬被判“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以及1930年被捕，据说原本被判死刑，但被张学良改判终身监禁的饶漱石（时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入狱期间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九一八事变”时出狱赴苏联）。张学良主政东北时期，东四省没有任何共产党人被处决的文字记录，这与张作霖杀戮了众多共产党人形成鲜明对比，也与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对共产党人的严厉镇压反差巨大。


张苏合演中东路事件（1929年5月~12月）双簧

“中东铁路”，是沙俄在中国东北境内修筑的西伯利亚铁路连结线，原称“大清东省铁路”（可理解为“大清东三省铁路”，尽管“东三省”建省始于1907年。）或“中国东省铁路”，简称“东省铁路”或“东清铁路”。该铁路根据1896年9月签订《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等协定兴建，1898年8月动工，1903年7月全线竣工通车。

东清铁路包括北部干线（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和南下支线（哈尔滨-长春-沈阳-旅顺/大连）两大部分，以哈尔滨为中心，全长2522.8公里，整体呈T型，尤如一把巨形楔子嵌在中国东北大地上。北部干线西起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出境，通达海参崴。南下支线北起哈尔滨，南至大连旅顺口。

日俄战争后，根据1905年9月5日的日、俄《朴茨茅斯和约》，及1905年12月22日的清、日《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中国同意沙俄将东清铁路长春-旅大段（南下支线长春宽城子站以南段）的管理、控制权无偿转让给日本，日本将该段命名为“南满铁路”。日本同时从沙俄手中获得了旅、大租借地（旅顺、大连）。

1920年，“大清东省铁路”改称“中国东方铁路”，简称“中东铁路”或“中东路”。

根据1924年5月苏联与（曹锟、吴佩孚主政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签订的“中俄协定”（“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同年9月苏联与东三省自治政府（首脑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霖）签订的“奉俄协定”（“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政府与苏维埃社会联邦政府之协定”），苏联继承了原沙俄对中东铁路北满段（北部干线及长春宽城子站以北的南下支线）的管理、控制权。

为收回以往不平等条约丧失的主权，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发起了“改订新约运动”。蒋介石专门设置了法制局，并成立了外交研究委员会研究废止不平等条约的步骤，试图以谈判手段废除不平等条约，逐步收回关税自主权，收回租界与租借地，撤废外国人在华享有的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等。国民政府首先与各国展开了取消协定关税、收回关税自主权的谈判。1928年7月25日，美国率先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中美关税条约》，随后，英国、法国、荷兰、挪威、比利时、丹麦等九国也相继与国民政府签订了新的关税条约。

从1929年4月开始，国民政府开始就收回租界、租借地，铁路利权、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与列强展开谈判。国民政府的谈判努力在当年即取得部分成果：8月31日，国民政府收回了天津的比利时租界，10月31日，收回了镇江英租界。吉、黑两省境内苏联控制的中东铁路（北满段）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改订新约运动”的外交谈判目标。实际上，早在1929年2月，国民政府铁道部、外交部、财政部就已进行过会商，提出了解决中东路问题的三个选项：
一是通过（改订新约，）废除中俄协定、奉俄协定来收回中东路；
二是收购该路全部股份，获得中东路管理、控制权；
三是依据中俄、奉俄协定的有关条款，赎买收回铁路，或缩短苏联无偿交还铁路的60年期限，提前无偿收回铁路。

注：1924年9月苏联与张作霖方面（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政府）签订的《奉俄协定》第一条第二项规定，苏联应在《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合同》（1896年9月）签约60年后（1956年9月）将中东铁路无偿归还中国；同时规定，经双方同意，60年期限可通过协商再行缩短）。

一旦南京国民政府向苏联发出外交谈判照会，要求废除旧约，改订新约，要求缩短无偿归还中东路的时限，或要求收购、赎买中东路，那么，一直戴着正义假面，扮演帝国主义对立面，一直谴责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侵略和主权侵犯，并籍此在中国组织反帝运动，开展赤化活动的苏联将难以招架国民政府的外交攻势，难以推诿、拒绝国民政府伸张、维护主权的正当要求，苏联可能不得不将中东路提前归还中国或接受中国赎买、收购，从而失去对中东路的管理、控制权，丧失其在中国的这一庞大而无比重要的基地。

为破解“改订新约运动”对苏联中东铁路控制权的巨大威胁，从1929年5月起，抢在国民政府展开外交行动前，张学良与苏联合演了一出中东路事件双簧大戏。

中东路事件张苏双簧第一幕。

张学良假装“爱国心切”、年轻气盛（真实的张学良思虑极为深沉）和被错误情报误导（通过东北保安司令部俄文主任秘书张国忱散布假消息，称苏联发生严重饥荒，内外交困，将无力反击中国强行收回中东路的行动；实际上，1928年苏联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启了工业化进程，国力日益增强。），蓄意挑起事端 ，制造了一连串非常过激的反苏事件，包括：1929年5月27日突袭、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因为是双方串通好的一场戏，所以什么重要文件都未搜到；张学良的附带目的是以模仿张作霖1927年4月搜查北京苏联大使馆来伪装反苏立场），逮捕使馆人员；5月29日下令封闭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苏联领事馆；7月10日起，出动军警强行收回中东路，强行接收铁路沿线设施，查封苏联机关、团体，将苏方人员逮捕或驱逐出境；没收了多家苏联在东北开办的公司等等；而且，对苏联的抗议或交涉要求，或置之不理，或强硬回绝。

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这些过激挑衅行为采取了支持和纵容的态度。或许在他眼里，张学良是在为国家利益和苏联硬杠；然而，张学良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在为苏联出兵东北提供有力的借口。

中东路事件张苏双簧第二幕。

苏联对张学良的连续挑衅“忍无可忍”，决定付诸武力。1929年8月6日，苏联宣布成立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总兵力有3万、4万或8万之说），司令员为瓦西里·布柳赫尔（苏联首批五大元帅之一，苏联远东军魂），苏军随后越境入侵东北。

中东路事件中苏之战分东西两线，东线基本上是江战、水战，陆战主要发生在西线的满洲里和札兰诺尔（今扎赉诺尔）两地。

张学良名义上组织了10万人的“防俄军”（含第一军、第二军两个军），但实际参战的陆军只有两个混成旅：梁忠甲（时任中东铁路西线护路司令）第15混成旅、韩光第第17混成旅，共约2万人。而且，这两个旅一直在孤立无援地与苏联红军作战，从8月上旬与入侵苏军发生小规模战斗，到11月中下旬韩旅在札兰诺尔、梁旅在满洲里相继被歼灭，在长达3个半月的时间里，两支部队未得到任何增援和弹药补充。负责西线作战的防俄军第二军军长胡毓坤（防俄军第一军军长王树常负责东线）8月中下旬便率部抵达了札兰诺尔西侧的海拉尔（今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海拉尔距满洲里162公里），但他的部队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未再西进一步。胡毓坤不仅按兵不动，不援一枪一弹，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一直不与归他指挥、等他救援的两支孤军联络，如局外人般冷眼坐等韩、梁两旅苦战被歼。在歼灭韩、梁两旅前，苏军也默契地未对海拉尔发动攻击（11月17日札兰诺尔失陷，11月22日满洲里陷落，11月24日苏军占领海拉尔，应该是不战而入）。札兰诺尔、满洲里的惨败是张学良故意制造的，梁忠甲、韩光第两混成旅是被张学良故意牺牲、故意葬送掉的，张学良需要以两旅的惨败作为他实施下一步行动的铺垫和借口。

注：17混成旅全旅约7000人在札兰诺尔之战中全军覆灭（一说数千人阵亡，千余人被俘），战死者包括旅长韩光第、两个团长林选青、张季英（负伤自杀）；15混成旅全旅1万余人，副旅长魏长林等数千人战死，旅长梁忠甲等约八千人弹尽后在满洲里被俘。

中东路事件张苏双簧第三幕。

两旅覆灭后，张学良以惨败不敌（止血、避免更大损失）为借口迅速向苏联求和，不理会国民政府中央要求其不得自行与苏联媾和的多次指示，私自越权与苏联签订了《伯力会议议定书》（1929年12月22日签订。按东北易帜时张学良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约定，东北的外交事务由中央处理，张学良没有外交谈判、签约权）。

签订《伯力会议议定书》，以协定的形式延续苏联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瓦解南京国民政府通过谈判收回或赎买中东路的计划，这是张学良与苏联合演中东路事件双簧的根本目的。张学良故意制造过激挑衅事件，为苏联提供了出兵东北、施展武力的合理借口，并使中国由中东路主权的拥有方和权益的正当申张方变成了行为的过错方，加上《伯力会议议定书》的既成事实，苏联便可理直气壮地无须再理会中国改订新约的要求。张学良与苏联合演的中东路事件双簧使国民政府通过“改订新约运动”提前收回中东路或赎买中东路的计划胎死腹中，化为泡影。

《伯力会议议定书》签订后，1930年1月10日，梁忠甲将军获释回到满洲里。2月中旬，梁忠甲在万福麟（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他与张作相是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万在中东路事件中任防俄军总司令）主持的军事善后处理会议上发言说：“根据这次满，扎作战失败，深知我军装备落后，武器太差；无空地作战经验，御空能力薄弱；指挥不统一、徒恃官兵勇气各自为战是不行的。互不统属，指挥失调，尤其第二军归沈阳长官公署（即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公署）直接指挥，胡军长（防俄军第二军军长胡毓坤）到海拉尔后，未到满，扎等地视察过，也无任（何）联系，扎满混战数日，第二军按兵不动，坐观失败，使人遗憾! ”

梁忠甲的发言表明，胡毓坤直接受张学良指挥；这意味着，胡坐视梁、韩二旅兵败，是张学良指令、授意的结果。

1930年3月7日晚，梁忠甲在海拉尔召集全旅官兵讲话，10时方散（讲话内容不详），随后他下榻原道胜银行经理寝室。3月8日清晨，护从马弁发现梁在寝室内身亡，张学良方面对外称梁死于煤气中毒。梁忠甲应该是被谋杀的，煤气中毒是伪装的假相。

梁忠甲是奉系二号人物吴俊升（与张作霖同时死于皇姑屯谋杀）的头号嫡系、死忠；韩光第则在“滦州兵变”时与郭松龄叛军作战中立有战功，推迟了张学良代父主政的日程。二人恰好都是张学良的眼中钉、肉中刺。

蒋介石的人品、人格值得我敬重，但他做事有时颇让人无语。1930年，蒋将第一批青天白日勋章授予了在中东路事件中“勇于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的六位东北军将领：张学良、王树常、胡毓坤、于学忠、邹作华、沈鸿烈。

联手炮制《田中奏折》

当梁忠甲、韩光第两混成旅在满洲里、札赉诺尔与苏军苦战，孤立无援时，不发一兵一卒、一枪一弹援助的张学良坐等两部被歼之余，还在操劳另外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为化解苏联入侵东北引发的强烈反苏舆论，中东路事件中苏之战期间，张学良团队与“对手”苏联联手伪造了一份将深远影响中日、东亚及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文件--《田中奏折》。1929年11月上旬，也就是梁忠甲、韩光第两旅覆灭前夕，张学良两位核心幕僚阎宝航、王卓然（二人是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等人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三次太平洋会议上，将伪《田中奏折》抛出、散发，声称其是1927年6~7月日本东方会议后，首相田中义一呈禀天皇的对华政策秘密奏折。

注：太平洋会议的组织方太平洋国际协会是苏联-共产国际幕后操纵的组织，众多历史研究表明，该协会充斥各国秘密共产党员，包括美国、日本、中国的秘密共产党员、国际党员。

图左，《田中奏折》当年在中国传播的一个刊本；图右，田中义一。

注：田中义一是张作霖的好友，奉系的重要支持者，二人相识于日俄战争期间。1927年11月田中曾以时任首相身份与蒋介石（徐州战役失利后暂时下野）在东京会晤，劝蒋停止北伐（蒋未应允）。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张作霖、吴俊升被爆炸谋杀）发生时的日本在任首相，也是田中义一。

《田中奏折》中“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等言论深深刺痛了亿万中国人的神经，它的出现使中国人瞬间忘记了眼前正在发生的苏联入侵，中国全国的反苏浪潮迅速转变为反日狂潮。

伪《田中奏折》在国内、国际上的广泛传播、宣传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配合。

在北伐成功前，国民党长期不受列强待见，它是靠苏俄的独家鼎力扶植才夺取政权的。在实行“联俄容共”政策期间，国民党一直遵循苏联的意旨，狂热地在中国组织反帝、反日运动，长期进行反帝、反日宣传、教育。与苏联分道扬镳后，众多国民党人，包括蒋介石在内，骨子里仍保留着强烈的反帝、反日情结，伪《田中奏折》与他们根深蒂固的一贯思维正好吻合，它如同猛烈的催化剂，极剧加深了中日双方的不信任，激化了双方的敌对意识。

注：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但北洋政府（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与日本的关系则相当融洽。1918年5月中旬，日本曾与段祺瑞政府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随后两国共同出兵海参崴等苏联远东地区；1922年2月4日，中日两国在华盛顿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同年12月10日，日本将胶州湾地区（青岛）归还中国，并从山东撤走了所有军队（驻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的军队），1923年1月1日，日本将胶济铁路（青岛--济南）及支线并一切附属财产有偿归还中国（中国支付了4000万日元赎金），中日山东问题得以妥善解决；日本同北洋政府未发生过武装冲突。

注：1897年11月中旬，德国远东海军强占胶州湾地区，此后德国又攫取了胶济铁路的修筑权、经营权和铁路沿线矿产开采权。与英国签有《英日同盟条约》的日本在一战爆发后参战，并先后于1914年10月上旬、11月上旬从德国手中夺取了胶济铁路和胶州湾（青岛）。

张作霖仇视共产主义，亲日并极度反苏、敌苏；张学良的政治立场与其父截然相反，他信仰共产主义，暗中通苏并极度反日、仇日。代父主政后，张学良对张作霖与日本达成的协议（涉及满蒙铁路敷设权、日本人在东北的居住往来自由权、土地商租权等）一概不认帐，并以东北方面没有外交谈判权为理由，拒绝与日方通过协商、谈判解决问题。张的另一借口是相关协定的中方存留文本都已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毁（放置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档案文件的张作霖返奉专列第11车厢在皇姑屯事件中被大火焚毁，参见：“皇姑屯谋杀车内炸药进一步分析”一文）；张学良积极推行或明或暗的排日措施，不断通过其幕僚煽动、组织反日，甚至辱日活动。在“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还指示其属下团长关玉衡将在东北、外蒙边界进行对苏作战情报调查的中村震太郎大尉一行四人秘密处死并毁尸灭迹（但被时任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侦破）。张学良本可公开处理、交涉此事，他下令秘密处死中村等人并毁尸灭迹的动机可能是想使日本无法获得中村的调查所得，这一“反常”行为，其实是他作为秘密红色代理人服务苏联意识的正常反应。

中村大尉的侦察地点索伦，在今察尔森镇-索伦镇一带，现隶属于内蒙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

中村大尉侦察地点索伦所隶属的兴安盟的位置

其侦察地点接近1939年5月苏日诺门罕战役发生地。

日苏诺门罕战役地点

伪造《田中奏折》，煽动仇日情绪，激化中日矛盾，拒绝与日本协商、谈判解决以往协定问题，积极反日、排日、辱日，凡此种种，近则激发日军少壮派发动“九·一八”事变，维护“帝国尊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远则为中日全面战争埋下了种子。

《田中奏折》不应是张学良擅自策划、单方面组织伪造的，它应是经苏联最高层（斯大林）授意或批准，由张学良、苏联的军情人员联手炮制的。

参与伪造《田中奏折》的东北军方面人员至少包括张学良、黎天才、阎宝航、王家祯四人，其中王家祯是张学良铁杆心腹、重要对苏联络人莫德惠（见上篇）的外甥，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外交机要处主任，是精熟日本政界情况的日本通，“七七事变”后他还担任蒋介石的对日政策智囊。

参与伪造《田中奏折》，预判了中日两国进入冲突状态后日军侵华路线图的苏联军事战略专家，应该包括中东路事件时远东苏军最高指挥官、苏联远东军魂布柳赫尔，以及布柳赫尔的重要助手、情报负责人，二战中因死守斯大林格勒而闻名于世的崔可夫。

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1929年前后任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员、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共产国际远东军事负责人。布柳赫尔曾化名加伦将军担任北伐军军事总顾问，是让北伐军众将领深为折服的北伐实际指挥者。蒋介石一直对他念念不忘，曾多次向斯大林提出派布柳赫尔到中国帮助抗战，未能如愿（约在1936年1月，国民政府驻苏首席武官邓文仪奉蒋命约见了病中的布柳赫尔）。1938年11月，布氏在苏联大清洗中被杀。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当时在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负责情报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直接对集团军司令官布柳赫尔负责。崔可夫也曾两次来华担任军事顾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