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國的集體化和大清洗

炎黃春秋    2014-04-21 08:11:19

http://new.qq.com/cmsn/20140421/20140421005798
炎黃春秋    2014-04-21 08:11:19蒙古國的集體化和大清洗炎黃春秋    2014-04-21 08:11:19

2014/04/21炎黃春秋

　　大清洗紀念館

　　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的蘇赫巴托廣場附近，有一幢被鐵絲網圈起來的紅色小樓，它的正式名稱叫“政治迫害犧牲者紀念館”，俗稱“大清洗紀念館”。這幢紅色小樓原來是曾為蒙古人民共和國（1992年改國名為“蒙古國”）第二任主席、第九位總理根登的住宅。1993年被改造成紀念館，而根登本人則死於20世紀30年代的大清洗。

　　在大清洗紀念館裡，是大量遇難者的頭骨，上面彈孔清晰可見，除了陳列遇難者遺骨外，紀念館裡有挖掘大屠殺埋屍坑的現場照片，各地大屠殺的遇難者統計數據，以及描述蒙古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的種種慘烈景象。

　　蘇聯解體和隨之而來的蒙古民主化，這段幾乎給每個蒙古人家庭都留下深重苦難的歷史立即被解凍，在民間一致呼籲下，蒙古總統授權成立調查委員會，對大清洗進行取證並重新建構這段歷史。真相開始一點點浮現出來。

　　1992年，調查委員會的負責人，歷史學家木汗達萊·仁欽率隊在庫蘇古爾省的木倫挖出第一個埋屍坑，顯露出100多具屍體，因為是永久凍土，屍體仍保存完好，可以從死者衣物上判斷多為僧侶。由於政治原因，當政的人民革命黨一度終止繼續調查和挖掘。

　　2003年，烏蘭巴托東部地區發現一個更大的埋屍坑，有600多具屍骨。經技術鑑定發現，多數人雙手被反綁，腦部被槍擊或被鈍器猛擊而死，還有些人死前脖子被扭斷，生前皆受過酷刑折磨。

　　由蘇聯直接指揮製造的大清洗，留下的檔案文獻不完整，蒙古大清洗確切的死亡人數，目前尚無定論，遇難人數有從3.6萬至10萬人不等的版本。

　　根登：覺醒的害人者最終被害

　　決定把根登舊居改成“大清洗紀念館”的，是根登的女兒策零·杜蘭。根登舊居變成紀念館，也許最能體現“大清洗”的殘酷無情和歷史的複雜弔詭。

　　根登，極“左”政策的執行者，甚至是大清洗的罪魁禍首之一，但他又是大清洗的受害者。

　　根登等人在斯大林授意下大力推行各項恐怖政策：強制集體化、消滅民營經濟、關閉寺院、沒收教產充公……這場浩劫激起大規模的民眾暴動之後，斯大林又在黨內尋找“極‘左’路線”的替罪羊，多名領導被驅逐，但根登卻倖免於難。

　　1933年大清洗之初，斯大林授意根登效法蘇聯在黨內抓“反革命集團”，他照辦。但到了1934年以後，斯大林的指令與根登內心深處的宗教信仰、覺醒的良知不可調和，最終劍拔弩張。

　　斯大林多次催逼根登要在1937年前全面清除宗教階層，暗示殺掉10萬僧侶，這道命令觸碰到根登的情感底線，但他不敢公開違抗，只能陽奉陰違。由於他的消極抵制，致使這一任務被延期兩年。根登很快喪失了斯大林的寵信。

　　1936年在蒙古駐蘇大使館的招待會上，斯大林再次訓斥根登不能貫徹清洗宗教界的政策，並對其百般嘲諷。根登終於忍耐不住，仗着酒勁大罵斯大林：“你這個血腥的格魯吉亞人，你實際上已變成了一個紅沙皇！”隨後，根登奪過斯大林的煙斗，摔碎在地，然後把桌子板凳砸個稀爛。

　　在座者全部瞠目結舌，他們都明白，這意味着根登政治生涯的終結，也意味着他的生命已走到盡頭。

　　斯大林隨後命令一直與根登爭寵的喬巴山重組中央會議，解除根登一切職務。在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的大會上，與會者嚴厲批判根登“破壞蘇蒙友誼”。1937年底，根登被扣上“反革命罪和日本間諜罪”遭處決。

　　根登之後的蒙古，進入了喬巴山時代。在駐蒙蘇軍協助下，喬巴山忠實執行莫斯科指令，轟轟烈烈的“紅色恐怖自殘運動”由此拉開序幕，在這個草原國度留下了無數的埋屍坑。

　　“紅俄外蒙”的誕生

　　1921年7月11日，蘇俄扶植外蒙建立君主立憲的“蒙古人民共和國革命政府”，簽訂蘇蒙條約，互相給予承認並派駐代表。

　　1922年，蘇聯控制外蒙全境，向其軍隊、政府派駐政委、顧問，實行改組和教育，建立由蘇聯控制的金融貨幣體系，逐步驅除所有第三國商業力量與人員，甚至嚴禁第三國人員踏足外蒙。

　　人民黨的國家主席和政府總理虛有其職，蘇聯委派的共產國際代表藏於幕後，在蘇聯軍政、特務機關配合下，監督人民黨政府推行莫斯科提出的蘇化政策。

　　如果新選拔上來的親蘇幹部不能貫徹更苛刻的新路線，則立馬清洗，換上更年輕的“忠誠”幹部，黨內“反革命集團案”層出不窮，均由蘇聯特務機關操刀。

　　1922年8月，擔任總理和外交部長的人民黨創黨元老鮑陀反對過激蘇化政策，希望保持獨立自主，與中國維繫良好關係，他與臨時政府首任總理，亦是創黨元老之一的查格達爾扎布等40名幹部被打成“反革命團”遭逮捕，他倆與其中13人被處決。

　　1923年2月22日，30歲的蘇赫巴托離奇死亡（喬巴山後來說他是被丹增毒殺的），又藉此掀起了更猛烈的“反右鬥爭”，原在“聯合政府”中任職的一些有名望的王公、僧侶、學者在此期間亦被排擠、逮捕。

　　“國家元首”——哲布尊丹巴過着被軟禁的生活，1924年5月亦離奇死去，（蒙古史學家多認為被蘇聯特務機關謀害），蘇蒙當局宣布禁止哲布尊丹巴活佛轉世。

　　8月份，人民黨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這是一次“整黨改組”大會，黨名更改為“蒙古人民革命黨”，聲稱要按莫斯科指示貫徹“繞過資本主義，直奔社會主義”的發展路線，實行內政外交“一邊倒”，逐步掀起階級鬥爭，加快把蘇聯之外所有國家資本驅逐出去的步伐。

　　創黨元老丹增此時接替死去的蘇赫巴托擔任人民軍總司令，他不贊同共產國際代表制訂的路線，並認為這是在武力脅迫下的會議，作為會議主席他拒絕參會，8月26日深夜，還在會議期間，共產國際代表命令逮捕丹增並立即執行槍決，隨後又揪出贊同丹增觀點的幹部，政府秘書長巴瓦桑等打成“反革命集團”處決，丹增的總司令職務由喬巴山暫兼。

　　完成這波清洗後，當年11月，蘇蒙當局正式宣布廢除君主立憲制，國名改為“蒙古人民共和國”，通過蘇維埃憲法，建立蘇式一黨專政體制，首都庫倫改名為“烏蘭巴托”（意為紅色英雄城）。作為共產國際成員，人民革命黨宣稱“用馬列主義無敵學說，以其科學理論的璀璨光輝照亮了戰鬥道路”，但蘇聯為在國際社會面前營造外蒙一切都是“蒙古人民選擇和內部自然演變”，非其插手所致的假象，亦為了不引起其他國家緊張，所以人民革命黨一直假裝不叫“蒙古共產黨”。

　　只要外蒙還存在對外交往、市場經濟、私有產權、宗教信仰和對傳統文化敬畏，蘇聯即難以實行全面控制。20年代中期，外蒙已被蘇聯控制的情況下，其對外貿易額中，蘇聯僅占兩成份額，蘇聯國企的劣質商品在蒙古市場上毫無競爭力，甚至處於入超狀態，如此則蘇聯也不能以低價或免費方式從蒙古獲得皮毛、木材和礦產。

　　蘇聯始終認為人民革命黨的黨員總有這樣或那樣的“舊思想”，難以改造，無法忠實貫徹斯大林命令，解決的思路是“從娃娃抓起”。

　　在蘇聯，共青團必須絕對接受蘇共領導，為其下屬組織，但在外蒙，卻用“蒙古革命青年團”來監督蒙古人民革命黨，若黨有貫徹莫斯科政策不給力的情況，青年團可以抨擊和告密，甚至矛頭公開指向黨的領導人，青年團還負責發起各種蘇式社會改革戰役。

　　20年代中期，大量年輕人被選拔赴蘇進行政治培訓，回國後送到青年團各機構擔任領導職務，經過歷練後再充實到黨的高層。

　　青年團挑選狂熱成員組建了“意識形態戰鬥旅”，其職責為：發起對傳統文化、習俗服飾的清除運動；貶損蒙古傳統社會中地位崇高的僧侶、學者的威望，轉化和打擊信教百姓；協助搜查、舉報、沒收寺廟財產，摧毀寺院和文物；搜查集體化運動中牧民隱匿的財產和抓捕逃亡牧民。

　　戰鬥旅做過的最荒誕事情是逼迫散落在各處的游牧民集合到一個地方，強迫他們同一時間起床，同一時間進食，同一時間睡覺，沒完沒了的開會和學習。

　　在青年團的要求下，禁止了蒙古人最重大的傳統新年——白月節，“白月節是一個封建節日，儘管已被禁止，但還有很多蒙古人在過節，黨的領導必須有人為此受譴責”，一位叫盧瓦桑的青年團成員曾這樣炮轟人民革命黨中央。

　　血腥集體化：荒誕的階級劃分

　　蘇蒙當局這些做法引起全國一片不滿和譴責，但莫斯科把這歸結於階級鬥爭不徹底。1928年底肅清掉黨主席為首的“丹巴道爾吉右傾集團”，第二年，共產國際代表再次發出通牒，必須要全面展開對“封建主、富牧、僧侶”等反動派的階級鬥爭，沒收他們的財產，完成社會主義經濟大改造。

　　為此又進行了一次“黨風大整頓”，1.8萬名黨員中，有5306人被開除，其他的要求重新審查登記，緊跟斯大林指示的喬巴山從此開始崛起。

　　蘇聯強行引入的階級劃分和階級鬥爭荒誕到匪夷所思的程度，造成了災難性後果。蘇聯禁止任何其他貨幣在蒙古流通，控制蒙古中央銀行發行“圖格里克”（蒙古貨幣單位），強行與盧布掛鈎，匯率為1蒙圖：1.3盧布。

　　階級是這樣劃分的：

　　財產600蒙圖以下——貧牧

　　財產600至2400蒙圖——中牧

　　財產2400至3000蒙圖——中富牧

　　財產3000蒙圖以上——富牧

　　擁有500頭牲畜，價值約為2.5萬蒙圖左右——封建主

　　在蘇聯要是有八九頭牛，幾十頭羊就是富農了，財產要被沒收，政治上受歧視，輕則勞教，重則處決。

　　蒙古是畜牧經濟，體系脆弱，食品來源單一，與農業地區完全不是一個概念。一個牧民要維持赤貧的生存水平，25至30頭羊是下限，若在更荒涼的戈壁地區，這個人均標準還得提升。一個牧民家庭，若以5口人計，擁有125頭羊，仍是赤貧，要達到二三百頭才能維持基本溫飽，草原上雪災、瘟疫、狼災頻繁，如遇災害，牲畜大量死亡，即便一個所謂“封建主”亦會一夜赤貧，甚至面臨餓死的威脅。

　　當時比較貴的母羊，一頭的價格50蒙圖，也就是說，一個人只要擁有能維持基本生存的幾十頭牲畜，就是“反動階級”中富牧了，財產要被充公，同時還要遭受政治歧視，不准使用水源和草場，政府要徵收懲罰性重稅。後來連所謂貧牧、中牧也不能保留牲畜，要充公到集體牧場（相當於蘇聯的集體農莊）。

　　政策執行到最極端的時候，一個家庭只能留下300蒙圖的財產（相當於6頭母羊），不管家庭成員數量是多少，完全不顧牧民死活。

　　據喬巴山的私人蘇聯顧問克奇科夫多年後回憶，大清洗時從受害者那裡收繳來的財產堆滿了內務部倉庫，肅反幹部們可從中“揩油”，悄悄塞入私囊；僅克奇科夫所知的一次，倉庫管理者海默維奇就給了喬巴山和格魯伯奇克3.4萬蒙圖。1939年2月，喬巴山從蘇聯返回蒙古，送給前妻的鑽石吊墜就價值1.5萬多蒙圖。

　　1930年，喬巴山的報告中指出，經過第一階段的“充公戰役”，沒收了520萬蒙圖的財產，但蘇聯仍不滿意，嚴厲批評了人民革命黨，繼而發起更猛烈的第二次“充公戰役”，到1932年春天，共計“罰沒”1000萬蒙圖財產，並且準備全面向寺院下手，但這時全境爆發了僧侶領導的牧民武裝大暴動和大逃亡。

　　1930年起即有零星的抗暴運動，還抓出一個又一個“反革命集團”大案，如在“強迫僧侶還俗戰役”刺激下，有幾十名活佛與王公聯名寫信請求中華民國政府和班禪幫助，驅除蘇蒙政權，事發後這些人全被處死。到1931年，前三個月內又逮捕了5191人。

　　由於饑荒、憤怒的蔓延，1932年，約7000多個家庭，3萬多人朝着戈壁和邊境四處逃亡，其中500多個家庭在南戈壁省越境時遭邊防軍射擊，死亡人數不詳。

　　共產國際駐蒙古代表引用導師們的語錄告誡人民革命黨：“我們殺的反動派和資產階級越多，就越有利於我們的革命事業”。

　　1932年春天終於在蒙古西部爆發最大規模的武裝抗暴，繼而蔓延到中部和東部，甚至有大量的蒙古人民革命黨、青年團的黨團員參與，他們扔掉黨證、團證，加入暴動，打出驅除“傀儡政府”，反對“集體化”的旗號，搗毀基層政權和集體牧場。

　　這一次大暴動差點摧毀人民革命黨政權，人民革命黨只得向蘇聯緊急求援，在蘇軍的幫助下，還調入飛機、坦克等重型武器入境參與鎮壓，最終才將暴動平息。

　　牧民因抗拒集體化宰殺牲畜，蒙古損失約750萬頭牲畜（占當時存欄數的三分之一多），以前殘存的一點自由手工業和商業全被摧毀（中國和其他國家商人、工人被驅除殆盡），蒙古的糧食、物資匱乏到極限，國家經濟陷入崩潰境地。3年暴亂結果，致使蒙古欠下蘇聯2950萬盧布外債。

　　當時日本已在中國東北建立“滿洲國”，對蘇聯形成壓力，在極度經濟惡化和民眾大規模離心的困境下，作為蘇聯防止中國和日本的“緩衝國”，蒙古需要“穩定局勢”；斯大林只得命令“暫時罷手”，放棄“跑步進入社會主義”的路線，實行“糾左”，命令蒙古推行“新經濟政策”療傷，意即在一定程度上發展資本主義來緩解經濟困境。

　　集體化牧場暫時被解散，允許牧民擁有自己私人財產，可以進行商品交換，向牧民提供了160多萬蒙圖的貸款，降低高額賦稅，對寺廟的摧毀和強迫僧侶還俗運動暫時終止。實行“新經濟政策”後情況有所緩解，兩年內牲畜數量增加了34萬頭，但蒙古的經濟大衰退一直持續到40年代後期。

　　按照蘇聯慣例，出現重大悲劇，要尋找“替罪羊”，不是帝國主義封鎖圍堵，就是反革命分子混入黨內。時任總理的吉格吉德扎布被免職，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領導執行此次極“左”政策的成員，佐爾賓吉揚、巴德拉赫被扣上“左傾冒進主義”罪名，驅逐到蘇聯，一般“左”的下場比“右”要好些，頂多就是幫領袖背下黑鍋。

　　大清洗部署：斯大林送來三萬發子彈禮物

　　同為推行斯大林極“左”政策之一員，根登不但未被免職，還被重用來推行“新經濟政策”。平息民眾大暴動後，根登在莫斯科匯報工作，明顯告了佐爾賓吉揚、巴德拉赫的“黑狀”，把責任推到這二人身上。

　　斯大林1933年發起大清洗時，蒙古亦步亦趨，在黨內炮製了以中央委員會書記魯渾貝為首“反革命間諜集團”案。

　　此案317人被捕，當中有251個是布里亞特人，260人被判3至10年不等監禁，126被流放蘇聯，56人被處決，遭處決的人中還有位名叫敦格爾吉德的孕婦，這是現代蒙古首次處死孕婦，但以後的大清洗中就見怪不怪了。在斯大林授意下，前任總理吉格吉德扎布先在家中被亂槍打死，然後給他扣上“魯渾貝反革命集團”要犯的罪名。

　　根登酒醉後喜歡說胡話，常對蘇聯和斯大林頗有微詞，“既然蒙古的路線失敗了，斯大林就應該為此負責”，這種要殺頭的話只有他敢講，按理說根登早就該被清洗掉，興許斯大林頗為賞識根登相當粗俗的性格，對他格外“寬厚”一些。人們一度認為他將成為蒙古的“小斯大林”。

　　1934年斯大林召見根登，要求他儘速完成1937年前消滅宗教階層的任務。“在我們蒙古，喇嘛在人民中比黨和政府還有更大的影響力和威望，對待他們我必須要另尋良策”，根登為僧侶們辯解。

　　“在你的國家不能有兩個權力中心，他們能跟你搶奪人民的支持，懂嗎，你必須要解決這問題……你的內務處做了什麼，什麼都沒做，你應該把內務處改組擴大成內務部”，斯大林耐心教導根登如何清洗，並告訴根登他一心想發展蒙古經濟和文化的心思是幼稚淺薄的。

　　1935年初根登第二次晉見斯大林，帶着人民軍總司令德米德，內務處處長那木蘇賴同去。斯大林痛斥根登不能大力擴軍，拖延對宗教階層清洗：“喇嘛還存在於你們國家，已經成為‘獨立自主’的敵人，只要你善待他們則武裝力量建設沒有意義，他們能影響你的士兵……你的內務處那木蘇賴對這些反革命做了什麼，什麼都沒做……你的政府與他們不能共存，你必須毀滅他們。”

　　根登一行喪氣地從蘇聯回來，召開人民革命黨高層秘密會議，70餘人與會，雖沒有人敢公開批評斯大林，但都在絞盡腦汁討論如何應對斯大的催逼。根登倡議下，天真地出台了一個決議，試圖敷衍斯大林：把蒙古軍隊擴大到1.7萬人，預備役增加至2500人。斯大林看出來了，根登“無藥可救”，準備另覓更忠順者執行大清洗。

　　1935年3月斯大林給喬巴山送去20輛汽車作為禮物，任命他為副總理，從那會兒起，喬巴山與根登逐漸分道揚鑣，矛盾日益激化。

　　1936年初，根登再次晉見斯大林，不但沒有悔意，還向他提出經濟、文化援建要求，斯大林訓斥根登未能把軍事預算提升到60%，指責他領導下的蒙古政府不能貫徹他的建議，還列舉“二十大罪狀”。“除了我們，根本沒有一個國家承認你們……你們名義上還是中國一部分呢，我們沒有幫助你們的義務。”

　　面對所有指責，根登皆據理力爭，隨後在蒙古駐蘇使館宴會上他繼續與斯大林辯論，最終爆發了前文所說的衝突。

　　斯大林除掉根登，勒令解除德米德人民軍總司令職務，任命阿瑪爾當“傀儡總理”，同時命令蒙古把內務處擴大升格為內務部，點名喬巴山當部長。

　　1936年是蒙古人民革命黨建黨十五周年，總理阿瑪爾釋放了幾個政治犯，斯大林送給十五周年慶典的禮物是“4支步槍和3萬發子彈”。此中含意不言自明，警示人民革命黨高層，大清洗不能再拖，必須大開殺戒，誰不執行誰亦有性命之憂。

　　斯大林派來的“肅反專家”占了蒙古內務部工作人員的25.9%。斯大林派查普雅克來指導肅反準備工作，然後是格魯伯奇克前來坐鎮指揮。大清洗真正的總指揮是在莫斯科遙控的斯大林，軍事總顧問是伏羅希洛夫。

　　一切準備就緒後，1937年8月應蒙古政府之“邀請”，蘇聯增派野戰軍3萬人進駐蒙古，作為肅反的武力後盾，大清洗即將拉開序幕。

　　鮮血浸染的草原

　　1937年9月10日，正式打響大清洗第一役，當晚蒙古人民革命黨高層65名幹部被捕，包括中央委員會成員、大呼拉爾（相當於議會）成員、部長會議成員、軍隊高層全部將領……

　　內務部在蘇聯專家教導下，對這65人實施“坐火椅、拔指甲、扯光頭髮”等酷刑，扒光衣服，嚴禁睡覺，不准吃飯，直到在偽造的“招供狀”上簽字為止。根據蘇聯歷次清洗經驗，這些人最後都毫無例外地“承認”了自己參與反革命集團，並供出更多“同夥”名單。

　　大清洗第一場勝仗抓出了“根登—德米德反革命間諜集團”，又根據他們的“口供”，揪出更多的人，蒙古軍隊的規模本來就小，軍隊旅以上有187名將領被捕；51個中央委員會成員有36個被槍決。有1000多名軍人為了避免被殺，主動“承認”自己的“反革命罪”，最初只有幾個人得到赦免，以後絕大部分仍被槍斃。

　　門德是首批被逮捕的65人中的知識分子，他為了保命，把所有認識的熟人全咬成了“同謀”，他因“戴罪立功”得到了較好的關照，但1941年大清洗過後他仍被送到莫斯科處死。

　　工業聯合會的主席普熱夫，一個擁有一顆“紅心”的幹部，也是首批被逮捕的人，他對着行刑隊大喊：“我承認我犯了罪，但是我願意招供罪狀更大的人”，死刑得以延期，普熱夫又供出了無數的“同謀”，類似的案例在大清洗中數不勝數。在酷刑和死亡威脅下，極少有人不“認罪”不“咬人”。

　　蒙古軍中威望僅次於蘇赫巴托的德米德在押送到蘇聯途中離奇死亡，不僅他的父親和兄弟遭處決，連懷孕的妻子娜察亦被殺死。

　　針對宗教界的大清洗同時展開，規模更為龐大和血腥，手段更為粗暴野蠻。內務部抓“喇嘛反革命集團”的邏輯是，如果你是學生，那麼你的老師肯定就是同謀，若你是老師，你的學生亦同謀，宗教界師生關係盤根錯節，所有僧侶皆可被打成反革命。

　　前來指導大清洗的蘇聯總顧問格魯伯奇克1938年8月向斯大林報告：“到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個變成廢墟，仍在運轉的僅有26座，8.5萬名喇嘛僅留下17338人，這些人還未逮捕，對中高層喇嘛我們將在下一階段戰役中全部解決。”

　　大清洗期間兩個特殊機構凌駕於一切黨紀國法和黨政軍機構之上，一個是非常委員會，作為最高軍事法院；一個是特別委員會，是最高法院。至1939年4月，兩個委員會卷宗顯示，共判處29198人為反革命罪，其中僅非常委員會查辦的25785個政治案件，已作出判決的卷宗顯示，20099人被處決，5739人投入監獄。

　　宗教界的清洗，按標準定額，每個肅反人員一天辦10個案子，超額完成者有獎。一個叫班扎拉格奇的肅反人員在摧毀一個寺廟的過程中，平均每天辦案60個，成為“先進工作者”；另一位叫巴雅爾馬格奈的肅反人員因一周辦幾百個案子，獲得北極星勳章（蒙古給軍功卓著者的獎勵）。

　　內務部成員盧瓦桑薩姆丹1962年回憶，由於逮捕的僧侶太多，導致監獄擁擠不堪，每周會有一兩次集體處決，每次用卡車一車車拉出去。

　　十月革命後，有很多哈薩克人、布里亞特蒙古人、塔塔爾人從蘇俄逃入蒙古，斯大林對這些人懷恨在心，認為他們“逃避革命”，那也是另一種“反革命罪”，他下令喬巴山對他們實行清洗。蒙古2.1萬哈薩克斯坦人被消滅了2000人；140個塔塔爾人只剩下4個；來自中國內蒙的漢蒙兩族人士幾乎未留下一個活口，其中還有內蒙人民革命黨的成員。

　　處決“反革命”幹部群眾時，內務部強制黨政軍成員去觀看，喬巴山表情木然，老實忠厚的總理阿瑪爾臉上常掛着眼淚，這一切被“蘇聯專家”看到眼裡。伏羅希洛夫向大清洗中喬巴山的副手，中央委員會書記——魯布桑札布授意：得除掉阿瑪爾。

　　阿瑪爾已是蒙古高層剩下的最後一兩個有聲望的人，所以斯大林才在根登之後讓他當總理裝點門面，蘇聯專家們可以藏在“阿瑪爾政府”幌子後面作惡。因此搞掉阿瑪爾之前，莫斯科授意先發起宣傳攻勢弄臭他。

　　1939年3月阿瑪爾以“反革命集團庇護者”等罪名遭逮捕，被押送到蘇聯“審判”，關押期間，蘇聯內務人民委員給他用盡了各種“非人酷刑”。1941年7月10日，特意選在了人民革命黨建黨日，宣布阿瑪爾死刑。與阿瑪爾一同被逮捕，送到蘇聯處決的還有蒙古當時的國家元首，創黨元老，大呼拉爾主席團主席多格桑木。有趣的是，阿瑪爾生命最後一段時光里，在獄中碰到了把他清洗掉的魯布桑札布，但這次，魯布桑札布不是來審問他的，而是與他成了獄友。

　　大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處決，現在難以得到精準數字。這種罪惡的事斯大林也認為見不得人，不會留下詳細的“歷史罪證”，當時亦不允許報道和研究，歷史學者目前常引用的數字是3.6萬至5萬左右，但研究者認為3.6萬這一數字遠遠被低估。

　　1939年末，喬巴山在筆記本里記下了這樣一段工作總結：“到11月，共處決喇嘛20356人，600名是高級喇嘛，3174名是中級喇嘛，13120名是低級喇嘛，摧毀797座寺廟；在1937年和1939年之間，逮捕了56938人，其中20396被處決，被逮捕的人中有17335人是喇嘛”。（註：喬巴山的數字比蘇聯顧問的要高）

　　蒙古作為游牧社會，寺廟是少有的固定建築，797座寺廟包含超過6000多棟古建築，每座寺廟還是周邊地區的經濟、文化、教育中心，數百年所積累下的書籍、卷冊、藝術品毀滅殆盡，寺廟的金銀器皿被蘇聯搜刮而去，僅有首都烏蘭巴托的甘丹寺被留存，但一直被關閉。

　　“牢不可破的蒙蘇友誼”

　　在“美麗的蒙古大地”，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被一掃而光，黨政軍和宗教界著名人物亦被殺戮殆盡，傳統文化遭到毀滅性打擊，經濟亦完全被蘇聯所控制。

　　1941年莫斯科迫使蒙古放棄以維吾爾字母書寫的老蒙文，改用以斯拉夫字母書寫的新蒙文，對成吉思汗和蒙古歷史的歌頌與崇拜亦在被禁之列。到30年代末，蒙古與蘇聯之間的貿易狀況徹底顛倒過來，向蘇聯出口貨物僅650萬盧布，從蘇聯進口的產品達7500萬盧布。

　　二戰時蒙古對“兄弟般情誼”的蘇聯發起了“只求貢獻不求回報”支援運動，向蘇聯捐助的金錢和物資遠遠超過自身承受能力，1942年開始，向蘇聯捐助羊皮衣服3萬件，食品600噸，現金10萬美元，黃金300公斤，坦克54輛（其中有32輛T-34坦克），同時低價出售給蘇聯48.5萬隻馬匹，另無償贈送3.2萬匹。

　　蒙古真正需要的是蘇聯的麵粉、玉米、鹽等產品，但蘇聯始終為食物匱乏所困擾，為了不給“友邦”添麻煩，蒙古又發起“自給自足”運動。經過多輪清洗，蒙古已不存在抗拒集體化的力量，1947年公社化運動全面完成，牧民的牲畜全部收歸“國有”。多年後“糾左”，有了點通融，僅允許戈壁地區和杭愛以北地區，每個公社成員可保有50頭羊。

　　蒙古不僅直接派兵參加蘇軍作戰，還強令國民前往蘇聯服勞役，二戰時一直按斯大林要求保持着8至10萬軍力，盡職盡責扮演好了“緩衝國”角色。斯大林兩次干涉中國新疆事務時，蒙古又成為他從事國際地緣政治訛詐的馬前卒。

　　1944年，斯大林在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發起“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即斥責了顧忌中國抗議、畏首畏尾的喬巴山，勒令他立即向“東突”送去武器。喬巴山隨後命令蘇赫巴托的兒子噶爾桑率軍把200支步槍、230挺機槍和6挺重機槍、2000枚手榴彈、40萬發子彈送到新疆交付給叛軍頭領烏斯滿手，由於這批武器和蘇聯空軍的支持，中國軍隊平叛失利（註：烏斯滿後來又歸順中國國民政府，與蘇聯和蒙古作戰）。

　　連蒙古領袖“小斯大林”——喬巴山的接班人也是斯大林隔代指定的“澤登巴爾”，老早就指示喬巴山好好栽培。娶了蘇聯妻子的澤登巴爾雖受斯大林青睞，喬巴山未曾想到，赫魯曉夫發起“反斯大林運動”，澤登巴爾立馬響應莫斯科指揮棒，在蒙古發起“反喬巴山運動”。

　　蘇式政治經濟體制在蒙古全面確立，把母體的一切弊病全部遺傳過來，蒙古長期經濟體制僵化，生產效率低下，物資匱乏，到20世紀80年代，商店裡除了白酒和蠟燭，空空如也。男人們也像蘇聯一樣，沾染上懶惰、酗酒的惡習。民主化前的人民革命黨中央第二書記包爾德巴特爾說，儘管人民長期被物資匱乏的所折磨，但有3000個高幹家庭像蘇聯特權階層一樣，可以享受特供，過着優裕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