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台实行鸦片官卖的意图及影响

鸦片成了日本人的生物武器，成了毒化民族、灭绝民族的工具。

原文：

1898年日本在台湾实行鸦片专卖制度的意图及影响

时间：2014-08-04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本文字数：1097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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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据初期，为了攫取台湾殖民地经济利益，摆脱统治危机，日本政府不顾国际上严禁鸦片的潮流，利用台湾人民吸食鸦片的陋习，采用了后藤新平提出的“鸦片渐禁政策”。1898 年，后藤新平赴台担任总督府民政局长后，利用严酷的警察制度，实行鸦片专卖制度。本文拟对这一问题做一细致的考察，探究这一政策的真正目的和对台湾社会的影响。

　　一、后藤新平及其殖民扩张思想

　　后藤新平( 1857 －1929) ，日本岩手县水泽市人，出身于下级武士家庭，是跨越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期的官僚、维新政治家、殖民扩张主义头目。后藤新平是日本在开拓和治理殖民地历史上的关键人物，也是台湾日据时期各项政经建设的基础肇始者。1895 年 11 月，后藤因向伊藤内阁策划在台实施鸦片渐禁政策，引导日本政府对台的施政方向，从此与台湾结缘。1898 －1906 年担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辅佐第四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

　　儿玉源太郎与后藤新平在台湾推行特别统治主义，对台湾实行软硬兼施的殖民地政策。

　　后藤新平曾于 1890 －1892 年自费赴德留学，对德国首相俾斯麦及其“铁血政策”有深入研究，故也醉心于德国式科学殖民主义。加上其专业特长，后藤新平认为，从生物学的观点，同化殖民地人民既不可能也不可行，他吸取法国殖民地统治失败的经验，主张效法英国殖民统治方式，认同原敬提出的“将台湾等新附领土视为真正的殖民地，采取内地延长主义”，亦即台湾是分离于内地之外的帝国属地，不适用内地法律，必须以独立、特殊方式统治。后藤提出独特的“生物学统治原理”的殖民地经营理论。即“比目鱼的眼晴不能变成鲷鱼的眼晴。鲷鱼的眼晴对称地长在头的两边，而比目鱼的眼晴则长在头的一边。不能因其形状古怪，而要把它的眼晴像鲷鱼那样改装在头的两边。比目鱼的两只眼晴长在一边，在生物学上是因为有其必要，才会这样……”。“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厘清人群生活习性旧惯，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实施改革措施”，“政治上这一点很重要……首先把该岛的旧惯制度好好做了一番科学调查，然后顺应民情施政……不了解这道理而想把日本国内的法制输入台湾实施的那些家伙，也就是等于要把比目鱼的眼晴突然改变成鲷鱼的眼晴，根本是不懂真正政治的家伙! ”后藤赴台后，运用“生物学原理”首先对台湾的旧有风俗习惯进行科学调查，再针对问题提出应对政策，同时也确立了以渐进同化为主的统治方针，全面为实现日本帝国殖民侵略的目的呕心沥血、奉献聪明才智。早在 1889 年后藤出版的具有代表性意义的着作《国家卫生原理》一书中，就提出了具有强烈殖民侵略思想的“国家人体论”，即“国家不仅是至高的有机体，也是至高的人体。……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激烈竞争中，有“生理的动机”及“生理的圆满”两个方面要求，因此争夺主权就变得必要了。

　　①生物界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在人类世界里、在国家之间也同样适用。这是后藤新平思想深层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侵略观点。强者霸者为王，国力强盛的国家为了自己国家的“生理满足”，可以大肆侵略他国，殖民奴役弱国民众。在后来从事殖民地经营时，他有句口头禅: “殖民政策就是生物学。”这个霸者理论为日本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侵略扩张和争夺殖民地的不正当化行径做出了“合理解释”。后藤新平在《日本膨胀论》一书中，甚至狂妄自大地认为: “日本是一个同化进取的国家，在世界上没有任何民族可以与日本大和民族匹敌”，认为“成为世界强国的日本必须占有殖民地，而且必须重视殖民地的经营”。

　　②这个思想继而发展为“国家膨胀论”，为明治政府积极扩军备战、跻身世界强国、谋取殖民地的侵略行径找到了借口。他是个狂妄的殖民扩张主义头目，也是“日本膨胀论”的鼓吹者，坚决支持日本国家的侵略方针政策，其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极力倡导“生物学”理念，他将自己早年学习的医学知识融入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之中，为他的政治主张服务，在从政之后提出“国家人体论”、“国家膨胀论”、“殖民地经营理论”等一系列理论，为日本的殖民扩张行径提供理论依据，对日本、台湾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尤其是他最着名的明禁暗纵的“鸦片渐禁论”与贩毒模式在日本殖民统治中国台湾、东北乃至全面侵华时期都得到了运用和实践。

　　二、“鸦片渐禁论”的提出

　　日据初期，台湾民众吸食鸦片的陋习和顽强抗日的问题成为总督府难以平定治安的两大难题。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上任后，颁布《台湾居民刑罚令》，严禁吸食鸦片，但收效甚微。

　　基于“生物学统治原理”，1895 年 11 月，时任卫生局局长的后藤新平向首相兼台湾事务局总裁伊藤博文提出《关于台湾岛鸦片制度之意见》( 第一案) 。后藤认为，如果对鸦片实行严禁政策，必然会遭到吸食鸦片的台湾民众的抵制，对日本在台湾的统治秩序造成冲击。与其如此，不如对台湾民众吸食鸦片的行为采取放任态度，只要此陋习不波及在台日本国民即可。之后，后藤根据《阿片事项调查书》，向内阁提交了体现其真正意图的《关于台湾岛鸦片制度之意见》( 第二案，简称“鸦片渐禁论”) 。

　　“鸦片渐进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建议日本政府在台湾实行鸦片专卖制度。由政府指定药铺以进口税的三倍价格贩卖鸦片，所得收入“可充作殖民卫生之用”。建立卫生警察制度，保证“鸦片渐进论”的实施。后藤认为“鸦片渐进论”是“物竞天择、以毒攻毒的自然原理”。后藤估计“鸦片专卖可使日本每年达到 240 万日元以上收入”。由于镇压台湾人的抗日活动所需要的巨额军费开支已经让日本财政承受沉重的负担，这一提议很快得到内阁的批准，首相伊藤博文下令台湾第一任总督桦山资纪见机执行此方针。

　　③接着后藤详细设计了鸦片专卖的施政内容，包括设立独立的鸦片事务管理机构、建立鸦片行政警察，并精心设计好“吸食鸦片特许执照”的封面、背面、表记号码、誊写内容等。

　　④1897 年 1 月，第三任台湾总督乃木希典依照后藤的建议颁布了《台湾鸦片令》，并制定了《台湾鸦片令施行规则》、《鸦片令施行手续》、《鸦片瘾者证明手续》、《鸦片取缔规则》等附属法规，开始建立世界独有的鸦片专卖制度。

　　⑤拟订该年 4 月《台湾鸦片令》先在台北施行，12 月扩及全岛。但是由于岛内抗日活动方炽，根本无法真正执行。

　　三、鸦片专卖的强行实施

　　( 一) 广置鸦片人脉
　　1895 年底鸦片大王二反长音藏( 原名川端音二郎) 在后藤的许可下，于大阪府三岛郡福井村大面积种植罂粟，并将此园命名为“台湾总督府罂粟栽培试验园”，积极准备向台湾出口。

　　第二任总督桂太郎应后藤的建议，于 1896 年 3 月在台北设立“制药所”，这个毒枭总部实际上就是鸦片烟膏制造所。同时后藤还推荐手下加藤尚志担任总督府卫生课课长兼制药所所长，并让自己的恩师阿川光裕担任制药所技师兼任总督府卫生课事务官，以及派遣卫生局的技师山田寅之助、鹰崎仙三与渡边学之等人就任总督府民政部卫生课职员。其后又继续派遣手下山口五郎太、川岛浪速、石本鏆太郎、青木乔、佐佐木安五郎、羽田五郎等人为巡察员，监督管理台湾各地鸦片专卖及吸食情况。

　　⑥这说明在后藤就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之前，他的人脉已经控制了总督府制药所。这些人是后藤鸦片政策的有力支持者，后期把在台积累的丰富鸦片专卖经验，移植到中国满洲等地，继续为殖民母国谋取暴利。

　　( 二) 培植“御用绅士”
　　后藤担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根据当时效力日本殖民者的辜显荣的建议，决定利用鸦片贩毒利益生态链来培植亲日“御用绅士”，变成“利益共同体”，不但可以共同谋取贩毒暴利，主要还可利用其作线民镇压抗日义军，平定治安。

　　《台湾鸦片令》明文规定，鸦片瘾者必须向有牌照的零售商购买鸦片，任何不符合《关于鸦片取缔之通牒》的人均属于犯罪，必处以重罚或死刑。对鸦片走私进行严厉打击，因而若能经营鸦片销售便可获得巨额利润。

　　⑦根据《鸦片令实行规则》，申请贩卖鸦片烟膏的人分为中盘商与零售商两种。与烟膏相关的业务还有“鸦片烟吸食器具制造商”、“鸦片烟吸食器具销售商”、“鸦片烟吸食所营业商”，这些特殊业务都必须向地方官厅申请取得“特许札”即营业执照，缴纳特许费才能营业。但并非任何人都可申请、缴费做鸦片生意。总督府原来是“限于从前的营业者”为中盘商或零售商，后藤为了更有力地对付抗日游击队，以鸦片利益为诱饵，将此厚利特权犒赏给为总督府提供抗日情报的“御用绅士”。

　　⑧因此部分台人为了“特许销售”谋取利益，不惜手段“竞争御用”，互相出卖情报，努力和当局配合协助共同镇压抗日分子。

　　据统计，台湾总督府利用“贩毒利饵”施行鸦片专卖“特许”制，驱使过的“御用绅士”人数高达 37，844 人，其中臭名昭着的有辜显荣、杨吉臣等。

　　⑨根据“御用绅士”的谍报，总督府对抗日义军进行“诱降骗杀”，仅 1898 －1902 这五年间，杀戮的抗日人数达 11950 人，至此抗日义军大致瓦解崩溃。⑩
　　
　　( 三) 鸦片警察执法
　　1897 年 3 月 4 日，总督府成立了卫生课，由其下的保健挂( 注: “挂”相当于“系”) 掌管鸦片取缔事项，隶属民政局总务。随后，卫生课又新设鸦片挂，主管鸦片业务。1901 年，后藤主导了官制改革，其重点是在总督府内设警察本署，卫生课改隶属民政部的警察本署，固定设三挂，即鸦片挂、保健挂及医务挂。而鸦片挂是由接受过专门鸦片业务培训的卫生警察来管控岛内的鸦片贩卖与取缔业务。

　　警察政治体制让鸦片专卖制度合法化、组织化，达到了利益最大化。掌管鸦片相关事务的卫生警察被称为“鸦片警察”，渗透到全岛各个角落，严密监视着鸦片走私、严查销售商身份、严格执行《台湾鸦片令》业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台湾鸦片令》明文规定，所有鸦片营业人绝不可以提供给日本人鸦片烟、吸食器、吸食场所，任何违规行为皆得处以“死刑”。

　　再比照日本政府当时颁布的对日本国民彻底禁烟的《鸦片法》，显见“鸦片渐进论”的伪善。并且，鸦片专卖所得的利润，并没有像后藤新平先前在“鸦片渐禁论”中提到的用在台湾人民的健康事业方面，而是多用于加强培养日本的“鸦片行政警察”，建设警察政治体制，加强严密的鸦片警察网用以镇压杀戮台湾人民的反抗，巩固台湾的殖民统治。

　　( 四) 扩大鸦片生产与吸食人群
　　1896 年 6 月，总督府依从后藤的建议，编列了 173 万日圆的预算来建设总督府的“制药所”，以及购买新机器设备冶炼鸦片。“制药所”工厂于 1896 年底动工至 1898 年 1 月大致建成，地址在台北小南门，主体以木质结构为主，占地433 坪( 约1428． 9 平方米) ，内置35 件铜质双重大锅及新型蒸汽机器、炼膏机、风气筒、回旋器等机器。为配合总督府 1896 年 10 月开始实施的鸦片专卖计划，未待制药所完工，就由大中太一郎负责投入鸦片烟膏生产，且苦心研究不断调试，成功后大量生产。新制的鸦片烟膏为迎合中国人的传统心态，达到增加吸食人数、麻痹吸食者精神的效果，分为三个等级且取了“吉祥如意”的名字: 一等福烟、二等禄烟、三等寿烟。三种等级代表三种不同质量、不同价格，同时也暗示好面子的台湾人这代表不同身份，形成“请客抽一等福烟是上流社会的一种时尚”的恶风气。因此一等烟膏的需求逐年增加，1896 年生产总量只有 4850 千克，1897 年飙升为 147422 千克，逐年递增，1899 年时最高达到218829 千克，平均每年达到 15 万千克左右。

　　1897 年至 1901 年之间只占市场份额的 10% 左右，由于价格原因，从 1904 年开始二等烟膏竟停止生产，一等烟膏的市场占有率到 1926 年占99． 6% ，且一直保持至统治末期。

　　后藤为了从吸食鸦片的台湾人民身上榨取高额利润，几乎漠视对台人进行禁毒宣传，听任放纵，扩大吸食人群。任何人都可轻而易举地凭医师的诊断，获得“许可证”，而且吸食年龄由原先规定 20 岁以上放宽至未满 20 岁也可申领许可证，准予吸食，而且对女性烟瘾者更是予以特殊方便。

　　结果导致自从台湾实施鸦片专卖制度后，吸食鸦片的人数不断扩大，从 1897 年占总人口的比率 1． 9%的 50597 人增加至 1900 年占总人口的比率 6． 1% 的 165762 人，药膏消耗量也从 13616 贯( 51060 公斤) 增加至 53446 贯( 200422． 5 公斤) 。( 1 贯相当于 3． 75 公斤)这当中还不包括那些不愿意登记的密食者。

　　四、鸦片专卖制度的危害与影响

　　( 一) 危害台湾人民的健康与生命
　　医者出身的后藤深知鸦片的危害所在，但为了日本帝国的殖民利益，在当时世界主要国家包括日本在内对鸦片都是采取严禁政策的背景下，无视台湾人民的健康，于 1895 年提出明令暗纵、靠鸦片贸易聚敛财富企图的“鸦片渐禁论”。对日本与台湾民众吸食鸦片所采取的双重标准显露了殖民者的真实意图。后藤一手主导了鸦片专卖的实施，不但对台湾民众不进行禁毒宣传，还不遗余力地推动着鸦片贸易的扩大化、积极扩大吸食人群，增加吸食人数，利欲熏心，毒害台湾民众的身心健康，削弱台湾人民的反抗意志。

　　( 二) 镇压台湾抗日，稳固日本殖民统治
　　日据台湾初期的前三年，社会动乱不安，抗日烽火漫天，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岌岌可危，如若无法平息抗日，收揽人心，意味着日本第一个海外殖民统治的失败。总督府通过威权政治，颁布《台湾鸦片令》，将非法的鸦片贸易合法化、制度化。后藤新平再通过建立卫生警察制度，将台湾鸦片的制造及销售都置于鸦片警察的严密监控之下。由于当时台湾吸食鸦片者众多，卫生警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控制台湾社会秩序、麻痹民众抗日意识的重要力量。

　　后藤又以鸦片暴利为诱饵，借此控制鸦片销售的中盘商和零售商，使他们成为“御用绅士”，为总督府提供抗日情报; 后藤然后再采取诱降政策镇压消灭抗日义军，稳定了社会治安。

　　后藤通过鸦片制贩网络培植“御用绅士”的手段初步显露出其“以华制华”的殖民统治方针。

　　这种卑劣手段不仅极大地破坏了台湾民众的团结，瓦解了大量抗日力量，重创了台湾民众的抗日活动，成为分化台湾民众抗日意志、稳定台湾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以华制华”的殖民手段被日后的侵华日军纷纷效仿。在数十年之后的抗日战争中，日本将这种手段移植于中国的日占区中，通过威逼利诱的方式扶植汉奸与伪政权，打击抗日力量，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 三) 台湾总督府财政增长迅速，为日本积累大量侵略资本
　　鸦片专卖为总督府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成为台湾总督府的最大收入来源。日据台湾初期，为了镇压抗日，台湾总督府财务连年亏损，不得不靠日本国内的财政补助维持日常运转。自1897 年实施鸦片专卖后，当年的鸦片专卖收入达 164 万元，占当年度总岁入的 30． 9% 以上，1898 年鸦片收入达 46． 3% ，将近年度总岁入的一半。随后，台湾总督府逐年减少日本国内的援助金，并于1905 年实现财政独立，不再需要日本内阁的经济援助，比预计的1910 年提早了6年。据统计，1897 至 1941 年合计鸦片收益为 195085147 日元。

　　而且平定抗日，进一步顺利掠夺台湾资源，逐步把台湾纳入日本殖民版图为殖民母国积累大量的国家资本，并为之后的日俄战争、进一步侵华及“南进政策”做了充分的物质准备。

　　后藤在职期间，极尽利用对台湾的绝对统治权力，垄断鸦片的制造、供应及销售，即使1906 年后藤离开台湾后，其势力仍操纵着专卖局。其与星制药会社之间特殊的政商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星制药在后藤一手扶植下在台湾垄断吗啡的提炼的，且不提他在位时，就是他离开台湾后，后藤还能让总督府专卖局为星制药提供生产吗啡的原料，据统计，1915 －1918 的四年中由总督府“处理”给星制药的粗制吗啡高达 9200 磅，加上星制药在日本国内精制的约 1万磅( 即 16 万盎司) 吗啡，一起被送上运往中国的走私线路，据保守估计，星制药会社因这一批吗啡所获得利润，至少超过 280 万日元。

　　当然，星制药自然也成为后藤在政界活动的小金库。这些都为殖民母国获得了巨大利益，以达成资本主义化的目标。

　　后藤新平在台湾鸦片专卖政策中扮演了极其重要、丑陋的角色。在他执政的八年多里，鸦片专卖制度实现了其既谋求暴利又笼络台湾民心且欺骗国际社会的真实意图，在鸦片的收与放之间，后藤新平拿捏得非常到位，借着专卖制度，赚取可观的黑心财，鸦片专卖制度既让总督府摆脱财政困境，又为殖民统治扫清了障碍。从此，这一制度就一直被延续到殖民统治结束。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台湾民众在政治高压与严密的警察网络掌控之下，却仍然无法杜绝鸦片泛滥的局面。冠冕堂皇的“鸦片渐禁”政策执行了五十年还无法完全根除台湾的鸦片痼疾。究其根源，就是贩卖毒品鸦片让日本获利甚丰的缘故。

　　( 四) 对日本在中国大陆的殖民与侵略起了“示范”作用
　　鸦片、吗啡在日本侵略者手中是侵略军的急先锋，是一种配合军事侵略的特种武器。这种后藤设计的贩毒模式首先征服了台湾，而后在中国的东北、内蒙古、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也效行后藤新平的毒化政策，直到二战结束。

　　1905 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控制辽东半岛，设置军事管制机构———关东州都督府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中国实施毒化政策。1906 年后藤转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在关东州都督府的纵容和支持下，大胆移植台湾的贩毒经验，逐渐形成以大连为日本毒品走私中心的最原始基地，向天津、青岛、济南、沈阳等中国东北、华北大城市辐射，进行猖狂的贩毒活动; 同时也频繁地向华中地区渗透。最初都督府只把鸦片贩卖权给持有特许证的毒品商人，官方坐收渔翁之利。后来以官方名义设立“慈善机构”———大连宏济善堂垄断毒品的业务。

　　虽然后藤在 1908 年回国任职，但是他创设的贩毒模式对日本在中国大陆的殖民与侵略起了示范作用，被日本政府广泛运用。在东北、蒙疆和华北，日本的毒化政策掌控在日本军方手中，通过伪政权的禁烟机构贯彻和实施。日本侵略者在伪满洲国设有“鸦片专卖总署”、蒙疆有鸦片生产基地、华北有“华北土药业公会”、华中地区有“宏济善堂”、华南地区有“福民堂”，这些纵毒机构都是采取后藤设计的中盘商和零售商的模式，层层掌控、剥削。无论是 1932 年傀儡政权满洲国出台的《鸦片法》，还是 1937 年伪满洲国务院出笼的《断禁鸦片方策要纲》，或是 1940 年欺世盗名的《华中禁烟暂行办法》，无不体现了后藤设计的伪政府严格控制下的鸦片特许制度。例如《华北禁烟暂行办法施行细则》明文规定: 凡吸食鸦片都必须向禁烟机关缴纳费用，领取“吸烟执照”，———“鸦片总批卖人、或零售鸦片人、吸烟器具制造人及吸烟期间总批发人或零售人，均由禁烟总局指定之，并发给营业执照、征收照费”等等，与台湾的鸦片专卖制度如出一辙。

　　( 五) 无视国际公约，日本军国主义横行
　　后藤新平的这种贩毒模式及贩毒暴利给了日本政府很大的启示，因此日本政府虽然签署了 1912 年的《海牙禁烟公约》、1925 年的《日内瓦禁烟协定》以及 1931 年的《限制制造及调节分配麻醉药品公约》，但是却敢无视国际公约，军国主义肆意横行，破坏中国的禁烟禁毒法令，在中国的占领区大肆推行毒化政策。究其原因，这种毒化政策是由日本国家决策机关———兴亚院专门讨论制定的，兴亚院是以首相为总裁，外务、大藏、陆海军大臣为副总裁组成的日本政府决策机关。通过一年一度的鸦片供需会议，不断调整其在华鸦片政策，并通过张家口、北平、上海和厦门联络处，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毒化政策的。这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国家机关犯罪。

　　这是违反国际法的犯罪! 日本在华推行的毒化政策的目的是想摧残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和抵抗意志。通过贩毒大肆搜刮社会财富、筹集军费、以战养战，欲毒杀中国人，想亡国灭种，维持占领区的殖民统治。其隐性征服的破坏力永远大于战场上的血腥屠杀，日本在中国的毒化政策严重削弱了中国战斗力量的聚集，严重摧残了中国的劳动生产力。

　　( 六) 后藤新平封官受爵，飞黄腾达
　　1902 年 12 月，由于后藤新平提议与推行的鸦片政策“功绩显赫”，获得日本天皇颁发的勋二等旭日奖章。

　　儿玉源太郎为后藤新平申请奖章时，遭到日本赏勋局横田香苗书记官的质疑，怎么有“贩毒”还能得到勋章的奇闻呢? 儿玉源太郎如此解释: “我们总督府制药所把鸦片毒药变成良药，这是后藤发明的，台湾患者吸食叫鸦片烟膏的东西后身体不但不会变坏，相反还会增强体质。这就是因为此事为后藤上奏受赏的。”

　　在后藤获得勋章的 1902 年，台湾总督府的鸦片专卖收入增加 300 万日元，占税收的 25． 3%，虽然比重比前年降低了点，但是由于绝对金额几乎增加了一倍，日本中央的财政补助金也大为减少。1903 年，后藤还成为贵族院议员。鸦片专卖的成功为后藤日后仕途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可谓是后藤新平的登龙术。

　　五、结 论
　　
　　后藤新平实施鸦片专卖具有很大的欺骗性，通过一系列改革，开拓了新局面，成就其治台期间的耀眼政绩，从而得以封官受爵。他在国际上打着“渐禁”的幌子，还美其名曰“文明的仁政”。直至今天，在日本和台湾仍有人为后藤歌功颂德，称赞其是“台湾现代化的奠基者”。诚然，现代台湾的发展确有得益于后藤当年在台湾所进行的经济文化建设之处，然而，后藤所做的一切都是实施其殖民扩张思想的产物，其目的是为了巩固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是出于日本的利益而对台湾进行的掠夺。如果他知道台湾日后会脱离日本的殖民统治，他根本不会去推动台湾的现代化。片面称道后藤在台湾的建树，是无视后藤大肆掠夺台湾经济、镇压台湾民众的事实，是对台湾先人抗日行为的不尊重。

　　最后，单从鸦片专卖给日本带来的巨大利益来看，与其说后藤推动了台湾的发展，倒不如说台湾在后藤的操纵下被迫成为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后盾和对外侵略扩张的重要补给站。因此，我们有必要澄清历史，给世人以清醒的认识和有益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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