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治台的“一原则五手段”

日本人占台湾后，马上做了一個六百多萬字的「台灣人舊習慣調查報告」。後滕新平根據調查報告，歸納台灣人有三性格：1.貪財、2.好名、3.怕死。後滕新平就此擬訂「生物原則」治台。（其实这三个特征用在日本人的身上最恰当不过：求财不算什么大过；日本人经常为了名声而自杀，日本人的“好名”程度无人可比；日本人极度鼓励“勇”，按照缺什补什的原则，说明日本人“胆小怕死”、无“勇”）。

日本人实施治台办法不外乎一原则与五手段。

一原则：动物原则。

五手段：杀反抗、诱小利、纵恶习、灌奴性、劫财富，又可以说成：杀反诱利纵恶奴化吸血，非常邪恶，这是所有统治者所使用的“大棒加萝卜”的统治方法无法相比的，起码多了纵恶习和灌奴性。

一原则——动物原则

後滕新平擬訂「生物原則」治台，就是动物原则治台，是把台湾人当成动物来治理。他一方面誘以小利，豢養徨民份子。一方面縱容台灣人納妾、纏小腳、吸鴉片等陋習。更是用异常殘酷殺戮對付所有抗日份子。日本人在进行民族大屠杀，文明社会尚且不能屠杀战俘，日本人对殖民地之人进行种族灭绝。

後滕新平所提出的生物原则就是动物原则，一切由对付动物的手段对付台湾人。这也是日本治台的最高法律，更是所有邪教组织的共同法则。

後滕新平的「生物原則」是日本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华文化是以孔子的“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为代表，日本人只会“近人降服造武器以杀之、纵陋习以堕之、赐小利以诱之、卖鸦片以灭之”，这是对待动物的「生物原則」，所谓徨民化运动，就是「生物原則」的“赐小利以诱之”的具体手段。日本人所为与现代文明是背道而驰的。可能台湾人在日本人的眼里连动物都不如，没见过哪个主人会给自家的牲口吸鸦片的，看官见过吗？

臺灣社會運動者黃旺成（菊仙）認為，後藤新平提出了「治台三策」：第一，臺灣人貪財愛錢，可用利益誘惑；其次，臺灣人貪生怕死，得用高壓手段威脅；第三，臺灣人非常愛面子，可用虛名攏絡。後來這種說法衍生為評斷台灣人民性的知名論點，即：「貪財、怕死、愛作官」（又稱「愛錢、怕死、愛面子」）。此論點認為，後藤新平採用了「糖飴與鞭」的兩手策略，一方面以嚴刑峻法對待異議人士，另一方面積極致力於建設臺灣經濟。

日本人所不知道的是，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国人受孔子的长期教化，多数早就达到喻于义的地步。日本人把台湾人定义成「愛錢、怕死、愛面子」，纯粹是胡说八道，正是由于日本人用统治小人之法统治台湾人，才导致统治的失败。看看简大狮的反抗，看看雾社的起义，看看台湾人的文化抗日，还有基隆炸弹案、众友会叛乱案、东港事件、瑞芳事件、苏澳间谍案……看看那么多的抗日事件，哪一个不是出自于义？不过，日本人也用不了“义”，因为日本人侵略台湾本身就是非正义的，要是用“义”，日本人就得主动退出台湾。日本人的“八紘一宇”，本身就是非正义的。

五手段——杀反诱利纵恶奴化吸血

日本人用的五个手段：就是杀反抗、诱小利、纵恶习、灌奴性、劫财富，又可以说成：杀反诱利纵恶奴化吸血。

虽然叫做五手段，实际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杀戮，没有杀戮，后面一切都无从说起，没有杀戮，后面的诱小利等就不起作用，还会被台湾人鄙视。

日本人追求的只是稳定与秩序，抛弃的是公平与正义，日本人最恨的是“破坏秩序的人”（造反者）与“看不懂空气的人”（不势利者）。日本人的文化是非常残酷的，他们对反抗者是毫无人性的，对殖民地的台湾人更是用杀戮来让台湾人害怕、从而消除反抗。前面讲过，杀了65万，在后期也是很残酷的，只要表示出来反抗，几乎是难以活命。

前两任台湾总督在台湾人的反抗下很快离任。第三任台湾总督乃木希典是十恶不赦的杀人狂魔，甲午战争中他在东北对中国人屠城，犯下残酷的反人类罪行，他在旅顺惨绝人寰地疯狂屠杀无辜平民竟达2万人，之后，他带领日军北上占领复州，下令关闭复州城门，又纵使部下搜刮抢掠、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他侵略足迹遍布辽东半岛，成千上万中国人尸体铺平了他的升官加爵之路，这个只知杀人战术水平低下的愚将败将被立为日本军神，建了神社。

乃木希典在1895年曾参加过侵占台湾的战争，对台湾的情况十分熟——台湾各地的抗日斗争波涛汹涌。他上任总督后，台湾人民的反抗日益激烈，日军人和官员经常受到老百姓的袭击，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恐惧不安，使他和日军穷于应付。由于三任总督都无法治理台湾，这让乃木感到灰心失望，想趁早甩掉这个包袱——把台湾卖掉。

乃木希典的继任者儿玉源太郎也是杀人魔王。儿玉到任后，他的爱将後滕新平擬訂了「生物原則」治台，在台湾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殖民措施：在军事上，儿玉源太郎残酷杀戮台湾人，他实行了保甲制度，推行连坐法，杀人无数。在杀反抗之后，另一方面，采取了诱小利、纵恶习、灌奴性的办法。

儿玉源太郎还有其它要职，实际在台湾主政的是後滕新平。

這一時期的殖民當局，經濟上進行人口、土地林野調查，夺取土地与林野；興建港口鐵路等基礎工程；砍伐了30万棵台湾神木的阿里山森林鐵路，就是後藤新平主導興建的。

政治上後滕新平假意採行懷柔政策，表面上順應台人敬老尊賢的傳統觀念，召開饗老典、揚文會，並鼓勵詩會活動，頒發紳章並啟用地方鄉紳；軍事上，對抗日武裝、山寨改剿為撫，由辜顯榮組織保良局進行分化、招撫；对「歸順匪徒」全部當場屠殺。

後藤鑑於台灣義民抗日活動頻繁，便把乃木希典總督試行的「土匪招降策」在全台各地推行，但卻在招降抗日分子後進行槍決，最著名的是1902年（明治三十五）4月25日，在斗六、林圯埔、崁頭厝、西螺、他里霧、內林等「歸順式場」中，將被誘降而來的「歸順匪徒」全部當場屠殺。在儀式會場上「臨機處置」或其他方式「斷然處置」的台灣人，據後藤新平在所著的《日本殖民政策一斑》中自承，屠殺的「叛徒多達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人」。他部下许多自行屠杀还未统计入内，实际死亡比这个数字还多得多。

後藤新平对台湾人吸鸦片恶习，从清肃改为“专卖”，在日本种鸦片，然后运到台湾让殖民官方制成鸦片膏，批发给鸦片专卖店销售，由卫生警察监督。本来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在财政上是要倒贴的，这是乃木希典要卖掉台湾的重要原因，後藤新平卖鸦片，于是解决了财政倒贴的困境。

在经济上，儿玉源太郎与後藤新平实行了食盐、樟脑、烟酒、鸦片等专卖制度，大肆剥削台湾民众。为了在台湾农民身上榨取更多的油水，儿玉源太郎又颁布了《台湾地籍规则》、《土地调查规则》，并组织大批人马对全台土地重新丈量。通过这次丈量，台湾耕地面积比原来多了一倍，日本对台湾的土地税收入也因此翻番。最令日本当局满意的是，儿玉源太郎在台湾疯狂地掠夺各种资源、物资，使日本大获其利。那时，食糖是十分紧俏的物资，价格有时会一日数涨，台湾的土壤和气候很适合种植甘蔗，儿玉源太郎便强迫台湾农民种植甘蔗。每年甘蔗丰收后，日本殖民官吏指挥蔗农将其制成粗糖，再用低价全部收购，然后运往日本进行细加工，使糖的价格成倍增长。台湾粗糖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既让日本当局赚了大钱，又解决了日本国内许多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儿玉源太郎在台湾推行的一系列殖民政策，使日本当局尝到了甜头，再也没有人提起要将台湾卖给他国的事了。儿玉在台湾任期长达8年多，几乎是历任总督中最长的。

上面这段治理台湾的手段，充分体现了後滕新平的「生物原則」：杀反抗、诱小利、纵恶习、灌奴性、劫财富。

任何人只要存在滥杀无辜和官卖鸦片，就是货真价实的反人类罪犯，他任何善意都是虚情假意。乃木希典、儿玉源太郎、後滕新平都是反人类罪犯。

對台灣人健康及心靈傷害最大的是诱小利、纵恶习、灌奴性，可謂罪大惡極！台灣社會至今尚有不少愚劣徨民，為残害自己的主子歌頌，真是可笑！只有台灣部份忘祖非人才能作出這種事。這類台灣人是非標準跟全世界人都不同。我們合理懷疑是日本人弱化了台灣人的心靈。

不少老一輩台灣人生在日據時代，他們腦海殘存徨民化餘毒，我們可以理解。但許多「學者」也能曲解歷史，枉顧起碼的不可強欺弱，暴凌寡的文明標準。美化日本侵略，賤踏台灣人尊嚴，這不是奴性是什麼？

摘自《金剑：日治台七大罪之四、邪乎乎的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