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纪的回忆：从偷渡犯到哈佛医学院毕业生

经历三次逃港偷渡，黄强终于来到香港。图为1975年，黄强在香港太平山顶。（黄强提供）

（大纪元记者梁耀采访报道）“10年前一天我突然晚上醒来，想起我那个朋友——第一次偷渡（香港）时死了⋯⋯我觉得这个历史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因为很多人在偷渡过程中死掉了⋯⋯所以我觉得好像心里有一个责任，我要来写这本书。” 小说《偷渡犯》的作者黄强10月29日对大纪元讲述了自己创作这一自传体小说的初衷。2021年4月，黄强在美国出版了英文自传《游向自由：我逃离文革的不为人知的故事》（Swimming to Freedom: My Untold Story of Escap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中文版《偷渡犯》（https://www.swimmingtofreedom.com/）也于11月1日问世。

为了世代铭记的苦难

黄强告诉大纪元，他本想用英文写给美国人看，但是，一个美国出生的华人读者改变了他的想法。这位读者说：“我从看到第一页开始，就知道了，这是我很多年以来一直想看的书。我爸爸也是偷渡过来的，但是我爸爸从来都不跟我讲他偷渡的过程。看了这本书以后，我才理解了我爸爸。”

黄强于是决定把书翻译成中文，他说：“中国有两个很好的传统，家庭和教育，我就很希望我们这一代就是叫‘婴儿潮一代’的人，告诉自己的子女或者孙子女，我们以前经历过的生活。我觉得这本书就达到了目的。”

“知道以前的中国究竟是怎么回事，文化大革命、大跃进是怎么回事，死了多少人，这个是历史的教训，一定不能再重返（历史）。”

用生命换自由的逃港路

1951年，在黄强幼年时，在香港海关工作的父亲参加了九龙海关的“起义”，把一家五口带回了刚刚成立的共产中国。

黄强和家人1951年在广州。（黄强提供）

“反右”运动中，黄强的父亲，曾经的“反蒋英雄”，因为在“大鸣大放”时提出批评意见被划为“右派分子”，1959年，被发配到肇庆的农场养鸡。自此，黄强和他姐妹们成为了“黑五类”。黄强从成绩优异的好学生变成了“狗崽子”。

1968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而广东掀起了数十万知青的大逃港。在农村，日复一日的艰苦劳动和对未来的迷茫，尤其是亲眼目睹了中共公开处决大多是政治犯的21个人之后，黄强下决心加入偷渡者的行列。

一天，黄强插队的村书记宣布全体村民第二天必须进城见证死刑犯的公开枪决，并给全天公分。“有人大喊一声‘21个！’士兵把犯人按跪在地，一支手枪顶着犯人的太阳穴，一支步枪顶着犯人的后背，对着心脏。突然一声号令，所有长枪短枪同时开火，犯人们应声倒地。

……

要去偷渡了！我的心警告我。我相信这个集体枪决是上天对我的启示，哪怕是‘杀鸡儆猴’般的恐吓启示。”（《偷渡犯》）

黄强对记者说：“慢慢的⋯⋯在中国，（我）跟所有那些偷渡的朋友一样，觉得这个国家是完全没有前途了，一定要离开了，所以我们就冒险去偷渡。”

黄强花了两年时间，经历了两次失败，尝试了三条路线，在经历了一系列艰辛、危险、折磨和挫折之后，终于在1973年底成功偷渡到香港。

1975年夏天，黄强以政治难民身份来到美国，入读哈佛医学院，1983年毕业后，成为一名麻醉师。1984年，黄强的全部家人都来到美国。

黄强说，“1982年当我成为美国公民时，哈佛医学院全班同学起立鼓掌欢呼，如今想起来还震撼不已。”

黄强1983年从哈佛医学院毕业时，院长的年度报告中详细介绍了黄强偷渡的经历。（黄强提供）

1983年，黄强从哈佛医学院毕业时和父母合影。（黄强提供）

大逃港——跨度30年的逃亡史

中国作家陈秉安曾用22年时间采访过百余名逃港亲历者，于2010年10月出版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称《大逃港》是一部跨度达30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史。

《中国青年报》2010年刊登的《学者记录深圳30年大逃港 百万内地人曾越境香港》一文披露：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在民谣背后，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

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逃到香港；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1975年，黄强（右三）和其他成功偷渡的亲朋好友在香港九龙。（黄强提供）

黄强逃港的时间是在第三次逃港潮期间，“仅我认识的逃港者就有16人之多（包括我和宁），其中有三位葬身海底。”黄强在书中写道。（注：宁为黄强的妹妹。）

据维基百科介绍，大量逃港人员在偷渡过程中被鲨鱼咬死、游泳气力不足淹死、跳火车时摔死；在偷渡过程中与中共军队以及英国啹喀兵（英驻港军队）、华人兵纠缠中互有死伤；根据电影《打蛇》的资料搜集，不少人还遭香港黑社会强奸、斩杀，最后大约200万至250万成功越过边防线偷渡至香港市区。

1980年移民香港的前《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香港今天的七百万人口中大概有一半是一九四九年后逃离共产暴政和大饥荒来港的难民及其后代。”

“我失去了心中的天堂——香港”

1972年黄强第一次尝试偷渡后，在海边被解放军士兵抓住。一年后，他在惊涛骇浪中挣扎8小时，被海水呛到，差点窒息而亡，就在快到达香港时，被附近的中国渔民抓到遣送回中国。他不断地提醒自己：“我必须到香港，为了我的母亲、父亲和我自己！”第三次偷渡成功后，他终于踏上香港的土地，他感觉自己已经到了天堂。

1975年到美国后，黄强多次去香港。2014年期间，他看到学生的“雨伞运动”，学生们使用雨伞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警察的催泪瓦斯的伤害。黄强说，香港人是非常爱国的，他们也非常支持学生走上街头，抗议中共严重破坏《基本法》。

黄强说，在共产中国成立以前，广州比香港的状况好很多，后来因为制度的问题，香港迅速发展，也为内地的经济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但是这种情况不会再有了。

如今中共国安法又让大量港人逃离香港。黄强说：“香港是我的天堂，我却永远失去了她，这真的让我很伤心。”

中共的本性不会变 中国人需要独立思考

黄强说，他内心已经做好了不再回中国大陆的准备。他说：“没有办法了，这条路一定要走下去。”

他说，中共早年的运动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共产中国成立后的大杀戮；接着是“大跃进”，以及大饥荒；第三阶段就是长达十年的文革，“中共的每次运动都会（给国人）带来灾难。”

“如果我们不记得历史，不记得以前的痛苦，就永远不会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中共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它总是要不断变形，所以我就觉得它的DNA没有改变。”

在文革中，黄强属于消极对待政治运动的“逍遥派”。他常去同学曦的家里听敌台——“美国之音”，因曦住在一幢居民楼天台的加盖房里，在那里聚会的人自称“天台地下党”。 “偷听敌台”让黄强看透了中共的罪恶，“他们讲的东西是都是理性的分析，不是大骂。”

他说，当时在中国，除了中共的宣传，老百姓没有别信息来源，因为它想给民众洗脑，让人的思想僵化，非黑即白，这样的民众就很容易让独裁者统治。

黄强告诫国人，不要做思想的奴才，能够听取不同意见，进行独立思考、比较，尤其要理性的分析，“一个人一定要自己去找真理。”

责任编辑：颜永明＃

来自：

http://cn.epochtimes.com/gb/21/11/1/n1334532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