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甫同志:

　　西安少壯軍人的“左”傾暴動，及西安群眾運動中的“左”傾錯誤，關於這種錯誤的根源，我願意在他的歷史根源上提起你的注意。

　　我們關於一九二七年前中國大革命的教訓，我都是同意的。但是有一點，就是我認為在一九二七年前我們還犯了“左”傾的錯誤，尤其是在工人運動中。這一點我提出過很多次，也是很多次被當作機會主義來批評過我的。然而我的意見至今還是保留着。而且我認為與今後的工作有很大的關係，特再一次向你提出。

　　我現在只說過去的工人運動。無疑的，一九二七年前，工會保護工人利益的工作，作得不夠，不周到，尤其在工人立法方面，全無建設，是屬於右傾的，但這並不能證明在工人運動中就無“左”傾。當時在長沙、武漢、廣州等城市，工人中的“左”傾錯誤是很嚴重的。

　　倘若人們看了汀州的工人運動是“左”傾得“豈有此理”，倘若某同志咒罵蘇區國家企業中的工人要求過高、不努力工作，是“左”傾得糊塗，那我就願意告訴你，這還算不了什麼，一九二七年前武漢 、長沙 、廣州工人的“左”傾錯誤，比這還嚴重到十倍。

　　提出使企業倒閉的要求，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作時間至每日四小時以下 (名義上或還有十小時以上) ，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搜查輪船火車，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分配工廠店鋪，這些事在當時是極平常而普遍的。工會是第二個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它的權力有時超過正式政府。你總聽說過吧，這些事在小城市如汀州幹起來問題還小，在武漢那樣的城市，那樣多工人幹起來，問題可真有點駭人。然而我要問：這些東西是什麼？是“左”還是右？

　　這些事幹起來，而且是越干越厲害，在社會上、經濟上、人心上要發生嚴重的影響，是無疑的。企業的倒閉，資本家的關門與逃跑，物價的高漲，貨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與農民的反感 (當時有許多小城市的工會被農民搗毀，而且是農民協會領導的) ，軍官與國民黨人的非難，就都隨着這種“左”的嚴重程度而日加嚴重起來。而工人運動在當時是共產黨負責的，這一切非難，就都加在共產黨身上。人們並不責備工人，而責備這是出於共產黨的指使，這就影響共產黨與各方面的關係。

　　在起初人們都懇求共產黨想辦法，改正這種情形，就是政府都不直接去干涉工人，共產黨在當時也責無旁貸，答應改正這些事。但共產黨未能改正這些事，而且連阻止這些事的發展都未作到，這就使得人們走入另外的出路。反革命就從而大施陰謀，利用來組織反革命的暴動。

　　共產黨要來阻止工人這些事，又因為說服得不夠，與採用強迫的辦法(如逮捕工人)，就不能不引起工人的反感，大大的喪失了工會與黨的信仰。如是一方面工人不滿意工會與黨，另一方面國民黨人及其他的許多人又責備工會與黨，反革命就更好活動與利用。工會與黨更孤立，地位更困難，雖然如此，但還沒有發生過如西安二月二日那樣的暴動事件，我們最親近的人離開我們，在反對黨的口號與方針之下去進行暴動。當時群眾的紀律還很好，他們等待黨的命令 ── 向反革命進攻的命令。

　　當時的錯誤就是在於總是不發向反革命進攻的命令，在各方面肅清反革命，而是一直命令群眾退卻，阻止群眾鬥爭，解除群眾武裝，以致對反革命的暴動不抵抗，結果失敗。

　　以上是我們與國民黨合作中期及末期的事。現在我們似乎又重複處在與人家合作的初期，這是學習上述教訓應該注意的一點，二月二日的暴動如在合作末期發生，我們的態度應有不同。

　　大革命的失敗，無疑是由於右傾的錯誤，但在失敗以前及以前很久，並不是沒有“左”傾錯誤的。這種“左”傾錯誤，至少是幫助了反革命，幫助了右傾，正如西安的“左”傾錯誤要幫助右派一樣。

　　現在的問題，在於我們從“八七”會議以來，即不承認過去有“左”傾錯誤，批准過去一切的“左”傾錯誤，認為這些“左”的行動，是最革命的行動，不獨不應糾正，還應大大發揚，而且誰要說過去有“左”傾錯誤，就是機會主義，就是對中國無產階級不相信。同志，十年來的這種教訓，今天有人拿到西安的群眾運動中來執行，你能說他不對嗎？

　　我想在研究西安的左”傾錯誤時，應提到十年來我們對於歷史教訓的問題。這個歷史教訓深入每個人的思想中，如果不正確解決的話，那以後的問題還正多哩！

　　我對於這個問題感覺最深，而我也常常思考這個問題。我現在願意將我的感覺及經驗簡單告訴你。

　　我曾在一個歷史長久的規模大的產業 ── 安源礦山工作三年，將這一礦山每一角落的情形都弄得很清楚。我們在一萬多工人中，有絕對的無限制的信仰。工人罷工後，生活大加改善，地位大加提高，工會有最高的權力，有法庭，有武裝，能指揮當地警察及監獄等。即使這樣，工人還不滿足，還要更前進。(一)要求再增加工資，但實際情形是不能加了。(二)工人自動將每日工作時間由十二小時減至四小時，很多工人自由曠工，這就使生產減低一半。(三)工人不聽管理人、工頭指揮，許多地方要危害產業的前途與工程。(四)工人要擴大工會的權力，審理非工人，管理非工會範圍內的事。當時在“二七”以後，全國各地工會均遭解散，這一個工會很孤立的巍然存在如海中孤島。整個形勢要求工會的方針退卻與防禦，然而工人要求進攻，這種情形將我苦悶欲死。

　　為了忠實於工人長期的利益，不能接受工人的要求進攻。然而工人要自動進攻，自然產生這種領導進攻的領袖。資本家因為生產減低，逼着工會，各方責難工會不應減低生產。在工人中進行解釋，說不清，無法只得在會議通過後去阻止早下班，結果弄到工人與阻止的糾察隊衝突。李立三親自帶領糾察隊去阻止，工人要打他。我批評工人不要過分，工人要打我，說我被資本家收買。也正當我與工人發生裂痕時，敵人進攻，預備武力解散工會，我們立即與工人在一起，動員工人抵禦，完全勝利。然而問題還是如此。

　　工人要前進，但除組織蘇維埃外，無法再前進。結果還不能不阻止工人，這是最困難的問題。然而廣泛的教育與解釋，民主的決定問題，提高紀律，逐漸使工人一步一步的明白，忍痛開除幾個冒進的領袖，使情形有部分的改善。團結工人的力量，特別注意利用敵人內部的各種矛盾，注意宣傳，結果還是將這個工會維持了三年，直至全國革命高潮復起，我離開礦山，才被敵人武力解散，

　　這件事對我印象最深，我無數次請問人家，請問外國朋友，提出討論，直到現在我沒有得到過滿意的回答。現在我還認為當時的處置並不錯。當時不是我右傾，不是我不願意前進，而是工人“左”傾，工人不了解當時的形勢不能前進。其實我當時尋找每一個前進的路，我也認為前進最痛快，最容易，但無路可走。

　　後來我到廣州，又遇着了同樣的問題。不過大多是小企業工人，“左”傾的要求和行動同樣嚴重。因此，我就有點稱老資格，將處置安源礦山的經驗拿來運用。我在一個工人代表大會上系統地提出了一個報告，詳細說明工人的要求與行動應如何才屬正當。大體是提出整個國民革命的利益高過工人經濟的利益，工人不能為部分的暫時的利益，妨害長久的整個階級的利益。經濟要求應有最高限度，使企業不致倒閉。工人的行動要顧及聯合戰線，不要與當時國民革命的利益矛盾。同時批評了當時的“左”傾錯誤。

　　自然在上述報告提出之後，工人中是要引起相當反感的。

　　一九二七年初，我到武漢，又遇着同樣的問題，當然我沒有別的方法來解決。然而以廣州的“釘子”，我只好不說話了。但各方面討論的結果，還是不能不出於糾正過左的一途。

　　羅佐夫斯基到了武漢，我詳細報告並請教過。但他也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只說：工人不能使企業倒閉，請政府幫助那些不能維持的小企業，工會不能代替政府。我說許多小企業大企業已不能維持，而工人還要提要求，又怎樣辦呢？他不答。

　　白勞德在上海，我和他談過整兩天，要求他答覆我。他給我二十元紙幣說：你談的這些材料，我可寫篇文章寄給美國雜誌，分給你一半稿費。你所要求答覆的問題，在我美國工人運動中還未遇到過。我才知道這是中國工人運動中特有的問題。

　　後來我在蘇聯又問過許多人，均未得到我所理想的答覆。現在我想是不能有特別的答覆的。

　　最後在蘇區汀州又遇到這個問題，在我已經見慣了。但歷史上都說工人這樣作是“對的”。所以我不打先鋒來反對工人，後來看到你們比我以前還要反對得激烈一些，我暗中感覺奇怪。我故意不提出辦法，想看看你們是否提出好的辦法，但你們提出的辦法，比我以前提的更激烈些，某某甚至堅持要同保衛局來對付印刷所的工人，如是我知道，我過去的一些辦法還可用。

　　我現在要提出的，是中國工人運動中有這樣一個問題，在政治環境好，工人有集會罷工自由，這個問題到處發生。否認有這樣一個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嗎？這有什麼好處？這只能使這個問題將來發生時，使同志不知如何應付。如果承認過去工人中的“左”傾錯誤是對的，那只能使這個錯誤在將來更嚴重的重複。

　　中國工人中為什麼有這個問題發生？我覺得是由於中國工人階級下列的特點：

　　(一)由於半殖民地的經濟，中國工人生活過於惡劣，使得中國大多數工人除開工資之外，還要依靠一些不正當的收入來維持生活，如輪船鐵路工人運私貨作生意，工廠工人、碼頭工人偷東西、作弊，電車工人揩油等；(二)中國工人(中國人民同樣)，沒有法律神聖的觀念，他們看慣了法律只是統治階級壓迫被壓迫者的工具；(三)中國工人運動的歷史還太短，工人文化程度很低；(四)平常資本家與反動政權對於工人的壓迫太嚴 ，存在封建式的壓迫 ；(五)革命工會領導與教育工作不夠；(六)中國資本家軟弱。

　　很明白，上述的現象，是中國革命工人運動初期的表現，幼稚的表現。“流氓性”帶得很重。流氓組織，在工人中的長期存在，也影響工人運動，在一旦工人得到解放以後，他們就隨心所欲的無所顧忌的，不估計將來與前途的行動。工會幹部沒有估計到這些，常常不能控制工人，而為工人的這種潮流所屈服或者衝倒。

　　工人中的這種“左”傾錯誤，總是在工會完全能公開，工人運動大發展時產生。但一發生以後，就很難糾正。常常用盡一切方法還糾正不過來。我沒有一次滿意的糾正過這種錯誤。比如汀州很少的工人，有陳雲同志及其他許多人去，長期工作，最後還是沒有糾正過來的。國家企業工人經過多次審判、開除，長期教育，雖大體上糾正過來，然而遺毒還是留存很大。然而這個錯誤一發生，影響當然重大。所以預防這種錯誤，異常重要。

　　怎樣預防這種錯誤？(一)必須承認有這個問題，了解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及其發生的原因; (二)工會要有系統的改善工人生活，為工人計劃周到，多方面來改善工人生活，不要等到工人自發的起來鬥爭; (三)工會要善於去運用政府權力機關，不要代替政府; (四)加緊對於工人的政治教育, 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提高工人的革命紀律。

　　至於這種錯誤發生以後，則主要採取教育說服的方法來糾正。如用強迫的辦法去阻止，很多是必然的要失敗，要將工會弄到極困難地位。

　　以上我只說到過去工人運動，其他方面不說了。

　　“八七”會議以後，工人中的那些“左”傾錯誤，全被批准，盲動主義正就接受這些東西再加以發展。

　　本來在革命勝利時，容易犯“左”傾錯誤，在革命失敗後的反動時期，容易犯右傾錯誤。然而在我們中國相反，勝利時犯右傾錯誤，失敗時犯“左”傾錯誤。這中間有些不自然的故意做作，比如有些同志害伯犯右傾 ，故意要“左”一點。這不只是“下級同志”如此，“上級同志”也如此，我也常如此。反對“左”傾的話，故意不說，不敢說，對“左”傾故意不反對、不打擊等。

　　在革命勝利時，要領導群眾前進，那不是困難的事，那是最容易的事。最困難的是當時形勢不容許工人部分的過於前進、而這部分工人硬要盲目前進、要工人服從整個策略。

　　中國革命的發展是極不平衡的。常常在那個部分、那個地方、那個工廠對於革命準備好了，而且非實行革命的進攻不能前進，不能保持高度的群眾熱情，而在這個部門、這個地方、這個工廠對於革命又完全未準備好，必須使革命推遲。如是就常常需要少數前進的等待多數落後的，這種暫時等待是必要的，但是最困難的需要工人高度的覺悟與高度的紀律。這種等待不是機會主義。要工人暫時等待，甚至阻止工人過於左傾的行動 ，都不是機會主義 。然而“八七”會議以來，認為這是可恥的右傾機會主義。如是這種最困難而又必要的事情就自然無人去作了，人們都只作那最容易的事，接受工人中的“左”傾情緒。

　　革命高漲又將到來，統一戰線策略又正採取，所以這個問題的重新提出，實有必要。我認為，只有反革命才希望我們重複過去的錯誤，托派等更希望。

　　你的意見如何？請你討論！

　　敬禮

　　胡 服

　　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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