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领袖毛主席“炮打司令部”一张大字报，好似一声春雷响，学生们被考试搞得焦头烂额，正“如大旱之望云霓”，如今革命风暴骤然而至，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名正言顺地把课本抛在一边，大有摆脱老师无情压迫，翻身得解放的感觉。所谓“破四旧，立四新”，所谓“革命大串连”，其实就是撒开了玩儿。然而，好景不长，不消两、三年，逍遥自在的日子到了头。不管“复课闹革命”究竟读了几页书，混到了年头，就要毕业分配。当时分配有三六九等，列入哪一等，端视家庭出身而定。根红苗正，而且身体健康，就可以光荣参军，这是第一等。家庭政治背景无懈可击，但体检不过关，则留北京，进工厂，这是第二等。出身马马虎虎，比如职员等等，便等而下之，打起背包去内蒙兵团或云南农场，这是第三等。倘若不幸生在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走资派之家，那么对不起，废话少说，置办棉袄、棉裤、棉帽、棉鞋，北上吉林，插队落户，这是等外，自不必说。

1969年春天到吉林扶余插队，当时十六岁，同去的大多数同学十五岁。说起来，十五、六岁不算大，但当时并不觉得自己还是少年。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但触及皮肉，而且触及灵魂”，父母都是心力交瘁，自顾不暇，自己觉得早已成年，既然不够资格当兵、进工厂、去兵团农场，插队落户就是理所当然之事，大可不必自怨自艾。接到通知后，花二十二块，买了一只胶合板的箱子，收拾收拾行李，打点打点日常用品，捡了几本《农村医疗手册》、《反杜林论》之类的书，装箱捆扎妥当，然后借了一辆三轮，拉到学校集中装运。

看到眼下娱乐界一些当红小生，五尺多高、二十多岁的男子汉，动不动嗲声嗲气，捏着港台腔声称“我是一个男孩”，总觉着别扭。其实，用不着挑眼，一代人说一代人的话，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您闻不惯人家的奶油味儿，人家也见不得您的土腥气，彼此彼此，咱犯不着当九斤老太。

话扯远了，言归正传。记得是4月8号，满载北京知青的列车抵达吉林扶余的三岔河镇。当天先是聆听县、镇、公社各级领导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动员报告。上千号人挤满镇革委会礼堂，几百男生一起喷云吐雾，室内乌烟瘴气，能见度极差，主席台上各位领导的尊容在缭绕的烟气中时隐时现。座中不乏所谓“顽主”，个个血气方刚，横眉立目，隔着十几排座位相互叫板，满嘴江湖切口，“刀子板带”之类，大有喧宾夺主之势。领导圣明，不多罗嗦，动员大会草草收场。这帮知青远则坐汽车，近则坐马车，各奔各的“广阔天地”，至于是否“大有作为”，就是见仁见智的事了。

一挂马车跑了八里路，把我们十四个知青拉到了生产队。车老板儿姓王名年，身体魁梧，满脸络腮胡子，面相英武，眼神锐利精明。他不露声色，拧着眉头扫视了我们一眼，随后大鞭子一甩，吆喝牲口上路。一路上，王老板儿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们拉家常。他说：“你们放心吧，早晚还得回去。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一脚把你们踢出来就不管了。”王老板儿只是随口一说，我却听得心里“各登”一下。同学们面面相觑，也都变颜变色。我胸无大志，本没打算战天斗地，改造山河，可当时一门心思扎根农村，绝不敢妄作他想，这位王老板儿怎么肯定我们早晚得回去？再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毛主席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制定的伟大战略决策，怎么是“把你们踢出来”？而且不加考虑，不由分说，就是“一脚”？不管心中疑虑再多，人家是贫下中农，咱只有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的份。现在看看，当年一起插队的十几个同学，如今没有一个留在农村。王老板儿要么是歪打正着，要么是有特异功能，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要么是料事如神，体现了农民朴素而深邃的智慧。

坐马车，走土路，路面坑坑洼洼，大夥儿虽被颠得七荤八素，倒也嘻嘻哈哈，颇觉新鲜。后来才知道，从村里到镇上往返十六里，如能坐上马车，实在是一种难得的奢侈，一要队里恰巧有上镇里干活的马车，二要车老板心情不错，而且跟你关系够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