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領袖毛主席“炮打司令部”一張大字報，好似一聲春雷響，學生們被考試搞得焦頭爛額，正“如大旱之望雲霓”，如今革命風暴驟然而至，毛主席揮手我前進，名正言順地把課本拋在一邊，大有擺脫老師無情壓迫，翻身得解放的感覺。所謂“破四舊，立四新”，所謂“革命大串連”，其實就是撒開了玩兒。然而，好景不長，不消兩、三年，逍遙自在的日子到了頭。不管“複課鬧革命”究竟讀了幾頁書，混到了年頭，就要畢業分配。當時分配有三六九等，列入哪一等，端視家庭出身而定。根紅苗正，而且身體健康，就可以光榮參軍，這是第一等。家庭政治背景無懈可擊，但體檢不過關，則留北京，進工廠，這是第二等。出身馬馬虎虎，比如職員等等，便等而下之，打起背包去內蒙兵團或雲南農場，這是第三等。倘若不幸生在地富反壞右、資本家、走資派之家，那麼對不起，廢話少說，置辦棉襖、棉褲、棉帽、棉鞋，北上吉林，插隊落戶，這是等外，自不必說。

1969年春天到吉林扶餘插隊，當時十六歲，同去的大多數同學十五歲。說起來，十五、六歲不算大，但當時並不覺得自己還是少年。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但觸及皮肉，而且觸及靈魂”，父母都是心力交瘁，自顧不暇，自己覺得早已成年，既然不夠資格當兵、進工廠、去兵團農場，插隊落戶就是理所當然之事，大可不必自怨自艾。接到通知後，花二十二塊，買了一隻膠合板的箱子，收拾收拾行李，打點打點日常用品，撿了幾本《農村醫療手冊》、《反杜林論》之類的書，裝箱綑紮妥當，然後借了一輛三輪，拉到學校集中裝運。

看到眼下娛樂界一些當紅小生，五尺多高、二十多歲的男子漢，動不動嗲聲嗲氣，捏着港台腔聲稱“我是一個男孩”，總覺着彆扭。其實，用不着挑眼，一代人說一代人的話，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您聞不慣人家的奶油味兒，人家也見不得您的土腥氣，彼此彼此，咱犯不着當九斤老太。

話扯遠了，言歸正傳。記得是4月8號，滿載北京知青的列車抵達吉林扶餘的三岔河鎮。當天先是聆聽縣、鎮、公社各級領導做“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動員報告。上千號人擠滿鎮革委會禮堂，幾百男生一起噴雲吐霧，室內烏煙瘴氣，能見度極差，主席台上各位領導的尊容在繚繞的煙氣中時隱時現。座中不乏所謂“頑主”，個個血氣方剛，橫眉立目，隔着十幾排座位相互叫板，滿嘴江湖切口，“刀子板帶”之類，大有喧賓奪主之勢。領導聖明，不多羅嗦，動員大會草草收場。這幫知青遠則坐汽車，近則坐馬車，各奔各的“廣闊天地”，至於是否“大有作為”，就是見仁見智的事了。

一掛馬車跑了八里路，把我們十四個知青拉到了生產隊。車老闆兒姓王名年，身體魁梧，滿臉絡腮鬍子，面相英武，眼神銳利精明。他不露聲色，擰着眉頭掃視了我們一眼，隨後大鞭子一甩，吆喝牲口上路。一路上，王老闆兒有一搭沒一搭地跟我們拉家常。他說：“你們放心吧，早晚還得回去。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一腳把你們踢出來就不管了。”王老闆兒只是隨口一說，我卻聽得心裡“各登”一下。同學們面面相覷，也都變顏變色。我胸無大志，本沒打算戰天鬥地，改造山河，可當時一門心思紮根農村，絕不敢妄作他想，這位王老闆兒怎麼肯定我們早晚得回去？再說，“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是毛主席為中國革命、世界革命制定的偉大戰略決策，怎麼是“把你們踢出來”？而且不加考慮，不由分說，就是“一腳”？不管心中疑慮再多，人家是貧下中農，咱只有老老實實接受再教育的份。現在看看，當年一起插隊的十幾個同學，如今沒有一個留在農村。王老闆兒要麼是歪打正着，要麼是有特異功能，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要麼是料事如神，體現了農民樸素而深邃的智慧。

坐馬車，走土路，路面坑坑窪窪，大夥兒雖被顛得七葷八素，倒也嘻嘻哈哈，頗覺新鮮。後來才知道，從村里到鎮上往返十六里，如能坐上馬車，實在是一種難得的奢侈，一要隊裡恰巧有上鎮裡幹活的馬車，二要車老闆心情不錯，而且跟你關係夠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