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早在下鄉之前，這段語錄就已背得滾瓜爛熟，雖說不至於溶化在血液中，也在腦子裡建立起了相當固定的思維模式。

插隊落戶來到屯子裡，“親不親，階級分”這根弦繃得很緊。遇到社員，先打聽是貧下中農，還是地主富農。如果得知某個社員是地主富農或是地富子弟，“階級鬥爭”思維模式立刻啟動，對方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似乎都隱隱透出幾分陰險狡詐。當時描寫農村生活的電影，比如《艷陽天》、《金光大道》、《青松嶺》、《戰洪圖》，情節都以階級鬥爭為主線層層展開，最後地富分子狗急跳牆，被火眼金睛的貧下中農抓個正着，社會主義新農村雲開日出，毛澤東思想陽光普照，劇終。

在屯子裡時間長了，這種思維模式開始動搖。社員中的地主富農和地富子弟，無一例外，個個都是好莊稼把式，干起活兒來勤勤懇懇，一絲不苟 –– 這並不是出於迫不得已，而是出於一種習性。這種習性曾使他們成為農村裡的富人，後來又僅僅因為是富人而被稱做“壞人”，而無論作為富人還是“壞人”，這種習性終歸是跟定了他們。我們知青還注意到一個現象：家境好壞不論，地主富農和地富子弟幾乎都是衣着乾淨整齊，沒有一個骯髒拉遢的, 屋內屋外也收拾得利利落落。

我們隊只有一個地主，姓王，五十多歲。王地主身量瘦小，窄長臉兒，面色焦黃，細眯眼，留着兩撇細細的八字鬍，活脫就是《半夜雞叫》裡的周扒皮。老王常年都是一身青布褲褂，打着綁腿，渾身上下都透着精幹麻利。解放前，老王在鎮上開着一家店鋪，雇長工種家裡的地，臨到土改，自然就戴上了地主帽子。老王干農活兒很有特點，無論鏟地割地，動作幅度小而精確，每下一鋤，每動一鐮，都能發揮最大效率。照社員們的話，就是老王的活計幹得俏。老王知道自己的身份，每天下地幹活兒，通常總是保持沉默，只聽不說。有時聽社員們爭論某個問題，老王實在忍不住，操着尖細的嗓音發表見解，往往都是一語中的。如果看到其他社員反應冷淡，或有人反駁，老王便立即住口。

高老五、高老六是一對富農兄弟，四十多歲。哥哥高老五一張四方大臉，面如重棗，虎背熊腰，望去好似半截鐵塔，走路外八字，腳步紮實，在身邊走過，似乎可以聽到“咚咚”之聲。高老五嗓音極為低宏，如果唱戲唱歌，必是黃鐘大呂。可惜這樣一條好嗓子，只在吆喝牲口時才算派上一點兒用場。高老六高度近視，一副小圓眼鏡看上去年代久遠，鏡腿兒只剩一隻，另一邊用麻繩掛在耳朵上。兩兄弟性情憨厚，都是紅臉漢子，不論是幹活兒，還是說話，哪怕讓人挑出一點兒毛病，臉上就臊得掛不住。

有一天，我和幾個社員脫坯，高老五在我旁邊。脫坯時，幾個人一字排開，一人緊挨一人，脫完一塊，取下坯模子，倒退一步，接着脫下一塊。干脫坯這活兒，最怕被“套住”，也就是形成被兩邊脫好的土坯夾在中間的局面，因為這樣一來，就會礙手礙腳，幹活兒的難度大大增加。有了這層關係，每到脫坯，社員們常常互相較勁兒，使出看家本事，看誰能把誰“套住”。脫坯本是我的弱項，而高老五則是有名的快手，偏偏排在我的下手，於是心裡嘀咕：這回是在劫難逃了。心裡越是發毛，手上越是章法大亂。這時，高老五隻消稍一發力，我就是“套中人”了。可是，高老五穩穩噹噹，我快他就快，我慢他也慢，總和我保持一步距離。我抬頭看了他一眼，他朝我微微一笑。我登時明白了他的一片好意。這樣一條粗壯的大漢，心思如此細密，讓我非常感動。

我們集體戶的鄰居是富農，姓彭。老彭兩口子有三子兩女。彭氏三兄弟都已成年，老大蘭閣、老二蘭富結婚後搬出單過，老三蘭德和兩個妹子跟爹媽住。一天，隊長派我和蘭富在大豆田裡壓滾子。所謂“壓滾子”，就是人牽牲口，牲口拉石滾，把剛播完種子的田地壓實，以利保墒。那天，我牽一頭大叫驢，蘭富牽一頭騍馬。大叫驢專司配種之職，平日養尊處優，只在春天播種季節拉幾天滾子。幾趟滾子壓下來，我和蘭富同時來到地頭，相距二十來米。這時，大叫驢突然起了性，猛一昂頭，我手裡的韁繩脫了手，隨後大叫驢一聲長嘶，撒開四蹄，朝那匹騍馬飛奔而去。大叫驢拖着兩百多斤的石滾子，如果奔到騍馬跟前，亂來一氣，後果不堪設想。事情來得突然，我目瞪口呆，兩腳就像釘在地上，一動也不能動。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蘭富一個箭步越過騍馬，迎面沖大叫驢跑去。來到大叫驢旁邊，蘭富先伸手抓住驢嘴邊的嚼口，隨後就勢轉身，跟着大叫驢飛跑，一邊用身子緊緊靠住驢身向外頂，一邊用抓住嚼口的手把驢頭死命向外推，同時厲聲呵斥。大叫驢在蘭富施加的雙重壓力之下，終於偏離了既定奔跑路線。待到大叫驢安靜下來，蘭富把韁繩交到我手裡，叮囑道：“這回攥緊了，可不敢鬆手。”我連聲道謝，蘭富只淡淡地說：“這有啥。”

隊裡的富農們平素謹言慎行，只有老劉例外。老劉年紀大約在五十左右，身材極高極瘦，總得在一米八五以上，背駝得很厲害，兩腮深陷，濃眉深目，眼神飄忽不定。抗戰時期，老劉投軍報國。解放軍1948年打四平，老劉隨國民黨守軍被俘，當了幾年所謂“解放戰士”(被收編進解放軍部隊的被俘國軍士兵)，後來就退伍回鄉了。由於家裡有一些田產，老劉定了富農成分。人前人後，話里話外，老劉總要顯出自己是見過世面的人，鄉親們對他這一點很不待見。不過，老劉的確眼界很寬，談吐不俗，從不議論家長里短，開口不是國計民生，就是世界局勢。老劉在社員們面前大約有曲高和寡之感，所以常常到集體戶串門兒，就國內外大事發表一通議論，還抱怨社員們手太快，每天報紙剛剛送到，就撕了捲菸，害得他只好蹲在炕頭上聽他的破匣子。

老劉過日子不大算計，常常手頭拮据，有時便向知青借幾個錢應急。我曾借給老劉五塊錢，時間久了，也就忘了。幾年後，集體戶散了。我離開屯子的一天前，老劉來到戶里和我道別。他坐在炕沿上，比平日沉默了許多，臉上的神情透出深深的失落。臨走時，老劉從兜里掏出五張皺巴巴的一塊錢票子遞給我，不好意思地說：“日子緊巴，拖到這咱才還，這是咋說的。”說罷，推門走了。隔窗望着老劉佝僂的背影，我想：老劉啊老劉，我們都走了，以後還有誰聽你高談闊論呢。

聽社員們說，我們隊裡好幾個富農都是辛辛苦苦扛了半輩子長活，省吃儉用，攢錢買地，剛過上好日子，遇到土改，於是成分定為富農，成了黑五類(地富反壞右)。他們本來走的是同一條致富之路。幾千年來，這條路從來都是一條最穩妥、最規矩、最為人稱道的路，偏偏到了上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改朝換代，宣告此路不通，走在這條路上的人統統栽了跟頭，而且碰得頭破血流。他們從此被打入另冊，在人前抬不起頭。他們的兒女戴着“富農子弟”帽子，走到哪裡都矮人三分，不僅參軍、上大學沒份兒，有時和人爭執起來，無論有理沒理，對方只消一句“你是富農子弟，還說啥呀？”馬上就得閉嘴。這付無形的重擔，每時每刻都壓在身上，這層濃濃的陰影，每時每刻都籠罩在心頭，箇中滋味，恐怕只有當事人才體會得出。幾十年後，老路重新放行，舉國歡呼英明決策。然而，對千千萬萬“黑五類”及其子女無端蒙受的慘重損失，無人承擔責任，無人表示歉疚，好像一切都不曾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