隊裡的男社員們個個抽煙,從半大小子到老漢,人人煙不離口。插隊前,早就聽說過“東北三大怪”,其中一怪是“大姑娘叼個大煙袋”。我們屯婦女抽煙的不少,但很少見年輕姑娘噴雲吐霧,更沒見過大姑娘叼大煙袋。或許,時過境遷,民俗也有了變化吧。
除了幾個老漢叼煙袋,老鄉們不拘男女,都是自己捲菸。香煙是用來招待稀客、貴客的,平時家裡來了串門的鄉親,遞上裝着煙葉的煙笸籮,就算盡了地主之誼。鎮上百貨店裡香煙種類不多,都是吉林本省的產品。上品是“大生產”,一盒三毛二;中品是“迎春”,兩毛;下品是“勤儉”,一毛五。最差的香煙是白盒,沒商標,據說是用下腳料做的,裡面煙梗子很多,要火兒(吸的時候容易滅),味道也有些曖昧,九分錢就能買一盒,所以俗稱“九分筍”。社員家裡一般都備着一盒“迎春”待客,不算太貴,也還拿得出手。社員們自己捲菸,不抽香煙,有着一套說法:“煙捲兒沒勁兒! 光燎嗓子,不過癮! 試試咱這蛤蟆頭(一種煙葉),照肺葉子裡來一口,看不噎你個跟頭!”
遵照上面的規定,隊裡訂着一份人民日報,此舉深得民心。捲菸要用紙,所以報紙是搶手貨。郵遞員把人民日報送到隊部後,往往不出幾分鐘,報紙就被裁成大約一寸寬、兩寸長的紙條。報紙的白邊兒最受歡迎,沒油墨味兒。有時見到社員嘴裡叼着紅煙捲,煞是醒目,定睛細看,原來是套紅印刷的最新指示。文革期間,一些人由於無意中褻瀆了偉大領袖而被投進大牢甚至槍斃,人數究竟多少,恐怕永遠無從得知了。插隊之前,這種事聽過不少,而且多半對領袖的不敬嚴重程度遠不及紅煙捲,就已大禍臨頭。剛開始,眼看着貧下中農們一口接一口,滿不在乎地把最高指示化做縷縷青煙,心中不禁暗驚。後來看得多了,也就坦然了。畢竟城鄉有別,貧下中農的思想跟不上革命形勢,於是農村許多現行反革命得以漏網。然而,從大興殺人、廣西吃人來看,革命大潮之下,農村未必可做世外桃源,但運動的暴烈程度會因各地民風差異而有所不同。我們那一帶民風敦厚,“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大抵只是虛應故事,敷衍上級領導,所以文革中極少有人無端遭難。
在屯子裡,紙是稀罕物件,專用的捲菸紙買不起,手紙更不用說。有一個小青年告訴我,可以把高粱桔一劈兩半,用中間的瓤子做手紙。這個小青年是熱心腸,見我將信將疑,便順手從一個柴禾垛抽下一根高粱桔,麻利地做好一小把“手紙”遞給我,說:“試試唄,成舒服了。”(“成”是“特別”的意思)我接過“手紙”,左打量右打量,再用大寫意手法凌空試試,猶豫再三,還是鼓不起勇氣遵照毛主席的教導變革梨子,於是也就終於不知道梨子的滋味。
我們那裡民風嚴肅古板,雖不到“男女授受不親”的地步,但男女之大防還是很講究,以致自由戀愛的事很少見。男女社員幹活兒通常不在一起,偶爾碰上,大姑娘、小伙子之間難免調笑幾句,但也僅止於此。一時忘形,話說過了頭,就會遭到上年紀的人厲聲呵斥。不知出於什麼原因,我們屯小伙兒娶的都是外屯姑娘,本屯的閨女則是嫁到外屯。男婚女嫁,完全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訓。先是媒人上門說親,父母覺得不大離兒,便約定日子,男方到女方家相親。相親很關鍵,好事是否能成,往往在此一步。我們屯有位青年,外號“趙大耙”,老實本分,就是飯量奇大,而且吃相欠佳,不管稀的稠的,都是狼吞虎咽,一副餓死鬼模樣。趙大耙幾次相親,都因吃相不雅而告吹。好不容易,又對上一門親事。出門相親前,長輩們千叮嚀萬囑咐,要他在飯桌上務必檢點小心。不幸,這次相親還是以失敗告終。原來,那天女方父母請趙大耙吃餃子,大耙牢記長輩的教導,在飯桌上強做斯文之狀,剛吃了三個餃子就撂筷子。結果,女方父母對媒人說:“這人不中,不實誠。”可憐的大耙,不知後來什麼時候才娶上媳婦。
如果相親順利,男方向女方交過彩禮,就等新媳婦過門了。彩禮分四百元、五百元、六百元幾等。男方家境越好,離女家越近,女方彩禮收得越少。我們屯的閨女嫁到西荒(幾百里之外的一片地區,很窮),男家都要交六百元彩禮。交罷彩禮,新媳婦過門兒之前,假使女方反悔,就要退還彩禮,如果反悔的是男方,彩禮就拿不回來了。退親被看做不光彩的事,好像很少發生。
每個集體戶都有一位老貧農“戶長”。我們的戶長畢大爺五十來歲,育有三女一子。老大秀蘭,老二秀霞,生下老三,又是閨女。畢大爺盼子心切,便給三閨女取名“岔子”。不知是歪打誤撞,還是岔子的神通,兩年過後,畢大爺果然抱上了大胖兒子。畢大爺意猶未足,給兒子起名“漏子”,用意非常顯明。可惜,這回名字不再靈驗,畢大爺的弄璋之喜止於漏子。話扯遠了。一天,鏟地歇歇兒,和一幫女社員碰到一起。幾個婦女唧唧咕咕,說是畢大爺的二閨女秀霞訂了親,過些日子就要過門兒,嫁到西荒。我聽到這話,不由四下張望幾眼。只見秀霞獨自一人,遠遠蹲在地頭,神色漠然。不久就要遠離爹娘,孤零零去一個陌生地方,和一個只見過幾面的男人居家過日子,未來生活是茫然一片,只能聽天由命。秀霞姑娘當時的心情,一定糟透了。有專家說,包辦婚姻與自由戀愛相比,自有優越之處。不知專家做研究時,是否把秀霞們的感受算做一個評估因素。
春種夏鋤秋收,冬天刨糞送糞,上年紀的人喊叫“累拉拉胯了”,可年輕人還是精力過剩。有一幫愛跳愛唱的,居然排出了一整出《沙家濱》。公演那天晚上,屯子裡熱鬧得翻了天。三隊隊部場院裡有個土台子,誰也說不清建於哪年哪月,正好充做戲台。院子裡有一根電話線杆,中間掛一盞氣死風燈,點起來,呼呼作響,亮得耀眼。我們屯這個版本的“沙家濱”似乎是自創劇種,腔調介於二人轉和評劇之間,有兩把二胡、一支嗩吶伴奏,再加上一面鑼,一面鼓,台上唱得熱熱鬧鬧,台下看得高高興興。演員們唱念做打都很賣力,不大一會兒功夫,臉上重重的油彩已被汗水沖得深一道、淺一道了。台下觀眾不論男女老幼,對台詞都很熟悉,所以馬虎不得。胡司令一不留神,說出一句“阿慶嫂?日本人(應為“自己人”)!”台下立刻哄堂大笑。後來,郭建光唱道:“要防止驕傲的情緒蘿邊(蔓延)滋長。”觀眾們倒很大度,不去計較。不知什麼緣故,《沙家濱》只演了一場,戲班子就散了伙,很可惜。
不管上邊怎麼折騰,不管生活變得多麼困苦,農民都老老實實過着自己的日子。既然日子總歸要過,與其愁眉苦臉,不如苦中作樂 -- 不准唱《四郎探母》,咱就唱《沙家濱》,不准推牌九,咱就打撲克。若論百姓的堅忍馴良,中國農民應能排在世界首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