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肇中印象與楊振寧見聞

玄野

楊振寧先生與李政道先生合作提出宇稱不守恆理論，這是華人第一次獲得諾貝爾獎。十九年後，丁肇中先生第二次為華人得到這一殊榮。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三位科學大家成為中國在數理研究方面的偶像，也極大促進了中國理工基礎教育的普及與深入。

三位科學家對中國基礎物理的學科發展都有不同的幫助。丁先生對中國物理學界傾注了大量精力，其中最為人熟知的就是具體指導了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建設運行以及對相關科技工作者的提攜。九十年代，他為籌備阿拉法磁譜儀到世界各國化緣。九六年夏天到我們所來謀求合作並向政府要錢。首先他做了一個非正式的小型講演，其中列出了世界上幾個最大的基礎物理工程（記得是七個），並且總結了這些實驗室修建的目的和最終的發現。這些設施最一致的共同點是都沒有發現物理學家們預先所要的東西，卻歪打正着地揭示了其他物理現象。提及他現在的計劃，他說到，就象以前的那些實驗設施一樣，我們準備用這個裝置捕獲外太空的某些基礎粒子。但是，結果可能象以前的工程一樣，計劃落空，卻意外得到其他發現。我們可能發現的是什麼呢？他在黑板上劃了一個大大的問號，嘿嘿一笑就沒有了下文。一般說來，找人出錢你總要說點別人愛聽的，畫個大餅什麼的，這丁先生非但不說好話，反而在說壞話了。這分明是在對中國政府說：掏點錢吧，我幫你們去打水漂。顯然，丁先生秉承了魯國祖先孔子的求知準則：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雖然本人離開科學研究許多年，丁先生在執着求知方面的深邃見解與力行一直給我深刻的影響，甚至影響到個人信仰追求。據說，2004年丁先生在南航的演講中對學生的提問同樣是回答了三個乾脆的＂不知道＂。“您覺得人類在太空中能找到暗物質和反物質嗎？” “不知道。”　“您覺得您從事的科學實驗有什麼經濟價值嗎？”　“不知道。”　“您能不能談談物理學未來20年的發展方向？”　“不知道。” 看來先生的理念實在是執着。

作為理論物理學家的楊振寧先生就是另外一個風格，而且最近還在演講中批評中國大學教育限制了學生的思維，首先就是反對孔子的那句話。當然，中國的教育比美國那邊更注重權威的正確，缺乏討論的氣氛，也的確固化了學生的思維。但是這一點跟孔子所確定的知識準則並不一定有關係。人對真理的執着和在知識面前徹底的忠實正是人們求得真知的最基本原則。人的創造力和開放型思維擺脫束縛是針對權威的人和固定的理論而言的，而不是針對事實和邏輯的真實而言的。一個開放的頭腦真正需要堅守的，正是對事實，對歷史，對上帝的忠誠，而不是利用各種不同的思維途徑來用邏輯知識構造一些自己在感情上利益上預先設定好的目標。

關於丁先生的那次造訪還有兩個故事可講。當時的演講組織者安排我們所的最年輕亮麗風風火火的四川小姑娘在演講前給先生獻花。從那女孩兒走入丁先生視線到獻花完畢走出視線，先生一直一聲不響用詫異與不解的眼神盯着她看，搞得我們這位女同事一直沒敢抬頭。透露的意思好像是在責怪一個閒雜人員不必要的動作干擾了演講的主題。這山東人的倔脾氣可是遺傳得很到位，腦子裡根本就沒有給官員面子的那根弦兒。

下午他去參觀我們的實驗室，後面跟着的是在形象上與丁先生形成鮮明對比的何祚庥院士。和我聊了兩句之後，他做了一個十分驚人的動作，毫無預示的急速走到實驗台的儀表前邊抓住儀表搖晃了兩下。這着實把我嚇個不輕，一生來鮮有的手足無措。那塊儀表其實是整個測試設備中最讓我們不放心的地方，常因為莫名其妙的原因顯示不正常的數據，聯試過程中我們都儘量躲着不碰。有人碰它，我們都會制止，但丁先生的身份卻又讓我們不能這樣做。丁先生走後，在場的一位和我合作的老師說，他是突襲性的看一看咱們工作的細緻程度，先生眼光銳利，選點很準。

丁肇中先生是國際交流會議中比較執着的中文使用者。中國大陸的大部分高級精英學者更傾向於使用英文，即使參會者絕大部分講漢語，也會以國際場合的原因而用英語發言。丁先生在類似的情境中有過多次這樣的處理方式，最著名的就是在諾貝爾獎頒獎儀式上歷史上第一位用中文發表感言。

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時代，是中國在教育與社會發展上重理工輕文史的肇始。那個過程中，三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無疑對中國人的數理狂熱起了推動作用。在中國自由開放的時刻，利用自己的能力與影響，讓祖國重新回到尊重科學尊重人才的正軌上來，的確應該算做很高的功德。至於日後過分注重科技的物質建設能力，從而導致國家民族與社會在人性與道德建設上的崩潰，應該也是幾位科學家力所難及的事情。當然，這種失誤的責任派不到他們的頭上。從歷史發展角度看，這種坎坷是狂熱共產主義和片面物質至上以及狹隘民族主義之後的必然。在八十年代，對古今中外的所有成功的價值理念依然是排斥狀態，孔孟之道老莊之學是封建腐朽糟粕，佛教是麻痹人民的催眠藥，耶穌的愛人如己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幫凶，自由民主博愛是資本主義愚弄人民榨取無產階級血汗的工具，唯有辯證唯物主義是正確的科學的世界觀。在那樣的人文環境下，除了可以用作工具的科學之外，人類精神道德方面的所有其他成果都被排斥，沒人敢於問津。

本來解放思想應該從人性道德和價值觀念入手，但是在那種時代，因為必須照顧人的思維慣性，顧左右而言他地從科學數理打開局面，可能是聰明的選擇，也可能是歷史的必然。中國在其後的發展中沒有延續這種聰明，而是過度沉迷於物質生產，中止了八十年代中期發韌的思想解放與價值理念歸正洪流，導致社會發展延宕了二十餘年。到底這是上蒼的安排，還是某些人逆天而動，需要中國人仔細思考一下。科學還是科學，楊先生丁先生在數理方面的超高素養與妙絕理解對中國相關領域的教育與科研依然是價值巨大。但是，中國發展的核心問題是什麼，如今中國迫切需要的是什麼，在國家決策層與民眾的內心裡已經不再如三十年前那麼懵懂了。如果局限在物理學術領域，當然楊丁二位先生有着一言九鼎的作用；而在社會整體方面，就是另一個情況。如果簡單以自己的學術地位與個人威望來評判中國的社會與教育狀態，也許只能起到為官員站台，替政府表功的作用。

丁先生很少有新聞，除了學術界為人熟知外，市井往往鮮聞其名。因為行業間的隔閡與對中國社會了解的有限，將自己的言論局限在個人專業領域可能是比較合適的策略。個人的哲學理念和社會觀點也自然從自己的身體力行中流露出來。這和楊先生有所不同。楊先生除了因為家庭生活方面的創舉多被人提及外，在社會方面的創新性見解也提高了自身的人氣。因為他的見解與民眾所見到的差異很大，卻符合官員的期待，所以人們往往質疑楊先生的智慧到底屬於哪個領域。我從來不懷疑楊先生的智力水平，在其專業範圍內如此，在社會層面上也不輸各類精英。我們普通人能夠看到的問題，他肯定思考得更加深入。問題是，他表達個人理念想要達成什麼目的。以先生的成就威望與所享有的待遇，真不知道有何必要如此配合某些官員。